当代中国传媒娱乐化的反思及其应有价值追求

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回顾与前瞻.ppt

摘 要：当前盛行的传媒娱乐化的文化实质是媚俗，媚俗的传媒娱乐化导致了诸多文化弊病：它既缺乏对人本身价值的深层次尊重与关怀，又缺乏对严肃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在思想内涵与审美品味缺失的同时，还对道德价值与意义进行了后现代性消解。事实上，当下的传媒娱乐完全异化了传媒的娱乐功能，它夸大了娱乐功能在传媒实务中的地位，以至于偏离了传媒娱乐功能的初衷。真正好的娱乐是健康的、美的，也是法律许可与道德认可的，而且也是能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娱乐。

关键词：传媒娱乐化；媚俗；后現代性；道德

一、低俗传媒娱乐化的实质是媚俗

娱乐功能是大众传媒的主要功能之一，然而，近30年余来，我国的传媒娱乐化浪潮却日渐走向了低俗化、琐屑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的歧途。有研究者认为，当前我国传媒娱乐化的偏失根源在于传媒市场化改革的缺失。也有研究者甚至认为，低俗化、粗俗化的传媒娱乐化导引了低俗化的社会风气与品格，治理当下社会文化的粗鄙之弊应当从治理传媒娱乐化入手。这两种观点都道出了当前我国传媒娱乐化弊病的某些方面，但都没有真正揭示出当下传媒娱乐化的文化实质。

确实，从传媒娱乐化的进程看，传媒娱乐化与传媒市场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传媒市场化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初，其标志性事件是1978年财政部批准的《人民日报》等八家报社实施企业化管理的报告。自此，我国传媒行业就开始了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向“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转变，即在不改变传媒国有制的前提下，国家财政逐步减少经费投入，此后更是推出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财政不给补贴”政策。在后来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把这种双轨制的改革解读为传媒乱象，包括传媒娱乐化的原罪之源。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赋予传媒以双重身份或属性：一方面，“事业单位”彰显的是媒体在体制中的“国有性质”，是为公共服务的社会舆论机构，其定位是在政治方针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舆论引导者以及主流价值的道德教化者；另一方面，“企业化管理”强调的则是媒体的产业属性，即其作为自主经济主体的属性。这意味着媒体必须通过自主创收以谋求发展。在实际的传媒市场化进程中，媒体的产业属性及其作为经济主体的经济创收功能被片面夸大，甚至被奉为传媒运营中的主导性、决定性方面，以至于凌驾于它作为公共服务的社会舆论机构属性之上。与之相应的是，许多媒体都将自身的经济效益原则凌驾于公务服务原则之上，表现出了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倾向。换句话说，相当一部分传媒机构在片面强调其产业属性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忽略了自己作为公共服务的社会舆论机构的属性及基于此的责任与应当。

然而，把当下的传媒娱乐化完全归因于传媒市场化的理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当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传媒在双轨制下的身份或属性并不是必然对立的：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基本点在于国家政治生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这种宗旨贯彻到传媒实务中就应是媒体以服务受众，满足受众的需要为最高目标。在市场化的理论中，满足受众需要即意味着得到其关注并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进而能从市场占有率中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因此，从理论上讲，在为公众服务的社会舆论工作方面成就卓越的媒体，其作为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益同样可以很出色。由是观之，传媒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媒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同样，传媒市场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传媒娱乐化相关，但它却不是传媒娱乐化的最根本原因。

也有学者在批评传媒娱乐化时指出，传媒娱乐化引导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低俗化社会风气与品格。这种解读探察到了当前大众传媒对人们的文化认知、社会教育乃至于行为的决策与品格的塑造等方面的强势影响，但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社会文化对传媒更为本根性的文化导向性。从文化的层面审视，娱乐化浪潮能得以成为潮流，其本身说明这种娱乐化尽管低俗、庸俗甚至粗俗，但其趣味、品味却是拥趸甚众，这种文化态势表明：传媒引导大众文化趣味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大众的娱乐化需求也是当下传媒娱乐化的原动力所在。这即是说：当前传媒低俗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的娱乐化浪潮其实是媒介文化与大众文化互动的产物，而不只是传媒单方面的主导。至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低俗化，可深究至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由前现代向现代、由封闭的一元性社会向开放的多元性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公众的社会心理往往趋于脆弱甚至迷茫无助，并会伴随着产生诸如“物欲化、粗俗化、冷漠化、躁动化、无责任化和浮夸虚假化”的“病态社会心理”①。在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支配下，人们更倾向于强调感官刺激、消遣娱乐而无视精神净化。娱乐化的信息因此更受受众欢迎，而且，越是低俗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的信息，其受追捧的程度亦越高。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也表明：一般受众在接受信息有时候大多会受到惰性心理的影响，即人在接受信息时，往往趋向于选择省时、省力就能获取的信息。美国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曾在其《人、讯息和媒介》一书给出了一个公式：

报酬的承诺所需付出的努力=选择或然率

所谓报酬的承诺是指媒介讯息能满足受众需求及其程度；所需付出的努力是指媒介讯息获得性的大小，对于媒介讯息的选择，一般受众考虑的是所需花费的时间、金钱及体力、情感投入，等等。“施拉姆公式”表明：人们在选择媒介讯息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预期报偿可能越大且所需付出的努力小的讯息。相关研究揭示的问题是：当下的传媒娱乐化其实是传媒刻意迎合作为受众的社会公众特定心理需求的结果。因为，与严肃的新闻节目或深刻的文化节目等节目相比，娱乐化节目更容易受一般公众所欢迎，那些严肃的新闻节目或深刻的文化节目往往要求受众在接受信息有付出某种程度的努力，如进行主观性和能动性的创造，或者调用其原有的经验、理解、决定和判断等，又或者要求受众积极关注并作进一步的解释与解决性分析，等等。而娱乐化的节目则能让受众无须付出太多精神上的努力就能从舒适和愉快中兴奋起来，它可以使人在几乎勿需付出的情况下就能获得娱乐的快感。由此不难看出，当前传媒娱乐化的文化实质是媚俗，是大众传媒对受众趣味的曲承与迎合。大众传媒固然能引导舆论、指导时尚，但是，大众传媒舆论导向的方针与立场、以及它所倡导的文化型态与趣向又与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公众趣味直接相关：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到大众传媒的价值取向，而公众的文化趣味则会直接决定了大众传媒的文化定位与风格。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指出，现如今，“传播媒介的私人占有和对利润的追求已经导致它注重大众文化，大多数消费者的兴趣爱好主导着传播媒介的内容”。并强调说：“很清楚，这种内容往往缺乏艺术性、知识性和教育性。”②也就是说，当代传媒低俗化的实质是大众传媒在迎合部分社会公众低俗、庸俗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品位，而不是相反。在当下传媒最受诟病的道德价值导向问题上同样如此，部分研究者认为大众传媒应当对当前的社会道德普遍失范现状承担责任。然而，事实是，大众传媒对道德上的“善 ”与“恶”理解或立场原本源自社会生活，换句话说，道德善与恶及其判断机制是一个由社会或社会生活来规定的“前媒体”概念。因此，低俗化、粗俗化的传媒娱乐化因其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下社会文化的低俗化及社会道德失范的现状有所关联，但将传媒视为问题的根源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二、低俗化、粗俗化的传媒娱乐化的文化弊病

从哲学·伦理学的维度审视，媚俗的传媒娱乐化导致了诸多文化弊病：

第一，对人本身价值的深层次尊重与关怀的缺失。媚俗的传媒在关注社会事件或社会问题时，往往倾向于关注事件的炒作性要素，而不关注人本身。因为，基于媚俗的娱乐化媒体期望通过挖掘事件中的爆炸性、轰动性娱乐元素以吸引受众关注，而事件中的人之存在的社会价值或是他们的行为与处境所引起的社会反思却在娱樂化的趋向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一种极端媚俗的娱乐化取向下，人，特别是社会重大事件、闹剧乃至悲剧中的个体或群体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关怀，相反，娱乐化的趋向还将对事件的关注引向了一个极其悖谬的方向：罪恶不是被批判，而是作为噱头被嘲笑，罪恶的主角不是被推向道德的审判台，而是被附魅乃至英雄化③。在追踪报道徐翔等人操作股票的案件中，徐翔被诸多媒体神化为在股市中无所不能的股神，甚至他做局坐庄的行为都被吹捧。在曝光股市乱局中，部分媒体既不关注事件真相，也不关注被“股神”反复伤害的广大散户及其权益问题，股市监管与金融市场的完善等更趋严肃的相关问题更是少有涉及。在一些关于个人隐私的事件中，情况则是：隐私不是被保护起来，而被争先恐后地曝光，甚至无限放大。有人因此把娱乐化媒体比喻成满足公众窥私欲的公开舞台，实在是不无道理。

尤为值得反思的是，过于媚俗的传媒因极力迎合部分受众的低俗趣味而对社会弱势、边缘人群缺乏关注，漠视他们的存在、忽视他们的需求。在一些媒体及媒体人看来，社会弱势、边缘群体既不关注传媒的信息，也不具备媒体广告的潜在客户的购买力，对他们的关注没有经济意义。因此，娱乐化的主力或主要服务对象大多以白领、小资、乃至“新新人类”为主，针对普通平民百姓特别是为困难企业职工、下岗工人服务的节目和栏目则要少得多。在传播内容上，反映弱势群体的价值观念、思想感情、生活方式的东西越来越多，而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反映他们的愿望、要求、呼声的节目却越来越少④。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边缘群体的边缘化与弱势化。“很明显，大众传媒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不愿意长期关注弱势群体，商业的逻辑则使其在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中更多的是能采用一种炒作的姿态，而不是旨在作为长时间的利益代言人。对于本应关注公众生存状态、为弱者鼓与呼的大众传媒来说，这是一个极需反思的现象，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这种对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漠视尤显背离了整个社会建设工程。对大众传媒来说，真正的人文关怀不仅仅是以受众为本位，而更应对受众的人生终极关怀为最终目的，这是媒介的社会责任的应然内涵，不容删减”⑤。

第二，对严肃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关注。一方面，娱乐化媒体不可避免地走向低俗化、粗俗化。因为，娱乐化媒体选择信息或节目的标准是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公众的兴趣，而不是事件本身的社会价值。换句话说，娱乐化媒体最热衷于能挑逗起公众兴趣的内容，只是因为这些内容最具收视率与经济效益意义。娱乐化媒体不屑于关注严肃的重大社会问题，原因在于这些问题过于严肃，且缺乏娱乐因素，不太符合普通受众的口味。科林·斯帕克斯曾指出：对许多人来说，了解曼彻斯特联队的竞赛纪录，要比了解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议会在生育问题上的投票记录有意思得多，但这并不是说体育知识更加重要。任何一种民主理论，都要求公民，包括普通公众应具有起码的关于政治核心问题的基础知识，应具备基本的政治参与和公共讨论的意愿与能力，这是具体实现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而娱乐化媒体的低俗化与粗俗化显然不能给提供这些实践公民权利的必要知识。另一方面，即使是传播、报道严肃的重大社会问题时，娱乐化的倾向或动机往往导致报道的不适宜性。这在新闻报道中尤为明显。因为娱乐化的新闻报道方式及其图片选择总是试图把公众的注意力导向琐屑的细节或有炒作性的娱乐化元素而避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在当代娱乐化炒作的标志性事件——戴安娜王妃案、辛普森杀妻案及克林顿绯闻案中，娱乐化的导向就非常明显，媒体极端关注戴安娜王妃事件，并不是为了反思当时的交通安全事故以及对娱乐记者的各种不道德行为进行批判，而在于炒作英王室成员的外遇与家庭关系；媒体关注辛普森案，并不在于对反思美国的种族问题与司法问题，而是在于炒作体育明星的凶杀案；媒体关注独立检查官斯塔尔的报告和莱温斯基的一举一动，并不是在于反思美国总统的品行与美国的司法制度如何应对总统卷入这样的绯闻之中，而是在于炒作总统的风流韵事。正是这些娱乐性的节目，使大众放松或放弃了理性批判和世界重建的意愿，放逐了对生活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的真、善、美的价值判断⑥。

第三，思想内涵与审美品味的缺失。在对传媒娱乐化趋向的研究中，主流美学流派的学者大多把传媒娱乐化看成是人们审美生活的灾难：在娱乐化浪潮中，人们的审美已完全错位——在审美趣味日益趋于媚俗的低俗化与粗俗化过程中，“美”从曾经的理想精神的高峰跌落到俗世的生活享乐之中，蜕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快乐生活享受，心灵沉醉的美感转化为身体快意的享受。以新闻娱乐化为例：在新闻娱乐化中，“娱乐”大行其道，新闻，甚至严肃的文化新闻也彻底放弃了应有的社会关怀，放弃了对历史和未来的责任，变成了一个只能满足受众感官刺激的娱乐文本。在娱乐化的新闻图景中，事实的真实和历史的深度、新闻中原本应该有的关于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导向，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日常生活的世俗（庸俗）图画，以及如何刺激“快乐”的享受。这种新闻其实已经变异：因为，在这种新闻图景中，受众被预设为这样的存在：他们不关心自身感觉之外的世界，他们甚至根本不关心新闻究竟是什么东西，而只关心自身在感觉层面上是否获得最大的“快感”。在这种极度的宣泄及对感官刺激的迷恋中，人们彻底埋葬了新闻的真实与社会的正义，在低俗的娱乐化新闻中，我们读不出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正因为如此，欧洲主流美学流派的学者们也坚决反对这种娱乐化，在他们看来，“身体的感官和恶俗趣味往往是联在一起的，诉诸感官的艺术是‘媚而不是美，它所产生的是‘娱乐（‘消遣）而不是‘愉悦（‘升华）”。确实，娱乐化新闻已经偏离了“新闻”与“娱乐”的本义，而成为媚俗、低俗、色情、暴力等的代名词。大诗人歌德在谈到对群众趣味导向时曾说过：“对待群众，如果你是激起他们想要的情感，而不是激起他们应该有的情感，那就是个错误的让步。”可见，群众的一切需求，哪怕是情感需求并不都是合理的，传媒走向娱乐化也应当有一个度，或者说应更多地提供健康的、能激起他们应该有情感的内容，以高品位的内容去培养其情操，帮助他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这才是传媒必须遵循也本应有的职责与操守⑦。

第四，对道德价值与意义的后现代性消解。从哲学的角度审视，传媒的低俗化与粗俗化的娱乐化意味着对道德价值与意义的后现代性消解，它代表了娱乐化传媒在价值立场上的异化。后现代性本身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概念，一般来说，后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中所衍生出的反思性社会文化以及与其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立场或态度⑧。本文所谓的后现代性意指一种价值立场或取向，其主要特点体现在其解构现代性中所表现出来的非中心性、平面性或无深度性、复制性和大众性等。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当代中国尚处于一个未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后现代其实是一个与当代中国的思想事实并不完全相关的文化概念。然而，吊诡的是：当代中国传媒却已经在各个层面都凸显出了西方文化中的后现代性理论所勾画的诸多特点，有学者就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的传播时代在模式建构和总体理念上，似乎无意中融合了后现代主义的动态哲学”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传媒已经成为促动文化与价值层面的后现代转向的最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传媒，特别是娱乐化的传媒自身也表现出了诸多后现代性的特点。有学者甚至认为，后代理论研究中所勾画出的后代性特点在处于现代与后现代连续性之间的大众传媒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麦克卢汉与鲍德里亚通过“内爆”⑩理论揭示了具有后现代性特点的传媒的消极意义：它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主体，这主要体现在大众传媒对意义的消解上。鲍德里亚指出，媒介创造了一种新型文化，即“仿像文化”，并使之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在这种文化中，媒介以生产的“仿像”创造了现实的替代物，却又无法及于现实，而且，仿像的虚幻性与意义毫无关联。在鲍德里亚看来，大众传媒导致了传媒资讯和现实之间不再有什么区别，精英与大众，信息与娱乐之间的区分不再有效，新闻转而追求娱乐消遣的效果，用戏剧化的夸张的方式来组编它们的故事，政治和娱乐合于一体，各种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之间的界限好象被黑洞所吞噬了一样B11。当代社会虽然充满了信息，然而媒体制造的信息迷狂、信息的肿胀症却使意义内爆为毫无意义的噪音，不再有任何内容可言。在《媒介意义的内爆》一书中，他指出，正是由于传媒中的符号和信息把自身的内容加以去除和消解，从而导致了意义的丧失：在信息、传媒以及大众传媒的消解和去除活动中，信息吞噬了自身的内容，它直接摧毁了意义和指称，或者使之无效B12。在这里，意义已经不再需要各种深度的解释模式，因为意义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了。

鲍德里亚等人所批判的大众传媒对价值与意义的后现代性消解现象，不止存在于西方文化世界，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媚俗的传媒娱乐化浪潮中同样存在：当代中国的娱乐化浪潮中，部分传媒刻意营造出一种后现代语境及其文化立场，向大众传播“后现代”的种种含义，由此形成了一个浓厚的后现代传媒语境；并通过广告、商品消费、娱乐节目等方式向大众传递并提供思维素材、灌输后现代性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需要反思的是：在当今媒介化的时代，传媒话语已经成为大众进行思维和交流的主要符号，而后现代传媒话语和符号对大众的包围与影响，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大众与现代的接触基础，隔离了大众与现代话语、意识之间的纽带，从而消解了现代性——而这原本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现实性基础。站在现代性的立场反思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低俗化、粗俗化的娱乐化，可以发现，这种娱乐化还不仅仅意味着传媒对大众趣味的片面曲承与迎合，尤为严重的是，它在促推社会文化趋向于低俗、粗俗的同时，还解构了社会意义和价值：在这里，高尚价值成了嘲笑的对象，流俗反而变得崇高。“躲避崇高”一度喧嚣尘上即源于此，其势头至今未衰。事实上，躲避崇高并非真的要和崇高分道扬镳，其真实的意图乃是要摒弃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崇高，在后现代的辞典中，崇高被注解为“世俗的随意”，其本身即代表了对“崇高”的反动与反叛。在低俗化、粗俗化的娱乐化还通过灌输娱乐与享受的信条改变了许多公众关于生活方式的观念——电视节目、娱乐报道及各种广告所传达的信条是：拥有无限丰富的物质财富，特别是广告所宣传的财富即意味着幸福，意味着生活问题的全部解决；而在娱乐化的传媒的视野中，这些物质财富的获得似乎勿需通过艰辛的劳动。这种信条很容易使人们得出这样的设想：物质财富与社会的普遍健康和公民福利是高度同一的。循此逻辑，物质财富就成了最真实的价值标准。这种观念把娱乐、享受理解为生活的主体内容与方式，娱乐与享受被解读为生活的最大乐趣，这其实就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消费心态，这种消费心态的普适化同样深度地解构了现代性的价值与意义B13。

三、娱乐不远道：真正好的娱乐必定是道德的

虽然，传媒应当以提供满足受众需求的内容为己任，其节目也应当以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制作，但一味地迎合部分受众的低俗化、粗俗化趣味未必就是真正切合了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事实也已经证明，低俗化、粗俗化的娱乐化追求未必有良好的效果。媒体机构的有识之士们早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娱乐化中潜藏的危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主持人丹·拉瑟在论及美国新闻界泛滥的新闻娱乐化倾向时就曾指出：“我们已经变成好莱坞了，我们已经屈从于新闻的好莱坞化——因为我们担心不是这样。我们化重要为琐碎……我们将最好的时段给了闲言碎语和奇闻。”B14德国不莱梅电台的米歇尔·盖耶尔则指出：那种试图使新闻有趣的新闻娱乐化举措“最终与那种献媚取宠的新闻活动并无多大区别。”B15在当前传媒的各种版面、频道不断创改却又好象离受众越来越远的事实面前，传媒自身确实应该进行深刻反思了，什么才是传媒应有的品性？当前的低俗化、粗俗化的传媒娱乐化其实已经异化了传媒的娱乐功能，它夸大了娱乐功能在传媒实务中的地位，以至于偏离了传媒娱乐功能的初衷。对这种异化了的娱乐化的批判并不意味着要全然反对传媒娱乐化，事实上，真正的、适当的娱乐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因为，首先，真正的娱乐应该是健康的、向上的。健康的娱乐意指娱乐的形式与内容都应当是有利于人的成长与良好生活状态的维持；而向上的是指传媒娱乐功能的实现应意味着能给人以鼓舞、信心和力量，并且能启迪人们的智慧。其次，真正的娱乐应该是美的，这里的“美”是指符合美的规律与人们对审美的追求。传媒娱乐应当能始终给人以美感，从而帮助人们在娱乐中心境开阔、消除疲劳，获得真正艺术般的享受。再次，真正的娱乐也是法律许可与道德认可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各种娱乐活动，这是社会秩序化的基本要求。同时，传媒的娱乐化也应当普遍遵循一般的道德规则，而不是以非道德立场甚至是反道德为个性。最后，真正的娱乐应当是能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娱乐的民族特色是指在挖掘、整理、借鉴、吸收传统娱乐方式的基础上能够推陈出新，使娱乐内容成为一個民族独特的东西。这种娱乐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形式也是本民族的人们喜闻乐见的。而且，在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其糟粕还不断被淘汰，而更多的新鲜的内容则不断地被充实进来。这种娱乐不会因时间推移而失色，相反，它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总是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B16。

【 注 释 】

①参见沙莲香等：《社会学家的沉思：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250页。

②梅尔文·德弗勒，埃弗里特·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颜建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③⑤B16郑根成：《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137—138、142—143页。

④戴元光，陆琼琼：《弱势群体在中国电视中的“弱势”》，传播学论坛（http：//www.ruanzixiao.myrice.com）。

⑥参见 周宪主编：《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⑦相关内容参见 郑根成：《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141页。

⑧B13郑根成：《电视节目低俗化的深层反思》，《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⑨杜骏飞：《弥漫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⑩在鲍德里亚那里，内爆是指“相互收缩，一种奇异（巨大）的相互套叠，传统的两极崩塌进另一极”。或者“一极被包含到另一极之中，每一个意义区分系统的对极之间都出现了短路，述评和不同的对立面被消除了，传媒和形式也随之被消除了”。他说，“在当前的模拟世界中，所有的事物都崩塌（折叠）进所有其他的事物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内爆”（参见乔治·端泽尔：《后现代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39页）。

B11鲍德里亚：《仿真与类象》，载于《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第334页。

B12参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B14转引自（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展江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68页。

B15张颂：《捍卫电视新闻的严肃性，拒绝娱乐化》，《南方电视学刊》，2000年第5期。

（编校：章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