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例的发展看粤剧的保护

[摘 要]一直以来，年例流行的地区都是粤剧演出的重要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年例习俗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粤西地区粤剧演出市场的繁荣。祭祀粤剧是粤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形态，更是现阶段粤剧发展的根基。因而，对它的保护应该在对以民间信仰为基础的乡土传统的价值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基础上，维护和营造适合粤剧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让其自然流变中获得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不宜用“精品化”的眼光乃至策略对其进行改造。

[关键词]年例 粤剧 民间信仰 文化生态

近些年来，学界对粤剧发展现状的评价表现出一致的担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粤剧演出市场的萎缩，观众越来越少，经济效益越来越差。但是在笔者生活的粤西地区，年例却养活了许多粤剧团体，其中吴川更是粤剧演出的重镇。

吴川的年例期大多都在春节期间，春节演出叫“春班”。吴川的“春班”吸引了来自全省的上百个粤剧团过来演出，因而被称为“粤剧风水宝地”，进一步推动了吴川“南派粤剧”的发展[1]。

一、年例的恢复与粤剧的发展

年例广泛流行于粤西地区的湛江、茂名等地，当地素有“年例大过年”的说法，意即年例比春节还重要。据清光绪《高州府志·卷六·风俗》记载：

二月祭社，分肉入社，后田功毕作。自十二月至於是月，民间多建平安醮，设蔗酒於门，巫者拥神疾趋，以次祷祝，掷珓悬朱符而去，神号康王，不知所出。乡人傩，沿门逐鬼，唱土歌，谓之年例[2]。

1997年出版的《茂名市志》也对年例有过详细的介绍：

“年例”的主旨是敬神、游神，祭祀社稷，祈祷风调雨顺、百业兴旺、国泰民安……“年例节”唯粤西鉴、罗两江流域村落所独有。清代已十分流行，游神游灯锣鼓喧天；民国年间除游神游灯打醮外，还舞狮竞技，大搞会戏活动。解放初期增加跳秧歌、花鼓舞等内容，合作化后曾一度停止“年例节”活动。[3]

吴川地处鉴江出海口，滨江临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于2000年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称号，年例之风历来很盛。

年例一般以坛庙或社稷、宗祠为中心，以土地神的“社境”为单位，由自然村或宗族组织自发组织，多是由宗族或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负责召集，由各家各户出钱集资（俗称人口钱）。年例做为祭祀仪式，还有出堂、摆盅、游神、回堂等相对严格的程序、仪式和活动内容。在年例期间，除游神、拜神之外，大多都会有以“娱神”为主旨的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表演，如许多村庄都会唱大戏，粤剧、雷剧、木偶剧等表演团体进村演出，有的村庄请剧团一演就是十天半月，有的甚至搞“双拍台”，看哪个剧团的演出质量好、水平高、观众多，从而形成独特的“戏曲现象”。

邓龙飞认为年例活动对粤剧演出的繁荣和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和乡情三个层面。但他也忧心忡忡地指出：

虽然粤西的年例给粤剧演出带来了相当大的市场空间和经济利益，但一些非专业演出人员和剧团也试图混进这一行，企图分享这块蛋糕。粤剧的演出市场显得鱼龙混杂、鱼目混珠，一些相对落后、偏远的村庄和文化水平不高的村民对此也真假莫辨。[4]

笔者以为，粤西地区粤剧演出市场的繁荣依托的是年例以及与年例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演出市场鱼龙混杂在所难免。

王馗在《粤剧的生态环境与艺术遗产》一文中指出，粤剧在三百年余年的形成、发展、演变进程中，随着观众群体、地域文化、时代风尚等多元因素的影响，逐渐在基层庙台、城市剧场、粤人社区，形成各具特征的戏曲生态环境，由此孕育出各具风貌的粤剧粤曲演出形态。因而粤剧艺术遗产也需要依托岭南独特的戏曲生态，从其丰厚的艺术经验和岭南各地戏剧艺术中得到不断地维护。

“春班”、“秋班”演出，是粤西一带特定档期演出的祭祀粤剧，春班主要集中在农历春节前后的正月、二月；秋班主要集中在农历中秋前后的八月、九月。在广东粤西一带的乡村，往往将“年例”来指称带有宗教祭祀色彩的节日庆典，因年年如此，而成为例行不变的规则，丰富的节令风俗为祭祀粤剧的演出提供了条件。粤西地区的祭祀粤剧以其华丽的排场、吉祥的例戏和精湛的正本戏演出，紧密地镶嵌在年例的民俗活动中，成为这一地区影响最大的大戏形态。盛大的春班戏演出，基本上以土地神的崇拜为中心，广泛地兼及粤西本地的巫祭、佛道庙祀、以及冼太夫人、康王等神灵信仰，将春节前后出现的传统傩戏、台阁飘色、戏曲演出等民间艺术杂糅于一处，呈现出强烈的民众祭祀特点[5]。

年例上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展演，包括粤剧在内，最初的和最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娱神”，其次才是“娱人”，与“娱神”紧密相关，还有在各个不同的“神诞日”，粤剧演出的需求更大。因而以粤西地区繁盛的民间信仰为基础，粤剧的演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本文关注的重点就是如何从年例的发展看粤剧的保护问题。

二、要营造适合粤剧发展的文化生态

改革开放以来，年例活动的恢复以及各种神诞庆祝活动的广泛开展，都是祭祀粤剧赖以存在的生态土壤，因而对年例和春游活动以及各种神诞庆祝活动等乡土传统价值的重新认识是现阶段粤剧尤其是祭祀粤剧保护的基础。

周大鸣在《告别乡土社会——广东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广东农村的变迁脉络具有显著的地方性特点：一是广东乡村变迁进程中的商品化传统，早在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就已经在全国独树一帜。二是广东乡村变迁进程中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别有特色。建国以后政治的变迁，虽然引起了村落各方面的变化，但一些最基本的因素却顽强地保存着，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比如，宗族的形式也许发生了变化，但宗族谱系、信仰和习俗却一直延续。同时，宗族复兴、传统文化的再创造也为广东农村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带来了机遇[6]。

目前，学者的研究多是基于乡土传统的精神伦理对文化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的现实考虑，强调在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处理好农村社会发展与乡土传统传承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构建起符合地方特色和发展实际的文化认同。但是就吴川来说，当地文化生态主体的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虽然也遭遇到“破坏有余”的命运，但是随着乡土传统的传承和延续未曾中断，与民间信仰的繁盛和持久互为表里，显示出更高层面上的“持久性”，因而在吴川的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就不需要刻意地重新树立和构建所谓文化自觉和的文化认同，地方社会文化也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要提升乡镇村庄规划管理水平，在提升自然村落功能基础上，保持乡村风貌、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保护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民居。要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在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中，乡土传统的价值得到重新的确认和空前的重视。

傅谨在《香港粤剧的启示》一文中指出香港粤剧生态较好的主要原因在于：粤剧在香港的演出有其传统，更可贵的是这一传统从未中断，因此香港比内地戏曲市场更容易经营。香港还一直保留着民间的“神功戏”传统，政府部门并没有以“现代化”或反对封建迷信等理由禁止它存在，所以这里的粤剧演出，始终是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相对完好地保存在本地的文化母体之中……

在吴川乃至整个粤西地区，与年例的发展一样，粤剧市场的繁荣景象主要依靠的当然不是“地方政府”的重视，更多的是粤剧界自己的努力。

目前城市剧团演出的“精品化”路线对粤西地区的粤剧演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只要当地文化生态主体的信仰和认同还在，祭祀粤剧做为维护粤剧发展的根本力量就还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年例和春游活动的保护正是从根本上维护粤剧文化生态的重要方式。在此过程中，不宜用“精品化”的眼光衡量其演出的场次和效果，更不宜用京剧的套路对其进行改造，应该让其在原有的文化母体之中顺其自然地演变，只有激发其内在的的潜力和动力的保护和发展才是真正的活态保护。

参考文献：

[1]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吴川粤剧南派艺术，全文详见：http：//www.southcn.com/jsfw/zt/wcd3jybj/zmwc/content/2013-08/07/content_75752877.htm；

[2]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清光绪.高州府志（影印本）.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P82；

[3]茂名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陈英毅主编）.茂名市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7：P1726；

[4]邓龙飞.粤西“年例”风俗对粤剧演出繁荣的影响.南国红豆，2012（2）；

[5]王馗.粤剧的生态环境与艺术遗产.戏曲艺术，2012（4）；

[6]周大鸣.告别乡土社会——广东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作者简介：陈上荣（1973—），男，现任职广州粤艺发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