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辟邪的辨识及其源流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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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璞

“辟邪”，来源于梵语，意为“大狮子”，多见于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墓道守卫或石刻、玉器、陶瓷等装饰。中国古人认为辟邪是一种驱邪去秽、拔除不详的神兽，因此从古至今深受人们喜爱。古代织物、服饰、带钩、绘画等物品上常装饰有辟邪的图案。尤其是陵墓前石雕辟邪，更是能体现其捍卫守护、避邪驱鬼的功能。

一、河南出土石辟邪的典型代表

（一）许昌榆林出土的石辟邪

1978年在许昌榆林出土的石辟邪（图一），现藏河南博物院，属东汉时期，长150、高130厘米，用完整的石灰岩雕成，保存完整。造型为站立式，昂首挺胸，颈部竖长，头、颈与背部近于垂直，胸部外凸，整体造型呈L形。阔口藏舌，双目圆睁，圆耳挺立，神情矍铄。辟邪呈走势，左侧双足在前，右侧双足在后，四爪锋利，长尾曳地，四足与长尾在踏板上成一个整体，增加了雕塑的稳重矫健感，刻画非常写实。

（二）洛阳孟津出土的石辟邪

1955年出土于洛阳孟津老城乡油坊街村，现藏洛阳市博物馆，属东汉时期，长297、高190厘米，辟邪呈走势（图二），昂首怒目，张口吐舌，长舌垂于胸前，长尾曳地，头上有一角，肩部两侧生翼，身躯矫健，气势威猛，被作为洛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三）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辟邪

1955年出土于洛阳孙旗屯，辟邪长166、高109厘米，头部略有残损（图三）。石辟邪背部阴刻隶书“缑氏蒿聚成奴作”7字，可知石匠是今洛阳偃师缑氏乡人。雕塑用整块石灰岩雕制而成，头颅似狮，高扬，阔口怒张，露出十余颗极其粗硬尖利的牙齿；鼻如蒜瓣，鼻窦突起；眼如铜铃，瞪视前方；耳朵如扇，耳上生角；嘴巴下面，雕塑一束胡须，胡须作卷曲状下垂；身体似虎，身长腰细；四足宽大似狮蹄。肩生双翼，翼稍部作卷穗状；臀部之后是长尾，也有卷穗状纹饰。造型独特，纹饰华美。

（四）洛阳伊川彭婆镇出土的石辟邪

1963年出土于伊川縣彭婆镇东高屯村，长172、高114厘米。保存较完好（图四）。该石辟邪与洛阳孙旗屯出土石辟邪基本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头部生有双角，羽翼上翘，走势欲向前扑，形象更为雄健凶悍。雕刻技法是圆雕与浮雕相结合，使雕塑在艺术形象上更加完美。

二、文献中的辟邪与其形态的辨析

辟邪与天禄、麒麟都是表现吉祥的一种瑞兽，从造型上看，它们往往表现出狮子的特征，因此也给这些石雕名称的界定造成了很多困难。先从辟邪、天禄、麒麟的形态上进行一些辨识，以便从造型上将它们区分开来。

对辟邪最早进行记载描述的文献是汉代东方朔所著《十洲记》，其中记载：“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昆仑二十六万里，去东岸二十四万里，上多真仙灵宫，宫第比门不可胜数，及有狮子，辟邪巨齿，天禄长牙，铜头铁额之兽。”东方朔将天禄、辟邪视为狮形、巨齿、长牙、铜头铁额的巨兽，认为二者可统称为狮子。

（一）天禄、辟邪的辨识

“天禄”一词原意是指天赐的福禄，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东方朔《十洲记》中记载，天禄、辟邪是一种兽类，而且将狮子说成是传说中辟邪和天禄的结合体。文献记载中辟邪与天禄往往是成对出现。《后汉书·灵帝纪》中记载：“今邓州南阳县（今南阳市）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

天禄、辟邪成为中国神兽，与两汉时期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天禄的艺术原形来自西域动物“扶拔”。这种动物最早见载于《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王（城）去长安万二千里，……大国也。……而有桃拔、师（狮）子、犀牛。……绝远，汉使希至。……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据此可知，乌弋山离为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南道的终点，汉使稀至。这里提到的“桃拔”应是“扶拔”的讹误。曹魏时期的孟康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后汉书·章帝纪》记载：“章和元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狮）（狮）子。”《后汉书·西域传》再记：“安息国，……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狮）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可见，“天禄”与“扶拔”“桃拔”“符拔”“天鹿”指的是同一种动物，生活于中亚和西亚地区，形体如麟，似鹿，头生角。

根据当代学者研究，“辟邪”可能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符拔”，现在一般习惯上统称为“辟邪”。也有研究认为，有一角者为“天禄”；有二角的为“辟邪”；而无角的是“符拔”。其实“符拔”就是“桃拔”，可以统称为“辟邪”。

（二）麒麟的辨识

麒麟是中国古老传说中的一种灵兽，先秦文献中关于麒麟的记载并不鲜见，早在《诗经·周南》《春秋》《公羊传》及《左传》等春秋文献中麒麟以“麟”或“麐”见载，“麒”“麟”并称最早见于《礼记·礼运》：“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薮”，又谓：“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先秦时期，麒麟是体现仁德的瑞兽，其形象是有角的似鹿类动物。《诗经·周南·麟之趾》有载：“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振振”形容人多势盛，又指仁厚德盛。这里用麟比喻文王的子孙个个宽厚仁爱。《公羊传·西狩获麟传》载：“（哀公）十有四年（前481）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麐而角者。”从这段记载可知，麟，也不是中国所固有的动物，它的形象是有角、类鹿。

在中国古代，四灵说以东方为龙，西方为虎，南方为朱雀，北方为龟。到东周时期，则流行五行说，以五色即青红白黑黄，分别配五方即东南西北中。《左传》中载：“麟，中央轩辕大角兽也。”把麟作为中央神兽，以黄色作配，为以后麟代虎成为五灵之首，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四灵说有了新的阐释。《礼记·礼运》：“彩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郑駮说：“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时，五者取像五行，今云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是则当四时明矣，虎不在四灵。”《大戴礼》说：“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龟龙麟凤，所谓四灵。”这里虽说到五精，但除去圣人，仍然与《礼记·礼运》中的四灵相合。汉人许慎案《礼记》时提出了新的说法：“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龙东方也，虎西方也，凤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这就是后来的五灵说。后世典籍中也有“麟凤五灵，王之嘉瑞”，以及“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的说法。汉章帝元和二年（85）至章和元年（87）凡三年，麒麟五十一见郡国。汉安帝延光三年（124）七月，麒麟见颍川阳翟。延光四年（125）正月壬午，麒麟见东郡濮阳。汉献帝延康元年（220），麒麟十见郡国。如此之多的麟现事迹记载，可见两汉时期麒麟为瑞兆说的风行。《礼纬·稽命徵》中说：“古者以五灵配五方：龙木也，凤火也，麟地也，白虎金也，神龟水也。”蔡邕《月令章句》也说：“天官五兽之于五事也，左苍龙大辰之貌，右白虎大梁之久，前朱雀鹑火之体，后玄武龟蛇之质，中有大角轩辕麒麟也。”这表明到汉代，五灵说与五行说的融合和逐渐完备。古人龙凤龟虎配四时、四方，而在四时中，秋为白虎，秋主收而白虎主刑杀，灵兽不应主杀，于是出现了以麟易虎的变异四神兽而流传后世。

汉代文献中有关麒麟的描述仍然与鹿的形象极为相像。《史记·封禅书》中记载了汉武帝获麟的事迹：“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肃祇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汉书·终军传》说：“从上幸雍，获白麟，一角而五蹄。”显然是一种独角鹿的形象。《尔雅·释兽》把麒麟解释为“麕身、牛尾、一角”，《说文解字》中分别对“麒”“麟”“麐”作了解释：“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从鹿其声”；“麟”，“大牝鹿，从鹿粼声”；麐，“牝麒也，从鹿吝声”。总的说来，麒麟形象的基本特征有：麋身、牛尾、五趾、一角（肉角）。

汉代时，还有外国贡麒麟的记载。《汉书·宣帝纪》载：“九真献奇兽……驹形，鳞（麟）色，牛角，仁而爱人。”班固在《西都赋》中明确说到了长安西郊的上囿禁苑，“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踰仑昆，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于是此后又出现了不同于古传的麒麟形态。刘向在《说苑·辨物篇》中也详细地描述了麒麟的体性：“麒麟，麕身牛尾，圆顶一角，含仁怀义，音中律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践，位平然后处，不群居，不旅行，纷兮，其有质文也，悠闲则循循如也，动则有容仪。”东汉王充《论衡》中说：“孝宣之世，九真贡献麟，状如麞而两角如鹿。”这些描述大概来自实物，麒麟无论从体形、颜色、角、蹄的描述上都发生了变化，与长颈鹿的特征十分吻合。都是躯高颈长，似鹿非鹿，身被纹彩，头上生有肉角，尾如牛尾的动物。在徐州茅村汉墓的画像石中也有与长颈鹿形象相近的麒麟画面。

就麒麟石雕而言，晚至秦始皇時代已经作为石象生列于陵墓之前。汉籍《西京杂记》卷三记载：“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抱，上枝荫覆数亩，其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但并没有麒麟造型的描述。而于陵墓前列置石麒麟、石天禄、石辟邪等神兽流行于东汉。天禄、辟邪的艺术形象对传统的麒麟艺术形象影响极为深远。南朝帝陵前的麒麟石雕形象经常与天禄相对出现，并受其影响，从类鹿形象转变为狮虎形象。

（三）辟邪、天禄、麒麟等神兽雕塑狮虎化的原因

辟邪、天禄、麒麟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象征吉祥、权利、震慑、守卫等功能的神兽，形象并非写实，而是人们通过想象，将不同种类的动物夸张变形组合而成的一种瑞兽，至少在东汉，他们的形象都与狮虎比较接近。瑞兽之所以出现狮虎化特征，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威猛的狮子形象符合人们对神兽的种种希冀。狮子非中国产物，狮子最早是西汉时从西域诸国作为贡品进入中原地区。狮子是百兽之王，被当成威猛、力量与权威的象征。这些习俗也随着西域的狮子进入中土。因此，狮子也被认为具有辟邪攘灾安吉等神异功能。作为保护神，狮子雕塑后来广泛出现在寺院、陵墓、门阙之前。

狮子本就可称为辟邪。《益州名画录》记载：“蒲延昌者，孟蜀广政中进画授翰林待诏，时福感寺礼塔院僧摹写宋展子虔狮子于壁。延昌一见曰：但得其样，未得其笔耳。遂画狮子一图献于蜀王。昭远公有嬖妾患病，是日悬于卧内，其疾顿减。王乃召而问其神异。延昌云：宋展氏子虔于金陵延柞寺佛殿之内，画此二狮子，患人因坐壁下或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风恙，御医无减，吴兴太守张僧琳摹此二狮子，密隐寝堂之内，应夕而愈。故题曰辟邪，有此神验久矣。”张僧琳是南朝梁武帝时的著名画家，他画的“二狮子”， 题曰辟邪，具有驱魔祛邪，利物利人的奇特功能。说明在当时，狮子是可以称为辟邪的。《水经注》曰：“汳水迳其南，汉熹平中某君所立，因葬三弟，刻石树碑以旌厥德，陵前有师（狮）子、天鹿。”这是传世文献所载最早的狮子石雕，从碑铭可知，设置狮子的目的是镇慑邪魔、守护墓主灵魂平安。而能够“辟邪除群凶”的正是“辟邪”。因此，在艺术形象和实际使用上，“狮子”与“辟邪”趋于一致。《抱朴子》中就说：“又有神兽，名狮子辟邪，三鹿羔羊、铜头铁额、长牙凿齿之属，三十六种，尽知其名，则天下之饿鬼饿兽，不敢犯人也。”人们赋予狮子避邪御凶的神性，希望狮子具有消除或防御来自超自然的病源或祸患的能力。这样，狮子就被赋予了避邪的功用。

其次，老虎威武、凶猛，是强大武力的象征，在中国一向被视为“百兽之王”和保护神。比如虎符是兵权的象征，军事装备上饰以虎头纹，军中主将办公的地方称为“虎帐”，军中议事厅称为“白虎堂”等。《淮南子·兵略训》说：“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高诱注：“角亢为青龙、参井为白虎、星张为朱雀、斗牛为玄武。用兵军者，右参井，左角亢，向星张，此顺北斗之铨衡也。”也就是说，它们是东西南北方位的守护神而担当车舆的警卫。虎作为四神之一，其艺术形象在汉代的墓葬中有许多表现。而狮子在进入中原地区前后，不管是文献记载还是口耳相传，人们都参照老虎，介绍狮子。狮子作为殊方异物，甚是珍贵，东汉时石匠们恐难见真容，他们按照老虎的形象塑造狮子。直到宋末元初，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还曾有这样的记述，“近有贡狮子者，首类虎，身如狗，青黑色，宫中以为不类所画者，以非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狮子……身才（材）短小，绝类人家所蓄金毛猱狗。诸兽见之，畏惧俯伏，不敢仰视。气之相压也如此。”出现了人们见惯匠人们创造的狮子形象，当一睹真狮反而不知是何物的怪现象，原型的天然隔绝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三、结论

由以上论述可知，中国早期的一些辟邪等雕塑与狮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第一，这些神兽本不存在，它们早期形象的出现，与狮子相同，都是在没见过实物的情况下，匠人凭着耳口相传加之想象力创造加工出来的。第二，在狮子被内地人士所知后，其形象成为当时一些石兽的创作蓝本。第三，内地本有老虎，其形象亦被人所知，中国早期的一些石兽及最初的狮子形象也有仿照老虎的成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狮子和老虎这两种动物在形象上客观存在一些共同点决定的。

石辟邪在形象上更接近于真實狮子的形象，许昌榆林出土的石辟邪，从整体造型和细部结构特征来看，更接近于东汉献帝时期。目前发现的石辟邪中，最早的应属东汉晚期的安帝至桓帝时期的辟邪，其造型呈“S”形或“L”形。翼、角、舌、纹饰等有无雕刻的情况均有发现。头部多后仰，或写实，或神化。胸部外凸较明显。翼为阴线浅雕，线条粗放。在其后的献帝时期，辟邪整体上呈“S”形或“L” 形。多数无角、藏舌，翼也是或有或无。头部多为写实的雕刻技法，类似虎头。有翼的一般分作3-4翎，平直后展，雕刻细致。胸部多呈内敛的姿态。造型基本上以写意为主，整体感觉简练粗犷、古拙厚重。所使用的雕刻技法简洁明快，通常是按照石坯素材的整体形态和所要雕刻对象的主要特征，在关键部位加以凿刻，从而达到整体轮廓相似。雕刻手法上擅长夸张，尤其是那饱满雄浑的胸脯，极具张力。许昌榆林石辟邪的整体雕刻技法为圆雕，同加以浮雕、线刻等技法，手法高超娴熟。可以看出，工匠使用工具已与当时成熟的冶炼技术有密切的关系，东汉时期我国的冶铁技术已经相当发达，铁制工具应已广泛地使用与生产中。比较西汉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等16件石刻，可以发现这些石刻大多是利用天然石块不规则的形体，因材施工，略加雕凿，学者或工匠以为这样的做法是为了求得自然之势，天然之趣，实际上如果我们考察其他石刻，就会发现它们雕刻得比较粗糙。东汉的神兽石雕，撇开所代表的具体内涵不论，单就雕刻技法上，明显较西汉进步许多，而且写实性增强。

东汉石兽雕塑，在审美情趣、艺术风格、造型特点、表现方法、雕刻技法等方面，都一脉相承地体现了“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风格，许昌榆林出土的石辟邪是中国雕塑艺术中的瑰宝和佼佼者。从造型上，它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吉祥符号与象征；从文化内涵上，它反映了一个时代民族文化精神的变迁以及先民智慧与情感的寄托；从艺术上，它折射出一个时期人们的审美情趣以及雕刻绘画技法的水平，并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