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石雕
王怡
志文支座（见图1），西夏，1974年在西夏陵区6号陵碑亭遗址中出土，现藏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石雕以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且刻有汉、西夏两种文字，反映出西夏时期石雕艺术的独特风格，是西夏石质雕刻中的杰出代表，弥足珍贵。199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定其为“国宝”。
支座白砂石质，近似正方体，长68厘米，宽65厘米，高62厘米。正面雕刻男性人像，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目圆睁且外凸，鼻梁短粗，獠牙外露，下颚置于胸前，裸体，腹有肚兜，肩与头齐，肘部后屈，双手扶膝，下肢屈跪，背部平直。座顶左上角阴刻西夏文3行（见图2），计15字。第一行4字汉译为“小虫旷负”；第二行4字汉译为“志文支座”；第三行7字汉译为“瞻行通雕写流行”。背部阴刻汉文一行6字“砌垒匠高世昌”（见图3），为雕刻工匠的姓名。迄今在西夏陵区多座帝陵的碑亭遗址中，已出土类似碑座十几件，刻有文字者，仅此一件。
支座雕像的内涵，依据所刻西夏文字内容可略窥一斑。“小虫旷负”的故事应源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唐代文学家、散文家柳宗元的寓言小品《蝜蝂传》：“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仰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这则寓言故事借小虫蝜蝂言事，讽刺“世之嗜取者”聚敛资财、贪得无厌、至死不悟的丑恶面目和心态，警戒世人。因为党项人从7世纪内迁以来直至建立西夏政权，与唐、宋王朝密不可分，政治上、文化上均受到了唐、宋王朝的深刻影响，在西夏文化的渊源上，唐宋文化应是极其重要的源头之一。更何况党项族的统治者在与唐、五代、宋等各个政权的政治较量中，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了唐末与五代时期黑暗的社会现实，贪官污吏贪婪成性，自取灭亡还不知接受教训，虽然外形庞大，名字是人，见识却和蝜蝂一样。把这种寓言故事反映在石刻雕像上，可谓寓意深刻，凸显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雕刻上夸张的人像造型，不仅展示了人的丑陋面相，而且具有警示作用，符合“瞻行通雕写流行”。
支座的用途，据所刻西夏文字“志文支座”而知，是碑的底座。结合相关的考古资料，一方面在支座的周围发现大量石碑残片，另一方面在支座顶面有方形榫眼，可以断定主要用途是碑座。也有人据西夏陵碑亭遗址上发现的碎砖瓦和顶面无榫眼的刻石推测，支座的另一用途是立木石础，属础座。
支座的艺术风格，除了鲜明的民族因素外，具有唐文化因素。“西夏乃是唐朝胡籍藩镇之最后遗孽也。”支座雕刻线条粗犷，用笔简练生动，刻画形象，造型独特。这种注重着眼大处，注重气势与气度的雕刻手法与唐陵石刻有着极为相似的艺术风格。一方面，支座雕刻的人面眼球外凸，双目圆瞪，獠牙外露，脸部凹凸。通过艺术夸张的手法向世人传递一种警示信息，具有畏惧感。另一方面，支座雕刻的人面狰狞，似人非人，似兽非兽，似男非男，似女非女，呈现出了一种神秘莫测的威力，具有神秘感。另外，西夏陵出土的十几件支座虽然造型风格大致相同，但细部富有变化。尽管面目狰狞，却不显呆滞，有的支座为方形、有的为圆形；人像雕刻有的双臂上举、有的双臂下驮、有的硕乳下垂，造型各异。这种风格，既受到了唐代石刻开放、张扬、奔放的艺术特性影响，又具有宋朝含蓄、内敛、平淡的艺术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