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草书多为应酬之作？

【摘 要】傅山的草书书法是否为应酬作品，不应将具体的交易者的行为笼统称之为应酬，也不能将之作为评判傅山存世草书水准不高的依据。傅山的草书作品应为其真实水准的体现，这从傅山的哲学与美学主张及其性格本质可得出，因此我们评判鉴赏傅山的草书作品艺术水准应更加客观、辩证，这有利于理解傅山多种书法风格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也能更好地评判存世的傅山作品是否真的出自其本人之手。

【关键词】傅山 明末政治思潮 清初文化主流 傅山性格特质

傅山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博闻强识，博览群书，从其书法中不断出现的异体字即可看出其追求狂怪的心理基础和知识基础。而晚明尚“奇”的社会风气反向催长了傅山追求狂怪的美学思想。外加朝代更迭，傅山坚持忠于前明王朝，谋求反清复明，这又催生了傅山乃至整个遗民审美中追求壮美、摒弃矫揉造作艺术风格的思潮。

傅山曾言其幼临习赵孟頫及王羲之等，后推崇颜真卿。学赵不几日即可乱真，临颜终未得其神韵。而现在亦有学者指出傅山晚年的草书大部分为应酬之作，因而其遗世众多草书作品缺少行云流水之气质。

结合傅山习书喜好与特长，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在各思想领域的主张，笔者认为傅山的草书作品应为其正常的书写水准的正常发挥。

一、晚明恶劣的政治环境对文人群体及傅山思想的影响

傅山所处的晚明时代，社会经济极其发达而政治环境却极其恶劣。发达的社会经济改变了精英文化人群的范畴，恶劣的政治环境促成了对旧有政治秩序的批判和对实用主义思想的探索。这样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也造就了傅山思想价值观与艺术实践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晚明时期的政治环境非常恶劣，这也是明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并导致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最为突出的是宦官魏忠贤对明朝官员的政治倾轧和恶劣党争，这为晚明时期的文人倡导“道德复兴”运动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土壤。17世纪中叶，江西文人徐世溥在给友人的信札中极力缅怀万历年间言官参政议政的美好时光。这样的思想在晚明文人中拥有广阔的市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即使在魏忠贤死后，这种思想仍然支撑着晚明官员与宦官群体的斗争，成为晚明官员争取文人精英与社会民众的重要思想武器。

徐世溥将“东林三君”赵南星、顾宪成、邹元标以及海瑞当作自己所怀念的道德楷模，这当然有最为直接的政治原因：赵南星官至吏部尚书，亲眼目睹张居正专横跋扈的为官做派以及对晚明政治环境的毒害却只能苦苦支撑，用诗文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诉求，因而在文人中间有着极高的声望。赵南星一生致力于仕途却屡遭坎坷，反倒是自己无心而作的诗文成就了他文学方面的成就，这背后的明朝政治与文化背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催化作用。顾宪成从政期间屡次举荐明神宗所厌恶的官员晋升。惨遭明神宗罢免，后因朝中言官纷纷上疏举荐而又被重新启用，但其仍然坚持讽议时政从而渐渐聚成东林党势力，因而即使到現在，历史研究者都非常推崇明万历年间官员与君主之间这种互相监督又互相斗争的政治氛围，更何况仍然身处当时的晚明文人。邹元标万历年间入刑部观察政务，与伍惟忠友好，为人敢言，勇于抨击时弊，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被当场廷杖八十，发配贵州，潜心钻研理学。而唯一不在万历年间为官的海瑞之所以也被晚明文人所器重推崇，也是因为其正直、敢谏的特质以及其勇于打击贪官污吏的民间美名。

因此，这些在当时被推崇的道德模范之所以拥有如此美名，其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

晚明文人崇尚人性的解放，最为突出的就是王阳明的主观个人主义心学思想。王阳明提倡“心即是理”，“本心”为通向真理的根本之道，这成为晚明时期崇尚本真与个性的代表性理论。李贽将这种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提倡“极为纯粹的童心”思想。李贽认为童心可能失去，维系社会秩序的道德训诫可能会逐渐成为阻碍自我认知的障碍，那就干脆鼓励人们用“直觉”来引导和表达真实的自我。而李贽的思想主张对于傅山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傅山后来的价值观和美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崇尚解放的思想看起来是与世无争的纯粹哲学层面的探讨，但仔细推敲也能找到蕴含其中的政治诉求与现实土壤。其中所包含的两个层面的因素值得注意：

其一，当文人的政治诉求遭遇残酷的政治现实时，当文人官员曾经的辉煌被肆意践踏而一去不返的时候，文人更加怀念“敢谏”“正直”的自身道德基因，从而在哲学与文学中寻求表达并致力于影响思想界的主流观点，达到“参政议政”这一自古文人所追求的美好愿望。

其二，晚明时期发达的社会经济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文化精英的社交与生存模式。当经济高度发达，经典文化不再被传统文人所垄断，职业文人思想家必然会寻求更加不同的思想观点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正如贡布里希在“名利场逻辑”中所提到的“竞争的膨胀”——只要这些“胜人一筹的本事”的竞赛在一小部分人当中比试起来，而这些人除了互相超越以外，便别无好事可做，那么其起伏波动便一定十分迅速。但是，偶尔这种竞赛会变得流行起来，并且达到了全体参与的临界规模。于是乎，尚“奇”就在晚明时期极其流行。

总而言之，晚明是一个文人从政环境极其恶劣且文人的社会地位受到挑战的时代，晚明文人需要通过独特的哲学观点、张扬的个性来寻找过去文人在国家政治中的辉煌，以达到继续讽议时政的诉求。而晚明时期发达的经济文化基础也促使文人要创造出新的哲学观点以稳固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传统地位。

在此背景下，我们来看傅氏家族的背景。傅氏世代书香，傅山的祖父傅霖将傅氏在科场的成功推至高峰，傅霖官至山东辽海兵备道，有战功。傅霖的两位兄弟同样得益于科举：傅震官至山西耀州知州；傅霈1577年得进士，曾任华亭令，有政声，招为监察御史。在文化相对落后的山西地区，傅氏家族中竟有三人科场得意，给傅氏在山西赢得了极大的声望与影响力。

傅山从七岁至十五岁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十五岁时应童子试取得生员资格。1626年，他再次通过考试，成为领取政府薪水的廪生。但是此时的傅山已经意识到晚明王朝所面临的危机并有所领悟。傅山认为科举考试所获得的知识不能作为经国济世之用，“遂读十三经，读诸子，读史至宋史而止，因肆力诸方外书”。

傅山身处晚明时期，自然受到上述环境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傅山的哲学观与美学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优良传统，好古炫博，参与晚明文人的尚“奇”活动。推崇王阳明与李贽的唯心主义学说是其早期比较鲜明的性格特质，但是傅山的重要贡献却在于“经世致用”的观点。这一点既成就了傅山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又使其在艺术创作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矛盾性。

二、傅山的好古炫博习惯与经世致用思想

傅山同其他中国文人一样，有着经国济世的伟大抱负。而傅山更进一步，他更愿意学习真正实用的知识来服务于国家，这样的价值观也贯穿了傅山的一生。所以笔者认为傅山一生的主要目标是将自身的行动与思想价值观投射到政治抱负之上。所以对于傅山来说，书法创作首先是要服从于他的哲学观与政治观，而后才是傅山是否真正擅长某一种书法风格样式。就好比其对赵孟頫和董其昌的贬讽，对颜真卿的推崇，不能简单地从审美层面来解读。

傅山早期的书法中喜好写异体字，而晚明时期的文人在尚“奇”思潮影响之下都在竭力寻找生僻的字眼来证明自己学识的渊博，就像前文所说贡布里希“竞争的膨胀”理论一样，在一场集体“炫耀”的狂欢中进行着现在看来有些可笑的文字游戏。而傅山是其中生僻字书写得最多的一位，傅山在这种竞争中成为了优胜者。

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竞赛？而傅山也乐于投身其中呢？皆因晚明经济上的富有成为文化事业大发展的基础，而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却给传统文人精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人人都有书读的晚明时代，当大众对原本高高在上的事物变得熟悉起来，商人和艺术家就必须玩出新的花样来迎合变动的趣味，或者确保自己的竞争优势。因此传统文人精英应该怎样确保自己的地位成为一个他们必须要认真思考的紧迫问题，而对于奇文怪字的发掘就成为文人所具有的一项特殊优势。

除了出版业的发达，晚明文人篆刻发达也为这种“奇”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文人篆刻自然会涉及到古文字的使用以及对篆隶金石文字的研究，而中国古文字因为历史久远以及战争割据等原因，同一个汉字通常会出现多种不同的书写方式，这就为文人提供了一个尽情发挥的舞台。书写异体字虽然是历史悠久的文人游戏，但晚明的艺术家甚至出版商对异体字的热衷，把这一风气推向了高潮。所以现在我们也会发现，中国文人篆刻史上，晚明的印章最难辨认，就如傅山的一些书法作品我们很难识读一样。

傅山自幼熟读诗书，经历过良好的私塾教育，从青年时期即开始刻制印章，因此其对生僻怪字的认读几乎可以说是信手拈来。但是仅仅单纯炫耀自己的知识应该不是傅山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在晚明那个特殊到有点幼稚的风气中，傅山作为一个名门望族为自身声誉自然也不能避开这种文字游戏，但是真正让傅山感兴趣的“奇”，能够体现他“奇形怪言”的反而是他一直推崇的李贽的哲学思想。这种追求“本我”的哲學思想观是傅山一生价值观的核心，正是在这种追求“本我”的过程中，傅山才不会排斥这种书写异体字的无聊文人游戏，甚至在他的书法创作中使用显得有些激进的实践方式。

傅山讲求“率性之道”，是指循着人的本性做事的道理。在傅山这里，人的本性是天赋的，天然的，他讲的“率性之道”也可理解为“率天之道”。朱谦之先生曾说“傅山是17世纪思想界的一支异军”，傅山哲学思想的意义在于他坚持个性解放，反对奴性思想，反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观念。傅山对经学以及由经学演变的理学均有独创的见解，这些看似主观的思想活动却蕴藏着傅山最为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其显著特点就是注重实用，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

值得注意的是，傅山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他对于晚明政治上的危机十分关注，并致力于研究实学并有从政的愿望和行动，这从傅山不多的政治活动中可看出端倪。1640年左右，来自北方满族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威胁逐渐加深了明朝危机，1642年蔡懋德出任山西巡抚并重开三立书院，邀请学者讲授经世之学。傅山和曾向西方传教士学习火炮术的傅霖等主讲战术、战略、防御、炮术、财用、河防等“经济之学”。

如果没有李自成的起义还有满清铁蹄入关，相信傅山会在明朝政治中发挥出重大的作用， 明代将出现一位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栋梁之臣。明朝的覆亡使傅山重新转向哲学思想的研究，但是傅山注重实践与实用的基本价值观从来没有改变。

三、傅山多变书风的政治原因

傅山在晚明时期被称为“学海”，足见其知识之渊博。但整体来说傅山“实学从政，心学从艺，而艺又从于政”，政治才是傅山最为根本的动机。

傅山自己曾经回忆：“吾八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坐》，颇欲似之。又进而临《兰亭》，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

从傅山本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傅山的书法教育是从传统的帖学谱系中来，从未涉及汉魏石刻。而从傅山存世最早、书于1641年《上兰村五龙祠场圃记》石刻拓本中也能看出明朝娴雅一路的书法风格特征。

傅山对于书法甚至文化艺术的钟情首先是要服从于他的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傅山在《训子帖》中有这样一段我们所熟知的论述：“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董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稜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而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然腕杂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见，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第一著。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莫非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

结合这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傅山年轻时期从未接触金石之学，其对赵孟頫的书法也是“爱其圆转流丽”。相信如果没有晚明覆亡，晚明遗民没有透过历史学、音韵学、金石学的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的话，傅山的书法艺术将沿着明代“娴雅”一路发展下去。但历史却让这位娴雅的学者选择了颜真卿。

傅山曾写过两篇笔记来描述他对临摹颜真卿书法时的心理感受。

第一则：“常临二王，书羲之、献之之名几千过，不以为意。唯鲁公姓名时，便不觉肃然起敬，不知何故？亦犹读《三国志》，于关、张事，便不知不觉偏向在者里也。”

傅山的第二条笔记不但告诉我们为何他如此认真地研究颜真卿的书法，同时也提供了他何时开始热衷于颜真卿书法的重要线索：“才展鲁公帖，即不敢倾侧睥睨者。臣子之良也……山三十年前细细摹临，至今遂对面作梦。老矣耄矣。”

由此可知傅山开始研究颜真卿的书法为1646年至1655年这一时期。傅山较早时可能已经临摹过颜真卿但不以为意，只是在清入关后，他的明遗民处境才使他更为颜书所吸引，并开始热忱地临摹。傅山对亡明的忠诚驱使他寻找新的书法典范，并通过艺术典范进而宣扬艺术家的忠臣品格，激励自己恪守遗民的政治立场。

可以这么说，傅山的书法艺术创作的名气正如赵南星的诗文一样，都是不经意间成了大名。这也间接证明了傅山的各种书法风格仅仅是其哲学思想和政治抱负的载体而已。傅山后来自言其家数代不以书法为生，到他这里算是彻底“终结”了。所以，傅山的这种感慨并不代表其对于成为卖字的“书法家”的悲哀，而是对于其更大的抱负不得实现的一种感叹。

四、傅山本人的性格特质及书法风格分析

分析傅山的性格特质，最为适用的应当是弗洛伊德“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心理学基础理论。寻找傅山最为本我的性格特质，也是確认傅山的书法在艺术鉴赏层面特性的关键，也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鉴赏傅山书法艺术性的参考角度。

在“本我”“自我”“超我”的三层心理学理论中，“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弗洛伊德认为，享乐原则的影响最大化是在人的婴幼儿时期，也是“本我”思想表现最突出的时候。这同李贽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自我”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是从“本我”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其作用主要是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调节着“本我”，一方面又受制于“超我”，它遵循现实原则，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要求。“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由完美原则支配，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其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是道德化的“自我”，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其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

借由这样的理论，我们分析傅山的书法艺术会有不一样的明晰感：“本我”与“自我”的性格特质体现，存在于傅山的早年书法临帖实践中，也就是傅山哲学观美学观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点在前文中具有描述，在傅山的其他资料中也能方便地了解到，此处不再赘述。

而有趣的部分就是傅山从“本我”的“爱其（赵孟頫）圆转流丽”，到“超我”的“才展鲁公帖，即不敢倾侧睥睨者。臣子之良也”。傅山的矛盾性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有人质疑这只是取傅山之一点进行扩大化的总结，那我们可以从傅山的哲学主张到其美学主张，再到其选择颜真卿作为书法楷模的逻辑关系和书法作品来寻找其中的线索。

傅山是一位主张实用的“政治型哲学家”，同时又受李贽学说的影响追求个性的解放。这是两种相互冲突的“自我”特征，傅山应该如何去平衡这两种矛盾性“自我”的逻辑呢？在哲学方面，傅山解决得非常完美。傅山将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演变成为了具有“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理论能够完美地与他反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反对“奴性”的实用哲学融合在一起。而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也是过度理智的“超我”和极度压抑的“本我”的尖锐对立，本就不合理，所以傅山的两种看似矛盾的主张与思想反而完美地成为了他对理学思想进行批判的理论基础。

但是这样的矛盾心理在书法艺术创作中可能就显得有点难以平衡。傅山之所以选择颜真卿作为自己书法艺术方面的楷模，固然和他尊崇颜真卿的忠臣操守有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傅山在《训子帖》中宣称：“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那傅山的作品是否真的具有他所说的这种支离和丑拙的本质呢？笔者认为在形式上傅山是做到了支离与丑拙，但是在真正的“本我”层面，傅山没有做到。

傅山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比较了赵孟頫和颜真卿的书法，结合自己的哲学与美学主张提出了“四宁四毋”的美学理论。傅山曾经特意提到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相对于大多数法度严谨的唐代楷书名作，颜真卿晚年的楷书作品更加自在开放。傅山在评价《大唐中兴颂》时特意提到了“支离神迈”四字来总结颜真卿晚年书法。但是傅山将“支离”作为一种审美理想既具有政治意愿，以“支离”表达自己隐退和对现政权的消极抵抗；又具有哲学和美学追求，傅山试图用这种“支离”思想统一他在哲学界、实学界、美学界的所有实践。

在书于1650年的《啬庐妙翰》杂书卷中，傅山以一种近乎偏执极端的方式演示了他的“支离”美学观。在笔者看来，这种“偏执”何尝不是一种“本我”与“超我”的激烈对立。傅山杂书卷《啬庐妙翰》符合傅山坚持的李贽思想，属于“超我”的完美层面的行为准则。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所主张的那样，艺术创作的源头更多是来自“本我”，也就是最为原始层面的冲动。傅山的艺术实践一直是在用“超我”来不断压制自己“本我”的欲求。

而傅山《丹崖墨翰》第一札书于1645至1647年，仍然有晚明文人传统而娟秀的书法特色；第四至第八札约1648至1651年，可以明显看出颜真卿行书的特色。而其后的几札则时有章草笔意，时有颜真卿神韵，这种风格的不一致在之后的第九至第十七札中仍然可以见到。同一时期的作品呈现出如此大的风格变化，可能蕴含着炫技的成分，也可能包含书家拓展风格领域的风尚，但是笔者更倾向于傅山内在性格本质的本能和惯性。通观傅山作品，笔者认为“俊秀娴雅”才是傅山一贯的书法性格本质。

这以傅山的《哭子诗》最为典型，在经受丧子之痛后，任何的炫技与主张都不重要，因此在《哭子诗》册中我们可以看到傅山最为真实的书写习惯。虽然仍有所谓或真、或草、或行的评论，但那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哭子诗》原稿中常有大段涂抹修改，可见其真实性所在，因此笔者认为《哭子诗》才是衡量傅山真正的书法艺术水准和书写本能的一件作品。在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到傅山所一直贬斥的赵孟頫对他的影响。如若不是因为傅山的政治主张，傅赵二人或许会成为跨越时代的莫逆之交。

由此我们们也可以总结出傅山书法的性格本质即是“俊秀娴雅”。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反观傅山存世的《医学手稿》。《医学手稿》相对来说更偏向于实用性书写，因此也能最为直接反映出傅山的性格特质。但是这件《医学手稿》的书体风格整体偏向于“刚硬”，并不太符合傅山的性格特质，因此在学界对于《医学手稿》的真伪问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笔者也倾向于并非出自傅山的手笔。

五、傅山的行书是不是应酬之作？

目前业内有观点认为傅山的行草书多为应酬之作。傅山因为改朝换代社会动荡的原因，生活陷入窘迫，所以经常为“俗物面逼”“先有忿懑与中”写出的字“一无可观”。同时，“对傅山而言，应付那些缺乏文化教养和品位的客户不啻是一种烦扰，但对那些求书人来说，傅山的书法对他们的附庸风雅却颇具意义……而那些人又缺乏基本的鉴赏知识来判别优劣，所以傅山为他们挥毫不必太经意。存世许多傅山无上款的狂放的巨幅行草书屏条，可能就是傅山为了迅速地打发那些烦扰不休的俗物而草率应付的产物”。

傅山曾有句自嘲：“西村住一无用老人，人络绎来不了，不是要药方，即是要写字者。老人不知治杀多少人，污坏了多少绫绢扇子，此辈可谓不爱命，不惜财，亦愚矣。”同样，这样的自嘲句也会被引用来当作傅山应付求字者的证据。

但是笔者认为这要从傅山真正的书法水准成就以及现实生活两个方面来考量：

就书法水准正如上文所说：傅山的性格特质为“俊秀娴雅”，因此不管傅山用多少种书体多少异体字来彰显自己的博学多艺，这个性格特质都是最为基本的要素。傅山的行草书作品甚至可以说是傅山在纠结了大半生“学赵还是学颜？”之后的中和产物，这些行草既不像赵孟頫书法的甜腻，又不似颜真卿的刚劲，反倒是更像傅山自己不受羁绊的真实写照。

另外从傅山的现实生活来看傅山的应酬问题。傅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物，这不仅从其哲学上可以看出来，其实际生活行动中也能反映出来。傅山本人在朝代更迭之际，赖以谋生的手段主要是行医与卖字，但这并不能准确传达傅山在生存方面的各种尝试。据史料记载，傅山曾经与友人合谋开酒馆谋生，但因满清政府严格的禁酒令而夭折。

另外一件有意思的证据便是陕西省文物局珍藏的傅山当年行医时的“招贴”底稿一纸：“世传儒医西村傅氏，善治男女雜症，兼理外感内伤；专长眼疾头风，能止心痛寒嗽；除年深坚固之沉积，破日久闭结之滞瘀。不妊者亦胎，难生者易产。顿起沉珂，永消烦苦；令人三十年安稳无恙，所谓无病第一利益也。凡欲诊脉调治者，向省南门铁匠巷元通观阁东问之。”傅山在其《霜红龛全集·无聊杂诗》中描绘了这种生活的艰辛：“西邻分米白，东舍馈梨香。食乞眼前足，医无肘后方。”

傅山的“为民”思想在史料中也有详细的记载。例如，他批判儒家的“孝”只是博一孝名而已，傅山认为要求人子“立身扬名，显亲于后世”还不如让父母在世时生活愉快，“冀得亲之一欢一笑”。傅山还曾特地为一对自由结合的那女青年石峋和梨娃写了序，说他俩私下定盟而结合，曾遭“诸老腐奴啧啧”，傅山气愤地说，难道非得教梨娃饿死不成？说明傅山在晚年对于普通大众怀有深深的同情之心。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其所说求字者“凡人来，不忠厚者多”。傅山的书法是否为应酬作品，不应以具体的交易者的行为而笼统称之为应酬，也不能将之作为评判傅山存世草书水准不高的依据。

六、结语

傅山的草书作品应为其真实水准的体现，这从傅山的哲学与美学主张以及其性格本质可得出。因此，我们对于评判鉴赏傅山的草书作品艺术水准应更加客观、辩证，这有利于理解傅山多种书法风格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也能更好地评判存世的傅山作品是否真的出自其本人手笔。

叶永红 太平天国侍王府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