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神兼备”的巴式戈虎纹艺术

形神兼备的巴式戈虎纹艺术

王永威　杨小刚　金普军

中国古代青铜纹饰具有一定的发展脉络，从萌芽期的简单朴素发展到鼎盛期的繁荣、粗犷、神秘和凝重，再到衰退期的简单实用；从早期蕴含的宗教、礼仪特色，发展到晚期所崇尚的实用装饰性风格。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纹饰更加细致精美，多以纹饰组合带的形式出现，亦出现了具有生活写实风格的狩猎纹。

巴蜀地区在承继商周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文化体系。特别是，巴人采用写实风格在青铜兵器上细致地创造出老虎具体特征的纹饰，这与当时的主流纹饰风格明显不同。因此，人们常常把虎纹看作巴蜀艺术中最具神秘色彩和艺术特点的纹饰符号。

虎纹不仅具有装饰效果，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折射出巴人神秘的宗教文化特色，成为认识巴人社会情况的新视野。目前，国内学者从文化宗教等方面对巴蜀青铜器虎纹内涵进行了研究，形成三种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即：1.文字说，认为巴蜀虎纹具有巴文字的性质；2.图腾说，认为虎纹是巴人图腾；3.虎神说，认为虎纹是虎神的代表。本文将从艺术纹饰角度探讨巴式戈虎纹的艺术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揭示出巴人崇虎具体宗教文化内涵。

一、中国青铜器纹饰与“铸鼎象物”

“铸鼎象物”是青铜纹饰起源阶段青铜装饰艺术基本指导思想，是指通过对物的图像化描绘，使制度与仪轨以纹饰艺术的形式得以保存和传播，从而实现政治、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教化功能。“铸鼎象物”源自《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九鼎”的描述：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日：‘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这句话说明了：禹用金属铸成九鼎，在上面描绘出各种奇异的图像，把它们作为通神的器物，使人民能够得到上天的保佑。古代“铸鼎象物”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1.用模拟巫术的办法，通过控制恐怖事物的图像来控制它们；2.作为当时巫师阶层的神怪图录，成为他们指导民众遵守禁忌和进行祭祀的巫术纹饰；3.利用人们对异兽的恐惧心理，设计出恐怖形象使人们相信其能够帮助巫觋通天地。

事实上，新石器时期的先民已经在玉器表面雕琢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纹饰，如良渚文化采用兽面纹装饰玉琮，表面有人神怪兽组成的兽面纹，通过纹饰和造型艺术表达古人“天圆地方”的世界观，以及期望入神沟通获得神灵护佑的宗教观念。

虎纹是中国青铜器文化中常见的一种纹饰，多见于鼎、尊、钺、戈等器物之上。这些虎的形象多以活动状态出现，也有很多做“虎食人”造型。虎纹饰是起源商周尤其西周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兵器动物造型装饰艺术，并且延续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仍有所见。巴蜀青铜器上常见的虎纹形制与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前期墓出土的虎纹十分类似，说明巴人在再向周边地区学习青铜器制作技术时，也将其中的虎纹艺术造型风格吸收了进来。

二、虎纹是巴蜀兵器上的一种主流纹饰

巴蜀青铜器，尤其是兵器上存在着大量的纹饰，如虎、蝉、虫、鸟、巴蜀符号、虎斑纹等纹饰。虎纹是巴蜀青铜兵器上的一个重要特色之一，出土资料表明巴蜀地区虎纹青铜器开始于西周末期，流行于春秋战国，晚至秦代，多出现在兵器之上，如戈、矛、剑、钺上，少量出现在青铜乐器上。

巴式戈虎纹具有立体感和夸张多变的艺术造型，是最具代表性的巴蜀虎纹艺术，主要通过阴线和浮雕艺术表现手法制作。阴线虎纹的制作存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在青铜器表面直接刻划阴线构成纹饰图案；第二种是先在泥模上刻划出阴刻线纹饰图案，然后翻模到外范之上，通过合范浇铸铜液形成带有阴线纹饰的青铜器。事实上，大部分巴式戈虎纹则采用了浅浮雕的艺术表现形式，系青铜翻模范铸而成。青铜是铜锡铅合金，易于熔铸加工各种带有浮雕效果的纹饰造型。具体做法是先在模上制作出虎纹，然后翻在外范上，将铜液浇铸冷却后形成带有浅浮雕效果的虎纹巴式戈。

线条是绘画艺术用以构成视觉艺术形象最基本的语汇，阴线构成的虎纹具有简单和特征突出的特点，如余家坝遗址出土的三角形青铜戈上的虎纹（图1），凸显了老虎血盆大口、怒目睁圆、锯齿獠牙的威猛形象。浅浮雕式虎纹具有图形饱满、立体感强和生动活泼的特点，能够将老虎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李家坝墓葬出土的巴式戈虎纹（图2、图3）。

三、“形神兼备”是巴式戈虎纹的重要艺术特征

神在民族神话体系发展过程中经历着由动物神到人兽同体，再到入神同形的一般演变过程，祖先神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虎纹源于巴人“崇虎”的民族风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记载了巴人祖先务相当上廪君的过程，以及后来射杀盐水女神，死后魂魄化为白虎的故事：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睥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沈，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两晋时，仍有居于江汉流域的廪君后裔猛人、貙人化虎的传说。巴式戈虎纹充分地体现了东方原始艺术之美，融入了巴人的宗教信仰。艺术形象根源于客观现实生活，经过艺术家审美意识加工而成。巴人基于宗教审美意识将虎头或者完整虎形象刻画在巴式戈表面，并且采用了抽象艺术手法表现了眼、牙、舌、鼻、耳、翼、爪等细节特征，使虎纹变得鲜活起来。通过描绘老虎的具体身体特征，巴人展现了自己崇虎的宗教文化内涵。因此，虎纹艺术特征成为认识巴人宗教文化的一把钥匙，起到补史和证史的作用。

巴式戈虎纹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青铜装饰性纹饰抽象化的艺术特征明显不同，体现了巴人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具体性。具体性是原始艺术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以直接的形象表达深刻的宗教文化内涵，成为传递虎纹“形似”艺术特征的重要基础。与抽象的饕餮类纹饰不同，也不像略去许多特征的商周虎纹，巴人着力刻划的虎纹具有怒目圆睁、血盆大口、口露獠牙、挥舞力爪、竖耳明聪的形象。特别是虎纹完全融于青铜戈之上，虎头位于戈援后端，虎口正对着戈峰。这种纹饰布局显示出戈峰好像是虎口中吐出的“利刃”，加上弯曲的虎舌，生动地勾勒出一只凶猛嗜血的老虎形象。

虎纹是经过巴人艺术加工后的老虎形象，突出了老虎张牙舞爪的凶猛形象和嗜血特征，犹如凶猛无畏的巴人。《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巴师的凶猛形象，如：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历史事件具有极其复杂的多种内在和外在，偶然和必然的推动因素。但是，这则文献直接言表出来是一只仅仅通过歌声和舞蹈就将商代的部队吓退的神奇之师。巴人在战场上所展示出了犹如老虎般的凶猛无畏精神，为自己奠定了不朽的历史形象，这一切与虎纹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说虎纹的“形似”特征表现出巴人对老虎凶猛无畏精神的崇拜，那么抽象化的虎纹细节特征是巴人展示宗教文化内在“神韵”的重要艺术手段，也反映出巴式戈虎纹所兼有的抽象性特点。巴人对虎纹的细节进行了抽象化特征艺术提炼，如圆形虎眼、尖利的虎牙和虎爪等。

在这些细节特征之中，虎舌造型最具有特点，也蕴含着深刻的宗教文化内涵。巴式戈虎纹的虎舌都呈卷曲状，一般的形态有两种，即不带有尖刺或带有尖刺。在虎纹与戈的布局中，虎舌突出了老虎凶猛的形象有着特殊的含义，与廪君魂魄化为白虎的记载密切相关。这则文献也进一步指出：巴人认为老虎饮食人血，于是采用人祭的方式祭祀廪君。巴蜀兵器上的虎纹几乎都是虎头朝锋利的尖端，其中那些长着血盆大口伸着卷曲（带刺）舌头的老虎，表现出来的不是一只企图咬人的老虎形象，而是一只张口伸舌渴望舔食人血的老虎。当巴族武士用带有虎纹的武器刺杀敌人时，他们相信附在虎纹上的祖先神灵能够感受到敌人的鲜血，这是他们对祖先神灵最好的献祭。因此，巴族武士在战场上义无反顾，如老虎般凶猛，用敌人的鲜血向祖先神灵祈福。

巴式戈虎纹艺术特征折射出来巴人崇虎的深刻宗教文化内涵，通过表现出老虎凶猛嗜血的艺术形式将巴人武士、兵器、祖先神灵联系在一起，使虎纹巴式戈成为巴人武士奋勇杀敌达到祭祀祖先神灵和获得他们护佑目的的“神器”。虎纹采用抽象化的细节特征刻画出具体的老虎形态，完美地传达了巴人崇虎的宗教文化内涵，达到了形神合一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