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隋唐大运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任紫钰

摘要：隋唐大运河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南起余杭（杭州），北至涿郡（北京），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隋唐大运河不仅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带动了沿岸城镇的发展，还具有政治、军事功能，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统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留存至今的隋唐大运河沿线的文化遗产，还在现在的水利资源开发、运河旅游、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既是我们认识大运河的重要资料，也是需要我们科学保护和永续传承的文化景观和遗产。

关键词：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历史价值；现实意义

运河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殷商时期，吴太伯率领吴地先民兴修水利，开凿短小的沟渠，史称太伯渎，这是目前所知我国历史上最早开凿的人工运河。此后的历史时期，统治者们或为防洪，或为灌溉，或为漕运，都利用自然河流在不同地域进行过运河的开凿。隋朝大运河是我国运河开凿的顶峰，耗时六年，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以洛阳为中心连接北京和杭州，成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之后唐宋时期在隋大运河的基础上有所承接发展。元朝定都大都（北京）后，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弯取直，在山东境内和北京开凿了新的运河，由江苏淮安经宿迁、徐州直上山东抵达北京。运河虽大幅度东移，但依然连通北京和杭州，称为京杭大运河。可以看出，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是我国运河中的两大系统，隋唐大运河是根据历史特征而命名，京杭大运河是根据地理特征而命名，二者时间不同、地理方位不同。本文中所要探讨的是隋唐大运河。

一、隋唐大运河开凿的过程

隋文帝时期，为了向首都漕运粮食，于开皇四年（584年）开凿由大兴（今陕西西安）至潼关的运河，名广通渠，长三百余里。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同年，隋炀帝“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县”。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疏通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隋朝所兴修的5条运河，除广通渠以外，其他4条运河可以相互衔接，基本上呈南北走势。它们又和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相连通，发挥了巨大的航运功能。唐朝以后，史学界就把唐朝沿用的隋朝的4条相连通的运河，统称为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分为两支，一为连接京城长安和洛阳至东北地区的永济渠，一为隋唐两京沟通东南部的通济渠、邗沟（又名山阳渎）和江南河。

二、隋唐大运河开凿的历史背景

隋朝初年，从经济方面来看，北方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连年战乱，大量人口南迁，粮食生产已经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淮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隋唐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突出，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之称。因此，打通江南通往中原的水道，解决南北粮运问题，就成了统治阶级的当务之急。

从政治方面来看，隋王朝的建立并不等于国家统一的全面完成，江南门阀士族阶级与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隋朝中央政权之间矛盾尖锐，斗争日益激烈。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新生政权，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军事控制，隋炀帝开凿东南方向的大运河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军事方面来看，隋炀帝开凿永济渠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军事运输的需要，即为了沟通攻打辽东的两个水陆军事基地——东莱（今山东掖县）和涿郡（今北京）。

从隋炀帝个人来看，巡幸江南、游历各地，可能也是开凿运河的原因之一。

三、隋唐大运河开凿的意义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应将其置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其意义和价值。隋唐大运河对中国历史“功莫大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障了漕运的发展和兴盛

在中国古代大一统体制下，漕运是保证国家政策正常运行的有力工具。仓储和运河是漕运系统中重要的组成元素。隋唐以来，关中地区地狭人广，“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而离关中地区较远的黄河下游、河北平原和江淮流域，粮食生产则较为发达。因此，将这些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调运至长安的漕运问题，成为隋唐两代统治集团重要的财政问题。隋朝是中国漕运发展的高峰，达到了“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的阶段。

为了配合漕运，隋唐时代在运河沿线设置了很多粮仓。如隋代有著名的洛口、黎阳、回洛等仓，隋炀帝大业初年（605-606年），“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回洛仓整个仓城仓窖数量在700座左右，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仓窖数量最多的古代粮仓。入唐以后又增设了河阴等大型粮仓，其他还有几处规模较小的粮仓，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粮食储存体系，为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隋唐时期，河北平原上的永济渠是调运河北地区粮食的主要通道，也是对北方用兵时输送军粮的主要路线。同时，永济渠还承担着转运江淮地区物资北上的重要使命。隋炀帝征辽东时就充分利用了永济渠上的黎阳仓，调运粮草和物资。在对黎阳仓的考古发掘中，在仓城北中部发现了宽约8米的漕渠遗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粮仓与黄河、永济渠相互贯通的漕运水系。直至隋末，积储在涿郡的仓粟、器仗仍十分丰富。唐贞观末年至总章之际，数次对辽东用兵的军粮绝大部分取自河南、河北二道。开元年间改革漕运，“凡三岁，漕七百万石”，效果显著。开元十八年（730年）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州城西永济渠旁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

隋唐时期，通向东南地区的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是输送江淮地区粮食、物资的主要渠道。据文献记载，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租庸调都先运至扬州，再由通济等渠运至洛阳。地处永济渠一侧的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在安史之乱时就集结了大量从江淮、河南地区征调来的布帛钱粮，被称为“天下北库”。唐人李敬芳在《汴河直进船》中写道：“东南四十三州地，尽取脂膏是此河”。形象描述了当时运河的漕运功能。可以说，隋唐时期的运河是整个封建王朝的经济大动脉，发挥着重要的漕运价值。

隋唐以降，大运河的漕运功能仍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宋人将汴河视为“建国之本”。宋代政治体制中的“三司”，总管财政，各路转运司亦称“漕司”，转运使职权进一步加强。宋徽宗时期的“花石纲”，从江南到开封，就是一路沿淮、汴而上。明代设漕运总督，专司职掌漕运，故而明人称：“我朝经理漕河之臣，最称隆重。”在这样的漕运体制下，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质财富通过大运河流入北方地区，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注入新鲜血液。漕运作用之重、价值之大，可见一斑。

（二）促进了经济和文化交流

总的来说，大运河首次将司马迁时代的燕、赵、魏、宋、齐、鲁、徐、吴、越等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区自北向南连成一片，弥补了中国南北走向河流稀少和陆路交通常因山川阻隔而艰难通行等缺陷，有利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东部地区的整合发展，成为沟通了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和长江中下游经济区的商贸干道，为南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运河既是海上丝绸之路与北方国都间的连通渠道，也是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国内的主要连通渠道，既有利于5世纪前后北方先进经济文化南传，又有利于发挥7世纪以后江南经济文化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从经济交流方面来看，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地区商业的繁荣。在茶叶贸易方面，唐代饮茶风尚盛行，产茶地普遍分布于南方，江南、淮南、山南和剑南四个重要产茶道形成了一个集中的产茶中心。随着北方对茶叶需求的增加，广泛种植于南方的茶叶就通过隋唐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北方地区。无论是从运量、运费还是便利程度上考虑，大运河都是茶商们的首选。晚唐的汴州（今河南开封）城内，出现了“水门向晚茶商闹”的热闹场面。“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这都反映了由大运河带来的茶叶贸易的繁荣。

瓷器贸易方面，位于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境内的柳孜，在隋唐宋时期是通济渠上的重镇。通过对柳孜运河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唐代沉船及遗物，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文化遗物，其中以瓷器最多，有寿州窑、肖窑的黄釉瓷，磁州窑系白地黑花瓷，吉州窑系的黑瓷，耀州窑、越窑系及长沙窑的青瓷，景德镇的影青瓷，定窑系的白瓷等唐宋时期全国十几座窑口的瓷器产品。这些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窑系的瓷器集中出土于柳孜，充分证明了《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载的通济渠“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的巨大沟通功能。

大运河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的同时，还促进了我国的优秀文化向世界各地的传播。如河南巩义窑生产的唐三彩等器物除满足国内需求外，还通过运河大量销往海外。巩义窑处于洛水与黄河汇流处，隋唐宋金设洛口驿，水上运输便利，向西可沿洛水、渭水和广通渠抵达东都洛阳，向东北，沿永济渠可达涿郡，向东南，顺着通济渠、淮河、邗沟南下就是扬州，巩义窑的地理优势为其瓷器的外销创造了条件。在扬州出土过数件唐青花瓷器标本，冯先铭先生曾提出这批唐青花应该是河南巩县窑的论断。1998年，在印尼爪哇海峡水域发现了一艘唐代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从中打捞出三件完整的青花瓷盘，与巩义黄冶窑唐代地层出土的青花器物年代完全一致。这说明了巩义窑的瓷器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南下，直达扬州，然后再扬帆起航销往世界各地。巩义窑制品作为当时先进制陶工艺的代表，使得各国陶瓷纷纷仿效，如新罗三彩、奈良三彩、波斯三彩等，不仅传播了中国优秀灿烂的文化，还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工艺美术创新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带动了运河沿岸城镇的繁荣

随着大运河的开凿，一些沿岸城镇也跟着发展繁荣起来。自通济渠兴修之后，洛阳作为大运河南北两段的衔接点，成为南北经济交流和物资集散的枢纽。隋唐都定洛阳为陪都，称为东都。武则天改唐为周，定洛阳为都城，称为神都。五代时期的后唐也定都洛阳。北宋虽以汴京为京城，也定洛阳为陪都、西京。通济渠的通航使洛阳的漕运事业大为振兴，也因此在其附近修建了许多大型粮仓。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含嘉仓、洛口仓、回洛仓、河阳仓、常平仓等。隋末农民起义及唐末藩镇割据时期，因洛阳的地理优势和重要地位，各路军队都曾占领过洛阳。由于远航的船只可以直达洛阳，也使洛阳成为接待外国使节和外国商旅的城市。运河的开凿使得洛阳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促进了洛阳的繁荣发展。

隋唐大运河下游的宿州，也因运河的修建而成为区域商业、军事中心。宿州前身为埇桥，大运河兴修以后，埇桥受益，成为漕运基地。为了更有效地保障漕运，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增置宿州，以埇桥为宿州治所。李唐时期多有文人墨客寓居宿州，如白居易、韩愈、王绩、皮日休等人，为宿州留下众多诗文佳作。

随着大运河发展起来的城市还有扬州。扬州地理位置优越，扼守着长江、运河两大水系的交汇处，成为全国重要的水利枢纽。唐代扬州成为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有“扬一益二”之美誉。明代扬州是两淮盐业的中心和南北漕运的枢纽，沿运河两岸商贾云集，甚为繁盛。清代扬州是全国食盐供应基地和南北漕运的咽喉，再度出现经济和文化上的繁荣。可以说，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奠定、成就了扬州城无与伦比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隋唐大运河南段江南河的开通，使运河端点城市杭州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沟通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唐朝诗人白居易曾经用“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来形容杭州的繁华。杭州也是当时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日本、朝鲜、大食、波斯等外国商人络绎不绝。

此外，因运河而兴起、繁盛的城镇还有很多，如开封、睢州、泗州等。现如今，这些城镇有的因运河某一河段的废弃而衰败，有的依然繁华，见证着大运河历史上的盛况。

（四）加强了中央对地方政治、军事的统治

大运河漕运不仅为中央专制政府提供粮食供应，而且具有加强地方控制、稳定封建王朝统治的作用，其政治意义也不容忽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一项重要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沟通南北，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隋朝设漕仓，多集中在北方，南方少见大型粮仓。随着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政治重心依然集中在北方统治集团手中，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控制、弱化南方。隋朝将运河修到江南地区，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征收江淮地区的粮食赋税，但加强地域控制的战略观念应是隋朝统治阶级更深层次的目的。江南河动工的同时，隋炀帝废止了丹阳（今江苏南京）与三吴之间的原有水道，目的“就是要切断这个在将近四百年中南方政治和军事中心与三吴地区的联系，加强对三吴地区的控制”。运河的开凿，军事与政治作用并举，使得北方府兵在南方发生叛乱时可顺利南下平叛。

隋朝大运河东南一支的开凿起到了防止分裂、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东北一支的开凿，同样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汉代时已在东北地区设置了“乐浪四郡”，隋朝时期，随着国家疆域的恢复，永济渠的开凿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巩固边疆统治的作用。永济渠除了在隋炀帝兴兵高丽时用以转运军械之外，还使得幽州（今北京）成为重要的军事重镇。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就是以幽州为大本营左右时局，并将幽州更名为“大都”、“燕京”，奠定了唐宋以后，北京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基础。古都北京的形成与隋唐大运河——永济渠的开凿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辽、金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其政治根基在内蒙古东北部与东北地区，两个朝代的统治者们之所以选择北京作为都城，是因为北京“进”可利用永济渠控制华北地区，“退”可顺利返回内蒙古东北部及东北地区。辽、金两代充分发挥了隋唐大运河的作用，将北京从地方政治、军事中心推向古代中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历史大门。

随后，元、明、清三代均定都北京，并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之上开凿了从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把汉族与北方和东北方及其他各地的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使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其“全面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

四、作为文化遗产的隋唐大运河的现实意义

隋唐大运河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保障漕运、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等巨大意义，还在现在的水利资源开发、运河旅游、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并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支撑

隋唐大运河沿线相关文化古迹，涉及桥梁、仓窖、民宅、古塔、城址等多种类型，遗存种类丰富，历史文化价值极高，与运河本体及沿线自然风光结合后，成为发展当地文化旅游业的重要资源支撑。如扬州在运河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整合沿线生态资源，挖掘历史遗迹，串联人文景观，解读运河历史，努力打造一条水上文化长廊。目前已经推出了“古运河水上一日游、两日游游览线”，打造了运河风光带，发展运河沿岸游览区，并提升拓展古城街区游，延伸了运河文化旅游。安徽淮北也将依托隋唐大运河柳孜运河遗址，重点建设柳孜运河遗址公园景区。通过加强运河历史文化的学术性研究，构建运河文化产业，打造优秀文化旅游品牌，发展运河文化旅游，已经成为运河沿线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二）为研史资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隋唐大运河的部分河道和相关遗迹经过考古勘察、发掘，为研史资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洛阳发现的回洛仓、浚县发现的黎阳仓，不仅是隋唐时期发达的漕运体系的历史见证，也为研究隋唐时期仓城同都城的关系、官仓管理制度、粮窖结构、储粮方法等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商丘古城南关码头遗址，发掘出房屋倒塌基址两座，还有大量宋朝的陶器、砖瓦残片、钱币、木船板等。汴河济阳镇曾出土过两艘宋代木船，船上发现有铁器、瓷器等遗物，在2011年的发掘中又发现了大堤、车辙、脚印等遗迹。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大运河通济渠段沿线进行全面调查中，发现了洛口仓城、汴河遗址、水溃等遗迹。考古调查发掘出土的许多与大运河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印证了大运河文化线路昔日的繁荣与辉煌，不仅使今人对我国的运河文化遗产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同时为运河的历史变迁研究以及造船业、车制发展、瓷器外销的研究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三）进一步提升民族向心力和自豪感

2014年，隋唐大运河作为中国大运河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条文化长廊，汇聚着丰厚的历史、人文、经济、社会、民族风情，不仅为我国悠久文明古国提供了重要历史见证，继续推动着运河沿线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作为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伟大心血、代表着一种精神力量的伟大工程，也成为当代构建社会和谐、提升民族向心力和自豪感的重要因素。

对于今天的隋唐大运河，不仅要加大保护力度，加强对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同时也要加重对其历史科学、社会经济、文化价值方面的研究，发挥其作为文化景观和遗产在凝聚人心、推进区域发展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能进一步增强国民对大运河历史文化的保护意识和责任感，形成遗产保护传承和文化旅游、经济社会发展共赢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