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键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男女双方都希望婚礼、嫁妆办得体面一点，这是人之常情。而彩礼给多少还要看男方的家境，凡事都要量力而行，不可“打肿脸充胖子”为难了人家。
“嫁女不争彩礼，娶媳不嫌嫁妆”，彩礼要以平常心对待，不要横向攀比，嫁女变成卖女，性质就变了，很容易引发男女双方父母之间矛盾。彩礼一般事先经媒人双方说好。新中国建立初期，彩礼多的约折合米四、五石（一石等于一百五十斤），少的也有“一钱为定”，还有“君子之交”不收彩礼的。
建国初期，封建思想尚未在国民心中消失。剖析女方争彩礼缘由，若女儿彩礼太轻，无非被别人瞧不起，其实彩礼与嫁妆有一定的联系。彩礼重，嫁妆就必然办得风光一点，甚至有些新娘出嫁的陪嫁超过彩礼的价值。彩礼轻，嫁妆办得寒酸一点也无妨，反正“拿你（彩礼）拳头塞你嘴”，男家也无可非议。
旧时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困苦，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小户人家结婚办喜事比较简单，嫁妆遵循量力而行、经济实用的原则，尽量少花钱、不铺张。女儿长到十四、五岁时，母亲就要未雨绸缪，集腋成裘，纺纱织布，凑攒钱财，为女儿操办嫁妆做准备。
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种植棉花，纺纱织布；一年一年积聚起来，到时可派嫁女大事。而棉花、棉皮不能存放太久，被褥（棉花胎）也不宜过早就弹了，时间长了要发黄变老，因此想方设法在亲友、邻居中相互调剂使用，今年谁家闺女出嫁就先借给谁，到自已闺女出嫁时再还来，相互帮助，办成大事。
做嫁妆的被褥要双数，少则是四床，多则八床，也有人准备十床，可供盖一辈子；也有穷苦户办不起被褥，无奈只得“两床合一铺”了。布匹（家织小布）有六匹、八匹的；此外还有陪嫁衣服、绣花枕头之类，几乎把箱子全装满了。
木器嫁妆有“六桶、三箱”、“一颗印”，另加“三十二只脚”，全有女方操办。
所谓“六桶”就是指提桶、茶桶、饭桶、马桶、困桶、立桶，为节省点钱，一般是利用家里零星旧木料请箍桶匠箍后再请漆匠漆的；当然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为省事也向红货店（嫁妆店）购买。
提桶有大提桶和小提桶之分，大提桶两只，用于到河里挑水回家，倒在水缸里备用；小提桶，是女人倒马桶时到河边拎了水荡马桶使用的。茶桶，在桶里衬了棉絮，铜茶壶就裹在其中，给田里干活的男人送茶解渴，起到当今热水瓶的作用；饭桶，是供饭保暖之用，也可存放些杂粮之类；马桶，又称“子孙桶”，一大一小，承装污秽物的必备之器；困桶，是供婴儿睡的；立桶，供孩子站立在桶里玩耍。这六桶均是家庭生活的必须品，缺一不可。
“三箱”是指两个大板箱，经济条件好的其中一个是樟木箱，箱子里装着新娘子随嫁衣服和床上用品，并套上铜锁；一个小木箱子称“官箱”，官箱为讨个口彩而得名。官箱虽小，地位在嫁妆中可举足轻重，新娘子的贵重细软全装在官箱里，还有红蛋、喜果等，要待三朝新娘子开锁，从箱子里取出红蛋连同喜果分送给亲友及左邻右舍。
“一颗印”指的是镜箱，这镜箱可撑可闭：撑开是一面镜子，闭了像个小箱子；下有两个抽屉，可放篦梳及化妆品之类，放在梳妆台供女人化妆之用，俗称房中之“印”。用红绸布包了作为嫁妆，活像旧时官员大堂审案台的一颗大印。
“三十二只脚”是指一个大橱（衣橱）、梳妆台、两张靠背椅、四张小方凳，合计八件，都是四只脚，共三十二只脚。
大橱有板门式，板门上镶嵌一块大玻璃，旁边衬两条花玻璃；有两节柜式的花橱、还有箱橱，那时还没有五兜橱、被橱，更没有陪嫁桌子之类。此外，还有浴盆、洗衣盆、高脚拗手、平底拗手、针线匾等。
床是由男方购买材料请木匠制作，然后请漆匠刷漆，那时没有西式床，全是中式的硬板床，少数棕绷床，有四柱式、六柱式两种。
床面两侧及上方镶嵌花板，花板上雕刻花、草、鱼、虫及戏名人物，像一座戏楼，古色古香，庄严隆重。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人民生活逐渐好转，刺激了消费欲望，结婚就要购齐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另加收音机，合成“三转一响”。手表还要上海牌，缝纫机要蜜蜂牌、飞人牌，自行车飞鸽牌、永久牌的，这才叫上档次。
伴随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曾经让一代人追求的“老三件”，已不再稀罕，开始向电子化进展。九十年代结婚追求的“三大件”是：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二十一世纪初是空调、电脑、录像机，经济好的人家还有各种高贵奢侈品，如票子（存单）、车子、房子。从“老三件”到“新三件”，标志人民逐渐富裕起来的象征。
时下农村家家建了楼房，制作了组合式家具，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些盆、桶、箱子再也不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被褥也用不着这么多，新的“嫁妆”男女双方早已在结婚之前办好了。
彩礼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男方的气度与富有，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六十八、八十八元，到八十年代的一百零八元；时下彩礼与时俱进，动辄五位数，有十万、八万的，甚至几十万。姑娘身价倍增，真正成了“高价姑娘”、“千金小姐”。
不过，彩礼重，嫁妆必然就重，没有女方收了彩礼不办嫁妆的，仔细算算做父母的都是赔家，赔得心甘情愿，赔得坦荡舒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