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藏传佛教泥像“擦擦”之鉴赏

故宫馆藏藏传佛教造像精品赏析

王博++王玉

20世纪50年代，重庆博物馆从西藏、成都、重庆等地征集到一批藏传佛教文物，其中有百余件小型模制泥造像“擦擦”（tsha-tsha，藏语音译）。至2010年，笔者对这些藏传佛教泥像做了年代、题材等方面的整理和研究，认为其年代范围为后弘初期（12世纪至13世纪）至民国时期，即以清代擦擦为主，次为明代擦擦，少数为后弘初期。其造像题材十分丰富，有莲花生、宗喀巴、大持金刚双身、无量寿佛、长寿三尊、金刚不动佛十尊、大威德金刚、双身大威德金刚、释迦牟尼佛、四臂观音、六臂观音、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殊菩萨、莲花手菩萨、手持金刚、白度母、绿度母、空行母、绿度母三尊、吉祥天母、马头金刚等内容。本文遴选出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擦擦”与广大喜好者共同鉴赏之。

1.四臂观音

白泥，高8.6厘米，后弘初期（12至13世纪）。形状尖拱形，浮深雕。观音一面四臂，正身双手于胸前合十，左手持莲花，右手持串珠，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莲座束腰较深（见图1）。造像身后头光、身光均呈椭圆形，头光边缘施凸旋纹和联珠纹，身光从外至内分别有梵文经咒、联珠和浅细的三角形水波纹带。造像身材匀称，束高髻，髻顶小坐佛已漫漶，戴五叶宝冠，面部虽已模糊，仍可辨其面带微笑、下颌内含的清秀容貌。袒上身，戴项圈、璎珞、臂钏、脚链等配饰，腰系长裙无皱褶，左腿部分残损。观音体魄健壮，四肢圆润，腹肌起伏的形象为早期藏传佛教造像的重要特征之一，受印度、尼泊尔造像影响较大。头光上联珠纹间距较大、颗粒圆润均为明以前的做法。身光上装饰的三角状水波纹带在后弘初期非常流行，同样的装饰纹带在拉萨蔡巴寺的一件擦擦的佛座上也有表现[1]。观音的臂钏位于大臂中部偏下位置，臂钏逐渐下移以及莲座束腰较深、背屏边缘有梵文，这些都是后弘期泥塑造像的特征。西藏日喀则地区夏鲁寺也藏有一件后弘初期的红陶四臂观音擦擦[2]，二者无论是菩萨形象、造像风格、装饰纹样、雕塑手法都表现得完全相同。由此推测，这是一件制作于后弘初期的四臂观音擦擦。

2.那若空行母像

药泥，高5厘米，明代（15至16世纪）。尖拱形背屏上满施火焰纹。空行母右手向下持钺刀，左臂弯曲夹持骷髅杖，手捧颅碗，展右立姿，脚下踩小鬼。单层覆莲座上缘施联珠，珠粒圆润，莲瓣宽肥匀称。造像全身赤裸，女性特征明显。三眼怒睁，呈愤怒相。头戴骷髅冠，坠环形耳珰，颈挂璎珞和鲜人首鬘，四肢配饰钏镯脚链等装饰（见图2）。其尖拱形背屏上火焰纹风格较为写实，造像身姿颇具动感，联珠颗粒大而圆润，莲瓣匀称肥厚等均为明代藏传佛教造像特征。在西藏山南地区也有造型完全相同的明代那若空行母擦擦[3]，本文中的空行母擦擦也应为明代西藏山南地区作品，比西藏山南地区的同类擦擦高出0.5厘米。

3.手持金刚像

泥质施彩，高15厘米，明代（16至17世纪）。尖拱形背屏上满饰浮雕火焰纹，高浮雕造像。金刚身材粗短，肚腹圆鼓，右手曲举持金刚杵，左手于胸前施斯克印持索，左展立于单层覆莲座上。造像呈愤怒状，三眼，长发竖立，戴骷髅冠、耳珰、钏镯，颈挂长蛇和鲜人首鬘，腰系虎皮短裙，披帛环绕身后并飞扬于体侧（见图3）。圆鼓的肚腹和粗短的身材，背屏上的火焰纹翻卷弯曲处非常圆弧规整，莲瓣硕大匀称，具有明代风格，故此擦擦应为明代作品。

4.白度母像

红泥，高8厘米，明代（16至17世纪）。背屏以椭圆形头光与身光相叠而成，表面磨损严重。造像右手于腿上，手印不详，左手于胸前牵莲枝，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头戴五叶宝冠，束高髻，袒上身，女性特征明显，颈挂璎珞，腰系长裙，披帛环绕颈与双肘，于体侧向上翻卷。此类背屏样式为典型的明代样式，从颇具动感、较为写实的披帛来看，该擦擦为西藏明代作品（见图4）。

5.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与文殊、金刚持像

灰泥，高12.8厘米，明代（16至17世纪）。四弧尖拱形，边缘施叠涩凸棱，两侧内收，高浮雕造像，表面磨损严重。主尊为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像，其下方右为文殊菩萨像，左为手持金刚像。背屏上有五圈千手千眼。主尊正身为十一面八臂，双手于胸前，所施手印不详，余手持莲花、弓等法器，跣足下为单层仰莲座。观音袒上身，腰系长裙与腰袱，裙褶对称，已呈格式化。披帛裹肩、绕臂，并沿体侧下垂于脚踝附近。右侧文殊菩萨右手曲举宝剑，左手执莲花，并开敷于左肩之上，花蕊承经筴，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左侧金刚右手曲举持金刚杵，左手于胸前，火焰状发髻高耸，身后披帛环绕，展左立于莲座上，金刚身后施火焰纹背光。该观音以披帛裹肩，沿体侧下垂，百褶裙垂于脚踝处，受汉地佛教造像影响显著，可能制作于川康地区。外轮廓呈四弧尖拱、两侧内收的相同题材擦擦在明代的西藏地区较为流行，其年代为明代并无悬念，由于两侧内收已出现变直的趋势，故年代可能已到明代晚期（见图5）。

6.十一面千手观音

灰泥，高7.6厘米，宽4.9厘米，明代（16至17世纪）。背屏由桃形头光与圆形身光相叠而成，千手呈圆形排列，正身八臂，有二臂合十于胸前，其余六臂原持有法器，已漫漶。观音立于莲座上，跣足。从背光样式、边缘未经修整、造像立体感较强等特征来看，为明代造像（见图6）。

7.无量寿佛像

灰泥施彩，高9厘米，清代（17至18世纪）。背屏由桃形头光与椭圆形身光相叠而成，边缘经修整。造像双手于腹前捧甘露寿瓶，结跏趺坐于莲座上。莲座束腰较深，莲瓣规整匀称。佛像头戴五叶宝冠，宝缯飞扬于耳侧，束葫芦形发髻，顶立髻珠。戴项饰、璎珞、臂钏等配饰，袒上身，腰系长裙，裙褶堆积于腿上，披帛环绕头后、双臂，于体侧向上翻卷。葫芦形发髻为清代汉地藏传佛教造像特征，莲座束腰较深、莲瓣制作规整匀称均为清初以前的特点，而莲瓣边缘起凸棱的样式在明清金铜佛像上也有表现[4]，故该造像制作于清代初期（见图7）。

8.无量寿佛像

红泥，涂金脱落，高14.5厘米，清代（18世纪）。造像双手于腹前捧甘露寿瓶，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座上缘施联珠。造像面目清秀，低眉垂目，下颌内含。戴五叶宝冠，束汉式高髻，发丝清晰，宝缯于耳侧上卷，戴耳珰、项圈、璎珞、臂钏和手镯。腰系长裙，披帛绕肩、臂于体侧上扬。从莲座、发髻、耳珰、U形璎珞的样式来看受清代宫廷铜佛像样式影响颇大，该佛像应为乾隆年间作品（见图8）。

9.马头金刚像

红陶，高16.6厘米，清代（18世纪）。三连弧拱形，边缘施浅窄的凸棱，深浮雕，龛壁上满施较为写实的火焰纹。马头金刚为三面六臂，六臂分别持金刚杵、三叉戟、宝剑、莲花、骷髅杖、金刚索，脚踩八条龙，下为覆莲座，座上缘施联珠纹。三面均呈愤怒相，头戴骷髅冠，怒发上耸，发间伸出三个马头，戴环状耳珰、臂钏和手镯，颈挂项圈、璎珞、首尾相缠的蛇和鲜人首鬘。金刚袒上身，腰系虎皮短裙，金刚右侧第二只手所持三叉戟样式与北京故宫乾隆年间造的双身六臂大黑天铜像上的三叉戟完全相同[5]；金刚火焰状发髻呈股状，线条较直；其莲瓣匀称宽大，莲座上缘施排列密集颗粒较小的联珠、下缘为素面宽边等均为清代造像的重要特征，故该马头金刚擦擦为清乾隆时期作品（见图9）。

10.章嘉·若毕多杰像

红泥，高7厘米，清代（19世纪）。章嘉·若毕多杰是第三世章嘉呼图克图，雍正、乾隆两朝国师。擦擦磨损严重，可辨桃形背屏，边缘施花纹。圆形头光。造像高浮雕，右手于胸前牵莲枝，莲花承托宝剑；左手于腹前捧宝瓶牵莲枝。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头戴“班霞”帽，身着僧袍（见图10）。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藏有与之完全相同的章嘉·若毕多杰擦擦[6]，故为清代作品。

11.长寿三尊像

灰黑陶，高9.5厘米，清代 （19世纪）。三连弧拱形，宽厚凸起的边缘较为规整，底纹凌乱。三尊像呈品字形排列，浅浮雕，上为无量寿佛像，下为白度母和尊胜佛母，二者之间有喇嘛塔。无量寿佛双手于腹前捧甘露寿瓶，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腿上堆积较为密集的衣褶。佛像头部身体各处的装饰均漫漶不见，仅身后圆形头光与身光、披帛清晰可见，身光可辨轮辐状的光芒纹。主尊下方的白度母和尊胜佛母身体扁平，身光均有光芒纹。背面有题记：“致和元年三月∕朔八日敬造佛∕像弟子王文珍”。该擦擦虽有元代题记，但造像、底纹似故意做成模糊状，其佛像有清晰的光芒纹背光，光芒纹样的背光是清代擦擦最为流行的式样。长寿三尊为清代流行的泥塑佛像题材，因此，这是一件清代制作的长寿三尊擦擦（见图11）。

12.大威德金刚等五尊像

泥质，高30.2厘米，清代（19世纪）。桃形背屏上满施镂雕火焰纹，正中上方有一坐佛像，金刚像为高浮雕。大威德金刚像为九面三十四臂十六足，施左展立姿，正身二手执钺刀，左手托噶布拉血碗，左右各十六臂原执法器多已漫漶，右侧可辨三股叉、钺刀、金刚杵、布拉鼓等法器，左侧有噶布拉碗、梵天头颅、人手、半头、斯克印等。十六足下踏人、鹦鹉、牛、驴等异教诸神。单层覆莲座上有五尊像，均无法辨认造像内容。大威德金刚像共九面分三层，第一层正中为大牛头形象，头戴骷髅冠，一对大犄角最具特征，头侧有六面愤怒相，头上是蓬起高大的火焰状发式，正面中层也是愤怒相，均戴骷髅冠，最上层为文殊像，头戴五叶冠，葫芦形高髻。身挂大骷髅璎珞，戴项饰、臂钏、手镯和脚链，腰系短裙，悬挂珠串璎珞。背屏上火焰纹翻卷弯曲处不明显，加上格式化特征突出，已没有明代火焰纹那种气势。背屏上的各臂造型呆板，莲座做工粗率，且造像裆下垂饰粗大，均显示该大威德金刚擦擦为清代作品（见图12）。

13.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与文殊、金刚持像

灰泥施彩描金，高8.4厘米，清代 （19世纪）。四弧尖拱形，两侧呈直线型。在西藏大昭寺内藏有同样形制、同样题材、同样造型的擦擦[7]，莲座样式为清代唐卡中常见的二层仰莲座，且下层莲瓣呈盛开的样式，故该擦擦为清代作品（见图13）。

14.绿度母像

红泥，高6.1厘米，清代（十八至十九世纪初）。四弧尖拱形，叠涩状边缘经整修。造像身后有圆形头光与身光相叠，游戏坐姿，右手于右腿上施与愿印，右脚踩莲踏，左手于胸前牵乌巴拉花，身下为单层仰莲座。度母面部已漫漶，头戴五叶冠，束高髻，宝缯翻卷于耳边，配饰有耳珰、项圈、璎珞、臂钏等，袒上身，丰乳细腰，着长裙，披帛裹肩绕臂翻飞于体侧。元代擦擦最早采用四弧尖拱形，明代逐渐流行，清代最为常见，并且尖拱部分存在变小的趋势，到清代已出现五弧的形制。而边缘的叠涩凸起部分在元明时期多低窄，制作不规整，清代以后则变得又高又宽，经修整，形似像龛的龛缘。故该绿度母擦擦为清代作品（见图14）。

15.金刚不动佛十尊

红泥，高6.1厘米，宽5.4厘米，清代（18至19世纪）。方形，边缘叠涩凸起。十尊佛像分三层排列，中间最大的为主尊，两侧上下九佛像与主尊完全相同。均为左手捧竖立的金刚杵，右手施触地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头光与身光结合呈三弧形背光，仅主像背光边缘施镂空火焰纹，其余施凸旋纹。造像均为高肉髻，着袒右袈裟。金刚不动佛十尊题材的擦擦在明代已出现，形状为尖拱形，到清代此类题材被发展为二十三尊等各种组合形式。并且，这件方形擦擦佛像的头光与身光的关系不再像明代那样是相叠而成背光，而是以一种晚期常见的三弧形背光，故它是一件制作于清代泥佛像（见图15）。

16.宗喀巴

红泥，高2.7厘米，清代（18至19世纪初）。尖拱状背屏，素面圆形头光略尖。祖师手牵莲枝，莲花开敷于两侧，右侧花蕊载经筴，左侧花蕊载宝剑，跏趺坐于单层仰莲座上，莲瓣形态大小不一，不大规整。宗喀巴头戴通人帽，身着藏式僧袍，衣纹表现呆板，莲瓣不规整，其年代为清代晚期（见图16）。

17.无量寿佛

红泥，直径4.3厘米，清代（18至19世纪初）。圆形，边缘缘规整呈叠涩状，背面有布纹。佛像双手于腹前捧甘露寿瓶，结跏趺坐于单层莲座上，座缘施联珠纹，莲瓣匀称。造像头戴宝冠，束高发髻，坠环形耳珰，颈挂U字形璎珞，袒上身，腰系长裙，腿上有裙褶分布，披帛环绕身后、双臂，在体侧向上翻飞。莲座上缘莲珠密集、U字形璎珞皆为清代造像特征，故该擦擦年代为清代（见图17）。

18.唐东杰布

灰泥，高4厘米，清代（18至19世纪初）。三弧圆拱形，叠涩状边缘凸起较高。唐东杰布是十五世纪噶举派高僧，因广建桥梁、创立藏戏而闻名于后世。造像右手于腿上，左手托钵，结跏趺坐于莲座上。为束髻披发，须髯长垂，饰耳珰，外披斗篷，内穿僧袍。该擦擦边缘凸起较高，造像身上格式化衣纹呈对称状，这些晚期特征均表示其制作年代为清代（见图18）。

19.四面四臂大黑天

泥质施彩，直径3.5厘米，清代（18至19世纪初）。圆形浅龛，高浮雕。四面四臂大黑天，正面、两侧和头顶各一面孔，均呈愤怒相，正身双臂于胸前，右手持钺刀，左手残，余手持宝剑、戟，下肢左展脚踩毗那耶迦，其身下为单层仰莲座。造像头戴骷髅冠，火焰状发髻，戴耳珰、长蛇和鲜人首鬘，披帛环绕身后和双臂，于体侧向上翻卷飞扬。此类题材的圆形擦擦在清代的拉萨地区非常流行，故该擦擦为清代遗物（见图19）。

20.绿度母

灰泥，直径2.5厘米，清代（18世纪至19世纪初）。圆形，边缘修整并凸起较高，龛内度母双手牵莲枝，莲花开敷于肩侧，游戏坐姿，身下为莲座，右脚踩莲踏。束高髻，戴宝冠，坠耳珰，袒上身，系长裙。此擦擦制作于清代（见图20）。

21.玛尔巴像

灰泥糌粑，高13.4厘米，清代（18世纪）。玛尔巴西藏山南地区人氏，著名的译经师，塔布噶举派始祖，在家居士。背屏为圆形头光与圆形身光相叠而成，边缘规整。造像以厚重的大衣裹身，双手于腹前相叠，施禅定印，似为善跏趺坐姿。从擦擦修整规矩的边缘，以及造像繁复凌乱的衣纹来看，应是清代作品（见图21）。

22.十一面观音

红泥描金，高9.1厘米，清代（19世纪初）。舟形背屏，上面饰联珠纹和火焰纹，背面和边缘经修整。十一面观音八臂，正身双手合十于胸前，余手各莲花、弓等法器。立于覆莲座上，座上下缘施联珠纹，莲瓣宽大，但中间肉较小。观音腰系长裙，裙摆垂于脚踝处。配饰已漫漶。年代较早的同类题材和相同形制擦擦的莲座施仰莲瓣，联珠颗粒较大而圆润[8]，而这件擦擦上浅浮雕联珠纹、背屏样式和边缘经修整以及观音造型粗率，似有模仿之嫌，其制作年代为清代或更晚（见图22）。

23.佛塔

灰泥施彩，残高9厘米，清代（18至19世纪）。圆雕佛塔，塔刹残，底中空。由须弥座、塔瓶、塔刹构成，塔瓶正面设龛，龛内有佛像，已漫漶。此类佛塔在清代最为常见（见图23）。

24.九塔

黄泥，高3.2厘米，清代（18至19世纪）。圆锥形，由塔座、身、瓶、刹组成。塔座为圆柱体，塔身由主塔和依附四周的浮雕八塔组成，其上为圆形塔瓶。此类佛塔在清代非常流行（见图24）。

25.金刚宝座塔

黄泥，直径6厘米，高12厘米，清代（18至19世纪）。形态呈圆锥状，即由圆形覆莲座、四台阶、塔瓶和刹座组成。四层台阶上有圆雕主塔四面各一浮雕的小塔组成五塔，象征五方佛，即大日如来和四方佛（见图25）。

26.一百零八塔

黄泥，高7厘米，清代（18至19世纪）。圆锥形，顶部主塔已残，浮雕八塔分布于主塔周围，下部是四层佛塔夹联珠纹（见图26）。

注释

[1]张建林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擦擦》，图版82，第47页，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出版。

[2]张建林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擦擦》，图版86、87，第50页、51页，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出版。

[3]张建林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擦擦》，图版176，第110页，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出版。

[4]罗文华编，《故宫经典—藏传佛教造像》，图版110、111，第196、19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

[5]罗文华编，《故宫经典—藏传佛教造像》，图版169，第272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

[6]张建林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擦擦》，图版295，第193页，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出版。

[7]张建林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擦擦》，图版278、180页，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出版。

[8]刘栋编，《藏传佛教模制泥佛像—擦擦》，图版82、113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出版。此书收入一件十一面八臂观音擦擦，被定为二期（十世纪后半期）。从造像腰系长裙的样式来看，似受汉地造像风格的影响，应为明清时期特点；造像右侧一手持法轮，而十一面观音持有法轮的形象最早出现于明代，后弘初期的十一面观音所持之物中没有法轮，早期造像主要受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艺术风格影响。本馆所藏的这件擦擦造像手中也持有法轮，且晚期特征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