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大四年《金乡县头陀教正因院之记碑》考释_资讯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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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小行

【摘要】金、元时期，佛教中的头陀教一派盛行，市井工商之徒，信此者十居四五。殆至明代，该教突然销声匿迹，因而留下的文献资料极少。新发现的《金乡县头陀教正因院之记碑》，在记述头陀教在今苏鲁豫地区传播情况的同时，亦介绍了头陀教始祖纸衣和尚的生平及创教史，极具文献和史料价值。故笔者特录其文，略作考释。

【关键词】元至大四年金乡县头陀教正因院之记碑纸衣和尚考释

《金乡县头陀教正因院之记碑》（下简称《正因院碑》），刊于元至大四年（1311年）九月，正因院主持圆成禅师立，现藏于金乡县博物馆。碑长约300厘米，宽约100厘米。正书。该碑，方志、《济州金石志》均未记载。碑文在记述头陀教德真禅师一派在今苏鲁豫地区传播情况的同时，亦介绍了其始祖纸衣和尚的生平及创教史，极具文献和史料价值。现将其加以句读，略作考释。

一、录文

济宁路金乡县头陀教正因院之记

□川信士赵德昇撰洞然居士书丹并篆额

头陀之教，发源远矣。自饮光以降，道传竺夏，嗣清尘者代不乏人，简栖之文足为证矣。以其卓绝难行，世所罕见，谓吾宗为韧立。昔释迦在世，弟子迦叶能修苦行，如来深加赞叹，复虑后五百岁正法欲灭，遂以守护为讬。迦叶固辞力小弗克负荷，当有弥勒宜以弘法之任嘱之。如来即从其请，与宝积会上，以法付之弥勒。弥勒欣然受之，经语其详，不能具载。

吾保定祖师纸衣和尚，以慈氏之法□应下生之宝运，示迹于宋之绍圣二年，异光瑞相惊骇当时，有司以之逐捕，风仙为之再拜，年既鼎盛，才冠士流。值金兵南伐，屡遭丧乱，乃顿悟□世无常，厌尘入道。天会六年，始立正门，峭然拔乎雪山之行，丁宁乎乐石之言，诚者归之，莫不称庆。范公见之，焚其朝服。稚子恋之，忘其室家。太师察其情也，显善神护戒之威。防御瞻其容也，悟圣境付书之瑞。禅伯四十余员预知归寂，信士百千亿众竞结胜缘，天宫法座符奇梦于新堂，使者歌词送圣文于静夜，教阐二纪，道传九宗，以至今日。

圣朝信教，国师拥护，使头陀正宗大显于世，可谓不负能仁之讬矣。蒙其利，益可思议哉。由是，远近兰若浸兴于世。有去尘禅师者，徐州镇防人也。自七岁礼本州真公禅师出家，修习苦行学问逾勤。历十载，其师为众等邀往夷门。后经天朝革命，飞锡鱼台，以华盛之年，励冰霜之操，为众敬仰，理固宜然。不数载，立院有六：其在鱼台者曰圣修，其在金乡者曰正因院，成武以兴济为号，单父以会真立名，济州普施、兴教二所在。度门弟子六人，内有门资圆成，住金乡县正因院，以为祖师万年之教，不可使法门不显，师德不彰，欲刻石题辞传之后世，将使海众览之，同获实福。今圆成□□别访再叙根因，于至大四年躬就鱼台圣修院，先树祖碑，谨录全文镌诸琬琰，纪师偁誉，永传遐代，是为报亲□□思以斯旌表孝终道矣。易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所谓修成物应，动之斯来，绥之斯和，其斯之谓欤？谨斋沐为□□□。

祖师立教，□启龙华。孰蒙利益，出家在家。谠言救世，神如扁鹊。诸苦能除，盖服吾□。

有缘敬奉，果报非无。上获十号，下免三涂。善法功深，觉人日广。崇树香刹，旁及天□。

肃肃石公，剪□意真。年途耳顺，操励松筠。院兴六处，付祖大德。万祀教传，抑□□□。

濟宁路金乡县典史董忠程文秦祐王辅

济宁路金乡县尉陈先元

将仕郎济宁路金乡县主簿孔樟

承事郎济宁路金乡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邵蔚

进义副使济宁路金乡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朵罗女

大元至大四年岁次辛亥九月日圆成禅师立本县石匠作头（下缺）

（碑阴为“祖头陀德真禅师宗派图”，文字甚多，不录。）

二、头陀教概况

金、元两代，头陀教一派盛行，“市井工商之徒，信糠者十居四五”[1]。

头陀教，又称糠禅，由刘纸衣于金天会年间创立，为佛教的一个苦行派。头陀意为“抖擞”，即去掉尘垢烦恼之义。据《十二头陀经》《大乘义章》卷十五载，共有十二种修行规定，称“头陀行”。即著粪扫衣（用被遗弃的破布缝制的僧服）；著三衣（三种用不正色布制的袈裟）；常乞食，不作余食（一天只吃午饭）；一坐食（除午饭外不吃零食）；节食量（钵中只受一团饭）；住阿兰若（住远离人家的空闲处）；冢间坐（坐坟地）；树下坐；露天坐；随地坐（不拘地方坐）；常坐不卧[2]。

元代头陀教成为独立教门，朝廷设头陀教禅录管治下头陀禅师。头陀禅师与俗人诉讼，由禅录与地方官员共同裁断。至元十八年（1281年）头陀教溥光更是获赐“大禅师”称号[3]。然而到了明代，此教逐渐无闻，因而留下的文献资料极其稀少，以致连祖纸衣和尚创教的准确时间都难以考证。

三、刘纸衣生平及创教情况

碑文首先追述了头陀教的起源：“头陀之教，发源远矣，自饮光以降……弥勒欣然受之，经语其详，不能具载。”这与《寂照禅师道行碑》“如来以法心付弥勒，弥勒以正法华垂世立教而修头陀行”[4]的记载吻合，且更为详细。

头陀祖师纸衣和尚，正史无传。《正因院碑》云：“吾保定祖师纸衣和尚……年既鼎盛，才冠士流。”耶律楚材《寄赵元帅书》：“夫糠禅，乃释教之外道也……昔刘纸衣扇伪说以惑众，迄今百年。”[5]《大头陀教胜因寺碑》（下简称《胜因寺碑》）云：“始祖曰纸衣和尚，立教于金之天会。”[6]《寂照禅师道行碑》：“自纸衣应世以来，二百年于此。其间慧灯相续，奕世不绝。”[4]由此可知，始祖纸衣和尚即是刘纸衣，其籍贯为保定。

《正因院碑》云：“吾保定祖师纸衣和尚，……示迹于宋之绍圣二年，异光瑞相惊骇当时，有司以之逐捕，风仙为之再拜，年既鼎盛，才冠士流。”“示迹”，即“释尊于久远前成佛后，常在各世界中示现教化众生，凡佛所示现的，都名为迹”[7]。结合后面的文字可知，此处应是“出生”的意思。故刘纸衣生于北宋绍圣二年，即1095年。

刘纸衣青少年时期事迹无考。《正因院碑》只云其“年既鼎盛，才冠士流”。刘纸衣创教前夕，恰逢“金兵南伐，屡遭丧乱”。“金兵南伐”，即始于金天会三年（1125年）、终于天会五年（1127年）的金攻北宋之战。金兵的南伐，不仅导致了北宋的耻辱亡国，也使北方沦陷区的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所过皆残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妇女，好者掠去，老丑者杀之。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邑里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8]。丧乱中，百姓朝不保夕，刘纸衣遂选择了皈依宗教来解脱痛苦，“乃顿悟□世无常，厌尘入道”。

关于刘纸衣创立头陀教的时间，《胜因寺碑》云：“立教于金之天会。”《正因院碑》则明确指出：“天会六年（1128年），始立正门。”也即是说，在金灭北宋的第二年，刘纸衣便创立了头陀教。

头陀教以清净寡欲、修头陀苦行、严守戒律为解脱法门，非常适应当时深陷水火之中的民众的精神需求。故刘纸衣创教后，追随者众多，既有下层民众，也有朝中官员，“诚者归之，莫不称庆。范公见之，焚其朝服。稚子恋之，忘其室家。太师察其情也，显善神护戒之威。防御瞻其容也，悟圣境付书之瑞”。至其圆寂时，仅禅伯就有“四十余员”，信士更多，“百千亿众”虽为夸词，但实际人数肯定不少。

四、头陀教在苏鲁豫地区的传播

刘纸衣逝世前后，头陀教虽然一度遭到政府的严禁，但其发展仍延绵不绝。《胜因寺碑》：“（刘纸衣）示灭之后，门人嗣法，自河涧铁华、兴济义希、双桧春、燕山永安、蓬莱志满、真教猛觉、临漪觉业、普化守戒、清安练性、白霫妙一，十一传而至溥光大禅师。”[6]进入元代，由于统治者崇奉宗教，正如碑中所言——“圣朝信教，国师拥护”，使“头陀正宗大显于世”。特别是溥光，还于至元辛巳（1281年）被皇帝御赐“大禅师”称号。[6]

头陀教发展虽盛，但其在大都以外地区的具体传播情况，已往文献鲜有记载。正因院碑的发现，无疑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碑云，金朝末年，有去尘禅师者，徐州镇防人。自七岁追随本州真公禅师出家，修习苦行学问逾。真公禅师，即碑阴宗派中的德真禅师，头陀教其他文献未载，师承不详。从碑阴“祖头陀德真禅师宗派图”等字眼看，德真禅师或为头陀教在今苏鲁交界地区的开山者。十年后，真公禅师“为众等邀往夷门”传教，去尘禅师陪同前往。“夷门”，战国时魏国都城大梁的东门，《史记·魏公子列传》：“魏有隐士曰侯赢，年七十，家贫，为夷门监者。”[9]后来，夷门成为大梁（开封）的别称。据此可知，至迟到金末，头陀教已传往今河南地区。

元朝建立后，去尘禅师到鱼台县传教。“不数载，立院有六：其在鱼台者曰圣修，其在金乡者曰正因院，成武以兴济为号，单父以会真立名，济州普施、兴教二所在。”元代，除成武隶属曹州直隶州外，鱼台、金乡、单父、济州均属济宁路管辖[10]，为弘吉剌氏的分邑，由其陪臣治理。“弘吉剌之分邑，得任其陪臣为达鲁花赤者，有济宁路及济、兖、单三州，巨野、郓城、金乡、虞城、砀山、丰县、肥城、任城、鱼台、沛县、单父、嘉祥、磁阳、宁阳、曲阜、泗水一十六县。”弘吉剌氏深受成吉思汗家族信任，蒙古大汗曾与之约定：“弘吉剌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每岁四时孟月，听读所赐旨，世世不绝。”[11]

除了碑阳中提到的金乡县正因院住持主圆成外，由碑阴可知，济州普施院住持主为纯明禅师，单父会真院住持主为智明禅师、防心禅师，成武兴济院住持主为纯净禅师，鱼台县圣修院住持主为道兴禅师、绳义禅师，济州兴教院住持主为圆明禅师。碑阴另载，鱼台县还有头陀教尼庵聞善院，知宫为李妙真。

在《正因院碑》刊立的至大四年（1311年）前后，治理济宁路地区的为弘吉剌氏家臣按檀不花家族。按檀不花家族世代信仰景教，在其庇护下，济宁路治下的济州一带成了元代景教重镇，这里长期存在着景教寺院和教徒群体，并且有着专门的宗教管理机构[12]。不过，从头陀教去尘禅师一派在济宁路立有六所寺院及金乡县达鲁花赤、县尹为正因院立碑等情形判断，按檀不花家族对这个佛教异端教派，虽说不上喜欢，但起码并不排斥。正因院碑阴上的众多信徒题名，也印证了这一点。从信众上看，除了出家的僧人，还有大量居士。居士中既有平民百姓，又有像宣授金牌承务郎海道运粮千户侯宁、宣授金牌管领东平等路本投下诸色户总管高揆、奉议大夫奉圣州知州张文以及知县、仓库官、押狱、作头等不同级别、为数众多的官吏。从性别上看，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碑阴还载，德真禅师的二代传人，除去尘禅师外，还有去染、宽利二位禅师。因二人与除去尘禅师为同代传人，碑中未载他们以下的传承谱系。不过，从去尘禅师的徒子徒孙规模推断，去染、宽利的信徒理应不少。

正是由于元朝不同级别官吏的支持或默许，头陀教信徒快速增长，分布各个阶层，“市井工商之徒”更多，“信糠者十居四五”。

温玉成先生在《金元糠禅述略》一文中指出，溥光以后的大头陀教历史，资料不多。只知道元武宗至大二年三月（1309年）“罢杭州白云宗摄所，立湖广头陀禅录司”。至大四年四月（1311年），“罢艚、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头陀、白云宗诸司”[3]。正因院碑立于至大四年九月，因而该碑的发现，无疑将对头陀教后期历史的研究提供极大帮助。

参考文献：

[1]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13[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81-182.

[2]门岿.二十六史精要辞典[Z].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2462.

[3]温玉成.金元糠禅述略[J].法音，1988（08）.

[4]熊梦祥.析津志辑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85.

[5]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20.

[6]熊梦祥.析津志辑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74.

[7]弘学.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M].成都：巴蜀书社，2006.79.

[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司马迁.史记·卷77[M].

[10]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66.95.

[11]宋濂.元史·卷11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