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古怪多 古代史料中的灵异故事新解读
丹尼尔·托马斯·帕茨
《圣经》中的米甸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北地区、今沙特阿拉伯汉志省。《圣经》详述了以色列与米甸之间的、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早期的两场战争：在第一次战争后，米甸由伊维（Evi）、雷肯（Rekem）、提苏尔（Tsur）、胡尔（Hur）、雷巴（Reba）五王分治；第二次战争后，米甸由泽巴哈（zebah）和扎尔穆纳（Zalmurma）两王统治。这表明米甸是由部落或氏族组成的联盟，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领导人。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些“王”的名字实际上是米甸城镇或地区名称。第一次战争中，以色列从米甸夺取的战利品有黄金头盔、手镯、图章戒指、耳环和挂饰。第二次战争中，以色列王基甸从死于战乱的米甸人身上收集的耳环价值高达1700谢克尔（shekels，古希伯来钱币），此外，还有其他装饰品、项圈、骆驼链条、祭司圣衣、耶和华雕像等，供奉在位于俄弗拉的圣殿中（《士师记》8：24-27）。从基甸缴获米甸王们的紫色外衣的记载推测，自青铜时代晚期起，米甸人就有渠道获取黎凡特海岸地区生产的高级消费品。根据相关资料中对骆驼的记载，一些学者认为米甸是游牧民族，但关于米甸的城镇和从米甸抢来的可观财富的记载暗示米甸更像是一处城镇人口定居地。考古地面测量表明，古热亚古城是大型的宗教场所之一，拥有大型定居点、低矮的城镇、陶瓷窑场、农田系统、表面清晰可辨的围墙以及独具一格的彩绘陶器。对阿拉伯半岛骆驼驯化历史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米甸人最早使用骆驼进行沙漠运输，这与米甸商人（《创世纪》37：25）将乳香和没药等香料从阿拉伯半岛南部运输和散布到东地中海世界吻合。
除圣经记载外，埃及新王国时期（十九和二十王朝，公元前13或前12世纪）的文献中提到的“首术”（Shoshu）也可能与米甸有关。尽管有环境气候的因素影响，但古热亚等大型城镇的衰落以及米甸人的最终消亡可能终归于埃及权力的式微——埃及势力于拉美西斯六世统治期间（公元前1145前1137年）完全撤离此地。
出自苏尔查阿地区的公元前8世纪中叶的楔形文字资料记载，一列前往沙特阿拉伯重要城址泰马和赛伯伊的沙漠商队受到袭击。200头骆驼以及它们负载的货物——包括蓝紫色羊毛塔其特姆、其他羊毛、铁、帕帕尔迪路石料以及“各种各样的商品”被抢劫一空。蓝紫色羊毛是用地中海蓝色海螺染色，这种海螺来自腓尼基，是腓尼基各城市应亚述统治者的要求交纳的贡品。
公元前733年，关于泰马的记载首次出现。亚述国王提格拉·比里色三世（公元前744前727年在位）在位时期的一段铭文中记载，亚述王在征服阿拉伯女王赛木西后，泰马是向亚述王进贡的许多部族之一。泰马的重要性在公元前694年的文献中得到体现，当时的记载表明泰马的贡品已经通过了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的“沙漠之门”阿卜美德巴里。
亚述的欲望不断增长，意图占领叙利亚和黎凡特地区，征服巴比伦和它的同盟者，控制远距离贸易。沙特阿拉伯北部地区因此成为亚述帝国的垂涎之地。公元前691年，亚述王西拿基列出征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追击阿拉伯特勒胡奴女王和哈扎艾勒国王至“沙漠中心”阿杜曼图。这是关于沙特阿拉伯北部绿洲定居点阿杜曼图的最早的记载。阿杜曼图即《圣经》中的杜马赫（Dumah），希腊语中的窦马伊萨（Doumaitha），《古兰经》中的杜麦特·占德勒（Dumat al-Jandal），现在的焦夫（Al-Jawf）。女王连同数以千计的骆驼以及大量阿拉伯神祗雕像被掳走，哈扎艾勒国王投降并向亚述王西拿基列献上贡品。尼尼微的一些石珠的题字表明它们是“来自杜马赫的战利品”。
公元前678年，西拿基列之子、亚述王伊撒哈顿返还给阿杜曼图早前被掠走的雕像。与此同时，一位在亚述王官长大的名叫塔巴的阿拉伯公主返回阿杜曼图并登上女王宝座。
公元前677年，哈扎艾勒国王去世。在亚述王伊撒哈顿的支持下，哈扎艾勒国王的儿子尧塔继承了王位，但伊撒哈顿要求尧塔额外交纳贡品，包括10迈纳黄金、1000块半宝石、50头骆驼、1000个装满香料的皮革容器等。虽然代价高昂，但这些贡品物有所值，因为当时乌阿布（Uabu）和“所有阿拉伯人”都反抗尧塔。亚述派兵征讨反抗势力，抓捕了反抗势力头目并将他和他的手下一起带回亚述。仅仅几年后，当尧塔试图摆脱亚述控制时，亚述王伊撒哈顿就以同样的方式派兵抓捕他。尽管尧塔逃避了抓捕，但他的支持者被打败，他的神像被掠走，其中包括一个与维纳斯有关的名叫阿塔尔赛美因（Atarsamain）的女神雕像。
当伊撒哈顿的儿子亚述巴尼拔即位后，尧塔“像上帝一样”侍奉他。亚述巴尼拔返还了阿塔尔赛美因女神雕像。不久，尧塔再次反叛。亚述编年纪在记录公元前649年的这次反叛时，提到亚述军队驻扎到“他的领土”，并派军与他（尧塔）作战，这说明公元前7世纪中叶，亚述的卫戍部队在临近阿杜曼图的地方出现过。编年纪谈及了这次镇压反叛造成的浩劫，阿拉伯人的帐篷和居所被烧，他们的牲畜和奴隶被抢。被掠走的骆驼数量巨大，以致于亚述人“可以在市场上花1.5谢克尔白银买到骆驼”。据说饥荒蔓延到了阿拉伯北部地区，亚述所有伟大的神祗都对阿拉伯人施以了诅咒。尧塔的妻子阿迪亚和参与叛乱的基达里特国王阿穆拉迪一起被俘。
亚述征讨军一来，尧塔就逃往更远的位于泰马附近的纳拜耶特国。纳拜耶特国王纳特努担心，如果向尧塔提供庇护，会招来亚述的报复，因此拒绝了尧塔的请求并派遣特使去觐见亚述巴尼拔。自此，纳拜耶特成为亚述的附庸国。然而，当亚述巴尼拔和他的弟弟沙马什·舒姆·乌金发生内战时，纳特努、尧塔、阿穆拉迪和其他两位阿拉伯酋长——阿比耶特和他的弟弟阿耶姆，都站到了沙马什·舒姆·乌金的一边。
阿比耶特和阿耶姆被打敗后，阿比耶特归顺了亚述巴尼拔当局——“他来到尼尼微并且亲吻我的脚”——阿比耶特被亚述巴尼拔立为基达里特国王。但阿比耶特“很快与纳拜耶特的纳特努国王结成同盟，在我边界上制造骇人听闻的暴动”，这一事件促使亚述巴尼拔第二次发兵征讨阿拉伯。随着阿拉伯军队的战败，亚述巴尼拔立纳特努的儿子努胡鲁取代其父为王。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公元1000年早期，阿拉伯北部很多重要地区，如阿杜曼图、卡帕努和泰马都被纳入亚述统治范围。这一地区的一些阿拉伯部落被认定是《圣经》中的基达里特。先知耶利米预言这一地区会遭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的袭击（《耶利米》49：28-33）。
那波尼德（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是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最神秘的统治者之一，很多记载都提及他的古怪行径。在他统治的第三年，他委任自己的儿子贝尔沙撒为摄政王，而他则跟随一支军队来到泰马，在泰马度过了十年，公元前539年他返回巴比伦时正赶上波斯帝国建立者居鲁士大帝征服了巴比伦。在土耳其东南部靠近乌尔法的哈兰发现了一块刻有长铭文的石碑，在石碑上，那波尼德颂扬了月亮神希恩，叙述了自己做的一场梦，梦中月亮神命令他在哈兰建造庙宇。他说希恩允许他逃离巴比伦城，去往泰马、达达努（欧拉）、佩达库（斐得克）、基卜拉（海巴尔）、耶迪乌（耶迪）、耶特里布（麦地那）。通常认为那波尼德在泰马定居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始于阿拉伯南部的利润丰厚的陆路香料贸易，他列举出的这些沙特阿拉伯北部城镇的名字就是一份他征服过和在征服过程中新添加的城镇名单。自南而来的商队在叶斯里卜出现分叉，一条线路向北前行到达泰马，另外一条线路沿着西北到达德丹，前往加沙和地中海。从泰马开始线路再次分化：第一条线路是向北前行至阿杜曼图，直至叙利亚；第二条线路是向东北前进至巴比伦；第三条线路是向东前进至伊拉克南部。通过控制整个地区，那波尼德扼住了商队路线的各个重要咽喉，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埃及、米堤亚和阿拉伯诸王，所有的王都充满敌意地”派遣使节向那波尼德要求和平。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鲁克保存的一些楔形文字文献可以证实那波尼德在阿拉伯出现过。其中一份文献记载了在他统治的第五年中的一则支付记录，共支付了50谢克尔白银给一个名叫奈布·穆合提克·欧拉的驼夫，此人将面粉运往了泰马。而另外一则文献记载的是在他统治的第十年，他下令支付从乌鲁克运送“国王食物”去泰马的骆驼的运输费。一些石刻铭文也证明那波尼德和他的军队在阿拉伯西北部出现过。在距离泰马西南几十公里远的穆沙姆拉卡，有一块由“巴比伦国王那波尼德的随从马里丹”所写，记载他和国王来到此地是为了发动一场针对拉克的贝都因人的袭击。这份文献揭示了作者的身份，他既是国王的随从，又是国王的贴身侍卫或是一位领导巴比伦国王近卫军的宫廷大员。这些铭文的重要之处还在于它们包含了许多人名。马里丹与焦夫绿洲（古代的阿杜曼图）上的一处要塞的名字——马里德有关，和希伯来语（Marad）、奈伯特语（mrdw）、帕尔迈雷内语（mrd）相近。其他名字[例如斯科特索（Sktrsl）和合特诺（srtnl）]在小亚细亚的很多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与其最相近的词汇，而安答苏（Andasu）、恩第乌斯（Endios）可能是希腊名字。我们通过这些材料可以了解到在那波尼德军队中有希腊雇佣军服役，这些雇佣军中包括米蒂利尼诗人阿尔卡伊娥斯的兄弟——安提门达斯。
最后，在泰马发现的四条铭文提及了一场对抗德丹（Dedan）的战争。这些铭文和上面提到的铭文放在一起，显然是那波尼德的部下所书。此外，那波尼德的哈兰石刻铭文中提及了达达努（德丹，今天的欧拉），这清楚地说明那波尼德征服过这个地区，而并不仅仅是参观过此地。
那波尼德旅居泰马之后，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在近东的统治证据（公元前539前330年）非常少见。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Ill：88）的记述，“在帐篷里居住”的阿拉伯人向居鲁士大帝纳贡，但是这些阿拉伯人的来源地和身份不详。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马其顿军队对西亚的征服通常被视作这一地区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希腊语言、物质文化（陶器、货币等）、建筑（剧院、庙宇）、知识（哲学、宗教、戏剧、文学）广泛地从地中海传播到中亚、印度和阿拉伯。这是在东方出现“希腊风格”、“希腊精神”、“希腊化”时代的原因。然而，与大英帝国在印度和非洲的殖民统治不同，马其顿帝国和它的继任者塞琉古帝国统治近东时，并没有从欧洲本土和爱琴海岛屿引大量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进入海外领土。
亚历山大大帝著名的“最后计划”和他发动的阿拉伯征服包括很多内容。亚历山大肯定听说过阿拉伯的富庶。这里的阿拉伯指的是乳香和没药生长地哈德拉毛和多法尔，在阿契美尼德帝国衰落之前，阿拉伯人每年要向波斯国王交纳1000泰伦特（大约25.5吨）香料。和那波尼德一样，亚历山大大帝可能也有控制这种资源的计划，他从巴比伦派遣的三支考察阿拉伯海岸的海上探险队很可能实施了一次针对阿拉伯南部的袭击。尽管探险队完成了情报收集任务，但并没有发动进一步的军事征服。
从人口的角度看，似乎只有很少量的希腊人或马其顿人曾经定居在幼发拉底河东部。即使亚历山大和他的继任者通过授予退役士兵土地来建立殖民地，或通过从“母”城向殖民地输入新的殖民地居民来扩张殖民地，在这些地区的纯种希腊人数量也很少，而这些纯种希腊人与当地人的通婚无疑也消解了他们自身的“希腊性”。阿里安和昆塔斯·库尔提乌斯都提到亚历山大建立了从“阿拉伯”战争中退役的军人定居点，但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些定居点位于巴比伦南部边缘，并不在阿拉伯半岛上。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普林尼提到的由亚历山大和他的塞琉古继任者建立的三个希腊基地——艾里苏萨、拉里萨和卡尔基斯位于从幼发拉底河河口到阿拉伯商业中心格拉之间，而格拉就是位于东部省的泰伊。
泰伊是希腊时代阿拉伯东部最重要和最大的城市。泰伊是距离东部省朱拜勒港口约90公里的内陆城市，处于连接伊拉克南部巴士拉和胡富夫的沙漠商队行进路线上。在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诗歌中，泰伊是一处拥有多处水井的水源地，有着半神秘色彩。泰伊的南部有超过500个坟丘，坟丘边缘是一片地势陡峭的区域，盐沼或季节性的充溢盐夷平了更北面的地區。这座城址的中心区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由城墙划定界限。城墙4.5米厚，2.5公里长，由切割的石灰岩块砌成，城墙包围着不规则的平行四边形土地。南部城墙上每隔40米就有一个半圆形的角楼，这些角楼宽4.5米，厚5-7米。角楼之间还有稍小的拱壁，城墙的每个角落都有一个大型的、钻石形状的塔楼。航拍照片表明城墙已有多处毁坏，不能辨识出确切的城门入口。
泰伊的中心部分是清晰可见的石质建筑。考古表明城墙内的大部分区域都是用于居住的。在修建城墙这一巨大工程开始之前，一个定居点就已经存在，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城墙的形状如此古怪，没有一个角呈现90度直角：因为城墙需要避开先前就存在的、不平整和不规则的定居点。拥有半圆形角楼和钻石形角塔的泰伊城墙是阿拉伯东部地区城墙的先驱。然而，泰伊建筑指向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希腊世界和阿拉伯南部——而这两个方向是有潜在联系的。让我们首先看一下希腊证据。
在评价希腊对泰伊乃至东部省份的影响时，大批陶器、民房建筑和丧葬仪式的记载等显然并不能说明当地有大量的希腊人居住。这一时期的大部分陶器都属于当地（阿拉伯东北部）传统的红陶，只有少部分陶器反映出希腊的影响。同样，女性小雕像也无法清晰地反映出希腊的影响。在泰伊发现了一些从希腊进口的黑釉陶器碎片，但仅有少量的典型的希腊风格鱼盘；模仿希腊风格的棱纹碗或口沿内敛的碗在近东的其他地方也有发现。施绿釉或白釉的大批进口陶器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或伊朗西南部传人的，为了贸易的便利船运至此。尽管一块出自塔鲁特的小型石碑上刻有希腊铭文，但铭文上的人名哈比卜·诺马特却是闪米特人的名字。
1989年，在沙特阿拉伯中部阿云地区一处小型的泥砖建筑定居点发现了希腊化时期的希腊钱币。阿云位于贯穿阿拉伯心脏的沙漠商队行进主干线。这里的钱币中有13枚亚历山大式样的古希腊四德拉克马银币，其中4枚铸造于公元前323前320年左右的马其顿，1枚铸造于公元前315年的巴比伦，4枚铸造于公元前300年的安菲波利斯。
然而，希腊对阿拉伯东北部的影响可能与陶器、货币或其他小件物品呈现出来的程度完全不同。从防御工事的理论角度看，泰伊的城墙设计采用了希腊风格或希腊的防御工事理论，即拜占庭的斐洛建议的“围攻战术”。假设希腊的指挥官和老兵们在巴比伦尼亚南部出现过，那么希腊的理论知识，特别是工程学、几何学和防御工事构筑等知识就极可能对泰伊伟大而坚固的围墙设计和构筑产生重要影响。
可能对泰伊城墙设计和技术产生影响的第二个来源是阿拉伯南部地区。与在建筑中使用烧结砖和土坯的美索不达米亚不同，阿拉伯南部地区使用切割石块，这一传统可追溯到很多世纪以前。最早的大规模的用切割石块建成的建筑是赛巴人的防御工事，公元前7前6世纪，塞巴人建在耶拉、马里卜、席尔瓦等地的防御工事早于泰伊城墙几个世纪。泰伊很可能将北方希腊的防御工事理论和南方阿拉伯南部地区的砖石建筑技术融合在一起了。
城墙并不是希腊化时期阿拉伯南部对阿拉伯东北部地区产生影响的唯一领域。举例而言，出自塔鲁特的一个药膏容器顶上的卧狮就是众所周知的阿拉伯南部式样。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泰伊、艾因·加湾、奥提夫、阿卜奎克、希纳等地发现了30多条用阿拉伯南部字母刻写的铭文。这些哈萨提克铭文是典型的丧葬文字，通常出现在墓碑上。这些铭文采用的字母是从阿拉伯南部赛伯伊字母发展而来的。它们的语言是古代阿拉伯南部方言。铭文中出现的名字都是闪米特人名。
哈萨提克铭文中的语言间接地出现在另一份古老的文献中。在描述塞硫古王朝的国王安提奥卡斯三世于公元前205年参观东部省的格拉（可能就是泰伊）时，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提到了一封格拉人写给国王的信，在信中，格拉人向国王请求永久的和平与自由。波利比奥斯写道“当这封信被翻译给他（国王）听时”，国王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波利比奥斯还写道，格拉人向国王安提奥卡斯三世呈送了“礼物”，包括500泰伦特白银、1000泰伦特乳香以及200泰伦特的顶级没药品种。在泰伊发现的令人惊叹的黄金面具和珠宝也证实了格拉居民的财富。波利比奥斯关于香料的记载清晰地表明，阿拉伯东北部地区多获益于其横跨沙漠商队路线的地理位置，这条路线将香料的生产地阿拉伯南部地区与销售市场巴比伦尼亚连接起来。
阿拉伯东北部的本土钱币也证明阿拉伯南部地区和希腊世界给予阿拉伯东北部地区的影响是同步的。就像近东其他地区的希腊化物品一样，东部省份最早的钱币也模用亚历山大大帝的钱币形制，可能因为亚历山大大帝钱币成分精纯且称重精确，因此这种钱币无论在哪里流通都值得信任。受到亚历山大钱币影响的典型的本土钱币的正面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头像，或是亚历山大自己的肖像（通常佩戴着尼米亚狮子的皮毛）。钱币背面的图像通常认为是宙斯坐像。有些钱币在宙斯的坐像背后用希腊字母纵向刻写亚历山大的名字。还有一些钱币上，亚历山大的名字被当地国王的名字取代，用阿拉伯南部语言或阿拉米字母写就。
这里有一枚阿卜耶撒在位期间发行的钱币，阿卜耶撒的名字是用阿拉伯南部字母写就的。根据钱币提供的信息，阿卜耶撒统治时期约为公元前230前220年。阿拉伯东部以外，在科威特的法拉卡、叙利亚的高登、土耳其的梅克特皮尼也发现了这种钱币。一些学者认为，这些钱币的散布表明运转中的陆路贸易路线始于阿拉伯南部，终于地中海。还有一些学者指出，联想到波利比奥斯关于公元前205年格拉人向安提奥卡斯三世交纳白银的记载，阿卜耶撒的钱币是沿着安提奥卡斯三世军队自阿拉伯到小亚细亚的行进路线而散布各处的。
长久以来，学者们都想知道阿拉伯东部钱币背面的那个坐着的神祗是否真是宙斯。怀疑的原因是，一些同类型的钱币刻有阿拉伯太阳神沙姆斯的名字，名字位于宙斯膝盖之前，用阿拉伯南部字母写就，还有一些钱币只是简写了太阳神的名字。根据这些线索，很多权威学者认为钱币上的神祗只是模制了宙斯的形象，在阿拉伯钱币中，这个神祗并不指代希腊神宙斯，而是指代当地神祗太阳神沙姆斯。
对泰伊的地层勘探时，仅找到极少量的钱币，而大量的钱币都是在地面上发现的，据此，我们只能大概了解钱币的年代，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钱币跨越了几个世纪。这类钱币有很多名字，大的叫做四德拉克马，小的叫俄博或半俄博。然而，这类钱币流通地很少。在卡耶特·法奥、巴林、法拉卡、也门和阿联酋（比如杜尔）等地也发现了一些钱币。然而，大多数钱币似乎只用于当地。这些钱币中的大多数不是银质或银块，而是铜质的，至于它们是用于市场还是像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用于支付军队人员的工资，我们不得而知。
很难精确地指出希腊化时期的结束时间，我们看到希腊化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世纪，可能甚至更晚。艾因·加湾和达兰的一些坟墓中出现了罗马的或受罗马启发制造的玻璃器和珠宝，此外，还有一些施釉陶器是帕提亚风格的，可能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和胡泽斯坦生产。
关于阿拉伯地区遭受外部政治控制的更直接的证据是，一些阿拉伯文献中将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视为外部危险。根据迪奈维里（大约895年）和尼哈亚图·伊雷卜·斐禾巴·弗斯·瓦·阿拉伯（大约1000-1050年）的记载，萨珊王朝的建立者阿达希尔一世征服了巴林和叶麻马（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用叶麻马这一术语指代阿拉伯东部）。征服始自约公元240年，紧随其后的是沙普尔二世在公元4世纪早期的征服。沙普尔二世在哈特登陆，之后行進到叶麻马，最后直达麦地那。伊斯兰教到来之前，阿拉伯东北部一直处于萨珊王朝控制下。然而，实际控制阿拉伯东北部的是萨珊王朝的封臣莱赫米。莱赫米是阿拉伯的一支，基地在伊拉克南部的希拉，它名义上控制着中北部和东北部的阿拉伯部落。在远西，拜占庭帝国雇佣了相似规模的伽珊人，而南部金达人主要统治今天靠近卡耶特-法奥的地区。
伊斯兰教崛起后，它用整个阿拉伯半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统一了今天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