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华器流光溢彩_资讯_观点_

流光溢彩

吐尔基山辽墓发掘于2003年春夏之际，因其西北采石矿的偶然开采而被发现，是一座保存完整、未被盗掘的古墓。它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大吐尔基山东南麓的山坡上，距通辽市50公里。吐尔基山辽墓墓室四壁有壁画，墓中的彩绘木棺和棺床在内蒙古自治区尚属首次发现。随葬品丰富而有特色，墓室内主要有金银器、铜器、瓷器、漆器、木器、玻璃器及丝织品等；内棺内随葬品主要有鎏金银牌饰、金手镯、金戒指、玛瑙手链、玛瑙项饰等。金银器在造型、纹样及工艺方面，既模仿唐代金银器的制法和特征，又融入本民族审美追求，极为精湛，堪与唐代金银器相媲美。

一、鎏金摩竭纹银盆

高6.3厘米，口径37.3厘米，底径29.3厘米。该盆用0.33厘米厚的银板锤打而成，盆口沿向外折出便于手拿的边沿。在盆的内底、腹壁及口沿边缘局部图案上鎏金。内底以圈状波纹作地，盆底水波纹外饰一周覆莲瓣纹，中间饰以双摩竭戏珠纹（见图1）。

匠人先以捶揲的技法制成凸起的外廓，即龙首鱼身的摩竭。再用錾刻技法刻画细部的眼、嘴、羽翼等。摩竭身体作游动、扭转之姿。摩竭头上生一角，眦目圆睁，长鼻上卷，嘴大张，吐长舌，呈凶猛态。头部巾帘样装饰上錾刻小圆圈纹，以示摩竭肥硕的鳍部。摩竭鱼鳞状甲片排布规则而繁密，显得身躯健壮有力。两翼作振羽展翅之姿，工匠运用退阶式凸起的做法表现羽毛的层次。长长的尾部飘转、灵动，似在追逐身侧的一团火焰珠。

盆腹壁錾刻八团相同的装饰纹样，为两只鸿雁栖息于牡丹花之上。鸿雁呈对立姿，展翅高扬，口中各衔一缠枝花，神态安详，悠闲自在。盆口沿部饰一圈唐草纹。以上裝饰均以细密的鱼子纹为地。整体设计独具匠心，盆底呈现出水中摩竭戏珠，盆壁为岸边鸿雁栖息，一动一静，交相呼应。当盆中盛放水等液体时，摩竭随着水的波动便活泛起来，仿佛矫健而灵活地遨游搏击于水中，可感受到蕴藏在其体内的勃勃生机，极尽巧思。

摩竭是印度神话中的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动物，汉译作摩竭、摩伽罗等。它被认为是河水之精、生命之本，常见于印度的雕塑、绘画艺术之中。印度较早的摩竭形象可见于阿马拉瓦蒂（约相当于公元前250～公元前200年）的雕刻艺术中，其形象为张口露齿、牙齿锋利、长鼻上卷、大眼圆突、鱼身鱼尾、身体覆鳞、头部似鳄鱼。4世纪时随着佛教而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鱼化龙”的传说相结合。隋代的鱼龙形象已有出现，随后成为唐代金银器上的常见纹饰，入宋以后渐微。契丹人对摩竭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辽代金银器、鎏金铜器、三彩器和玉器中都有出现了该纹饰。金银器上的摩竭纹很丰富，从辽早期一直沿用到中期[1]。摩竭的龙首鱼身、带翅带鳍、长鼻上卷、大眼圆睁等特征也承袭了唐代摩竭的做法[2]。

此墓还同出了一件摩竭形金耳坠，高5.2厘米，长5.4厘米，厚2.4厘米。它是由两侧捶揲成形后对合焊接而成的，中空。鱼身卷曲，两翼制成花瓣形凸起，以示张开的翅膀。扇形的尾巴上翘。颈部、尾部及花球上镶嵌绿松石。在颈下、双翼花瓣纹及尾部轮廓边缘阴刻细密的曲线，身上鳞片纹边缘也饰短斜线纹，颇具立体感（见图2）。契丹贵族男女均有戴耳饰之俗，男女耳饰差别并不大。

鸿雁纹是辽代契丹人擅长的禽类题材中的大宗，特别是在辽早期至中期器皿上使用较多。原因之一是鸿雁纹是晚唐时期主要的纹饰之一。鸿雁属候鸟，喜群居，定期南飞北返。其性情机警，于低地丛莽间飞行时，口衔芦苇秆，以避猎人布置的罗网，且很少停歇。鸿雁雌雄相依，生死相随，所以古代以雁作为迎娶的见面礼。古人取其机警、善于保护自己和忠贞的爱情作寓意。原因之二是鸿雁与契丹人的生活息息相关[3]，其形象的生动表现和频频出现，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契丹人春秋捺钵捕鹅猎鹿的独特制度。

据学者研究，唐人喜好金银器，常常平錾花纹，部分纹饰微微隐起做小幅的浅浮雕，并衬以鱼子地，并做鎏金。与通体鎏金不同的是仅在纹样上局部鎏金，成所谓的“金花银器”装饰。由于只在纹样部分鎏金，产生出黄、白两色对照的艺术效果。此工艺又分为刻好花纹再鎏金和先鎏金再刻花纹两种方法[4]。这种造型的金盆在唐代皇宫内作洗漱用具，也用于宫内后妃生儿育女洗浴，故又称洗儿盆或浴盆。唐人甚至将金盆作大额资金支付之用。契丹人以如此贵重的金花银盆随葬，一方面可见墓主人既高贵又显赫的地位与身份，另一方面也反映契丹人对唐风的追捧。此盆为先鎏金再刻花纹制成。

二、银鎏金双狮纹五曲花式盒

高16厘米，口径23厘米，底径18厘米。该盒由银板打制成盖、器身、足底，再经焊接而成。盖顶隆起，盖及器身呈五曲菱花式，子母口，高圈足（见图3）。

工匠先以捶揲技法做出凸起的双狮纹，再以錾刻法刻画细部，使盖面上的双狮穿花图极为生动、逼真。居中的双狮前肢略弯曲，后肢伸展呈跳跃状，正在追逐、戏嬉身体一侧的绣球。两狮均大张口，吐舌龇牙，眉脊突出，双目圆睁，呈愤怒相。跳跃时双耳竖立，浓密的鬣毛卷曲上扬，长长的尾巴也随身体的舒展而飘扬。狮子腾起跳跃的瞬间，其健壮、结实的肌肉拉长的状态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

在双狮的外廓留白处随器形饰十朵缠枝花卉纹，为两种交替的花卉纹：一种为牡丹样的团花，另一种为带长花蕊的缠枝。在器盖侧面与器身立壁上用相同的五组图案装饰，在每组的开光内，以器身尖棱为对称轴，饰缠枝花卉纹。整个盒面装饰均以鱼子纹作地。

辽代盒的器型十分丰富，此墓同出了一件银鎏金五曲菱花式龙纹盒；同属于辽代早期的耶律羽之墓也出土一件银鎏金四曲菱花式双狮盒[5]（见图4）。此种器型的盒盖顶隆起，平面形式多样，有四曲菱花、五曲菱花式。

这件银盒的器形、纹样及工艺均为效仿唐代的典型器物。唐盒盖顶高隆，带圈足。辽代早期保持了盖顶隆起和带圈足的形制，中期已无圈足，盖顶隆起之势也有所趋缓。盒顶纹样及图案组合也与唐盒一脉相承[6]。相较于陕西扶风法门寺双狮相背奔行的双狮盒，辽代初期的双狮盒中的双狮顾盼呼应，更显精神。而此盒运用的凸花工艺，原是以萨珊波斯为代表的西亚、中亚金银器的主要装饰技法[7]。初唐时开始使用这一工艺，在不断汉化的进程中，到晚唐时期又以新面貌出现，呈现出早期的浅浮雕式向晚唐—宋代高浮雕式发展的趋势。辽代金银器早期就已接受了初唐—晚唐式的凸花技法。

狮纹的运用也是完全效仿唐代喜用瑞兽作为金银器装饰的风格。狮子并非产自中国，它出于非洲与西亚。它的纹样出现在中国艺术之中，是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其时的形象比较写实，而且是带翼的。在中国文献中，把这种传说中的西方猛兽称作狻猊。东汉时期，这种猛兽通过西域诸国向汉朝进贡的方式来到中国，它多以一种被神化的瑞兽出现，虽也有写实狮子出现，但数量有限，带翼狮继续得到发展。东晋以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具有印度风格的、守护在佛座两侧的写实狮子图像逐渐被中国人所熟悉。入唐以后，西域狮大量涌入中原，更多人见到了真狮，狮子图像便褪去双翼，逐渐向写实性演变，狮子被刻画得气派而逼真[8]：头披卷毛，张嘴扬颈，四爪强劲有力，神态盛气凌人。盒面的狮纹、缠枝花卉等主图案均局部鎏金，也是遵从唐代金银器做法。

三、鎏金凤纹银壶

通高16.4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7.5厘米。高颈，鼓腹，肩部折出一棱。折棱处向上斜出一指垫，下面连一环状指鋬。指垫上浮雕卷云纹，内中原镶嵌一宝石，现已散佚（见图5）。

整个壶身为银质鎏金。壶面通体装饰花纹，六个葫芦形绶带纹从颈部至腹部上下贯通，在壶面上形成颈部、折肩处及腹部三条横向装饰带，共十八个莲瓣纹，布局设计极尽巧思。

在腹部最大六个莲瓣纹内，各饰一只凤鸟纹，与相邻的一个呈两两相对状。匠人以錾刻工艺完成凤鸟之耳、眼、喙、羽毛的创作。凤鸟双足立地，长颈呈S形，作振羽欲飞状。羽翼先以阴刻线勾勒出两层凤羽，内中再以细碎的短竖细线填充，以显丰满。身躯侧面也以阴刻线勾勒出鳞片状，内中再以繁密的短细线刻画，以示丰腴。凤头上饰三叉灵芝状肉冠，凤眼圆睁，目光略显凶悍。口似鹰喙，勾且尖锐，并衔一牡丹花枝。凤鸟侧身呈回首之姿，使身体形成一种向上的凝聚力，如将飞而欲翔，颇具生命力和动感。壶颈部较小的六个莲瓣纹内也装饰相同纹样。

折肩部的莲瓣纹内以折棱为轴，上下对称饰缠枝花叶纹。壶身上下莲瓣留白处也各成六个区域，每个区域内饰一盛开的缠枝牡丹花纹，形成口沿下、折肩部及近底部的三条装饰带，牡丹花叶与主图案凤鸟纹的相间运用。壶底圈足部也饰一周花瓣纹。

辽人对凤纹的喜爱超过龙纹。凤纹不仅仅见于饮食器具的装饰，还出现于鞍马具、葬具的装饰以及壁画和石刻中。如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辽代早期）出土的鎏金双凤纹银盘[9]、赤峰市巴林右旗和布特哈达辽墓（辽代中期）出土的鎏金双凤纹银鞍桥[10]等器物上均有凤鸟形象。此壶为典型的唐式凤纹，如凤头较大，上有灵芝状凤冠，大眼，钩喙如鹰；身体呈单体站立姿，S形长颈，展翅的鳳尾由一丛较为华丽的植物阔叶组成，以蔓草纹作衬，直接源于晚唐非常流行的折枝花叶凤尾纹。这种凤纹从辽早期一直持续使用到辽中期，而且主要用于装饰饮食器具[11]。

在大小莲瓣内，除运用錾刻、捶揲技法成花纹外，均以细密的鱼子纹作地。这也是唐代金银器中惯用的技法，反映出辽人对唐文化的继承。

折肩壶为辽代契丹人喜爱的器型，贯穿整个辽代，有无柄、环柄和鋬指柄三种。此壶在环状柄上焊有一平鋬指垫。当用手执壶时，拇指按在指垫上既手感舒适，又能帮助其他手指加力持重，增加持杯时的稳定，是一种实用且巧妙的设计，具有典型的中亚粟特式装饰风格。研究者比照中国的考古学资料，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和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均出土了唐代素面带把杯（也称带把杯），再参考国外博物馆类似藏品或出土器物，它们的造型与何家村和李家营子银带把壶很接近，都属中亚系统，特别是粟特7～8世纪盛行的器物形制[12]。

图6中的这种壶身分区域的风格也仿自粟特，其原型是在金银器身上以凸莲瓣纹装饰。粟特银器5～6世纪时期还具有分瓣多而细密的普遍特点，应是受到希腊装饰风格的影响[13]。之后凸瓣逐渐变得粗疏，7～8世纪粟特银器上的凸瓣变成接近莲瓣形状，为8世纪唐代金银器的加工者所普遍仿效。只是粟特的凸起十分明显，而唐代金银器的凸瓣仅仅是纹样的设计，有的成为分割装饰区域的手法。

有辽一朝，中国与中亚、西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联系，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繁荣，给中西文化的渗透带来了生机。在这一过程中，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粟特人作用突出且深远。粟特地处沟通东西、联络南北的枢纽位置，是与中国直接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的地区和民族。缀合史料的零散记载，从4世纪开始，大量的粟特人陆续移居中国，并逐渐向东发展。直到8世纪，吐鲁番以东，不仅在丝绸之路东段中路沿河西走廊到长安、洛阳，而且在丝绸之路的北段自河西走廊北上到宁夏、大同，再奔朝阳（唐代朝阳为当时的柳州），都有粟特人的移民聚落[14]。所以具有粟特文化因素的东西，在初唐之后不断华化的过程中消失，但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也传播到了辽，并在辽文化中持续了更久的时间。

四、人物纹八棱金杯

高5.8厘米，口径6.1厘米。杯身呈八棱形，一侧焊有一平指垫，指垫上以镂空法做一对尾部相对的鱼纹，并镶嵌一颗绿松石，下连一环状指鋬（见图7）。

杯身八面的凸棱上錾刻较大的联珠纹作装饰分隔，每个棱面图案各不相同。每个画面区域上方以一绳索纹为界，分上、下两组图案。凡人物纹的上方均为蕉叶竹石纹，而动物纹的上方以飞禽或走兽进行装饰。

鋬耳右侧第一图为一着袍妇人居中站立，其旁左右各立一高一矮两童。妇人手中执一团扇，人物头顶上饰草叶、竹石纹，一对鸿雁憩息其间。第二图为一对羚羊正奔走在高大且粗壮的蕉叶树下，前边羚羊作回首状，神态安详，悠闲自在（见图8）。

第三图为居中一妇人正两手托举小童，小童双脚并拢，两手平伸，呈摇摇晃晃、岌岌可危之态，似在戏耍。妇人着袍服，头梳高髻。两旁立男女仆从各一，似在观戏。小童头顶之上两只大雁正掠过。第四图为在果实累累的大树下，一对小鹿徜徉其间，顾盼对视（见图9）。

第五图为着袍服、梳高髻的两妇人，旁边立一个小童。中间妇人左手执团扇，其旁小童手捧一物。人物上方有草叶作装饰，并有两只立鸟。第六图为以直立、高耸且缠绕着荷花的植物为背景，下方两头大象行走。公象象牙外龇，象鼻均作翻卷状（见图10）。

第七图中间为女主人，旁立的女仆人手举铜镜。着袍服的女主人正对镜梳妆，镜中反射出主人颜容。男仆人侍立其右侧。人物头顶上方两只小鸟休憩。第八图为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下，一只鹿卧于树下，另一只立其旁。卧鹿作回首状，悠闲自在（见图11）。

从杯身上刻画的人物形象、服饰等特征来分析，均为中国传统风格。但这种造型，在7世纪至8世纪初的粟特地区银带把杯中较多见。

在足底边缘以及八棱折痕处都有联珠一周作装饰，指垫与环形把的组合安置，这均为粟特银器的特点[15]。特别是联珠纹的运用也具有时代特征，在织物、壁画和石刻等遗物中出现于北朝时期，隋和唐初比较流行，8世纪中叶以后很少出现。而在杯把指垫上錾刻双鱼纹的做法，可视作契丹人对粟特原型——以两个相背胡人头像为饰的继承与发展。此杯无论是造型和装饰，均具有显著的粟特风格，它是辽人吸纳西方文化并借鉴初唐金银器装饰技艺的作品。

五、镶水晶饰蟾蜍纹金戒指

托座长4.6厘米，宽2.2厘米，高3.8厘米。吐尔基山墓女主人两手手指上各戴一枚。戒指有捶揲扳打成形的金质托座，外廓呈盾形，两端略上翘，中间稍凹。在这个不及5厘米的底板上，两端以捶揲工艺做成尾部相对的双鱼纹凸起，地子上錾刻唐草纹、水波纹等，并在戒面两端各镶嵌一颗绿松石。再填镶薄的水晶板罩覆其上，不仅使其成为光滑的弧面，还映出一幅鱼儿嬉戏于水中的小景画面（见图12）。

金托座中间饰一蟾蜍，整个蟾蜍为铸造技法制成，细部刻画略显粗率。蟾蜍作匍匐状，爪部蜷缩，头部稍昂。在蟾蜍背部镶嵌上刻弧线的绿松石，身体两侧肩头部也各镶一颗。戒面下连的指环两侧也錾刻月牙纹。戒圈部缠绕已呈褐色的织物，为佩戴使用的痕迹。

辽人对水晶偏爱有加，此墓还同出了由黑色水晶珠、红色玛瑙珠和镂孔金丝球串编组合成的璎珞一串。水晶，是一种透明的石英晶体，古代文献中称作水精，也叫水玉。唐代的水晶制品较多，据《全唐诗》记载有环、梳、钗、簪、念珠、枕、如意等。在佛教中得以广泛应用，《宋史》记载，（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沧州僧人道圆从西域取经归来，将水晶器、佛舍利、梵经奉献给宋朝皇帝，可见水晶器的神圣意义。辽代早期遗址中出土的水晶器还不多，而属辽中期的朝阳北塔天宫中发现大宗的水晶器，约4000余件，其中尖圆形坠饰占大宗，约2800余件，其他还有组合饰、水晶棋子、水晶盖瓶等[16]。大量出土的水晶制品很可能印证了《辽史》中记载的“水精山”是出产水晶的山脉。对水晶器的偏爱与契丹人笃信佛教有关。

蟾蜍，在中国古代与蛇、蝎、蜈蚣和蜥蜴并列为“五毒”，自唐代已出现使用五时图和五毒符的习俗。五时图是用丝线织成蛇、蝎、蟾蜍、蜥蜴之类的毒物，五毒符则是在纸上画蛇、蝎、蟾蜍、蜥蜴、蜈蚣。農历的五月五日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众毒丛生之际，人们尝试用五时图和五毒符驱毒避害[17]。《辽史》礼志六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皇室于立春日，妇人们进献春书，用一种丝织物作旗帜，上绘画似龙样纹饰或者蟾蜍纹，在其上书“立春”二字[18]。时代晚于吐尔基山辽墓的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中也出土了一件刻有蛇、蝎、蟾蜍、蜥蜴、猴五种动物的玉组佩[19]，大致应包含着契丹人为葬者祛邪求吉的美好祈愿。

这枚戒指的造型构思巧妙，戒面可谓一幅池塘小景，水中有鱼儿畅游，岸上有蟾蜍跳跃；质料的选择讲究，黄金搭配水晶，并用绿松石作点缀，使器形与装饰纹样完美地结合于一物，匠心独运。

水晶和绿松石这些镶嵌物又源于何方？唐代文献中记载水晶的产地多在西域，西域国家派往唐朝的使臣曾贡献水晶制品。至北宋时期，史书中有关西域于阗、龟兹、大食、沙洲及高丽、日本等向宋朝进献（或亦贡亦贾的形式）玉石、玛瑙、琥珀、水晶等的记载很丰富。《辽史》中有“水精山”的记载，但具体方位与出产水晶情况不详。而丝绸之路的畅达，继续从西域、中亚诸国得到这种晶莹剔透的饰品，或者来自辽国以东的高丽和日本都在情理之中。而绿松石传统的输入渠道更是源自伊朗与阿富汗地区。■

参考文献：

[1]朱天舒.辽代金银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32.

[2]莫家良.辽代陶瓷中的龙鱼形注[J].辽海文物学刊，1987（2）.

[3]朱天舒.辽代金银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34-35.

[4]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82-183.

[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场博物馆等.辽耶律羽之发掘简报[J].文物，1996（1）：4-32.

[6]朱天舒.辽代金银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37-38.

[7]朱天舒.辽代金银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49-50.

[8]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8.

[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场博物馆.辽耶律羽之发掘简报[J].文物，1996（1）：4-32.

[10]乌兰.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的辽代鎏金凤纹马鞍饰件[J].考古与文物，1996（6）：80.

[11]朱天舒.辽代金银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2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