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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中的儿童形象

敦煌文物中熊孩子的生活刘丽文以儿童为题材的文物滥觞于唐代晚期,在宋代大量出现,元明时期繁荣,清至民国则品种更加丰富。这些题材以儿童为代表,被称为婴戏图。表现形式有儿童持莲、舞乐、嬉戏、游艺等。本文以镇江博物馆馆藏儿童题材的文物为例,探索此类文物中的儿童形象,以飨读者。镇江丁卯桥银器窖藏中出土的唐鎏金

敦煌文物中熊孩子 的生活

刘丽文

以儿童为题材的文物滥觞于唐代晚期,在宋代大量出现,元明时期繁荣,清至民国则品种更加丰富。这些题材以儿童为代表,被称为婴戏图。表现形式有儿童持莲、舞乐、嬉戏、游艺等。本文以镇江博物馆馆藏儿童题材的文物为例,探索此类文物中的儿童形象,以飨读者。

镇江丁卯桥银器窖藏中出土的唐鎏金婴戏图小银瓶,残高7厘米、口径3.8厘米、腹径6.6厘米。侈口、束颈、鼓腹、圜底。腹下有等距离三处焊痕,应有三足,出土时已无。颈部分别刻有联珠纹、折带纹及蔓草纹带。腹部以鱼子纹为地,以串枝花为隔,用华丽的卷叶纹构成三个莲瓣形开光,开光内以草叶纹点缀,底外刻十二重瓣花一朵。刻画三组婴戏图:第一幅(见图1-1)是二童对坐斗草,相互对看手中所执花草,以叶柄相勾,捏住相拽,断者为输。斗草又称斗百草,是古代民间盛行于端午节的一项活动,汉以前不见斗草之戏,南北朝时始有记载,如南朝人宗懔著《荆楚岁时记》中云:“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草之戏。”即以草作比赛对象,或对花草名,如用狗尾草对鸡冠花。斗草以品种的多寡计数,多则胜,兼具植物知识、文学知识之妙趣。南北朝时称“踏百草”,唐代称“斗草”或“斗百草”。白居易《观儿戏》诗云:“弄尘或斗草,尽日乐嬉嬉。”

第二幅(见图1-2)为三童表演胡旋舞,一童子于中间旋转起舞;左边一童子单膝跪地,双手执拍板;右边一童子坐于地,双手捧箫。胡旋舞是古康居国乐舞,其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蹬踏,故名胡旋,于北周时传入中原。唐代时舞胡旋成风,是当时最为流行、最为时髦的胡舞。白居易有诗曰:“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将胡旋舞的快速跃然纸上,左旋右旋不知疲倦,千匝万周转个不停,突出了胡旋舞的特点。

第三幅(见图1-3)是三童子表演参军戏,一童子身着官服,双手执笏,立于中间的方毡上;右侧一童子斜戴幞头,衣窄袖,肩挎一袋,双目注视官人,右脚向外跨出,离去;左侧一童子衣窄袖,双手执杖,面向官人而立。参军,原本是官职的名称,参军戏名称来自一名犯官,皇帝赦免他的罪过,却每逢宴会便命俳优扮演他,令人嘲弄,因他原是个参军,故曰参军戏。那个扮演官员的被称为参军,扮演嘲弄角色的称为苍鹘。参军装出痴呆愚笨的样子,苍鹘则机智灵活。至晚唐,参军戏发展为多人演出。此器为晚唐作品,画面出现三人,恰似一人引戏退场、参军、苍鹘上场,当为早期的参军戏演变而来,戏剧情节也比较复杂,类似于后世的杂剧表演,对宋金杂剧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

宋代儿童题材的文物成为比较常见的一类。镇江市五条街开发工地出土的宋龙泉窑青釉划花婴戏纹瓷碗,高7.8厘米,口径18.8厘米,底径5.8厘米(见图2)。敞口,深腹,圈足。在碗内壁刻画莲荷化生童子纹,婴儿戏于莲荷之间,憨态可掬,稚气传神。

镇江市五条街小学一处宋代遗址出土的多件儿童泥塑像,高约10厘米~19厘米。儿童塑像神态各异:有的作站状;有的坦然蹲坐,斜着脑袋神态激动,挥舞双手;有的作伏卧状,或仰或侧或趴;有的作书生打扮,头顶软巾包髻,身穿圆领窄袖长袍;有的作官人打扮,头戴高冠,外穿圆领窄袖长袍,双手前后摆动,左膝微曲前迈,一副昂首阔步向前进的样子。这些泥塑童戏神态逼真,透视比例准确,把儿童的天真、幼稚、可爱,表现得惟妙惟肖(见图3)。部分泥塑身后有“吴郡包成祖”“平江包成祖”“平江孙荣”等楷书阴文戳记。苏州在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升为平江府,吴郡乃是苏州旧称。吴郡、平江均为宋代苏州的别称,包成祖、孙荣应为捏塑工匠。

镇江丹徒蒋乔宋墓出土的宋金莲花化生耳环,高2.6厘米,宽2厘米。耳环中的化生是一个站在莲花座上的童子,一手擎花枝,一手持花。一根细金条将童子、莲花相连,上与背相连,伸出用作耳环钩,下与托座相连(见图4)。所谓“化生”即莲花上的童子,一般为童子持花或攀枝,是宋元金银耳环中常见的形象。莲荷化生童子、泥塑儿童形象,应为摩睺罗,又称磨喝乐。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北宋东京每逢七夕,街头“皆卖摩睺罗,乃小塑土偶耳”。小塑土偶即泥塑童像,由于各地方言不同,称谓上有差别,有“土稚”“黄胖”“磨喝乐”等,都是指泥塑童像。从以上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宋代在“七夕”时供奉摩睺罗,为七夕节物之一,是宋代“化生童子”和七夕节日的乞巧风俗结合。

元明时期儿童题材大量涌现,如明代出现的莲花童子图案游戏于莲荷之间,或由手持莲枝直立于莲花之上发展为手持莲枝穿梭于莲花之间。镇江市区零星出土的明万历青花莲生贵子纹罐,高12厘米(见图5)。画面憨态可掬的三童子身穿小肚兜,面部神情略有不同,手持莲枝穿梭于莲花之间,形成相连状态,喻为连生贵子。市黄山园艺场出土的清康熙青花童子像(见图6),作坐状,面带微笑,双肘弯曲,右手食指指向前方,左手握拳,肚腹微凸,以青花釉色作肚兜,肚兜中部系一蝴蝶结,双脚着地。胎白色,全器施釉,青花色彩浓艳。此类童子形象当为宋童子形象的沿续。

清代至民国,不仅大量出现釉下青花婴戏图,而且出现了粉彩、珐琅彩婴戏图。与明代婴戏图的变形夸张不同,清代、民国瓷器上的婴戏图以写实画法为主,用笔工整,形态比例准确,形象描绘相当精细。如民国仿乾隆款珐琅彩斗蟋蟀纹盘,高3.9厘米、底径9.2厘米、口径15.6厘米(见图7)。敞口,浅腹,圈足,圈足内模印蓝色方框“乾隆年制”二行楷书款。盘内上方题“同称虎将,一决雌雄;漫言儿戏,点奏肤功”。画面绘儿童斗蟋蟀,以芭蕉、花草为背景。儿童脸庞圆润,体形丰腴,姿态各异,专注于斗蟋蟀上,通过孩童和蟋蟀的视线串联,形成画面的主要线索,充满了戏剧感。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观察是很早的,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汉唐人称蟋蟀为蛩,唐路德《孩儿诗》五十韵“听蛩伏砌边”即描写捉蟋蟀的动作。每年秋天蟋蟀繁衍的时候,人们常以斗蟋蟀来取乐,老少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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