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宫廷造办处的矿银制器_资讯_

故宫雍正朝紫砂藏品

滕德永

【关键词】雍正时期；宫廷造办处；矿银；银器

【摘要】雍正时期，宫中造办处用矿银制作了一些银器，将之用于宫中膳房、赏赐等。此时矿银制器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宫中银器需求增长及用银不敷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因为矿银与雍正皇帝炼丹有着密切的关系，乾隆皇帝登基后将之束之高阁，使得矿银制器未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但其在清宫银器史上仍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提及矿银，清史研究者多会联想到雍正炼丹，对此，诸多学人已有论述[1，2]。但在清宮之中，矿银还是造办处制作银器的重要原料，雍正时期，宫中曾以此制作了相当数量的器物。有关这一问题，学界的研究尚付阙如。笔者结合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及清宫造办处档案等文书，探讨其发展演变及制作情况。

何谓“矿银”

矿银一词出现较早，但至明代方与宫廷发生联系，且有大量矿银输入内廷。

明代矿银进入宫中与万历皇帝有直接关系。为了满足宫中用度需要，万历皇帝派遣矿监到各地督领金银等矿的开采，并令将开矿或抽税所得输纳内府。在此之中，开采银矿所得银两直接输入明代宫廷，这即是明代的矿银，且其数额较大。万历二十九年（1601）二月，湖广税监陈奉进金银内库金银样砂110斤，矿金12两5钱，矿银3000两[3]6663。同年七月，山西矿监张忠进矿银18000两，四川税监丘乘云进矿银16050余两[3]6751。同年十一月，山西矿监张忠再进矿银10539两，江西税监潘相进矿银610两[3]6839。

此外，明代还有一种矿银——开采其它金属矿藏输送的税银，但并未进入内库。洪武末年，明政府取消了采矿的国家垄断，允许民间开采，税额为三十分之二[4]3518。黄仁宇先生将其作为一种具体税目，与门摊税、酒醋税、房地契税、钞关税、竹木抽分、渔课等并列，置于田赋、盐课之外的杂色收入下的工商业收入之中，并认为，16世纪，明政府每年的矿银收入可能不到15万两，并上交工部掌管的节慎库[5]300-318。

总之，万历一朝，矿监所进矿银数额巨大。清人梁章钜曾言，“万历间，岁有进矿税银三百余万两”[6]12。《明史·食货志》更云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597—1605），“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7]1972。此中虽然包含有税银，但亦从侧面显示出矿银所占比之大。

至清代宫廷，其矿银则有着特定的内涵。它是指内务府人员负责开采，并输送至广储司库的银两。据档案显示，其开采时间主要集中于康熙、雍正时期。目前能够确认的开采负责人有康熙时期的喀尔图，雍正时期的舒通阿、来寿、卓敏，他们皆是内务府所属员外郎。其开采银矿的地方则有水东坡、公古岭、大波罗树、蘑菇峪等地[8]，其中，大波罗树与蘑菇峪位置可考。康熙十八年（1679），镇守奉天等地将军安珠瑚密奏开采金银铜矿等事宜时，曾言及青苔峪、蘑菇峪有矿，该二处地方位于盛京[9]5。乾隆三年（1738），喜峰口外东六沟庄头金廷玺曾奏请开采铜、铅矿，其开采之地有白杨峪、白马川、大波罗树等处，皆位于口外东西两河地方[10]。由此可知，二者一在盛京，一在喜峰口外。

与明代相比，清代输入宫中的矿银总体数量不大。雍正七年（1729），宫中存有矿银14901两余[11]。此后陆续应用，至乾隆时期宫中尚存矿银12480两[8]。由于宫中的矿银应用主要集中于康熙、雍正朝，乾隆朝几乎不再使用，且至乾隆时宫中亦未再开采，故这些银两应全是前朝遗存。需要说明的是，康雍时期宫中对矿银的需用数量有限，据笔者所见，最多达到1000余两，更多时只有几百两，少时仅40两。核计雍正一朝，宫中消耗的矿银至多10000余两。因此，雍正朝宫中矿银总量当在30000两以内。

这些矿银输入清宫之后，在清宫生活中，尤其是宫中造办处的银器制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其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宫中造办处的矿银制造

雍正时期，宫中虽有一些矿银用于炼丹，但其存在的时间较短，且用量为数不多。据研究，雍正在皇子时期即与道士有所交往，并撰写有关于道士、道教方面的诗文，登基之后，尤其是雍正八年（1730）至十三年（1735），雍正皇帝更与道教发生了密切联系，在紫禁城等地建造斗坛，并在圆明园炼制丹药[1]。这些丹药多用铅、汞、硫、砷、银等矿物质炼制而成，矿银则因其富含银、铅等物而成为炼丹的重要材料之一。在雍正八年十二月至十三年（1730—1735）间，炼丹计用矿银1330两[12，13]，几与雍正年间制器消耗矿银最多的年份相当。

与炼丹不同，宫中的矿银制造则几与雍正朝相始终。清宫出现矿银制器至迟应不晚于雍正三年（1725）。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一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保德交银暖锅一件，铜火夹一分。奉旨：着照样做银暖锅四个，比此样略放大些，微收小些的每样各做四个，不可用矿银打造。钦此。”[14]475该档案显示，继位之初，雍正皇帝必然对矿银有所了解，且知晓宫中有矿银制造的成例，但雍正皇帝并不满意，否则，他断然不会强调此暖锅不能用矿银打造。那么，有无造办处奏请使用矿银制造的可能，而被雍正否定呢？笔者以为这种可能并不存在。清宫造办处制作之物，主要是承皇帝旨意置办，其需用人工、材料亦经常需奉特旨，交由专人使用专项材料成做。更为重要的是，此谕旨当是雍正皇帝阅看暖锅之后所即发，这更证明了此旨是雍正皇帝本人的真实意见。当然，这种禁令仅是偶然为之，此后的矿银制造在雍正一朝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直至雍正末年方趋于弱化。

雍正一朝，其矿银制造主要集中在雍正七年（1729）至十一年（1733）。在此期间，宫中造办处制作频繁。

雍正七年（1729）三月初六日，郎中海望持出金奖武牌2面，重九钱六分，银奖武牌2面，重一两九钱二分。奉怡亲王谕：“此牌样式不好，另画样予我看。准时做十五两的一样，重十两的一样，重五两的一样。遵此。”三月十八日，首领太监李久明将原样金奖武牌2面、银奖武牌2面，持出交怡亲王。至二十六日，圆明园来帖，内称：做得红铜台錾满汉字钦赐令牌样2件，怡亲王呈览后，奉旨：“此牌边栏字样不甚真楷，做时务要楷。钦此。”事后，怡亲王令海望安排工匠照此铜牌式样用矿银制作奖武银牌。其中，三十两字样的做100个，二十两字样的做200个，十两字样的做300个，五两字样的做400个，1000千个为一份，做二份。成做完毕，“量其牌做匣盛装”。四月二十七日，造办处做得矿银钦赐令牌一份，呈进。六月二十一日，造办处再次做得矿银钦赐令牌一分，计1000个，随黄杭细口袋盛装合牌……交大将军公富尔丹收讫[15]256-257。此次成做银牌数量多达2000件，为笔者所见矿银制造数目最多者。但如此数量的银牌，其所需矿银数量亦应甚巨。由于档案并未揭示此次制作所耗费的矿银数量，我们只能根据奖武银牌的形制进行推测。乾隆六年（1741），内务府曾存有康熙时期的奖武银牌4242件，共重3970余两，每面重一两上下不等[16]。其后，造办处亦经常制作奖武银牌，其分量与此基本相同。乾隆三十年（1765），内务府库内存有奖武银牌9000面，其中，一钱重3000面，三钱重4000面，五钱重1000面，九钱重1000面[17]。当然，此类银牌也有一两重者，但总体观之，其分量基本维持在一两上下。由是观之，雍正年间造办处此次成做的奖武银牌分量应未超出此范围。粗略估计，其重量应在2000两以内。endprint

雍正七年（1729）闰七月二十日，礼部请铸造户部堂印。二十一日，呈怡亲王，奉王谕：令员外郎傅参监看，用矿银制造[14]198。

雍正八年（1730）七月初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太监贯进忠交来银球罐一个，重十八两，说总管太监张尔泰传看，用矿银照样打造一件。记此。” 于七月初九日，造办处做得银球罐一件，并原样银球罐一件，催总胡常保持出，交太监贯进忠持去讫[14]352、512。

在这些年份之中，雍正九年（1731）、十一年（1733）是宫中矿银制造的高峰年。

雍正九年（1731）三月十五日，为成做皆字一百十六号活计，活计库备用矿银150两[12]164。四月初一日，为佳字一号活计，活计库备用矿银100两[12]168。十二月初一日，为做妍字六号活计，活计库备用矿银500两[12]204。十二月十一日，为做妍字一百十一号活计，本库备用矿银300两，翠雀100个，红素氆氇一个，长二丈三尺[12]207。统计一年支用矿银1050两。

雍正十一年（1733）六月初七日，造办处累丝作为做备用活计暂领矿银160两[13]122。七月初三日镶嵌作为成造备办活计领用矿银270两[13]170。九月二十五日，“累丝作为做备用活计三件，净重三百十九两三钱，折耗三两九钱，火耗十九两六钱一分，共用过矿银三百三十四两五钱一分，暂领矿银四百三十两，除用下剩回残矿银九十五兩四钱九分，交还本库。”[13]225统计一年用矿银764两5钱1分[13]303。

造办处成做的一些矿银制品，仍为后朝应用。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内务府查核御茶膳房金银器皿的磨损情况，其中有两件矿银制作的银铞，原重51两[18]。而在故宫博物院众多旧藏银器中，即有两件大小、形制相同的矿银制银壶。此银壶通高10.2厘米，口径3.2厘米。壶扁圆形，鼓腹，平底，短流。通体光素，洁净光亮。壶口上有弓身螭形提梁一，其盖与口间有按钮相连，轻轻按压按钮，即可开启壶盖。壶底正中篆书竖刻“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款，款左竖刻“矿银成造”铭文（图一）。当然，雍正朝制作并为后世继续使用的矿银器物肯定不只这两件，但是在日常生活的使用过程中，一些银器磨损严重，根据清宫制度，内务府需要将其熔毁，重新制造，以致部分矿银制作的银器被毁，但仍有部分得以幸存，这是我们今天能够得以亲睹矿银制造的根由所在。

雍正朝矿银制造评析

雍正朝造办处的矿银制器在宫中处于重要地位。在矿银制造的同时，宫中还有纯银制造。二者相比，雍正时的矿银制造占有相当比重。据统计，在矿银制造的高峰时期，即雍正九年（1731）和雍正十一年（1733），矿银使用的数量都在770两以上。而这两年纯银制造的器物则数量不多，档案显示，雍正九年宫中制作银盒6对，雍正十一年则制作银耳挖30个。此外每年还制作年例所用银八宝240个，银钱80个。这些银质物品体量较小，分量较轻，其总重量当在百两以内。根据清宫规制统计，其分量更小。雍正三年（1725），造办处为雍和宫制作金银八宝各160个，金锞、银锞（每个重1钱）各90个，共用金19两3钱，银19两[12]674。以此观之，矿银制造所占比例尤重。即使在一般年份，宫中的矿银制造亦占有相当比例。雍正八年（1730），宫中打造矿银银罐一，重18两，而该年纯银制造只有银耳挖36件，银里燻罐1件，以及年例银八宝、银钱等。显而易见，耳挖和银里燻罐分量都较轻，即使统计银八宝等物，矿银制造所占比重也应在二分之一左右。

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促使矿银走入宫廷，并在雍正朝的宫中银器制造中占据了这一重要地位呢？

首先，宫中银两不敷是其根本原因。因为常年遭受战乱，国家经济衰退，人民极度困顿。而清朝宫廷机构庞大，人员众多，需费甚巨，但宫中经费有限，这对清朝皇帝是重大考验。清初各皇帝，尤其是康熙皇帝非常注重节俭，尽量缩减宫中用度。康熙四十九年（1710），玄烨曾言及宫中用度情况，“光禄寺供应宫中用度，每年用银七十万两有余，朕渐次节省，不使滥溢，一年止需七万两矣”[19]405。当然，康熙此言或许有所夸张，但宫中开支因此减少亦应属实，但即使如此，其所需银两亦非内务府所能承担，故不得不取资户部。至雍正时期，内务府的境况亦未有根本改变。雍正三年（1725）九月，内务府即领取户部银40万两，而此后的四年中，宫中入项仅为白银134万余两[20]，每年约合33万余两。雍正十二年（1734），内务府领用此款银20万两[21]38。在这种情形之下，宫中无力应对大量的银器造办需要。

面对宫中用度不足的现状，内务府积极寻求新的财源。康熙时期盐政与织造即向内府解交盈余银两，康熙皇帝还将宫中富余人参等进行变价。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开采银矿也是其探索的办法之一。内务府人员有开采矿山的经验。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产金银的矿山等即由最高统治者控制。1623年，后金方面拟组织“淘金官丁六百人，炼银丁一万人”[22]414采矿，以“年征金三百两，征银三万两”，且当年就“送来公差挖的银九百三十两，金六两六钱”[22]449。在清朝统一全国后，这些人员中部分成为内务府属员，为矿山的开采创造了条件。康熙五十六年（1717），总管内务府所属笔帖式三人，“携众来皇乐园地方采矿”。镇守直隶古北口等处总兵官保柱知晓之后，立刻奏闻。接到奏折后，康熙皇帝对此表示知情[8]1189-1190。当然，此处矿源并不能确定是银矿，但这充分说明康熙后期内务府开矿的存在。或许，矿银正是开始于此时，并延续至雍正朝。

内务府人员开采的矿银，其成色不足，不能作为纹银流通，但其含银量较高，又是其它金属所不具有的优势，在宫中需用银器甚多，而宫中银两不敷之时，其逐步被宫廷接受，并成为雍正时期宫中制作银器的主要材料之一。

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矿银制造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从前文知晓，矿银出现于康熙年间，且其最初的目的是解决内府经费不足的问题，但其成色不足，大大限制了其作为货币的功能。若没有其它的替代功能，以节俭闻名的康熙皇帝必然禁止内务府继续开采，以防止虚耗经费。结合雍正朝宫中银器的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矿银制造发端于康熙末年。endprint

其次，宫中对银器的需求是其直接原因。由于材质贵重，器形精美，金银器深为皇室贵族所钟爱，入关之前，皇太极即大量赏赐来朝各部落首领及战功卓著的将领。不仅如此，皇太极还将大量金银器用于贸易，以换取生活所需物品[22]1303。入关后，顺治皇帝成为中央王朝的掌控者，是天下之主，其权力、身份地位已经凌驾于诸部领主之上，其所服、所需皆有一定之规制。为满足皇帝用物需要，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清宫即设御前管理雕刻匠官、管理铁匠官、管理银匠官及掌鞍官各二员[23]182。不过，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皇帝所用有限，清宫的金银器仍主要用于赏赐，且赏赐频繁，数量甚多。顺治四年（1647）十月十一日，赏赐来贡少数民族贡使臣人等银器30余件[23]377-378；十一月初六日，赏赐进贡马匹之少数民族领袖人等银盆、银茶桶、银碗等40余件[23]402-403。至康熙朝，随着政权的稳定，宫中需用银器的数量增多。宫内经常打造银茶桶、银酒壶、银碗、银盆等以为宫中膳房以及祭祀等用。康熙二十五年（1686）五月二十日，饭房将磨损严重之20两重银盘50个，16两重银碗69个，10两重银盘90个，5两重银碟70个，2两重银匙70个，35两重银盘1个，30两重银盘1个，11两重银碗7个等，交付宫内相关机构重新炼制，打造时添银190余两[24]199。尤其重要的是，康熙时期宫内各项制度渐趋完善，各主位等级初步确立，这对金银器的需求迅速增长。康熙三十四年（1695）六月，宫中制造银茶桶、银酒海等物品用银790余两[24]199。雍正时期宫中对银器仍有较大的需求，故此制作不辍。但无论是康熙时期还是雍正时期，宫中都曾面臨银两不敷的局面，这就迫使他们寻求银的替代物，并最终选择了矿银。

正是这两个因素的影响，矿银在雍正朝宫廷造办处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成也迅速，消亡亦迅疾，其中缘由耐人寻味。

在雍正十二年（1734）、十三年（1735），造办处档案之中已无矿银制作，其唯一的应用是圆明园炼丹。但至乾隆年间，矿银被完全束之高阁，直至嘉庆六年（1801），内务府方将这些矿银熔化为条银，以凑足50万两之数，拨交工部右侍郎那彦宝，以为治理永定河经费[25]。

雍正末年，造办处不再使用矿银制造器物，这或许与制造经年，宫中银器较多有关。至乾隆朝前期，内务府用银依然不敷，但却不再使用矿银，则与其对雍正炼丹的态度有关。对于雍正之死，乾隆皇帝当认为炼丹道士难逃其咎，并在继位第三天，下令驱逐道士张太虚，并发布了欲盖弥彰的上谕，言雍正对张太虚等“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26]148。基于此，对于炼丹重要原料的矿银，乾隆皇帝亦无好感，但此物毕竟有较高价值，又不能完全弃之旷野，只好存储库中，不复动用。以致40年后，内务府再次奏报矿银之时，因为历时太久，乾隆皇帝亦毫无印象，经内府查照方知为前朝旧物，因无用处，即又被束之高阁。

总之，造办处的矿银制造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即使没有雍正炼丹事件的影响，亦必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宫中经费的极大充实而被淘汰，但正是这一特殊情况使得它在雍正时期大行其道，在清宫银器制造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1]李国荣.雍正与丹道[J].清史研究，1999（2）.

[2]王子林.雍正帝所建斗坛与烧丹考[M]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第十二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

[3]明神宗实录：第十一册[M].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4.

[4]明太祖实录：第一册 [M].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4.

[5]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 阿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6]梁章钜.浪迹丛谈[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7]张廷玉.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8]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十七日总管内务府为安南国进到贡物内银两数等奏片[DB].内务府奏销档，档号347-25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0]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总管内务府奏为庄头金廷

玺等呈往大波罗树等处刨铜令该地方官确查咨覆由该部定议事[DB].内务府奏案，档号05-0024-0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