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亲笔御赐的\"龙城象教\"的匾额-普渡众生一方净土 常州天宁禅寺
李威
江苏常州地处江南，两宋以来经济发达、人文鼎盛。清雍正四年时常州府下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八县，故有“中吴要辅、八邑名都”之称。常州府东有天宁万寿禅寺，该寺始建于唐永徽年间，为中国禅宗四大丛林之一，素为“中吴首刹”，香火兴盛。清乾隆帝六下江南，曾三次于天宁寺拈香顶礼，并题写了“龙城象教”匾额。
天宁寺屹立东南一千三百余年，但地处要冲，于乱世中屡遭兵燹，诸多古迹现已不存。寺内始刻于清嘉庆年间的五百罗汉画像，以其艺术价值卓绝，而成为仅存的硕果。常州博物馆现藏有数套光绪年间天宁寺补刻五百罗汉画像拓本及一套石刻题记拓片。画像拓片五百一十八身罗汉，形态各异，蔚为大观。石刻题记，详述了五百罗汉石刻的源流及遭遇，颇具史料价值。
罗汉，即梵语（Arhat）音译阿罗汉的简称，又称应真、尊者等，是声闻四果的第四果，小乘佛教个人修行所证的最高果位。罗汉境界包含三层内容：一日杀贼，杀尽一切烦恼之贼；二日应供，接受人天供养；三日无生，不再受六道轮回之苦。大乘佛教认为在佛涅槃后，罗汉不入涅槃，受佛法嘱而“住世”，领受护法、弘法、引度众生的重担。初唐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以下简称《法住记》），记述了十六位大阿罗汉的法名和居住地，由此十六罗汉信仰开始流行。而十八罗汉则并无佛典实据，应是后世在《法住记》十六罗汉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各类文献中记述的第十七、十八罗汉不尽相同。有庆友尊者、宾头卢尊者；有大迦叶尊者、军徒钵叹尊者；亦有降龙、伏虎罗汉；甚至有将达摩多罗和布袋和尚列入十八罗汉的。由此，罗汉信仰开始中国化。
五百罗汉则是彻头彻尾的华夏特色。汉地佛教的兴盛与变革，罗汉信仰的流行，使得佛典中的故事成为了汉传佛教造神的依据。《贤愚经》记载，五百大雁闻佛法升天，得证阿罗汉果；《大唐西域记》记载，五百蝙蝠栖于树中，因专心听佛法而不避火灼，死后转生为人，修得圣果；《大般涅槃经·梵行品》记载有得眼林故事，五百强盗被官军挖去双眼，因释迦牟尼慈悲而恢复视力，遂感佛祖之恩，皈依佛门，终成正果。这些引人人胜的故事皆有五百之数。而《十诵律》、《法华经>中皆有世尊有五百阿罗汉弟子之说。《梁高僧传》记载东晋兴宁年间，五百罗汉显圣说法于浙江天台山石桥，这比观音、文殊、普贤、地藏菩萨显现于普陀、五台、峨眉、九华的传说还要早。此后天台山便成为了五百应真的道场。但五百罗汉除极少数知名的释迦弟子外，都无具体名号和事迹。直到南宋绍兴四年（1134）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五百罗汉法名才一一俱全。当然这都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古印度惯用“五百”形容众多，就像华夏惯用“九”表示多数一样。这些在印度只有虚数的罗汉们在中国得到了法名与法身，被具象成神。
天宁寺石刻五百罗汉像，是我国目前流传于世的代表作。由石刻题跋可知，五百应真像原石始刻于清嘉庆三年，并与题写天宁寺“龙城象教”匾额的乾隆帝本人有关。乾隆皇帝对于罗汉有着很高的热情，他曾亲自考证过罗汉名称，在他影响下乾隆朝的宫廷画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罗汉画。嘉庆三年时任常州府知府的胡观澜，在拜读太上皇帝乾隆撰写的《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后，才汇集工匠，镌刻勒石，成此石刻五百应真像（图一）。胡观澜，安徽庐江人，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举人。其于乾隆年间即有两次知常州的经历，嘉庆年间再次担任常州知府，任上极重佛事，嘉庆三年刻天宁寺五百罗汉像，后又筹划修葺江阴广福寺，因向民众派捐，被指劳民伤财，被嘉庆帝革职且永不叙用。胡氏的经历很值得玩味，不过经他手而成的天宁寺石刻却是高标准的。胡氏以杭州净慈寺五百罗汉法像为本，以明代高氏本《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为像定名，并非随意为之。
嘉庆年间海外贸易全面开放，海上贸易风大浪险，商船常有倾覆。据杨正链《天宁寺补刻五百应真像记》载，出洋贸易的商人，纷纷来到天宁寺“恭请碑像全拓，以镇舟中，如法供养，皆得不遇毗岚媻风（“毗岚”梵语，迅猛的风）”。平安归来的商人竞相布施，天宁寺石刻五百罗汉拓片供不应求，并开始广泛流传，“椎拓之工日无停晷，拓本流传南阎浮提（‘南阎浮提梵语，须弥山四大洲之一，这里当指南洋）”。
但世事无常，咸丰十年天宁寺毁于太平军兵燹，五百罗汉像石刻也遭涂炭。光绪年间，西峰凫直大师来天宁寺后留充寺职，并发愿重建罗汉堂。他与僧人们一起于瓦砾之间寻觅五百罗汉石刻，仅得完好者少半。后来大师亲赴太湖采集上好太湖石，以拓片为本，延请见过五百罗汉石刻的画师绘制，挑选优秀的工匠镌刻。终于光绪十六年五月补刻完工。常州博物馆所藏即为光绪补刻五百应真像拓本。由于天宁寺五百罗汉石刻在常州地方佛教信众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光绪补刻时，善男信女，世家大族纷纷出资，《补刻五百罗汉乐助善信芳名》中记载刘门管氏捐助最多，而常州籍的“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亦出资襄助。
天宁寺五百应真像石刻拓片计有五百一十八身罗汉，包括住世十八罗汉和石桥五百罗汉。住世十八罗汉为《法住记》十六罗汉加上庆友尊者、宾头卢尊者，会同石桥五百罗汉之法号与《乾隆大藏经》收录的明崇祯高承埏所录的《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完全一致。
五百罗汉的五百之数在印度仅是泛言其多的虚数。到了中国，他们却被首次赋名具象。赋名不提，如何给五百罗汉具象，这就成了一项异常艰辛，且极端考验创造力的工程。天宁寺五百罗汉石刻的精彩之处正是在于五百身罗汉性格鲜明，各具形态。在石刻罗汉像后，有由纪晓岚门生刘权之撰写的《五百罗汉像赞》。刘翰林以四言排律赞颂天宁寺五百罗汉像，其中关于罗汉物象的描述有：“五百应真，殊相堂堂……神通具足，变化靡常；图模杖履，笔审阴阳；朗同星列，次比雁行；有瘦而削，有颀而长；有白而皙，有老而苍；有示游戏，有现端庄；有麟其车，有云其裳；种种会意，作作生芒；非空非有，能隐能彰；忽语忽默，或存或亡……”，从宏观和个例上描述了五百罗汉的形象。
佛教作为重视造像的多神宗教，在中国有着“像教”之称。自佛教在华夏传播以来，石窟、寺院，“塑佛像，而擅画人物的画家们几乎没有不画佛教人物的。佛教造像塑像时各有其仪轨和依据，但塑造时代不同，具体样貌却又略有差异。莫高窟、麦积山、云冈、龙门、火足等石窟各具时代风韵的造像数量庞大，有许多佛弟子形象。而自南北朝时期开始，佛教题材的绘画也开始大彰其道，盛唐以后涌现出了许多以佛教人物画闻名的画家，更有卢楞伽、贯休、李公麟等画家的罗汉画流传于世。这些以往的佛弟子即罗汉形象，为五百罗汉的具象提供了许多素材。天宁寺罗汉石刻虽然自称是模自现已不存的杭州净慈寺五百罗汉像，但是追根溯源必然会受到以往的佛教造像和绘画的影响。
五百之数实在庞大，要将每个罗汉的形象塑造得更具辨识度，且更容易为信众们接受，仅从佛教造像与绘画中的佛弟子形象取材是不够的。因此，天宁寺五百罗汉的形象来源是极其多元的。
天宁寺五百罗汉形象有部分借鉴了佛、菩萨、金刚力士的经典形象与样式。如石桥五百罗汉第三百四禅定果尊者，结跏趺坐于蒲席上，三个恶鬼，手持蟾蜍、蛇、蝎子三种毒物滋扰罗汉，而尊者表情安详，头顶有一僧人立于云端，寓意已得正果，入虚空法界（图二）。整个石刻中无论罗汉形象还是物象、构图，与佛禅定于菩提树下，大败魔王军的降魔变经典样式如出一辙。第二百八十九降魔军尊者，胡貌梵相，面容可怖，双耳穿环，四肢肌肉虬结，右手持金刚杵，一副护法力士摸样（图三）。第二百四菩萨声尊者模仿文殊骑狮；第三百四十白香象尊者模仿普贤骑象；而第七栴檀藏王尊者结跏趺坐，头戴观音巾，面相慈祥，胸佩璎珞，虽然没有化佛冠，但有一佛显于胸前，整尊观感上与观音大士极为相似（图四）。
唐玄奘《法住记》中提到罗汉们“同常凡众”，也就是说罗汉同普通僧人一样。天宁寺五百罗汉中亦有反映僧侣日常生活的，题材有枯坐、翻经、书经、供养等等，在此略过不提。但有几尊罗汉颇有趣味。第一百七十二憙见尊者，坐于石台之上，左手持经册，右手前举，指尖下有一吐丝的蜘蛛，罗汉面相慈悲，双目凝视蜘蛛，让人联想到僧侣整理书册，发现书间结网的蜘蛛，慈悲放生的情景（图五）。第一百二十境界尊者，左手持衣，右手引针线，正低头咬线，一副僧侣缝补衣服的情状（图六）。另有部分罗汉形象则更具野逸之气。第九十八法王菩提尊者右手持一小棒，正在采耳（图七）；第二百七无边身尊者右手持“不求人”，伸至背后瘙痒（图八）；第三百十八降伏魔尊者右手将右足掰至腹前，左手扣挠右脚心。这些罗汉应是受到南宗禅“行住坐卧皆为禅”观念的影响，展现给信众的是极具生活气息的形象。
表现各类游戏神通是罗汉尊像及罗汉画的传统了。玄奘《法住记>中称罗汉有三明六通等神通，可知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可知众生心想，上天入地身随意到，无物可阻。但这些神通很难具象，以往的艺术家们在创作罗汉尊像时为体现其神通，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创作出了许多图像样式。天宁寺石刻罗汉展现游戏神通的占了很大一部分，且神通花样繁多，在此仅具部分罗汉尊号并概括其游戏神通，不作具体描述。第四十七解空无垢尊者元神化龙，第四十八伏陋密多尊者双手掰脸显露另一面貌（图九），第一百二十三无胜尊者指尖化楼（图十），第一百四十五大相尊者剖胸现佛（图十一），第一百五十八昙摩尊者接受灵猴供养，第一百五十九欢喜尊者指尖幻化菩萨，第一百八十妙臂尊者生有长臂，第一百九十一罗旬尊者手持净瓶化生出供养童子，第二百五十五无量光尊者指尖生火，第四百十六蠲慢意尊者面生五目……另有多尊罗汉呈现降龙伏虎、乘骑异兽、把玩瑞兽、元神出窍等神通。游戏神通使得罗汉尊像画内容更丰富多样，物象更引人人胜，画面更具辨识度。这些展现游戏神通的罗汉样式，虽然没有佛典依据，但有利于罗汉信仰在民间传播，正是佛教世俗化的典型表现。
谈到罗汉形象的世俗化，不仅仅表现在游戏神通上，天宁寺五百罗汉中另有许多响应世俗需要的罗汉形象。在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中，多子和多财无疑是最被重视的两个理想。民间信仰中，掌管送子和招财的神仙数量最多，香火也最盛。汉传佛教自然也不会忽略世俗的需要，“送子观音”便是一例。佛教中最能响应众生需求的观世音菩萨，在中国被赋予了送子的神通，甚至被塑造出怀抱童子以供人求子的专门造像——“送子观音”。作为汉传佛教造神运动的产物，五百罗汉必然也会受到世俗影响，而“送子”更是不可或缺的。天宁寺五百罗汉石刻中带有童子形象的罗汉共计十二尊。另有两尊手捧寓意“百子”的石榴。其中第三百八十八？陀怒尊者，肥头大耳，面带微笑，袒露上身，大腹便便，一幅布袋和尚模样。罗汉身边围着六个童子，其中一个用草棒在罗汉右耳挠痒，一个在拉扯罗汉的裤带，一个在试穿罗汉的草鞋，画面就像是尊像画与婴戏图的结合体（图十二）。而罗汉中亦有涉及招财物象的，如第七十七周利槃特尊者手持“天下太平”吉語钱（图十三）。另外有些罗汉尊像中涉及了三足蟾物象。三足蟾是民间信仰中的灵物，传说它能口吐金钱，是旺财之物。如第一百三十六慧持尊者右足踩踏三足蟾（图十四），第四十六波闺提婆尊者左肩伏有一只三足蟾，第一百六十八宝涯尊者、第二百七十七阿那悉尊者、第三百五十五栴檀罗尊者的尊像中亦有三足蟾物象。
罗汉形象的多元化，除了体现在上面提到的方面外，还体现在一些令人颇感意外的地方。如道教元素的引入，第一百七十五爱光尊者双手展卷，卷中赫然是先天太极图，即俗称的“阴阳鱼图”（图十五），第一百九十八大天尊者更是双手捧握阴阳双鱼。前面提到的三足蟾物象的渊源也与道教相关。全真道北五祖的第四祖——仙人刘海蟾，其道号被民间讹传为“刘海戏蟾”，而刘海戏蟾故事正是三足蟾招财寓意的出处。另有第四百六十二大贤光尊者头戴浩然巾，肩披斗篷，身着龙袍，右手持灵芝仙草，面相庄重，坐于宝座内（图十六）。这尊罗汉完全是一幅清代帝王样貌。佛教经典中有许多古印度的贤明帝王得证圣果的故事，罗汉塑造成胡貌梵相的帝王形象倒也不足为奇，但清代罗汉塑造成本朝帝王的形象，则明确的表达了对帝王权威的歌颂，洋溢着浓郁的献媚之意。
天宁寺五百罗汉石刻内容丰富，而在技法上也十分出彩。画匠在刻画罗汉形象时熟练的运用传统中国画线描及界画的技法，在人物面容、须发、衣带、物件、坐具和动物毛发的刻画上均注重细节，一丝不苟，展现了高超的技艺和严整的法度。尤其是在人物神态的把握上十分老道，塑造出的罗汉们情感丰富、性格鲜明。
因此，嘉庆年间天宁寺石刻五百罗汉问世后，拓本的流传泽被极广，清嘉庆年间便流传至南洋，光绪年间流传至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大谷家族。在内地，许多寺院以此拓本为刻石塑像的模本，光绪年间湖南衡山祝圣寺、浙江七塔寺皆有翻刻，成都宝光寺则以线刻为本塑五百罗汉像。如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清拓五百罗汉像》、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刻佛教五百罗汉像》，以及杭州灵隐寺碑刻罗汉堂也都是以天宁寺石刻拓本为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