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辩证

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辩证

夏剑钦

摘 要：王夏刚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之第五章有《谭嗣同书札编年》，本文据史实和相关文献对其中致刘淞芙书札十四通中之十一通的編年进行辨析订正，以拓展和深入对谭嗣同的文献研究。

关键词：谭嗣同；刘淞芙；书札；编年辨证

近年因笺注晚清维新志士和诗人刘善涵（字淞芙）的诗文《刘善涵集》，而较多地关注谭嗣同致刘淞芙存世14封信的研究状况，发现2015年出版的王夏刚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可说是对谭嗣同研究别开生面，创获良多。该书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立足文献，以谭嗣同文献说谭嗣同，尤其对谭的学术撰述和信札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深入探讨。如对《谭嗣同全集》中所收《报刘淞芙书》一、二和《致刘淞芙》十二通的研究和引用，就不仅将谭嗣同早期维新活动的研究引向深入，且使刘善涵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维新人士首次如此受到重视。如该书《绪言》开篇的一、二段概述谭嗣同，就四次引用谭《致刘淞芙》中的言论，其中尤以甲午战后他断言“数十年来，大臣专务相难相攻，置天下存亡于不顾”，丙申年（1896）北游访学后认为“时事较之未乱前，其苟且涂饰尤为加甚，岂复有一亳可望者哉？……三品以上，则无人矣”，这些针砭时弊的惊世危言，不是对自己笃信不疑的直谅契友，岂能如此“屏除客气，纯用直率”地倾情吐诉？这些言论的挖掘，不仅更直透谭氏的内心人格，也反衬出谭氏对契友的侠气豪情。这样以谭嗣同文献说谭嗣同，编《谭嗣同年谱》，自然就能使谭嗣同的言行、思想、神情更真实、更丰满，而不会像某些著作那样虚泛、粗疏（如出版于上世纪50年代的杨廷福编撰《谭嗣同年谱》，仅在1893年的“谱主事略”中言“友刘善涵淞芙。集中有《致刘淞芙书》七通”，似乎那七封信都发生在1893年，至于那些信中所涉及的人和事以及与作者谭嗣同之间的关系等则全然不顾，当然更忽略了刘善涵这个人）。

该书第五章《谭嗣同研究文献整理》之第二节《谭嗣同书札编年》中，对谭嗣同《报刘淞芙》一、二和《致刘淞芙》十二通均作了编年考证，其中数通较为允当，但碍于研究资料的欠缺和《谭嗣同全集》等文献的综合利用，仍有不少值得商榷并加以辨析订正者，本文即主要对此谨效绵薄。

一、谭、刘二人初相交之光绪二十年（1894），仅存谭致刘书札四通，即《谭嗣同全集》中《报刘淞芙》一、二和《致刘淞芙》十二通之一、三，且当以十二通之一为谭嗣同首次复刘善涵书。这一点虽自先师邓潭洲先生与黄彰健、王夏刚先生等均大体一致，但于四通之先后次序仍有辨论之必要。

谭嗣同与刘善涵在龙君斋头的初次“晤语”，是在1893年11月其父谭继洵奉命赴四川查案之后而谭嗣同留守武昌管理家政“居恒邑邑”的度岁之后。据谭嗣同1894年初写给友人沈小沂的信中说：“近自家大人使蜀，颇富闲暇，忘其专辄，粗欲有事捃拾。而官事转捩，时复与达官往还，哇言尸貌，实违鄙心。署中度岁，薪米要会，性尤不近，论说之友，又终阙如，以此居恒邑邑。”（《谭嗣同全集·与沈小沂书二》）正是在此缺少论说之友，“居恒邑邑”，“所与处者，类皆盅盉软美，久于官场之俗吏”的情况下，遇到“礼让彬秩，言庄容肃，商榷术艺而终无一语及世俗事”的儒雅君子刘善涵，谭嗣同自然私下认为“大可以觇彼此之志趣学养。自此愈益钦畏，亦愈益爱慕，延企箴警，用萌侈心”（《报刘淞芙书》二）。而刘善涵作为一个出身儒门、饱读诗书的寒家子弟，能偶然相遇而结识一位出身豪门且桀傲不凡的同邑世家子弟，当然也是一件人生难得的幸事。因而在初相识之后，他以骈文先颁，主动向谭嗣同表示自己的钦敬和爱慕之心，由此而引发了二人之间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

综合考察二人初相识的谭致刘书札四通，当以《致刘淞芙》十二通之一为谭答谢刘来书并馈赠诗篇和礼品的第一封信。其关键语，一是开篇的“相违咫尺，邈若山河”，指刘善涵虽自光绪十七年（1891）即已考入两湖书院，与谭府近如咫尺，但三年来都与同乡谭嗣同无缘相见，一直没有往来，好像远隔着高山大河，直到1894年春（疑为正月）才在“龙君斋头晤语”相识。二是谭说自己“不识酬酢，深居简出”，直到现在才“知有叔度同里”，即至今才知道有东汉黄宪（字叔度）一样品学超群的人原来还是自己的浏阳同乡。这些话都是二人初相识后首次复函的明证。于是，谭嗣同不仅也以骈文申酬，且“谨具旧墨八丸，乌箑一柄，用答厚贶”，并在信中赞刘“见赠之篇，入元和韩、孟之奥；《瘗玉》之作，突初唐四杰之前”。

接下来第二封当是《报刘淞芙书》一。其关键语，一是开篇的“乃者奏记申酬，辞渫义陋。将以博孙郎帐下之嗤，何意蒙季重东阿之答”，可知这已不是谭的首次酬答之书，而是前已申酬之后又见到谭的复函并“艺文数通”后的再次致书。二是书中的“三十之年，行见舍去”，可证此书作于谭临近30岁的1894年春二月。因为谭生于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阳历3月10日），书云“三十之年，行见舍去”，则作书时尚未满30岁。在此书信中，谭嗣同第一次率真地向朋友倾述了自己10岁至30岁的非凡经历，成了我们今天了解早期生平经历的一段珍贵文字。

第三封当为《报刘淞芙书》二。此书末署“初九日”，内容仍在申述谭刘二人初会印象和“日思直谅忠诤之人，时时敷陈古谊，因其不逮而督责之”的思贤若渴之情，可知当作于1894年初，或二月初九，或三月初九日。书中内容由二人初相识之互诉衷肠，已进而讨论学术，如论陶、论本县诗人、论诗文韵语等，日益相知相投。

第四封为《致刘淞芙》十二通之二。理由正如王著《谭嗣同书札编年》所云，信中有“去年邓贞女完节之日，嗣同正在都门，友人征文，未有以应”，“据《三十自纪》，光绪十九年谭嗣同正在都门，此函当写于光绪二十年”。但仍有当申述者：邓贞女，名联姑，死于光绪十九年8月20日，纪念她的诗文刊于是年十二月，故谭嗣同曰“未有以应”；又信中“《笔识》草创”，指《石菊影庐笔识》草创，“夜来忽有兴会，遂得歌行一篇”，即《莽苍苍斋诗卷第二》之《邓贞女诗并状》。这些都是谭嗣同作于1894年的“三十以前旧学”作品。

二、王著《谭嗣同书札编年》（以下简为《编年》）中的致刘淞芙书，误为1894年所作的书札三通辨证。

其一为《致刘淞芙》十二通之二。《編年》云：“该函末署‘十七日，此信谈到甲午战争，当写于光绪二十年。黄彰健先生怀疑此信写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今按，书中“昨接山海关来电，廿四、初六，宋帅连战牛庄，甚不得手”，所言“宋帅”即四川提督、帮办东征军务的宋庆，在日军偷袭牛庄时他实际上不在牛庄，而战斗在大平山；而发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初六日（3月2日）的日军侵占牛庄以及清军为保卫牛庄进行的顽强战斗，主要是魏光焘所部新湘军（武威军）与道员李光久所率的老湘军。故此信所言虽有误传信息，但从牛庄战事发生时间及末署“十七日辰刻呵冻草叩”，均可断定为牛庄之役前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一月十七日（2月11日）所作，而切非尚未发生牛庄之役的光绪二十年（1894）。

其二为《致刘淞芙》十二通之四，末署“廿三夜”，《编年》据信中谈算学事，论定为“当写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按此信当联系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之七末署“乙未除夕”及其附言“致刘淞芙信乞交之”，则可确定此书作于乙未年（1895）除夕写信给欧阳师之前的十二月二十三日（1896年2月6日）夜。

其三为《致刘淞芙》十二通之五，末署“十九”。《编年》据信中关于科考八股文的内容，认为“当为谭连续两次乡试的体会，……此函当为光绪二十年乡试落榜后所书”，即定为1894年作。今按，此书内容讨论八股文，且表示自己决计不钻研八股文，并言“去年败鳞残甲，略存存段，附上一笑”，则当作于1894年乡试落第之后之1895年。先师邓潭洲先生又据书中所言“贝元征自陈州伏羲陵拔取蓍草一束”事及《武昌开河记》等，综合考定此书作于1895年四月十九日（5月13日），自当确信无疑（见先师所遗存《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482页之铅笔遗墨）。

此外，《致刘淞芙》十二通之十，《编年》认为“此信探讨经学、算学、舆地、金石学”，“内容与《报刘淞芙书》一、二相应，当写于光绪二十年”，即定为作于1894年。这一论断虽较为允当，但尤有当申辩处。此书未署日期，但末尾有“为骤寒所中，体中小不适”之语，则书可肯定非作于谭刘初相交之1894年春寒之期，也不是作于是年夏秋季。内容谠论学术，反对学术上的保守，尚未涉及办算学之类维新改革，但已言及算学、舆地为有用之学，又斥“乡试闱艺，牛鬼蛇神，无奇不有”，则当作于甲午乡试，即谭第五次乡试落第之后的1894年冬或1895年初，更为妥当。

三、据史实与旁证材料，书札所作年月日考证更当精确订正者三通。

其一为《致刘淞芙》十二通之八，《编年》据书中“武冈贼平”事和“天寒不似暮春”，推断为当作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1895年4月）。今按，书中“武冈贼平，而湘乡复有事”，分别指光绪二十年（1894）三四月平定的邵阳武冈、湘乡会党首领彭十五聚党众千余人起事和1895年四月十八日（5月12日）湘乡县哥老会首领朱老八（名达聪）等立大营于武冈山门祭旗起事二事（可参见《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则此书作于朱老八起事之1895年5月无疑。又“天寒不似暮春”，正说的不是暮春三月，因湖南天气春末夏初多寒潮，出了暮春三月还会出现奇异严寒，故农谚阴历四月有“四月八，冻死鸭”之说，这也旁证此书作于是年阴历四月（阳历5月），而切非阴历三月。

其二为《致刘淞芙》十二通之九。《编年》据书中内容断为“当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显然是缺乏相关考证的错误。此书未署日期，由书中“昨有书答绂丞兄，兼致阁下”，知当作于1896年九月二十日谭嗣同作《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第247—251页）之后一日，即1896年九月二十一日（10月27日）。谭嗣同是年虽北游访学，六月返回上海，“七月朔到金陵，颇孤寂无俚，旋往苏州，今于九月返江夏”（见上《报唐才常书》），但其间为浏阳矿务官办、私办之争，“八月曾接淞芙书，称归官办”（同上《报唐才常书》），九月初一又接唐才常书。为化除唐、刘二人之间的争论不休与矛盾，谭于九月二十日作《报唐才常书》专论此事，并在书末附言：“淞芙处亦欲作一详信，不识写得及否，乞以此书示之。”不意刚作完《报唐才常书》，又收到刘淞芙书（即十二通之九所云“昨奉手教，欲归之意”）“不求闻达”，意欲归隐的信，于是第二天就写了这封旨为劝导刘善涵切勿过早归隐，而当以忧时感世为本业的信。浏阳矿务官办、私办之争，不仅弄得刘善涵愤而辞职，重返两湖书院肄业，且有隐退居家之心，连唐才常也有退避之意，故谭在《报唐才常书》中批评云：“足下不求与淞芙详剖天下之事理而进及于教务，妄欲引嫌退避，见识于此，亦差一著也。”且在信中说：“若夫近日所自治，则有更精于此者，颇思共相发明，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这矿务之争与谭准备创作“冲决网罗”之《仁学》一书等事，都不是发生在1895年，而当是1896年北游访学回鄂后的九月无疑。因而此书作于1896年九月二十一日是确凿不移的。

其三为《致刘淞芙》十二通之十二，《编年》据《上张孝达督部笺》断为“当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也是一种旁证不足的误判。该书虽未署日期，但由谭嗣同作于1897年正月廿五日的《上欧阳中鹄》书信十三“去腊在鄂曾上一笺，以事迟延至初十日始克启行，沿途兵船浅搁，至十七日到金陵”（《谭嗣同全集》页470—471），可知此书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初九日。这是一封迎请刘善涵“本日登舟”，明日（十二月十日）与谭嗣同、黄颖初等乘船同往南京（课其侄儿谭传炜，王著中《谭嗣同年谱》误作“侄女传赞”）的短信。刘善涵《蛰云雷斋诗存》中有《谭复生太守丈乘楚材兵轮，由湖北之官金陵，余与黄颖初随行，至九江，舟胶累日，迄不得行，太守以诗见示，勉酬二律，藉以自广，时十二月十四也》二首，亦证此事。然诗之开头“十月十日武昌发，五日仍滞浔阳湄”二句自相矛盾，其中“十月十日”显系誊录者笔误，而当为“腊月十日”。因为“十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四日至九江，切不是“五日”，且兵轮机动船，自武昌顺长江之流而下，至九江仅数日工夫，也切不是自“十月”起的数月。至于《编年》所云“说见《上张孝达督部笺》”，该笺是谭嗣同乘张之洞提供的楚材号兵轮抵达金陵后的谢笺，笺中“顷于十七，径达金陵”仅说明十七日到达金陵，并未说明年月（光绪二十二年腊月），则所据之笺语不足为信。

以上是笔者对王著中的《编年》之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发表的辨析意见，不一定全都正确无误。正如王夏刚先生在其著作的《绪言》中所说：“谭嗣同在世的时间短，存世的资料并不丰富，开掘新的资料非常困难，如何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料进行研究，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我们只是在这个研究的“难点”上尽力作了一点发掘，以求对谭嗣同文献的研究有所发现，不当之处尚望方家指正。

（编校：余学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