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宏
【关键词】碣石；碣石山；禹渎；燕山隆起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历代学者对古碣石山位置的多种论述与考证，以古地质运动的“燕山隆起”为支点.弄清了“禹渎”的存在及大致走向，确证古碣石山即今河北昌黎县北之碣石山。
引 言
历史上秦皇、魏武登临的碣石山到底在哪里？郦道元著《水经注》时已经说不大清，所创“碣石沦于海”说，信之者固然代不乏人，疑之者却也不绝如缕。20世纪70年代，谭其骧教授发表《碣石考》一文，论定古碣石山就是今河北昌黎县北的碣石山。时隔两年，原籍河北抚宁的冯君实教授发表《“东临碣石”的碣石在哪里？》一文嘲，论定古碣石山即今北戴河南海岸的金山嘴。近些年，古碣石山即今山东无棣县马谷山一说沸沸扬扬，为驳其说，著有《碣石纵横谈》一书的原昌黎县文联主席董宝瑞还与无棣县的人们展开过一场论战。既然历代都有对古碣石山位置感兴趣的学者，而且这一问题尚未最终定论，笔者也来凑一下热闹，这便是本文的缘起。
经过一番对历代学者“碣石考”的爬梳，笔者以为，在科技发达、交通便利的当代，揭开古碣石山的面纱不应该再是问题。其实，谭其骧教授的结论大致无误，只不过论证过程尚欠清晰而已。以下笔者试作论述。
一、先秦文献记载的古碣石山位置
关于古碣石山的位置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北山经》：“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由此大致可以推知，古黄河系从古碣石山的东侧或东南侧流过。换句话说，古碣石山虽然离海很近，却并非就在海岸边。此应为推断古碣石山位置的大前提，凡与此相抵触的所谓“碣石考”，均可视为误断。
《尚书·禹贡》中记载的古碣石山位置，较之《山海经》更加具体：“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孔传：“此二山（太行、恒山）连延东北，接碣石而入沧海。”《汉书》颜师古注：“太行山在河内山阳西北。恒山在上曲阳西北。言二山连延，东北接碣石而人于海。”按“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的描述，无疑是古黄河由壶口至孟津段的流向，直至今天，这一段黄河的流向仍基本未变。由此不难推知，“太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所描述的只能是《禹贡》时期古黄河自孟津至人海口段的流向。换句话说，《禹贡》时期的古黄河（以下简称“禹渎”）曾经沿太行山东麓的平原北流，至恒山南麓被阻后，转为东向或东北向流，再经古碣石山东南侧流入了渤海。
关于“禹渎”北流河道的存在，支持证据颇多，不容否认。
证据之一来自《禹贡》本身：“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衲，至于大侄；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人于海。”关于这一段记载，史念海教授有如下解释：“大侄为山名，其所在地旧有三说，一说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西，一说在今河南武陟、获嘉两县间，一说在今河南浚县。三说虽不相同，但都在当时黄河的沿岸。当时的黄河再向北行，在太行山东会合降水。降水就是漳水。又北流人于大陆泽中。漳水也是历经改道，迄今犹为河北省的大川。大陆泽则早已堙塞，其故地当在河北省任县、隆尧、平乡、巨鹿、宁晋诸县境，或者还要更为广泛些。”至于“逆河”，史念海教授亦未能说清。笔者以为，所谓“逆河”者，乃“泥河”也。“同为逆河”者，“北播”的“九河”都属于平原地区河岸为土（非石）、河水大量携带泥沙的河流也。在古代文献中，同音字替代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证据之二仍然来自《禹贡》：“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恒、卫，二水名。恒水出恒山，卫水在灵寿。大陆，泽名，在钜鹿北。言恒、卫二水各从故道，大陆之泽已可耕作也。此东北之夷，搏取鸟兽，食其肉而衣其皮也。碣石，海边山名也。言禹夹行此山之右而入于河，逆上也。”对此，笔者的理解略有不同。笔者以为，“恒、卫既从”者，乃恒水、卫水汇人黄河也。这一记载的真正含义是说：由于将原流人大陆泽的恒、卫二水引入了黄河，大陆泽一带变成了可以耕作的陆地。与此同时，由于黄河水量大增，居住在东北的“岛夷”才能够“夹右碣石，入于河”。也就是说，“夹右碣石，人于河”的是前来进贡的“岛夷”，非“禹”也。
证据之三来自史念海教授的文章：“黄河和漳水在赵国境内是怎样分流的？这在《汉书·地理志》中曾经留下一些可供探索的痕迹。据说堂阳、枭县、高阳、容城、安次五个县境都曾经有过黄河。堂阳在今河北省新河县，枭县在今河北省束鹿县，高阳、容城、安次，现在河北还有这几个县。这几个县中有黄河，而且由南向北，则这里的黄河向北流，与原来的向东流不同。……黄河在太行山东的平原，大体都是由南向北行的。只是在分成两股后，才有东行的一股。齐国的北倚河，就是倚的这一段黄河，也就是赵国所称的薄洛之水。当然北流的一股到最后一段也是折向东流的。不过那里已是燕国的疆土，齐国的北境是不能达到那些地方的。”㈣
需要指出的是，史念海教授“（黄河）北流的一股，经高阳、容城、安次等县，亦至天津市入海”的结论，笔者难以苟同。试想：“禹渎”既至安次（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继续北流并无阻挡，为何要折向东南至天津入海？笔者以为，“禹渎”自安次继续北上，直至遇到大山阻挡，才会折而东向，这是凭常识即可判断的。而安次以北的大山惟有河北平原北侧的燕山，由潮白河谷到山海关，燕山大致呈东西走向。淤塞以前的“禹渎”遇燕山之后折而东流，至今山海关以南入海，这应是非常浅显的道理。
对“禹渎”的这一段河道是否存在，质问最力者当属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顾氏在《山东肇域记》中有如下论述：“《禹贡》：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又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其在九河之末，入海之口，明矣。传者以为在辽西骊城之地，而郦道元又谓九河碣石苞沦于海。夫事无所证，当求之迹；迹有不明，当度之理。以迹而论，九河故道俱在德、棣之间，而碣石不当复在他境；以理而论，禹之治水，行所无事，齐地湾下滨海，以禹之智，不从此人，而反转绕千里之外，乃自北平而人海耶？况地势北高，无行水之道，今自直沽以北，水皆南注，北平地高，则河又奚由而达耶？”
笔者以为，顾氏之质问诚为有力，可惜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知其三。其一，正如顾氏所言，在秦汉以后直至现在，河北平原北部的确是“西北高、东南低”。今北京地区西部是太行山余脉的西山，北部是燕山山脉的军都山，东南则是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大平原。如果这里的地势始终如此，“禹渎”当然无法到此。问题是这里地势的“西北高、东南低”是地质史上的第四纪才形成的，其直接原因是太行山和燕山的隆起。吴忱等在1999年给出了如下结论：“第四纪的隆起幅度，太行山是1080～1480米，燕山是580～980米，北京西山和军都山是780～1380米。它们均占新生代隆起幅度的60～70%，也证明太行山、燕山主要隆起于第四纪。如果以全国地层委员会办公室推荐的《中国地质年代表》中的第四纪延续时间为248万年计算，则第四纪，太行山的上升速度是0.44～0.60毫米/年，燕山的上升速度是0.24～0.40毫米/年，北京西山和军都山的上升速度是0.32～0.56毫米/年。……直至现在，太行山、燕山仍在上升。依据这一结论，参照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代纪年范围（前2070--前1600），夏代距今至少已4000年，在这4000年中，北京西山和军都山上升了约1.28～2.24米。也就是说，仅在这4000年中，河北平原的西北部.边缘较之河北平原就上升了1 28～2.24米。“禹渎”的形成当然远在夏代之前，其时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麓地势较低，应是毫无疑义的！由于“禹渎”恰好沿太行山东麓北流，至燕山南麓才折而向东或东北，可想而知，随着河北平原西北部边缘的逐步抬升，加上“禹渎”携带泥沙的不断沉积，其下游河道向东南方向偏移是迟早要发生的事。至于“禹渎”下游河道首次有记载的偏移发生于何时，《汉书·叙传》是这样记载的：“夏乘四载，百川是导。唯河为艰，灾及后代。商竭周移，秦决南涯，自兹炬汉，北亡八支。”[-4也就是说，“禹渎”在商代曾经枯竭，在周朝发生了偏移，在秦国决黄河灌大梁之后，北播的“九河”就只剩下已经偏移的一条了。此其二也。其三，以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德与史识，下笔之时必有所本，如“禹渎”这样重要的史实，是不可能随意捏造的。
笔者以为，“禹渎”曾在今山海关附近人海，毋庸置疑，古碣石山位于今山海关附近，亦毋庸置疑！至于能否找到这一地区“禹渎”的遗迹，那还要寄希望于实地勘查或新的考古发现了。
二、秦汉文献记载的古碣石山位置
《史记·天官书》记载的古碣石山位置在渤海边，与《尚书·禹贡》一致：“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史记正义》：“言中国山及川东北流行，若南山首在昆仑葱岭，东北行，连陇山至南山、华山，渡河东北尽碣石山。黄河首起昆仑山，渭水、岷江发源出陇山，皆东北东人渤海也。”[J51/～，《秦始皇本纪》载有秦始皇登碣石山的事迹：“（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人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日‘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司马迁言中国山川“尾没于勃、碣”，足证古碣石山就在渤海岸边不远。而言秦始皇在“刻碣石门”之后，“巡北边，从上郡人”，无疑意味着古碣石山就在秦王朝的北部边境附近。而要确定秦始皇三十二年时秦王朝的北部边境，秦长城是一个主要的参照物。尽管秦始皇“刻碣石门”之时，秦长城尚未修筑，但其“巡北边”所走的路线与后来的秦长城走向大致相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李殿福在《东北境内燕、秦长城考》一文中提供的结论如下：“实际上东北境内的秦长城，东端起于朝鲜汉乐浪郡遂成县之碣石，即今日之龙岗，西渡清川江（一名大同江），再西渡鸭绿江，西去宽甸、新宾、开原、法库、彰武、阜新、库伦、奈曼、敖汗、赤峰北、围场，之后辗转至独石口，即燕国的北长城旧址。历年来在这一线以南出土的历史文物也可以得一旁证：在平南道发现过燕国刀币和铁器工具以及秦戈等遗物；在抚顺莲花堡出土过大量的战国铁器生产工具；从奈曼沙巴营子战国古城出土有秦始皇廿六年统一度量衡诏书铭文的陶量；赤峰地区也出过刻有秦始皇诏书铭文的陶量和筑有秦始皇诏书铭文的铁权。这些珍贵文物以及秦长城遗迹本身，都是有力的佐证。”忠的结论与之略同：“概言之，燕北外线长城的西端在今张北西，从张北起，东北行经太仆寺、多伦南，至英金河上源，又沿英金河北岸东行，过老哈河，经敖汉北、库伦南、彰武北，又东北行，经梨树北，又东南行，经新宾北、桓仁西，然后过鸭绿江，经朝鲜慈江道西，再前行过清川江，最后止于今平安南道西部的龙岗。”
笔者以为，“从上郡入”者，北巡结束从上郡回至咸阳也。上郡治肤施，故址在今陕西省榆林市鱼河堡附近。大致推测秦始皇此次北巡的路线应包括：由碣石山北行至赤峰，之后一路向西，经今围场、多伦、太仆寺、张北、阳高、河曲、神木、榆林等长城沿线，最后由榆林南行回到咸阳。如果笔者推测无误的话，这些地区有秦朝文物出土就不足为奇了。
《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古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骊成，莽曰揭石。大揭石山在县西南。”又：“辽西郡，……临渝，莽日冯德。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索，莽日选武。下官水南人海。又有揭石水、宾水，皆南入官。”
关于汉代右北平郡骊成县的位置，说法不一，一说为今乐亭县，一说为今抚宁县。乐亭西南无山，抚宁西南为碣石山，故当以抚宁为是。清代王鸣盛《尚书后案》：“今直隶永平府抚宁县之东南，昌黎县之东，皆滨大海。抚宁之南境、西南境与昌黎界。自汉以来，县名经屡改屡省之后，壤地交错，不可得详。而汉骊成故城大约在今抚宁县界；条县故城大约在今昌黎县界。”今人李利锋撰有《西汉象县考》：“明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刘健在《抚宁县修造记》中说：‘抚宁，本汉骊城县地，今属永平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抚宁县考古人员曾经在县城西发掘出汉代旧城遗址。因此，西汉骊城县在今抚宁县无疑。如果汉骊城县在今抚宁县，所谓‘大揭石山即今抚宁县西南、昌黎县西北、卢龙县东南交界处的碣石山。揭石水，当以临近碣石山而名，也就是说条县在今昌黎县境无疑也。那么，揭石水、宾水、官水又是指今之哪些河流呢？……宾水即今之饮马河，人大蒲河海口。……下官水即今昌黎东半之潮河，经团林七里海新开口，人渤海。……揭石水即碣石水，古名绳水、编水，今名急流河、西沙河。”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有曹操北征乌桓的路线图：“（建安十二年）将北征三郡乌丸，……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乡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魏武帝《观沧海》一诗为北征乌桓回师途中所作，故考察其北征乌桓的路线，有助于确定古碣石山的方位。其出发地之“无终”，即今天津市蓟县；“卢龙塞”，即今喜峰口，为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位于今迁西县与宽城县接壤处。《太平寰宇记》卷70：“唐武德二年废郡为平州，领临渝、肥如二县；其年自临渝移治肥如，仍改肥如为卢龙县，更置抚宁县；七年省临渝、抚宁二县。……西北至卢龙塞二百里。”…‘白檀”，汉属渔阳郡，故址在今北京市密云县。“平冈”，即今承德市平泉县黑城。“鲜卑庭”，即鲜卑山，在今辽宁朝阳市东南，《太平寰宇记》卷71：“鲜卑山，在（柳城）县东南二百里。闭“柳城”，即今辽宁省朝阳市，唐代为营州治所。“白狼山”，在今朝阳市西南，《读史方舆纪要》：“白狼山，在营州西南。志云：近故凡城界，汉白狼县以此名。曹操伐乌桓，登白狼山望营州，卒与敌遇，操纵击，大败之。或谓之白鹿山。……魏收《志》：‘广都县有白狼山、白狼水。”
笔者以为，曹操北征乌桓，本欲走傍海近道，因秋汛路断才改出卢龙塞，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至其回师的九月，秋汛已过，傍海道已经复通，凯旋之师选择傍海近道返回邺都，应是人之常情，而自今辽宁朝阳经锦州一线沿傍海道路东南向行军，应是其必选路线。如果笔者的分析不错，则曹操班师途中将路过今辽宁绥中县、河北秦皇岛市，阶段性目的地应是北征出发地的“无终”，即今天津市蓟县，而位于昌黎县北的碣石山恰在这一路线附近。辽宁绥中县之加入争夺古碣石山的论战，其理由大约也就在这里。不过，由于绥中县不在燕山南麓，“禹渎”至绥中入海的可能性极微，故“绥中说”市场不大。
笔者对曹操北征班师路线的推测并非毫无根据。《水经注·濡水》：“濡水（笔者注：今滦河）东南流，经乐安亭南，东与新河故渎合，渎自雍奴县承鲍丘水东出，谓之盐关口。魏太祖征蹋顿，与洵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陈寿《魏志》云：‘以通海也。”曹操北征班师路过昌黎一带是可以肯定的。附带说一句，所谓“新河”者，相对于“旧河”而言也；而所谓“旧河”者，则非“禹渎”莫属。由此似可推知，曹操在疏导“新河”时，是清楚此处之“禹渎”位置的。也就是说，在汉代，今滦河入海口附近，“禹渎”遗迹犹存！ 三、《水经注》“碣石沦于海”说之辨证
《水经注·河水四》：“河之人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渎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又以汉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东郡，更注渤海。是以汉司空掾王璜（笔者注：《汉书》作王横）言曰：‘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侵数百里。故张折云：‘碣石在海中。盖沦于海水也。昔燕、齐辽旷，分置营州，今城届海滨，海水北侵，城垂沦者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征；碣石入海，非无证矣。”《水经注·濡水》：“濡水又东南至象县碣石山。文颖曰：‘碣石在辽西条县，王莽之选武也。条县并属临渝，王莽更临渝为冯德。《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骊成县西南，王莽改日揭石也。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状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韦昭亦指此为碣石也。……濡水于此南人海，而不经海阳县西也。”
郦道元所言“沦于海”者，乃濡水人海口北之“碣石”，非“碣石山”也。郦道元将此处之“碣石”与“碣石山”混为一谈，是后世诸多“碣石考”歧说的源头。关于这一块“碣石”的下落，谭其骧教授的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那末郦道元时代孤悬海中的那块碣石，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呢？那是由于：约在郦道元时代之后不久，碣石山前的海陆形势和地貌又开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此以前，由滦河夹带下来的泥沙和海潮所推涌上来的泥沙与海生生物遗体，早已把山前近岸的浅海海底填淤得很接近于海面，到了这个时候，便大片大片地脱水成陆。先前布列在这一带露出水面的岛石，包括那数十里长有如甬道的石脉和那块碣石，也就陆陆续续为河海沉积物所埋没，消失在山前新成陆的平原的视野中。碣石消失了，但它不是沦于海，而是没于陆。”笔者以为，所谓古碣石山在今河北乐亭的说法，应该就是源出于此。由此，笔者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想：“禹渎”之入海口，很可能即后来的“濡水”人海口，也即今滦河的入海口。《禹贡》之“夹右碣石，人于河”，其中的“碣石”所指，就是这块后来消失的“碣石”。当然，“禹渎”人海口与今滦河人海口不见得恰相重合，但相对位置应该变化有限。对此，笔者以为，苏东坡的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人海。夹，挟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顾碣石，如在挟掖也。”不过遗憾的是，苏东坡在这里也把“碣石山”与“碣石”混为一淡了。如果其将“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写作“河自碣石之南、渤海之北人海”，就与笔者的结论一致了。
四、简单的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碣石山的“乐亭说”和“绥中说”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金山嘴说”貌似有据，却与《山海经》的记载相左；至于“无棣说”，则无异于“无理取闹”。无棣能与古碣石山相联系的，大约只有秦始皇所筑的望海“蒲台”，事见《元和郡县图志》：“蒲台县，本汉湿沃县地，属千乘国。宋属乐陵郡。隋开皇三年改属沧州，十六年改为蒲台县，北有蒲台，因为名也。……贞观十七年置棣州，割蒲台属焉。海在县东一百四十里。……蒲台在县北三十里。秦始皇筑此台以望海，于台下萦蒲系马，今蒲生犹萦结。”大致无误的是谭其骧教授的结论：古碣石山就是今天河北昌黎的碣石山。而郦道元所谓“沦于海”的“碣石”，的确已经难觅踪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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