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皇家的“红色订单”

...玉订的博越至尊红色订单转让

李春姣+鲁益超

《礼记·月令》中有记载：“天子居名堂太庙，乘朱路，驾赤骝，载红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可见在明黄色成为天子之色以前，靓丽的红色一直是天子身份的重要象征。红色的传统工艺制品因其色泽鲜亮、制作费工、成品可人，自古以来便得到中国贵族的喜爱和追捧，由此在我国工艺美术领域成就了数种红色“奢侈品”。这些古物的红色主要源于矿物和植物染料、宝石、珊瑚、朱砂以及铜还原物。以宋为开端，经过元明清三朝的历练和试验，呈现在今人面前的它们落落大方、气度泰然。翻一翻当年皇家和贵族的红色“订单”，我们可以窥见“下单”的奔放和“接单”工匠的卓越技巧。

替代金银成主角

金银是古代宫廷首饰盒中最主要的材料，但从元代起，宫廷首饰盒里的颜色就更加丰富起来了。在金银首饰上镶嵌宝石是从元代开始兴起的，至明代宫廷设计制作贵重首饰时，金银和珠宝所占比例相当，到了清代，珠宝成了主角，金银材料的使用反而更为减少了。

明代宫廷首饰通常会使用祖母绿、绿松石、红宝石、蓝宝石，点缀少许珍珠，清代则大量取用翡翠、珊瑚、碧玺、蜜蜡等等。这和明清时代中国与国外交往的频繁有着很大关系，从首饰盒里也能看出王朝的实力与地位。这其中，红色主要由红宝石、碧玺、珊瑚来实现。

宫廷中用色规定严格，与佩戴者的身份和地位紧密相关，其中红色宝石的地位很高。据《大清会典》中记载，清朝顶戴，从颜色上分官阶：一品为纯红色，二品为杂红色，三品亮蓝色，四品暗蓝色，五六品为白色，七品及以下则为金色。顶戴在雍正八年改为定制，细分为朝冠和吉服冠两种。朝冠，自亲王以下至一品官，冠顶均用红宝石；一品官顶饰东珠一，上衔红宝石；二品官顶饰小红宝石一，上衔缕花珊瑚；三品官顶饰小红宝石，上衔蓝宝石……吉服冠，亲王至贝子均用红宝石顶，一品官用珊瑚顶，二品官用缕花珊瑚顶，三品官用蓝宝石顶，四品用青金石顶……由此可以得出，清代对彩色宝石贵重等级的排序为东珠、猫眼、红宝石、珊瑚、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砗磲等等，红色象征的权威也不言而喻。

在中国，碧玺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清代典籍《石雅》中：“碧亚么之名，中国载籍，未详所自出”，《清会典图云》中也提到“嫔妃顶用碧亚么”。碧玺有蓝碧玺、三色碧玺、西瓜碧玺和双桃红、红色、绿色、粉色等颜色。清代，碧玺一度曾成为权力的象征，是一品和二品官员顶戴花翎的材料之一，也用来制作朝珠。晚晴时期慈禧太后执政时，大量从国外进口碧玺入宫使用，更让碧玺在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此外还有珊瑚，其在宫廷器物的使用中，以红色为上品，被称之为“火树”。珊瑚的使用除了在首饰中多见以外，在宫廷的珠玉盆景中也是非常出彩的浪漫主角。

朱色一件抵万金

印章是信用的代表，古人对其材质使用颇有讲究，常见的有玉石、象牙、金等贵重材质。其中，鸡血石从皇宫贵族到文人雅士，是颇受钟爱的印章材质。

鸡血石血色艳丽，质地温润，是我国特有的名贵印章石。鸡血石中的红色部分主要由辰砂矿物组成，红色以外的部分称为“地”或者“地子”。迄今为止，我国仅在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发现过鸡血石矿床，分别是昌化鸡血石与巴林鸡血石。早在明清两代，昌化鸡血石就已经名扬天下、价抵万金了。

提到印章，必然离不开印泥。朱泥的使用可以推早到战国时期，在江陵楚墓出土的菱形锦面锦袍、龙凤纹锦袍以及塔形文锦带上都盖有用印泥钤印的朱印。朱泥的普遍使用则一般认为是在隋唐。

除去朱色，印色还有墨色和蓝色两种，用法各殊。朱色印泥历来普遍用于文书、契约、书画艺术品，起着信据、签押的作用，墨色印泥在唐代已经普遍应用于图书及写经中了。从宋到明清各代，如父母有丧，百日之内盖私印时，使用墨色，元代也有用青色的。蓝色印泥是明清之际遇到国丧，在百日之内官印必须用蓝色钤盖。

文人画全盛时期的元、明、清三代，对于朱色印泥的使用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印章与诗文书画合为一体，使黑的墨色、白的宣纸与红的印章交相辉映，朱泥起到平衡构图、点醒画面的作用。印泥制作工艺的不断改进也使得朱泥在留存下的古画上依然熠熠生辉。明清时期，所制印泥都称本宗为宋“宣和古法”，御用的印泥则皆称为“宫中秘制八宝十珍印泥”，其用料十分珍贵，含红宝石、红玛瑙、珊瑚粉、珍珠粉、赤金叶、镜面砂、陈麻油、麝香等，具有不泞、不冻、不粘、不落、不霾、易干的特点，并且经久不变。

刻刀流转现奢华

谈到宫廷与“红”相关的器物，雕漆，尤其是剔红不能不提。

雕漆是我国漆工匠对漆材质运用的巅峰样式，历经唐、宋、元、明、清时期达到其工艺与产业规模的高峰。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剔红，即在天然大漆中加入朱砂，使漆色呈现红色，做法是在器胎上髹涂几十以至上百道大漆，阴干后在漆地上雕刻图案。

宋朝的剔红令后人赞不绝口，元人在《至正直记》中提道：“故宋坚好剔红、堆红等小柈香金箸瓶，或有以金柈底而后加漆者，今世尚存，重者是也。或银、或铜、或锡”。到了明清，相关记载更是不绝如缕。比如《格古要论》“剔红”一条有“宋朝内府中物，多是金银做素者”；谢堃《金玉琐碎》中称：“宋有雕漆盘、盒等物，刀入三层，书画极工。竟有以黄金为胎者，盖大内物也。”

据悉，宋时国家祭祀、赏赐进奉、宫廷使用的多为朱髹，太后、皇后使用的便有朱漆红黄藤织百花龙柈子、朱漆藤坐椅、朱漆小几、朱漆梯盘、朱漆衣匣等。据史料记载，公元1029年至1036年间，宫廷曾经三次下令禁朱漆，可见朱漆的尊贵。

到了元朝，出现了以彭君宝、杨茂、张成等为代表的著名雕漆作者。明朝的雕漆，在生產上有两个地区的系统，一为浙江嘉兴，另一为云南。明嘉靖以后的作品露出锋棱的剔法，逐渐成为雕漆的主要风格。延续到清代，随着竹人封氏进入北京的造办处，以刻竹的技艺雕漆，这种锋芒毕现的风格演变为乾隆雕漆的特点。

而剔红的精妙之处，主要在于工匠对朱漆的处理与刀法的运用，器物通体朱红全凭刻刀塑造结构和明暗。据记载，漆工匠仅在底子的处理上就开创了200余种锦纹，穿插在繁密的内容之间，使得剔红展现出极为奢侈华美的一面。

晕如雨后霁霞红

再来看红釉瓷器，其烧成难度极大，一直是深宫之中的珍稀之器，它所体现出的皇室尊严和技术自信与其美学价值一道，构成了红色的魅力。紅釉在宋代已经零星出现。北宋晚期，河南禹县的钧窑窑工在1300°C的高温下，创造了强烈的还原气氛，烧出了放射状的红色，这些都是纯净红釉出现的前奏。

元代景德镇成功烧制出了红色瓷器，自此红釉瓷器能够与青釉、蓝釉共同成为瓷器珍品。元代窑工在窑温的控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由于铜元素在高温下极易挥发，窑室内的温度与氧化还原时气氛的变化，以及铜元素在釉中的含量多少，都会对红釉的成色产生影响，即使是微小的变化也能导致色调变异。

到了明代洪武三年，朱元璋正式颁旨“以红色为贵”，并要求宫中皆以红色作为装饰。洪武瓷器中红釉的不多，但出现了大量用铜红在釉下绘出花纹图案的瓷器，即我们所熟知的釉里红器。明中期以后，红釉瓷器的技术完全成熟，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鲜红釉，如初凝的鸡血，《景德镇陶录》称“永乐鲜红最贵”；宣德时期出现了静穆凝重的宝石红釉色和名贵的祭红。祭红又称霁红，红不刺目，鲜而不过，釉不流淌，裂纹不出。乾隆在《咏宣窑霁红瓶》中赞誉道：“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更是空。”明代红釉瓷器是皇室祭祀的主要品种，红釉只在最高阶层中使用，而对于红釉的配比和烧成，当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加以研究试验。

清康熙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郎廷极在署理窑务时烧造出一种高温铜红釉，伴有强烈的玻璃光泽，可与红宝石并驾齐驱，被称为“郎窑红”。其釉水的流动性大，口沿一圈因釉薄而呈白色，通体釉面除开有大片裂纹之外，还有许多细小的牛毛纹，垂流部分色浓釉厚，恰好中止在底足周围，文物界称之为“脱口垂足郎不流”。郎窑红的油料制作和烧成温度难以把握，甚至有着“要想穷，烧郎红”的说法。

此时还出现了极为珍贵的红釉瓷器品种——豇豆红。豇豆红仅见于康熙一朝，专供宫廷御用，器物以文房用具为主，有水丞、笔洗、印泥盒等，器物底部均书“大清康熙年制”三行青花楷款。豇豆红釉以红釉中有绿色胎点为特征，是高温铜红釉中最难烧的一种，既需要使用还原焰烧，还要适当放入一些氧气，极难控制。因其烧成难度大，一直以来仅为宫廷御用。

通过这些皇家的“红色订单”，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不仅能寻见古代造物文明对自然的探索、开发、转化和阐释，在千变万化的红色器物用度中，也能瞥见东方文明的自信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