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水陆画中的菩萨装佛

...7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天藏菩萨

戴晓云

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对菩萨装佛像（也称为装饰佛）的讨论，大约是石窟雕像和石窟壁画，基本集中在唐代和宋代，分布范围包括河南、四川、重庆、山西、宁夏、甘肃、陕西、广西、云南、浙江、福建等省（市、区），以四川地区的石窟造像为最。石窟壁画中的装饰佛像主要在敦煌石窟中。在藏传佛教的金铜佛造像中，也有菩萨装式样，以五方佛为代表。例如首都博物馆藏金铜佛造像中就有五方佛的菩萨装式样。

学界对石窟造像（雕像）研究成果堂堂大观，观点不一。尽管对这类菩萨装佛像的定名学者们各有差异，但大多数学者把这类菩萨装佛像称为“施降魔印佛造像”，形象是“头戴宝冠，或发髻高束装饰宝冠，胸前佩带璎珞，右手臂上戴钏，左手腹前禅定，右手覆掌抚膝，四指下垂，披袒右袈裟，结迦趺坐。”

另有菩萨装佛像的艺术形式是壁画，主要存在于敦煌壁画中。研究者称之为装饰佛瑞像。这方面的研究者可以敦煌研究院的张小刚为代表。这些佛是立式，特点是“左手作说法印，右手作与愿印或施无畏印”或“右手作说法印，左手垂于体侧，手把袈裟的一角”或是别的样式。嘲佛像或定名为释迦牟尼，或定名为古佛或其他佛。张小刚称之为于阗装饰佛瑞像。

藏传佛教金铜佛造像中菩萨装佛的研究几乎无人展开。

无独有偶，笔者在做水陆画研究时，发现甘肃河西武威市博物馆藏水陆卷轴画中有菩萨装佛造像，但这种菩萨装佛造像和石窟中的菩萨装佛造像的艺术形式截然有异，不是施降魔印佛造像，也和敦煌壁画中的菩萨装瑞像不同，而是另外三种造像形式。

下面就对这三种菩萨装佛像样式做一个分析并对佛像进行定名。

第一种两幅（图一、图二）。

佛均结迦趺坐于莲花须弥座上，右手“说法印”，左手结“禅定印”，手上托钵。佛像头戴五叶宝冠，宝冠上装饰有摩尼宝珠，颈有三道。女相，菩萨形。头顶有华盖。黑地金线的佛胸前卍像，红色袈裟的佛卍字似剥落。两幅佛像均出自武威市博物馆，并非来自同一堂水陆画，从特征和流传下来的题记看来，黑地的佛像应是明代造像，彩色的那幅是清代的水陆画。武威市博物馆把两幅佛像均定名为释迦牟尼佛。但从造像托药钵的特征来看，这两幅均是药师佛。

第二种亦是两幅（图三、图四）。

佛均结迦趺坐于莲花须弥座上，左手“说法印”，右手“降魔印”。头戴五叶宝冠，宝冠上装饰有摩尼宝珠。袒左肩，女相，菩萨形。头顶有华盖。武威市博物馆分别定名为释迦佛、卢合那佛。从造像“降魔印”这一特征看，这两幅佛像均是释迦牟尼佛。

第三种（图五、图六）。

佛均结迦趺坐于莲花须弥座上，右手“说法印”，左手结“与愿印”。头戴五叶宝冠，宝冠上装饰有摩尼宝珠。佛头顶同样有华盖。黑地佛像作与愿印的右手掌心化出许多宝贝。武威市博物馆定名为如来佛。从造像上佛手中化出许多宝贝这一特征看来，这和多宝佛的造像特征明显吻合。此造像极有可能是多宝佛。而另一幅彩色菩萨装佛像，样式几乎和黑地菩萨装佛像完全一样。武威市博物馆定名为主佛，尽管佛手上没有宝物化出，但完全可以对比判断，这就是多宝佛。

再对這几幅菩萨装佛像的具体年代和造像依据进行判别。

笔者在2013年7月到武威市博物馆调研，寓目了其馆藏全部宗教画。对这些宗教画整理鉴别的过程中，发现这六幅菩萨装佛像分属两堂水陆画，黑地金线佛像三幅属于一堂，彩色三幅为另一堂。两堂水陆画均有缘起图，水陆缘起上明确记录了佛像的绘制日期，因此可以判别其具体年代。两堂均属于清代早期作品，黑地金线的那堂是雍正四年，彩色的那堂是康熙五十九年（图七、图八）。从保存情况看来，两堂水陆画均有逸失。一般水陆画中的佛像多有十幅，因此可以肯定这两堂水陆均有散逸，尚不能确定是否所有佛像均为菩萨装佛像。

总之，从现存美术品看来，菩萨装佛在石窟中比较多见，年代较早。在学界讨论不算太多，成果不算丰富。在水陆中，这种装饰佛更少，武威市博物馆的明清水陆画中出现的菩萨装佛像尚属首次发现，其他地区的水陆画中没有看见这些异装佛像。从笔者所寓目的水陆文献看来，水陆文献上尚无此类佛像形象的记载。这些造像的经典依据应该不是水陆文献，而应另有其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