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旅顺博物馆馆藏清代官窑仿钧釉瓷器

旅顺博物馆馆藏瓷器

王梅

钧瓷产自河南禹州，是我国北方地区宋、元以来重要的瓷种之一。虽隶属于北方青瓷系列，但又别于其他青瓷。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乳浊釉，釉料中掺有含铜量极为丰富的孔雀石。用还原焰烧后，产生绚丽多彩的窑变釉。钧瓷是青瓷工艺的创造和突破，人们亦谓之“钧釉”。

一、钧瓷的窑变艺术

关于“窑变”的概念，古人多有著述，但各抒己见。如明《稗史汇编》云：“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窑变。”而清《景德镇陶录》则认为：“窑变之器有三，二为天工，一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由人巧者，则工故以泑作幻色物态，直名之曰‘窑变，殊数见不鲜耳。”窑变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它的形成不仅与钧窑温度变化、窑炉内气氛、瓷器摆放位置、制作的原材料及加工方式有关，还与胎质、造型、釉料的化学构成及加工、施釉工艺、烧成工艺相关。

从景德镇瓷业发展史看，明代以前，窑变釉瓷都是偶然出现，而不是人为生产的。而且偶尔烧出的窑变釉瓷也几乎没有实物流传下来，这与当时窑工的迷信思想有密切关系。古人对于窑变器物的成因及原理无从知晓，加之当时受传统观念某些禁忌的影响，他们认为这“千万品而一遇焉”者是“荧惑躔度而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所以，这些“不祥怪胎”出现之后，往往被“窑户亟碎之”。明代郭子章《豫章大事记》记：“瓷器以宣窑为最佳，中有窑变者极奇，非人为所致，人多毁藏不传。”清雍正年问御窑厂工匠已熟练地掌握了窑变的规律，虽亦入火使釉流淌，颜色变化任其自然，并非有意预定为某一色泽，但已经能够人为地配制釉料，控制火候并成功烧制。

钧瓷窑变幻出来的纹路形态各异，纵横交错。古往今来，人们根据其开片呈现的不同纹理，形象地赋予它们很多美丽的名字，如蚯蚓走泥纹、菟丝纹、鱼子纹、牛毛纹、叶脉纹及冰裂纹等。钧瓷窑变釉色绚丽多彩，虽以红、蓝、紫三种基色为主，但每一种颜色又因色阶、色度的不同幻化出更多深浅不一的色调。如红色又分海棠红、胭脂红、朱砂红、鸡血红、火焰红等；蓝色又分天蓝、葱翠、天青、月白等；而紫色又可分为茄皮紫、丁香紫等。这些釉色相互渗化，水乳交融，或红中透紫，或紫里藏青，或青中闪白，令人叹为观止。

二、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的仿钧瓷器

由于钧瓷巧夺天工、变幻莫测的釉色及端庄典雅的造型深受人们喜爱，所以数百年来各地瓷窑群起而仿，作为瓷都——景德镇也不例外。

景德镇仿钧窑瓷器最早始于明成化时期。清雍正七年（1729年）唐英曾派吴尧圃至河南调查钧窑釉料的配制方法，恢复了仿钧的制作。之后，清廷档案中就有关于指令景德镇仿造钧瓷的记载，如“雍正七年……闰七月十六日郎中海望持出均窑双管瓜楞瓶一对。奉旨……照此瓶上釉水烧造些来”。次年十月，钧瓷已完全烧造成功，并得到雍正帝的赞赏。“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将内务府总管年希尧烧造来的仿均窑磁炉大小十二件呈览。奉旨：此炉烧造得甚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此后，清廷档案中关于仿宋钧釉瓷的记载屡见不鲜。可以说，清雍正年问的景德镇御窑厂真正代表了仿钧瓷的全面复兴。

清代景德镇烧制的仿钧釉瓷器，就实物与传统的观点可分为窑变、炉钧与仿钧三种。高水准且纯粹的仿钧釉瓷器，主要见于雍正、乾隆两朝，部分器底加印有“大清雍正年制”或“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款。这种加款的仿品是我们归纳雍、乾仿钧瓷器时代特征的重要依据。

窑变釉也称窑变花釉，它是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在生产仿钧釉基础上繁衍出的一个新品种，“可以认为是钧釉的一个独特变种”，所以又称“钧红花釉”。它是将多种不同色釉施于一器，在高温下自然流淌，数种色彩与红色熔融流动，互相渗化，犹如火焰状的色彩和图案，极富质感，因此人们把较红的谓之“火焰红”，偏蓝的冠以“火焰青”。窑变花釉以雍正朝最为精美绝伦。

炉钧因史籍所载“炉钧一种，乃炉中所烧”而得名。炉钧釉创烧于雍正时期，它是在仿钧釉的基础上发明的一种低温釉。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载道：“一炉钧釉，色在广东窑与宜兴挂釉之间，而花纹流淌变化过之。”炉钧釉的风格独特，呈色丰富，有月白、葱翠、朱砂红及蓝、绿等色。这些颜色相互熔融，有的犹如跳跃的火焰，有的宛若流淌的火山岩浆，有的如同五彩缤纷的孔雀尾羽。

狭义上的仿钧是指对宫中旧藏宋钧进行严格地仿制，不论是器形还是釉色都做到忠实于原作，是水平最高的仿钧类。通常所说的仿钧即指此类。

窑变与炉钧二釉在清代御窑代有烧造，且数量较多。它们虽和真正的仿钧作品有别，但由于其烧造方法与仿钧的相同，且器物多加印六字三行篆书各年号款，同时窑变釉色和器底所施米汤釉色的变化呈现出的时代特征颇显著，故而也成为我们了解不同时期景德镇仿钧瓷器特征的重要参照物。

三、旅顺博物馆馆藏清代官窑炉钧釉和窑变釉瓷器

旅顺博物馆馆藏清代雍正以后官窑炉钧釉和窑变釉瓷器共计十余件。由于馆史的特殊性，器物定名有的缺乏规范和统一，文物断代模棱两可，文物登记账中只单一注明“清代”而了之。对这些器物的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不仅是丰富雍正朝及以后窑变釉和乾隆时期炉钧釉的一个有益补充，而且对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其特点与风格意义也是不言而喻。

（一）关于定名

旅顺博物馆馆藏仿钧釉瓷器来源于旧藏、拨交和征购。由于渠道不同，故其称谓也迥异有别。例如，同一器形，有的称为贯耳壶，有的谓之双耳尊，还有的冠以穿带瓶。笔者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定名为标准，将其统一规范谓之“杏圆贯耳瓶”。另外，有的器物名称尚有谬误，如钧釉瓷器，文物登记账常将其记作“均”或“钧”。关于“钧”“均”是否通用，北京故宫博物院吕成龙先生研究，今河南省禹州市在历史上從未被称作“均州”，其在宋代称“阳翟县”，金代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改名“钧州”。万历三年（1575年），因避讳万历皇帝朱翊钧名字中的“钧”字而改称“禹州”。不管钧窑得名于钧州还是钧台，明代万历三年以后直至明代灭亡，人们将“钧窑”“钧州”中的“钧”字写成“均”，可能也是因为避讳。但明代灭亡以后，直至今日，仍有人将钧窑的“钧”字写成“均”，实属不应该㈣。

（二）关于断代

1.炉钧釉瓷器

从传世品看，雍正年问的炉钧釉的流淌较大，并泛有圈状红点。其红色并不鲜艳，红中泛紫，似刚成熟的高粱穗色，因而常称之为“高粱红”。这是雍正一代炉钧釉瓷器断代的重要依据。此外，器物里外及底部均施炉钧釉，特别是底部所施釉色与器壁一致亦是此期很重要的特征。乾隆初期的炉钧釉釉面仍延续前朝“高粱红”特点，釉质凝厚，底足漆黑，官窑器规整，如馆藏“大清乾隆年制”款炉钧釉弦纹长颈八棱瓶（见图1）。盘口，长颈，圆腹下敛，通体施炉钧釉，全器呈八棱状。颈等距凸起两道弦纹，肩与腹部内凹弦纹两道。圈足，足脊覆黑色釉汁，修胎光滑洁净，足内满釉阴刻“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见图2）。乾隆中后期以后，炉钧釉釉面逐渐呈蓝、绿、月白各色条纹和垂流状小片斑，如清乾隆炉钧釉碗（见图3）。撇口，弧腹圈足。通体施炉钧釉，釉色蓝、绿、月白熔融呈垂流状。胎体细腻，器形规整，器底无款。

清乾隆炉钧釉盘（见图4），撇口，弧壁，圈足。内外壁施炉钧釉，釉面蓝、绿及月白三色垂流呈斑块状，自然和谐。胎体细润，修胎规整，器底无款。

上述三件炉钧釉瓷器，虽同为乾隆时期器物，但釉面垂流程度却变化不同。炉钧釉弦纹长颈八棱瓶，器形端庄秀美，釉质凝厚，釉面紫、绿色流淌自然，尤其是流动处呈现色红泛紫的斑块，恰符合乾隆初期炉钧釉的特点。而后两件的碗及盘釉面垂流状不如前者流畅，釉薄处可见细腻洁白的胎体，足脊滚圆，或当视为乾隆中期及偏晚期的器物。

2.窑变釉瓷器

雍正时期的窑变釉，器口部内里釉面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即均为润洁的月白色，或杂有浅蓝的细丝纹。所施釉汁有的如激流瀑布汇集到器心形成漩涡状，有的结晶成奇异的花朵。器物口部的釉色除月白外，偶尔有酱黄或黑褐铁色。底部多施深浅不一的酱釉，或泛黄，或泛白，或泛青绿（虾青或蟹青）色。底釉大多平整光润，也有的凝聚成块状散布于釉中，系釉质疵病。官窑器底阴刻篆书四字或六字款。此时的窑变釉不仅制作精细，造型也丰富多彩，除仿古器式外，还有各种瓶、缸、罐、盆、花囊、花浇、塑像等数十种之多。器物上常贴塑简单的装饰，如弦纹、凸乳钉、蟠螭、如意飘带、三牲、夔耳、云耳、象耳及铺首等。如“雍正年制”款窑变釉铺首兽耳尊，撇口，短颈，溜肩，垂腹，高足外撇（见图5）。肩两侧贴塑对称兽首耳，足脊露胎，滚圆呈泥鳅背状，圈足酱釉内阴刻“雍正年制”篆书款（见图6）。

“雍正年制”款窑变釉铺首兽耳尊（见图7），撇口短颈，圆腹，下敛，高足外撇。器身凸饰三道弦纹，肩两侧贴塑对称兽首耳，兽面温和，双目突出，作衔环状。圈足，足脊露胎，滚圆呈泥鳅背状，圈足酱釉内阴刻“雍正年制”篆书款。

乾隆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优秀督陶官的管理以及乾隆帝本人对瓷器的酷爱等诸多因素，瓷器烧造数量或质量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乾隆时期的窑变釉以红为主，红蓝相间，色彩如落花流水璀璨夺目。此时窑变釉模仿宋钧的窑变效果最为理想、最成功，达到清代时窑变红釉的最高水平。乾隆初期的窑变釉尚能继承雍正时“火焰青”“火焰红”流动多变的特点，随后渐变为红、蓝、月白各色交织的斑块和条纹，变化自然感不及前朝，至乾隆晚期窑变釉月白与蓝色较少，为稍有变化的红色釉。乾隆时期窑变釉面光润晶亮，玻璃质感强，色彩斑驳的火焰红与火焰青釉色交融，流淌自如。釉面有细小开片并形成“凿坑”。外底刻篆书款，覆以酱色混灰白或蓝色釉汁，有意摹仿钧窑。

乾隆时期窑变釉品种丰富，器形众多，常见器物有梅瓶、天球瓶、锥把瓶、云耳瓶、石榴尊、贯耳瓶、钵式缸、香炉及小文玩类等。

“大清乾隆年制”款窑变釉双耳瓶（见图8），侈口，长颈，颈附对称双耳，圆腹下敛，腹部凸棱两道。足外撇，足脊涂抹红釉，圈足内刻“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大清乾隆年制”款窑变釉石榴尊（见图9），侈口，短颈，圆腹，腹下内敛。圈足外撇，足脊露胎，圈足内酱黄釉深浅不一呈斑块状，中间阴刻“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大清乾隆年制”款窑变釉杏圆贯耳瓶（见图10），口呈四方倭角形，垂腹，两侧有长方形贯耳，腹两面各有一凸起杏形纹饰。长方形圈足，足脊露胎，刻有“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乾隆窑变釉球式冠架（见图11）。旧藏。冠架由冠伞、柱及紫檀底座组成。冠伞呈球形，其下有柱，柱为瓶形嵌于紫檀木座内，底座呈覆盘式。冠架即帽托，用以放置冠帽的器具。乾隆年问传世品较多，后被帽筒所替代并成为传统形制，延烧至宣统时期。

乾隆窑变釉方觚（见图12），菱花口外撇，器内施月白蓝色窑变釉，器外施红色窑变釉。觚为商周时期典型的青铜器器形，明清时期较为流行。乾隆帝崇尚师古，所以当朝仿古作品很多，如炉、尊、觚等。

清代经过了康、雍、乾盛世后，从18世纪末开始趋于衰落，景德镇瓷业也由此每况愈下。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窑变釉的釉色单调，以紫红色釉居多，缺乏流动感，异色丝缕条纹一朝比一朝少，有的器物口内有月白色或蓝色条纹及斑块㈣。常见器形有杏圆贯耳瓶、穿带方瓶、石榴尊、葫芦瓶、云耳瓶等。同治以后窑变釉大面积紫红色，有的器口内间或有月白色斑片或蓝丝，底足不上釉，暗刻“大清同治年制”六字楷款。光绪时开始有红色中间杂黑色斑片的品种，特别是间有的浅青色及胎白色为其时代特征。常见器形有杏圆贯耳方瓶、笔洗、赏瓶、天球瓶、梅瓶等。

“大清道光年制”款窑变釉杏圆贯耳瓶（见图13），口呈四方倭角形，颈两侧各有一对称方形贯耳，垂腹，前后凸起杏圆形纹饰。长方形圈足，足脊涂黑色釉，足内釉刻“大清道光年制”篆书款。

“大清光绪年制”款窑变釉杏圆贯耳瓶（见图14）。四方倭角形口，直颈，颈部两侧置对称双贯耳，溜肩，垂腹，腹部正背两面各有一杏圆形纹饰。长方形足，足脊刷黑釉，底足无釉，阴刻“大清光绪年制”楷书款。

“大清光绪年制”款窑变釉杏圆贯耳瓶（见图15）。口呈四方倭角状，直颈，颈部两侧置对称贯耳，溜肩，垂腹，腹部正反两面各有一杏圆形图案。长方形足，足脊刷黑釉，底足无釉，阴刻“大清光绪年制”楷体款。

综上所述，旅顺博物馆馆藏窑变釉瓷器无论从数量、造型、釉色上都较之炉钧釉瓷器丰富。虽然它们不能完整地表现各期的时代特征，但釉面垂釉不同程度的变化，无疑也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断代的参考依据。例如雍正时期的两件窑变釉兽耳尊时代特征明显，前者器里及口沿釉呈月白色，底釉釉色为虾青色与酱黄色混合呈斑块散于釉中。器表釉层在熔融状态下紫、蓝、白等色纵向交织垂流，绚丽奔放，多姿多彩。后者器里釉以月白色为主，问夹深浅不一的蓝色条纹，底施酱黄釉。器身蓝色细丝状条纹点缀于鲜亮美丽的红釉之中，深邃迷人，妙不可言。

乾隆时期窑变釉的呈色越来越少，器身没有雍正时流动多变的特点，釉色光亮，玻璃质感强。所仿宋代钧釉窑变釉，多以红色为主，釉层里同时出现深浅不同的像乳絮般的蓝色线条。这些线条在艳丽的红釉中向下垂流，与红釉互相交织，协调美丽。乾隆早期的窑变釉瓷器仍保持前朝流动多变的特点，如窑变釉杏圆贯耳瓶和窑变釉球式冠架。尤其这件冠架瓷质精细，器形规整，玻璃质感强，器身有“凿坑”。通体以火焰红色为主，釉中密集地夹杂蓝色细丝纹，绚丽奔放，呈现着乾隆早期的特征。窑变釉双耳瓶和石榴尊，釉面色彩斑斓，为红、蓝、月白交织成块状的斑片和条纹，底部均覆以酱色混灰白亮釉并刻篆書款，当为乾隆中期，其时代特征不言而喻。而窑变釉方觚釉面月白与蓝色较少，成为缺少变化的红色釉，呈现出乾隆中晚期的特点。

道光朝以后窑变釉器，底部酱釉就比较平均，色泽一致，底足处理草率，也有的不施釉露白胎的。如馆藏上述几件的底足的时代特征显而易见。

旅顺博物馆馆藏清代官窑仿钧釉中的炉钧釉和窑变釉，虽不能完整地反映各期时代特征，或许亦只是凤毛麟角，但它们也是清代仿钧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整理和研究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