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刘国钧先生捐赠红木家具赏析

刘国钧捐献红木家具陈列馆

惠露佳

常州博物馆现有四大基本陈列，其中，“刘国钧先生捐赠红木家具”展为其一，常年吸引着广大游客。刘国钧先生捐献的这套家具，是清末至民国初年红木家具的珍品，也是常州博物馆最具特色的藏品之一。

著名的实业家、纺织业巨子刘国钧先生，出于对创业基地、第二故乡常州的眷念与热爱，于1975年将包括96件红木家具在内的一批文物捐赠给常州博物馆收藏。2007年，常州博物馆新馆特设专题陈列，展示这批红木家具中的精品，以纪念这位心系乡梓的爱国实业家。

刘国钧先生捐赠的红木家具，在选料上大多采用大红酸枝，俗称“老红木”。红酸枝木的新切面有酸木特有的酸香气，故称之为酸枝。红酸枝是热带常绿大乔木，为豆科檀属木材，主要产于印度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其木质颜色相似于小叶紫檀，年轮都是直丝状，鬃眼比紫檀大，颜色近似枣红色。这种木料木质坚硬、细腻、可沉于水，一般树龄在500年以上方能成材，其木纹在深红色中常常夹有深褐色或者黑色条纹，以其制作的家具给人以古色古香之感。

这一批红木家具在门类上，小到台屏，大至罗汉床，种类齐全，更难得的是几案桌椅，大都成套。除了杌凳类外，椅类中包括靠背椅、扶手椅、屏背椅、太师椅、长椅、躺椅等；桌类中涵盖了方桌、棋桌、半桌、写字台、圆桌、琴桌、条桌、供桌等；案几类包含天然几、茶几、花几、套几、榻几等；床柜类囊括榻、橱柜、床等；屏风类中又有插屏、围屏、座屏等品。此外，还有其他红木制品，如镜框、盆架、灯具、器座、盘、匣、鸟笼、钟座、药箱、木提盒、首饰盒、镜台等。由于这批家具种类比较齐全，其完整性在国内也属不多见，因此在陈展时，按照明清时期江南典型民居的布置样式，复原了厅堂、书房、卧室等多个生活场景。

因这批红木家具品类繁多、造型多样、用途广泛，所以本文拟从装饰纹样、镶嵌工艺、中西合璧、人性化设计四个方面出发，欣赏、分析、探讨刘国钧先生捐献的这批红木家具中的精品。

一、装饰纹样

中国古代家具上的装饰纹样，其用意可归纳为一句话，即“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因此所被利用的吉祥物必然是人们追求吉祥观念的物化表现。这种表现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有四种，即取物之声韵，取物之形状，取物之属性，取物之意蕴。

1.取物之声韵

中国汉字往往一音多字，所以人们常常利用读音的相同和相近来达到一定的修辞效果，表现在家具上则是各类谐音吉祥图案的出现和运用。其中比较典型的便是蝙蝠纹。如这件红木透雕拐子龙纹圆桌（图一）的腿上部皆采用蝙蝠纹。蝙蝠的“蝠”谐音“福”。福，是人生幸福如意的统称，所以各类以蝙蝠为题材的传统吉祥图案便在家具上被广泛使用。除了单绘蝙蝠的，还有双福、五福图案等，更多的则是与其他吉祥物组合的纹样，如“五福捧寿”“福寿双全”“福在眼前”等。

2.取物之形状

比较典型的是几何纹饰，包括锦纹、回纹和万字纹。几何纹样具有深厚的东方特质和烙印。锦文在漆器家具上使用较多；回纹即“回”字形装饰，形态为一点为中心，用方角向外围绕而成的团。清代家具的四脚常用回纹作装饰，也有的以连续回文作边缘装饰，被称为“回回锦”，富有整齐划一的效果。此外，万字纹也是红木家具中经常出现的纹饰。

此件红木透雕万字纹瓷画插屏（图二）底座主要的表现纹饰为透雕万字纹，屏风为瓷板花鸟画。万字纹，纹饰写成“卍”。“卍”字为古代一种符咒，用做护身符或作为宗教标志，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卍”字在梵文中意为“吉祥之所集”，佛教认为它是释迦牟尼胸部所现的瑞相，有吉祥、万福和万寿之意。用“卍”字四端向外延伸，又可演化成各种锦纹，这种连锁花纹常用来寓意绵长不断和万福万寿无尽头之意，也叫“万寿锦”。

3.取物之属性

最典型的便是灵芝纹。这件红木透雕灵芝嵌云石太师椅（图三）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体雕灵芝，做工精致，纹饰繁复，用工之巨，颇为值得一观。灵芝本是一种名贵药材，由于数量稀少，得之不易，被视为仙草，传说服之能长寿或起死回生，历代小说也把灵芝与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更增添了灵芝的神秘色彩。因此，人们将灵芝视为祥瑞的征兆，中国传统工艺中也喜爱用灵芝来寓意吉祥。此件太师椅的靠背、扶手几乎满是大小灵芝，可见其椅背内透雕圆框下为灵芝纹，椅盘前挺，束腰、牙板和踏脚档皆内凹，呈马鞍式，牙板高浮雕灵芝纹，脚柱收腿式，脚柱头雕大小卷珠，组合形似兽面，整体用料粗硕，造型稳重，用极尽精细的做工将对吉祥如意的期盼融入了日常家具之中。又如，在红木有束腰灵芝纹牙条收腿式方茶几（图四）上也可看见灵芝纹的大量运用：挡板处透雕灵芝纹样，方腿内收弯处雕钩云灵芝纹，“田”字连脚档内嵌灵芝纹样。

4.取物之意蕴

说到意蕴，龙凤纹首当其冲。龙作为鳞虫之长，能兴云雨、利万物，使风调雨顺、丰衣足食。此外，龙还是美德、祥瑞的象征。明清宫廷家具喜用龙纹做装饰，常见的多有正龙、升龙、降龙、行龙、戏水龙、穿云龙、戏珠龙等纹饰。另外还有取材于古代铜器上的各种龙纹，包括螭龙、夔龙、蟠龙等。如红木透雕拐子龙纹圆桌（图一）、红木透雕瑞兽纹供桌（图五）、红木双狮戏球纹牙条方桌（图六）的牙板处均有龙纹的浮雕图案。这一纹样取龙的“富贵”之意，并常常配有卷草纹，意为“连绵不断”，寓意富贵不到头、子孙绵延不断。

与龙纹相呼应的凤纹也被大量运用在红木家具之上。凤，古人称之为神鸟，百鸟之王，出于东方君子之国，每当天下大宁，其声若萧，清高雍容。如工匠艺人口诀称：“首如锦鸡，冠如如意，头如藤云，翅如仙鹤。”风纹具有象征吉祥、美丽之意。民国时期制作的红木嵌瓷画八曲围屏，屏额均浮雕凤凰纹（图七），为凤纹装饰红木的典型代表，意为祥瑞，是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服从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此外，在这批红木家具中经常出现的纹样还有很多。如云纹，可见于红木透雕双鸟如意纹嵌云石荷叶搭脑扶手椅上的卷云纹（图八），寓意祥和、如意、美好。红木双狮戏球座嵌云石插屏（图九）上的绞藤图案象征连绵百吉。此外，在红木双狮戏珠座嵌云石插屏与红木双狮戏球纹牙条方桌（图六）上出现的狮子戏球纹为瑞兆，民间喜庆隆重会典，常有耍狮之戏，以示吉庆祥瑞。以及，红木竹节纹玻璃台面长方桌（图十）与竹节纹亮格柜（图十一）特殊的竹节纹，这一居其一的“岁寒三友”植物形象，由于其刚直不阿的特质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生哲理和人生观的理解和信奉；同时，竹子滋生长，成长快，古人因喻子孙众多，于是也成为人们争相使用的纹样。

纵观红木家具上这些多样的纹饰，无论是动物纹样、植物纹样、神话纹样、几何纹样、博古纹样等，都离不开人们对现世、对未来的美好祝福、企盼与向往。然而无论采取何种纹样，万变终究回归“意蕴”，只是借助的物象或直白或内敛。而这些纹样的出现或单独呈现，或多样集合，或集中体现在一件红木家具中，往往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二、镶嵌工艺

红木家具有多种镶嵌工艺.将不同的材料嵌入硬木家具上起到装饰作用，因材料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如木嵌、螺钿嵌、象牙嵌、嵌银丝等。刘国钧先生捐赠的家具多为嵌瓷板画、嵌大理石心、与木嵌。

嵌瓷板画是在家具上嵌有彩绘纹样的瓷板作为板面，是明清家具常用的装饰方法之一。这种镶嵌工艺用来装饰硬木家具颇有创意，也由于彩绘瓷中不乏高档技艺，因此十分名贵。常州博物馆馆藏的红木嵌瓷画八曲围屏（图十二），共分八屏，每屏分五格，最上面一格嵌书法瓷板，其下四格嵌山水画瓷板，屏额浮雕凤凰纹，每屏两边浮雕梅花。所嵌书法瓷板八块由胡松如书写，其中四块是临摹王羲之草书《十七帖》（图十三），另四块所书为钟鼎文（图十四），包括《颂鼎铭》等。瓷板画（图十五）则由清末民初的著名画家“珠山八友”之一的汪野亭绘制。汪野亭（1884-1942），江西省乐平县人，是景德镇陶瓷美术革故鼎新的著名陶瓷艺术家。他工画花鸟、山水。在绘瓷技法上，采用颜料，以水粉敷色，作品别具一格。汪野亭的这件作品青绿设色极见功力，体貌多变，气魄宏伟，章法变化层出不穷，所绘江南美景娇艳欲滴。此屏格调高雅，置于室内既有屏蔽遮挡屏风之用，又不失为一件观赏佳作。在营造出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的同时，凸显了室内古朴典雅的文化氛围和主人的素养品味。

嵌大理石心是指在家具上嵌以有花纹的大理石，这也是明清家具常用的装饰方法。由于大理石有美丽而又变化无穷的纹理，在似与不似的意象中情趣横生。硬木家具上所选用的大理石一般均为上品。大理石有白如玉、黑如墨也有微白带青、微黑带灰者。白质纹章中似山水者，叫春山；白质绿章者，叫夏山；白质黄纹者叫秋山；其中以石纹美妙而变化的春山、夏山为最好，秋山次之。还有如朝霞一般红润的红色玛瑙石，碎花藕粉的云石，花纹如玛瑙的土玛瑙石，显现山水、日月、人物形象的水石头等。这件红木嵌云石罗锅搭脑扶手椅（图十六）是这种制作工艺最直接的体现。此外，红木嵌云石罗锅搭脑扶手椅（图三）这一系列的太师椅，椅背的中心圆景镶云石，纹理酷似山川林泉，加上此套太师椅多有描述山川美景的云石铭，包括“晓山初霁”、“巫峡窥天”、“平岗晚色”、“云岫嶙峋”、“云凝寒岫”等铭文，反映出主人寄情山水之间的情趣。

木嵌一般是指用木材制成红木家具镶嵌的部分。这种镶嵌工艺依靠木屑色彩与家具整体色对比凸显别致之感。此件红木嵌瘿木插角屏背椅（图十七），椅背中攒框安装瘿木一方，周边虚镶落堂做。攒框和外框均采用双浑，俗称“芝麻梗”。座身前面做有假束腰，椅两侧和后背在椅面下直接安牙条，目的是简化结构，省工省料。瘿木不是树种名称，而是泛指树木病变的树瘤或树干的结疤。市面上常见的是楠木瘿，因为楠木树大，根部容易生瘿。瘿木的剖开面纹理美观而独特，有的自然形成山水画面，是古典家具之中极其珍贵的装饰材料。苏作家具一般采用楠木瘿做装饰，多被用于桌芯、椅背芯、柜门芯的加工制作上，橙黄的色纹与硬木的深沉巧妙的搭配起来，相映成辉，高雅华丽。

红木家具的镶嵌工艺使得家具单一的木质属性向多样化转变，也由此可见，清晚期至民国家具用材较之先前更为广泛，工匠们运用多种技艺手法、多种材料结合、形成了工艺多、材料广、装饰性强为特点的时代家具。

三、中西合璧

清代家具的发展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也属于中国传统家具的后期发展阶段。中国自然经济逐步解体，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大肆影响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家具高度完善的东方发展机制受到了西方器物文化的冲击，体现在红木家具上便是本土化与国际化、借鉴与创新的关系。受西洋影响的清式家具，在样式、结构，纹饰题材及装饰技法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借鉴与融合。

这件清晚期的红木浮雕西洋纹围屏大榻（图十八）体系硕大，形象庄严，做工精细。后围屏风三扇，两侧各两扇，后面与两侧屏风分别用一面小屏风相衔接。从纹样与造型来看，这件大榻反映了清末至民国时期西方文明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是晚清红木家具“中式西做”的典型作品。此榻一大特点是大量采用西洋纹饰：盾牌、葡萄、彩带、狮头都是典型的外来产物。其中，两侧屏框的边上各雕刻戏球狮子一头，狮子的形象，本是较多的出现在欧洲古典装饰艺术中，它拥有仪表堂堂的体魄、威严的仪态和贵族的气质，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后围屏风上中雕刻展翅雄鹰一只；牙板平地浮雕彩带、卷草纹，中间雕狮头；家具的腿足变化相当明显，崇尚曲线的西洋腿足样式被传统家具所借鉴，这件大榻便是兽足鼓腿的西洋样式。由此可见，该榻纹饰属“舶来”，该榻也是晚清红木家具中，中西结合的典型例证。

再看此件民国的侧足带隔层茶几（图十九），此几几面方形，起天盘线，牙板波浪形。中部有隔层，栏板透雕草叶纹。侧腿，腿用方料，除去上部和中部隔层处外，雕成纺坠形，明显是受西方家具造型的影响，是民国红木家具造型借鉴西方的一个反映。

四、人性化设计

红木家具的实用性必须与观赏性相平衡，在这一前提下，红木家具也关注人体工学，在设计中加入了人性化的考量。在常州博物馆的这批红木家具中这一理念主要体现在半圆桌与靠背椅的“搭脑”设计上。

半圆桌又叫月牙桌，一般都成对，两个拼合起来即为圆桌，平时也可分开对称摆放。月牙桌虽然是在圆桌的基础上衍生的家具，但是与圆桌相比，更美观实用。月牙桌以其独特的构造达到便于拆分的特点，多在寝室和较小的场合使用，可靠墙可临窗，一来使得空间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用，二来上置花瓶、古董等陈设品，起到装饰效果，别有一番风味。红木透雕拐子龙纹半圆桌（图一）平面束腰，牙板浮雕拐子龙纹，六曲线腿，腿上部雕蝙蝠纹，脚柱头雕卷珠纹，填方块小足。六腿足间设由六部分卷草纹组成的踏脚板。此桌是由两个半圆桌拼合而成，踏脚板也由两个半圆组件拼合。用料硕大，构造严密，做工精良，特别是其实用性十分出众，一张整圆桌可拆分成两个靠墙安置的半圆桌使用，这也是清代红木家具中的典型设计，属于苏作圆桌的基本形式，流行于清代中晚期。

除了半圆桌，“搭脑”的运用也被体现在为数不少的红木家具上。“搭脑”是椅背上边的那根木构件。因为人坐在椅子上往往向后靠，把脑袋搭放在椅背上边的横木，所以人们把它叫做“搭脑”。搭脑的主要形状有“平搭脑”、“凹搭脑”、“凸搭脑”。红木透雕灵芝如意嵌云石扶手椅（图二十）椅背内雕云头灵芝纹，中心圆景镶云石，圆框下为灵芝纹，椅盘前挺，束腰、牙板和踏脚档皆内凹，呈马鞍式，脚柱收腿式，脚柱头雕大小卷珠，组合形似兽面，整体用料粗硕，造型稳重。而其椅背搭脑以卷云纹作外形，是明显的“凹搭脑”。红木驼峰式搭脑靠背椅（图二十一），靠背隔堂有方形装饰和禹门洞，线脚颇为精致。椅面下的分心式攉脚钩子桥形档，是苏制红木家具的一个特征。它的椅搭脑作高低波状形，江南匠师称作“驼峰式”，它是清代早中期出现的一种式样。此外，人性化设计也可体现在拦水线、套腿、踏脚、双人靠背椅等细节与设计上，再此不一一赘述。

总而言之，红木家具因其纹饰的丰富性、镶嵌工艺的多样化、发展的多元化、设计的人性化而充满魅力。此外，红木家具在造型和工艺中显著的民族性，对于许多收藏者而言，是最有吸引力的部分。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在《中国花梨木家具图考》中总结了加工红木家具的三条基本法则：非绝对必要不用木销钉；在能避免处尽可能不用胶粘；任何地方都不用镟制。这种民族性便是榫卯结构。器以载道，华夏文化自古讲求寄寓，红木家具也被称为“人文家具”，中庸、天人合一、天圆地方、柔中带刚、虚实相生的哲学思想以及造物与自然和谐的意韵藉由红木家具得以体现和延续。因此，如今红木家具不仅是一种用具，也因其蕴含的丰富文化载体，成为了一个符号、一种生活主张，更是文化与人文精神交融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