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条件下历代皇帝祭祀南海神分析_资讯_

[摘要]隋文帝依照“就近立祠、分开祭祀”的建祠祭祀原则，在远离国都的海滨建立南海神庙祭祀南海神祝融，开启了远距离条件下祭祀国家诸神的全新格局。后世历代皇帝围绕皇家事务、内外战争、自然灾害和褒奖册封等祭祀名目，采取遥祭、代祀、常祀等祭祀方式，不断补充完善远距离祭祀南海神的相关活动。享受专门祠庙供奉的南海神，地位大幅提升的同时，也在南下祭祀官员的带领下，发挥着加强中央与地方联系、推动“波罗诞”民俗形成等现实作用。

[关键词]远距离祭祀历代皇帝南海神

自开皇初年起，隋文帝开始致力于整顿国家礼仪制度，十余年间采取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政策措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祭祀时代，南海神庙的建立即是例证之一。

一、南海神庙的建立与远距离祭祀格局的开启

隋代以前的长久历史中，历代统治者基本遵循“集中建祠、统一祭祀”的建祠祭祀原则，在国都附近集中建立国家诸神的祠庙，并定期统一祭祀。早在先秦时，四海祠就成为雍地众多祠庙之一，享受国家的“岁时奉祠”。汉代以后，郊畤制度确立，海神亦成为众多配祀神灵之一，“背外营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也”，享受祭祀不断。

到了隋开皇十四年（594年），文帝以“就近（靠近神发源地）立祠、分开祭祀”的建祠祭祀原则代替旧有规范，下诏曰：“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并取侧近巫一人，主持洒扫。”，宣布将南海神等国家诸神在发源地单独建立祠庙，并派人专门祭祀。此举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颠覆了雍地、郊畤祭祀时期的祭祀格局，南海神等国家诸神不再“拥挤”在国都附近一地，而成为拥有单独祠庙、散布全国各地、享受专门祭祀的“特殊”神祇了。二是祭祀方式遭到了变更。隋以前皇帝多亲赴祠庙，亲自祭祀包括南海神在内的诸多神祇，如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在位期间亲赴雍地祭祀达十次之多。而在隋代以后，集中统一祭祀无法实施的同时，南海神庙等国家祠庙也与国都相隔万里，中原王朝皇帝再难亲赴祠庙开展祭祀。譬如清乾隆八年（1743年），广东巡抚王安国向皇帝奏明祭祀南海神之事，乾隆皇帝充满疑问，在奏折上朱批道：“此即昌黎文中之南海神耶？其碑石今存否乎？随便查明具奏。”乾隆皇帝的反应是祭祀方式改变的生动写照。身为国家祭祀领头人，乾隆帝不仅不能亲自祭祀，而且连庙宇的基本情形都一无所知了。

因此，南海神庙等诸多祠庙的异地单独兴建，完全打破了隋代以前旧有的建祠祭祀原则，远距离祭祀已登上历史舞台。

二、历代皇帝祭祀与远距离祭祀格局的完善

隋代以后的千余年中，历代皇帝均遵循了隋代开启的远距离祭祀格局，并从祭祀名目、祭祀方式等方面不断补充完善，形成了远距离条件下特有的祭祀生态。

（一）多样的祭祀名目

概括起来讲，隋以后历代皇帝祭祀南海神有四大类情形，包括皇家事务、内外战争、自然灾害以及褒奖册封等，具体如下：

1.皇家事务。历代皇帝祭祀南海神首先表现在以皇帝本人为核心的皇家事务上：一是皇帝登基、封禅、即位庆典、亲政、立太子、立后、出巡等皇帝个人相关事务。以明清时期为例，皇帝登基时告祭南海神等国家诸神成为制度性规定，明代除太祖、惠帝、成祖和光宗外，其余12位皇帝均在即位时进行了祭告；清代世宗以后的7位皇帝，均在即位当年举行了祭告国家诸神的仪式。二是皇室成员相关事务。明清两代，以皇帝之外的其他皇室成员名义，进行的庆典性祭祀活动也非常多，主要名目包括皇太后诞辰、上徽号等，先皇、太后、后谥号，及升袱太庙等。可见，皇家事务与南海神祭祀紧密相连。

2.内外战争。祭祀与战争都是关乎国运的大事，二者也往往密不可分，重要战争开始与结束时，都要告慰神灵，这一点在历代皇帝祭祀南海神的过程中表现非常明显。以北宋为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南汉归降，派司农少卿李继芳祭祀；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因御驾北征，遣官祭告；仁宗皇佑五年（1060年），因平侬智高叛乱，封南海神为昭顺王，并派员祭祀；神宗元丰年间，打败交趾李朝进攻，祭祀南海神。所以，几乎每次重大战争，都会告慰南海神。

3.自然灾害。在古人的观念中，南海神主管南海，掌控风雨阴晴，能够透过干旱、降雨等自然手段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因此祈祷灾害平复成为历代皇帝祭祀南海神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譬如，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由于天下大旱，派太常少卿张九龄祭祀南岳及南海。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因连续干旱、蝗灾，派人祭祀。宋代孝宗、宁宗时期，以及元明清历代也都有关于平定叛乱、祭祀南海神的记载。

4.褒奖册封。作为南海神帮助解决军事、灾害等棘手事件的回报，历代帝王会以褒奖册封的形式，感谢南海神的庇佑。唐宋至明清的千年历史进程中，南海神先后六次封王，可谓桂冠顶顶。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封南海神为广利王，派义庆王长史张九章祭祀。宋仁宗先后于康定二年（1041年）、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封南海神为洪圣王、昭顺王，并派人祭祀。宋高宗赵构南渡，为求半壁江山平稳，封南海神为威显王，派员祭祀。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年），五岳四海四渎并封王，南海神获封“广利灵孚王”。清雍正二年（1724年），封南海神为“南海昭明龙王之神”。褒奖册封通常是某个王朝最高祭祀礼仪的体现，在各种祭祀名目中也最为醒目。

（二）多种的祭祀方式

在客观情况的驱使下，历代皇帝继承并创造了多样的祭祀形式，主要有遥祭、代祀和常祀三种。

1.遥祭。遥祭又称望祭，历史非常久远，秦始皇时，“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此举即属遥祭，意思是山高路远不能到达，唯以远眺表寸心。其实，在隋文帝南海就近立祠祭祀南海神之前，历代在首都附近建海神祠举行祭祀的活动，均未达大海之滨，同样属于遥祭范畴。

隋代以后，在某些特定时期，同样需要进行遥祭。宋初，南方属南汉管辖，只能就近遥祭。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元代初期，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载在祀典者，所在官司岁时致祭”，此时南方尚属南宋，祭祀属遥祭。直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以后，元灭南宋，占领广州，遥祭南海神正式取消。与隋代以前相比，此时因政权割据出现，正常的祭祀秩序被打乱，遥祭仅是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性措施。

2. 代祀。即遣使致祭，元世祖曾言：“五岳四渎祠事，朕宜亲往，道远不可……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导师习祀事者。”皇帝本人不能亲至，委派合适的臣子代替自己祭祀，是历代皇帝祭祀南海神的最主要方式之一。祭祀大臣品秩中等，一般是四品，与南海神享有的祭祀等次相一致。当然，在某些时期也有更高品秩的官员进行祭祀，如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遣郑制宜南下祭祀，史载郑制宜为功臣之后，深受皇帝器重，祭祀南海神时任御史台侍御史，为从二品。通常，祭祀大臣被赋予了特定的祭祀使命，携带圣旨、信物、礼品等，南下广州，是无尚光荣的事情。但是，由于南来路途遥远、艰险，令很多大臣畏惧，甚至发生生命危险。譬如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派遣欧阳炯祭祀南海神，遭到拒绝；又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派遣张信祭祀南海神，行至河南唐河县遭遇地震而死。代祀以专使携带圣旨直接参与祭祀，是皇帝旨意的最直接表达，在各种祭祀形式中作用最为突出。

3.常祀。在隋至清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历代皇帝均制定了由地方官每年祭祀的制度，祭祀时间一般选择在立夏日，被称为常祀。如唐代规定“立夏日，祀赤帝于南郊，炎帝配”，祝融等从祀，“其牲皆用太牢，祀官以当界都督刺史充”又如元代，“至元三年夏四月，定岁祀岳镇海渎之制……三月南岳、镇、海渎，立夏日遥祭衡山”。常祀是制度性祭祀，是在没有皇帝专门旨意的情况下，进行的例行性的祭祀，也是代祀的重要补充。

三、远距离祭祀的深刻历史影响

隋代及其以后，历代皇帝在远距离条件下长时期祭祀南海神祝融，造就了多重积极的历史影响，表现在：

（一）南海神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显著提升。

从表面上看，隋文帝按照就近立祠、分开祭祀的原则，将南海神庙放置在远离国都的海滨，造成皇帝无法亲自祭祀的局面，会弱化南海神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但事实却完全相反，隋文帝推行远距离祭祀，是将南海神从国家诸神中分离出来，单独建祠，专门祭祀，洽是一种提升南海神祭祀地位的举措。更甚之，上述措施得到了后世王朝的深度认同，有力地促进了南海神祭祀的繁荣。在某些朝代，统治者对南海神的尊崇可谓无以复加。如国土狭小的南汉，国主刘鋹“尊海神为昭明帝，庙为聪正宫，其衣饰以龙凤”，以祈求保佑。又如偏安一隅的宋代，先后三次将南海神封王，并恩及妻、子、女。因此，由于有了遥远的专门祠庙，南海神受到了更加专门化的尊崇，遥远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南海神享受国家祭祀的优势。

（二）远距离祭祀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

远距离祭祀确立了皇帝不能亲赴南海的前提，南海神的祭祀任务只能由皇帝委派的祭祀大臣完成。代祀时，祭祀大臣要谨记皇命，南下万里，完成使命，地方官员也要不折不扣做好准备，配合祭祀大臣完成祭祀。以雍正三年（1725年）的祭仪为例，遇到皇帝御令祭祀时，首先，“文武各官衣朝衣，出郭跪迎登岸”；确定祭祀日期后，“船至波罗庙，番禺县一跪三叩头礼，恭请登岸”；最后，等到祭祀当天“黎明，各官齐集行礼”，进行祭祀。细致入微的祭祀礼仪都无不是在诠释各级官员必须维护纲纪、心思忠君等核心要求。

常祀时，历代大都要求当地最高长官亲自祭祀，如唐代要求节度使祭祀，清代则要求巡抚祭祀。当然，也常有些不法的情形出现，一是有官员懈怠、将责务委予他人，如宋代，有人批评地方官员“位既高矣，往往懈怠于神事，失虔上意”；二是地方统治者擅自祭祀，如元代曾发生地方诸王未奉令私自祭祀海岳等神，但都受到了皇帝的严厉苛责。

因此，皇帝旨意在前，中央官员往来，地方官员责任加身，国都到南海的万里通道变成祭祀大道，围绕南海神开展的祭祀活动成为中央了与南方联系的重要桥梁之一。

（三）推动了“波罗诞”民间习俗的形成。

在历代皇帝身体力行地倡导下，民众逐渐加入到祭祀南海神的行列中来，久之便形成了以为南海神祝融祝寿为核心的“波罗诞”民间习俗活动。“波罗诞”民俗活动最晚至宋代已经出具规模，有诗为证：“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明代也有一些诗文流传下来，记叙了“波罗诞”的热闹非凡。“青春二月当艳阳，观者千人皆叹绝。” “几历兴亡香火在，年年铜鼓撼潮鸡。”清代“波罗诞”活动更盛，《波罗外纪》中载：“波罗庙每岁二月初旬，远近环集如市，楼船花艇、小舸大艇泊十余里……入夜明烛万艘，与江辉映，管弦呕唾，嘈杂竟十余夕。”此时，“波罗诞”已成为连续十余日的民间盛会，与皇帝远距离祭祀所发挥的带动作用密不可分。

四、结语

南海神祭祀是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礼仪和等级社会的重要代表，是历代皇帝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自隋代开始的远距离祭祀，不仅提升了南海神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更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推动了“波罗诞”民间习俗的形成发展。因此，看似虚无缥缈的南海神祭祀，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范晔.后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3]魏征.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4]明清皇宫黄埔秘档图鉴[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

[5]大元圣政国朝典章[M] .涿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6]宋濂.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7]杜佑.通典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8]马端临.文献通考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9]徐松.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10]南海神庙文献汇辑[M]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第145页；

[11]崔弼.波罗外纪[M] .博陵崔氏修补.清光绪九年（1804）刻，清光绪八年（1882）修补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