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真之畿南招抚使史实_资讯_

刘冬梅

【关键词】王葆真；北伐战争；畿南招抚使

【摘要】北伐战争时期，王葆真受命担任畿南招抚使，在河北、山东、苏北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军事招抚活动，为北伐军在北方的推进起到了一定作用。本文从王葆真的几件文物史料入手，并查阅相关文史资料，梳理了其担任畿南招抚使时所开展的工作。

2007年，河北深泽籍辛亥老人王葆真的一批文件资料入藏河北博物院。为尽量完整地还原王葆真的革命生涯，笔者分批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简单整理。本文拟从下列几件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的文物史料入手，并查阅相关文史资料，梳理王葆真以畿南招抚使的身份在河北、山东、苏北等地开展的一系列军事招抚活动。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地战火不息，北洋军阀各派系为争夺北京政府的领导权展开了连续不断的争战，下层人民苦不堪言。为救民于水火，广州国民政府提出挥师北伐的战略，明确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不能不出师剿除卖国军阀势力”[1]，于1926年7月正式誓师北伐。当时身在北方的王葆真积极支持北伐，不仅多次面陈孙中山，而且或通电声明，或撰编长文，主张切勿对军阀势力抱有幻想，要贯彻革命，积极北伐。更于1927年4月上书国民党中央，指出，此次北伐应一鼓作气，消灭北洋军阀旧势力，以除后患。这就是《国民革命北伐意见书》（下文简称《意见书》）。

1.《意见书》为纸质手稿，红色竖格稿纸，手订成册。共6页，纵28厘米，横21厘米，边缘略有折痕及磨损，有水渍，为王葆真毛笔手书文稿（图一）。内容包括8个部分：（1）完成国民革命宜贯彻北伐大计；（2）选任硕贤以当北伐之重任；（3）招纳北军须防军阀后患；（4）收拾联军残部以作北伐先锋；（5）扶助北方同志使任革命工作；（6）派选驻津重要职员以利北伐之进行；（7）任命讨抚使，使负收抚联军之专责；（8）收抚北军应由总部派员教练。

《意见书》写于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夺取长沙、武汉、南昌、杭州、上海和南京之后，即“肃清淮河两岸而后或因转战千里略思休息”之时。王葆真敏锐地觉察到，此时的北伐战争陷入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艰难节点，内有国民党高层宁汉两派严重分裂，外有张宗昌的奉系直鲁联军和孙传芳部的强势反扑，内忧外患，担心“因时势纠纷暂行清理，致令北伐延缓，锐气渐消”，因此向国民党中央上呈《意见书》。

王葆真在《意见书》中指出：“今次国民革命军奄有江南，联及秦陇，乘胜长驱直捣黄龙，决不至纵敌贻患而长寇仇”，“期以贯彻革命北伐之大计，而免有贻误将来之悔。”他认为：“津浦路方面最关重要，当属于革命军直接担负之责任，既不可仍假于北方军阀投机分子之手”，“故宜在革命将帅中选择资望隆重、熟悉情形、且与北方同志平昔意见投洽者，使当津浦路方面讨抚指挥之大任”，“以收抚联军之专责”，将“其收抚团旅自为一军，补充训练，作为北伐前驱”，并探讨了此时期分化敌人、招抚其中可投向革命的力量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在王葆真看来，招抚直鲁联军及孙传芳部的益处有二：一是以其人之师还治其人，且“地理人情既无捍格之虞，联合民众易收指臂之效，化彼顽强之将士作我勇敢之同胞”；二是免得残兵成为当地流匪，若“任其退向直鲁，则如放虎归山，反难制驭；若击之四散，变为流寇，亦定为地方之患”，故应“派员招降，设法收编”。为防止北方军阀“假托革命之名，暂图保存之计，一旦时局生变，羽毛再丰，今日响义之军阀即他年叛变之祸首”，王葆真提出：“招纳北军凡在师长以上者，非实心悔罪不宜容纳，但收其旅团长以下之部分，比较易于就范，加以训练、宣传、整顿、补充，可期与党军同化，不至军阀再起，为革命前途之障碍也。”收编后宜“由总部派员教练”，“每营派一黄埔毕业生使任营教练之职，籍期整顿军风，划一军制”。

《意见书》上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采纳了王葆真的意见，专设畿南招抚使一职，由王葆真担任，负责招抚投向国民革命军的军阀旧部，其职辖范围为顺直地区，即河北、河南及山东部分地区。同时国民党中央党务执行委员会[2]又任命王葆真为顺直特务委员会委员，以赞助军务，促进招抚工作的开展[3]。结合《意见书》的写作背景，可知王葆真出任畿南招抚使的时间应该在1927年4月底。因此时北伐交战双方交火于安徽及江苏北部地区，故其招抚范围扩大至这两个地区。

王葆真领导下的招抚工作开展时日不多，即初见成效，《最近接洽军事情形》即是他担任畿南招抚使后的工作报告。

2.《最近接洽军事情形》为纸质手稿，红色竖格稿纸，共3页，纵27.5厘米，横20.5厘米，边缘有折痕，有水渍（图二）。文中，王葆真将招抚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确实把握者”，包括驻徐州清江附近的联军第四师骑兵第四团王星轩部、联军第十师陈凤荣部、鲁军11军162旅第三团殷建华部、直军骑兵副司令张心元部骑兵三个支队兼一个混成团，驻直豫鲁边界的安锡嘏旅、孟绍濂旅、唐寿永团、刘金飞团、东吕各县的保卫团等，约有1.4万人；另一类是“有合作希望者”，包括驻徐州清江附近的周荫人部五团、白宝山部一团、杜凤举部一旅，驻山东的鲁军140旅许部和保卫团、红枪会等，约有3.8万人。

该文写作时间应在1927年6月上旬之前，因其中“有合作希望”的白宝山部，于6月9日投向国民革命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1军[4]。

3.除了对正规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步骤的招抚活动外，王葆真还针对山东境内分布广泛的红枪会组织提出了相宜的招抚对策。《安抚红枪会众办法》为纸质手稿，共2页，纵26.5厘米，横20.5厘米，有折痕、水渍。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华北各地军阀混战，匪患蜂起，民不聊生。以防兵匪、抗捐税为行动纲领的民间组织——红枪会因势而起，兴起于民国初年的山东西部，之后迅速遍布山东、河南、河北等数省，会众达数百万人，声势浩大。红枪会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最初使用的武器是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后来在与各方军队的冲突中，逐渐掌握了一些火枪、火炮类的新式武器，成为华北农民不堪兵匪骚扰和军阀苛政而自发组织起来的重要武装自卫团体[5]。

山东境内的红枪会势力十分庞大，仅聊城地区的会众就有约3万人[6]，对北伐交战双方的力量角逐形成不小的影响。基于此，王葆真主张对其实行安抚政策。他在《安抚红枪会众办法》中共列举了15条具体办法，综合如下：设立各级团防组织来收编红枪会众，对其进行“分班训练”，战时“服役战场”，平时“归农田工作”，并负有“保卫地方、防御盗窃”的职责；团防事务由“东临道道尹兼任”（团防司令），之下“每县设一团防局，每乡设一团防公所，每村设一团防分所”，“经费由省库支给”，加“县村自筹”；“局长由团防司令委派，所长由地方公举”，再由团防司令任命；“局长、所长只管团防事务”，训练指挥之事由团防司令另派专人负责，“每县派团防督练一人，副督练一人，每乡村派团防教练若干人”；团防军编制依照陆军编制，分为团、营、连、排、班，战时才能编旅；“团防军平时训练步、骑、工三科及机关枪术”，“枪械、马匹由地方自备”，战时由官方酌情补给战炮械弹；另设直属团防司令的教导队，用于培养“团防军士官人才”，并将其树立成团防军的模范。

“东临道”指山东省西部的聊城地区。该地域在清代称东昌府，民国初年（1913年2月）改称济西道，1914年6月改称东临道，辖聊城、清平、临清等29个县[7]。按民国政府于1913年1月颁布的《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道的行政长官为观察使，1914年5月又颁布《道官制》，改称“道尹”，并沿用至1928年道制废止 [8]。文中提及的东临道道尹应是陆春元，字达三，曾任寿张县知事，1926年至1927年任东临道道尹[9]。

王葆真在其《意见书》中对招抚收编之伍明确提出了必须给予粮饷这一条，即“切实训练然后补充饷弹”，但其着手招抚工作以来，从未收到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发放的任何粮饷弹药，这既致使畿南招抚使空有其名，毫无实权，又因缺粮少弹造成前线军心不稳，给招抚工作带来严重后果，也给招抚之军在北伐战场上重新倒戈埋下了隐患。王葆真屡次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申请“补充饷弹”，其中包括直陈蒋介石的《请饷书》。

4.《请饷书》为纸质手稿，共2页，纵28厘米，横20.5厘米，有折痕、水渍（图三）。原文如下：

谨呈者。窃葆奉命招抚，业经呈报就职，遄赴徐州布置一切，当委定先遣第一路司令任笑山迅赴前方工作。兹据该司令感电称，职部由徐出发，驰抵柳泉谒见傅指挥后，即率队向利国驿、韩庄攻击，益会同友军将该敌完全驱逐，感晨克复临城。查此次韩庄之敌未甚抗拒，乃系职路右翼先遣队会同三十七军抄击之力居多，此役职部收编直鲁军约有三团之众等语。旋据东电称，于勘日进抵滕县，敌已闻风溃退，计由出发至今，计获步枪两千二百余支，机关枪四架，刻正在率队尾追中。惟职处经济等给养困难，在徐业已面禀，北进以后人地两生，更觉无法维持，务乞迅速设法接济，俾利戎械等语。葆业将该司令感电摘由于东日电告钧座，计达睿聪。旋阅该司令东电，始知前方给养异常困难，若全出自个人私筹，则葆能力有限，应付非易，若出自公家拨给，则深知目下公款交拙，亦似难于启齿。葆今日进退维谷，但此问题不速解决，对于前方工作恐受影响，合等仰息昭慈于人万设法中，为之设法暂济目前需要。此葆为前方将领所馨香祷祝者也！迫切上陈，敬候钧裁！谨呈总司令蒋。

根据文中述及的“感电”“东电”相关信息，可知此报告写于1927年7月初。其背景是，6月2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徐州军事会议，23日发布新一轮的北伐总攻令。《请饷书》称，王葆真受命后“遄赴徐州布置一切，当委定先遣第一路司令任笑山迅赴前方工作”，推测徐州可能是畿南招抚使行署所在地。任笑山原为辛亥元老黄钺麾下独立第一旅旅长[10]，遵照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5月24日下达的作战计划，津浦铁路沿线蚌埠至徐州及以北属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作战区域，故任部应是与第三路军并肩作战[11]。王葆真先后收到任笑山的“感电”和“东电”，按《韵目代日表》，分别对应的是6月27日、7月1日来电。在感电中，任笑山介绍了所部从柳泉沿津浦线向北进军，与友军协同作战，先后攻取利国驿、韩庄，并于27日清晨占领临城。“傅指挥”即第十军第一纵队指挥傅觉民[12]。“此役职部收编直鲁军约有三团之众”，与文史资料上记载的北伐军占领徐州，“26日，鲁军马玉仁部三个团于临城投诚”[13]相对应。东电称“于勘日（28日）进抵滕县”。上述几个日期和战斗地点与《国民革命军北伐大事记》中“6月25日，第二十九师进占利国驿。26日攻克韩庄。6月27日，南京方面第七军占临城，29日占枣庄”的记载相吻合[14]。其中第二十九师隶属第三路军第十军，第七军也是第三路军的一部。

据史料记载，第三路军的王天培第十军于6月2日攻占徐州[15]，但给养困难，全军官兵约9万人，相当于两个正规军以上的兵员，却只能从总部领得一个军的薪饷（每月30万元），并且常常拖欠不发，致使“部队士气低落”[16]。这与王葆真所说“前方给养异常困难”的情形一致，故畿南招抚使王葆真几次电请蒋介石速拨粮饷，以解前方给养之难。

5.《顺直革命运动讨论提纲》为纸质手稿，信笺用纸，带信封，均为特制。信笺共2页，纵30厘米，横21.5厘米，有折痕。信笺为红色8行竖格，页眉处自右至左竖印红色“总理遗嘱”全文，共21行，满行7字，计145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分别印在笺心右侧和左侧，左下竖印“畿南招抚使行署信笺”字样（图四）。

信封亦为竖向，纵23.5厘米，横10厘米，保存完整。右上部分两行印红色竖书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左下部落款处印有红色竖书“畿南招抚使行署缄”8字，正面居中长方框内手书“讨论题目”4字（图五）。背面居中印有红色“总理遗嘱”及竖书遗嘱全文9行145字，左右两侧分别印有红色竖书“誓遵总理遗嘱”“实行孙文主义”。

这份讨论提纲的内容与顺直革命有关，但具体是在什么情况下所写、在什么会议上讨论则不得而知。文中提到“运动敌军”，且所用信笺、信封都为畿南招抚使行署专用品，故推测应是王葆真以顺直特务委员会委员和畿南招抚使身份开展工作时的一次记录，其写作时间应在畿南招抚使任内。当时顺直地区政治环境复杂，各方军事势力林立：作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对象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京津，山东地区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尚未肃清，近在毗邻的山西军阀阎锡山态度不明，中原地区有兵强马壮的冯玉祥国民军强势插入。同时，居中调停的国民党内部则宁汉两派剑拔弩张，纷争不断，形势可谓瞬息万变，动一发皆可牵制北伐进程[17]。故王葆真在提纲中指出，要格外关注冯军、晋军、绥军（徐世昌所部国民军第三军数万人）情势，及“变化后军政枢要与顺直革命之关系”。

王葆真一腔革命热忱，却被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所累，随着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宣布下野，畿南招抚使之名不存，招抚工作只进行了三个多月即告结束。至此时，相约投诚革命军者已有约三个师的兵力[18]。关于招抚工作最大的祸患，王葆真早在招抚工作开始之前就已预料到，并在《意见书》中谆谆告诫：要警惕“北方军阀利用党旗为护符，假托革命之名，暂图保存之计，一旦时局生变，羽毛再丰，今日响义之军阀即他年叛变之祸首”，对归抚之师必须“训练整理，加入北方革命同志、黄埔学生，宣传三民主义，切实训练”，才能使其真正融入国民革命军中。而蒋介石并未真正听取王葆真的诤言，在北伐时期实行无节制收编北洋残余势力的政策，各路军阀军队只是改个番号就成了北伐军，甚至整师、整军地转过来，师长、军长原封不动，根本没有进行严格有效的整编改造，这给国民革命军此后的发展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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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民国十五年七月四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发表）》，载《国民革命军北伐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322页。

[2] 指由蒋介石控制的南昌国民党中央党部。

[3] 王葆真：《请定顺直革命具体计画意见书》，河北博物院藏。

[4][14]沈家五：《国民革命军北伐大事记》，《民国档案》1986年3期。

[5] 邵雍：《中国近代会道门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5—129页。

[6]申仲铭：《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会门武装》，中华书局，1984年，第77—79页。

[7]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39—40页。

[8]秦孝仪等：《中华民国建国史》，（台湾）国立编译馆，1987年，第444—445页。

[9] 同[6]，第81—89页。

[10]黄钺及独立第一旅的资料见http：//hi.baidu.com/

ningxianglushi/blog/item/a1945b1a339e27deac6e75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