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十一面观音信仰与造像

一、天水市博物馆馆藏十一面观音鎏金铜造像

天水市博物馆有一座十一面观音造像，本为天水水月寺的传世品。水月寺原为陇右名刹，据传创建于隋初，重建于唐会昌元年（841年）。“文革”破四旧时从大殿墙角下出土了这尊十一面观音鎏金铜造像，疑为唐武宗灭佛时所埋。该造像高81厘米，造像分上、下两层，下层为四层七宝台，上层为十一面观音立像（见图1）。整件造像由青铜铸造，浑身鎏金，显得高贵典雅。菩萨头戴天冠，生六臂十一面。以前误以为其十一面呈3、4、1、2、1排列，其中9个菩萨头像分4层布于主面的天冠之上（见图2、图3）。最近笔者在认真观察的基础上对照相关经典发现，该尊造像的头像排列并非如此。正面能看见的菩萨头像共分4层排列，第一层中央为主面，其左、右耳际各有一面，共三面。第二层共四面。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是主面宝冠中的阿弥陀佛结跏趺坐像，此尊应不在十一面之列。第四层有2面。第五层有1面。因此，该造像正面能直观看见的面相排列为3、4、2、1，共十面，和十一面之数有差。但观其背面我们可发现，菩萨背面有隼突出，应是插背光所用，可惜背光不存。在其主面的头正后方，有一不规则方孔，似为裝藏之处，方孔的缺块大小正好可置一个小菩萨面，由此推测，此处应该还有一面。无论是《十一面观音神咒》，还是《十一面观音神咒心经》，其对十一面观音面相排列的记载其实出入不大，即“其像作十一面。当前三面作慈悲相。左边三面作嗔怒相。右边三面作白牙上出相。当后一面作暴恶大笑相。顶上一面作佛面像。”由此可知，观音当后应该有一“暴恶大笑”面，这与此造像的形制不谋而合。所以，该十一面观音造像的面相排列应该是4、4、2、1，共计十一面。

菩萨的六臂在身体两侧分3层排列，其中最上面两手向上托举似有持物；中间两手虚合掌，双拇指并竖，两食指弯曲如勾型，结为秘密真性如意珠印；下方两臂下垂，拇指与中指相捻，结灭恶趣印（见图4）。观音主面慈祥和善，她身披天衣，下身着裙，挂饰璎珞，腕带臂玔，据有菩萨造像的种种庄严[1]。这是古代天水地区发现的密教十一面观音信仰繁荣的珍贵实物资料。

二、汉传佛教密教与十一面观音经典

汉传密教经典传入内地的时间很早，早期密教多属真言咒语（或称“陀罗尼”“总持”）性质。三国时，竺律炎译《摩登伽经》，支谦译《无量门微密持经》，都很有名。这些咒术的应用范围很广，诸如息灾、求祥、安家、治病，驱鬼役神、降龙祈雨，无所不能。除了持咒它还兼取火祀、占卜、星象等法术[2]。西晋时期，帛尸梨蜜多罗就精通咒术，他在建康翻译了《大灌顶神咒经》。东晋太元六年（381年），昙无兰在扬州花了十五年的时间翻译了《咒时气病经》《请雨咒经》等许多神咒。至唐代，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佛陀波利从印度带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以上这些都属于“杂密”，体系性的“纯密”是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人传入中国的。此三人中以善无畏来中国最早，他于开元四年（716年）抵达长安，之后他们分别翻译了《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等大量密教经典。至此，“纯密”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汉传佛教密宗才产生[3]。

密教十一面观音信仰的法脉其实在整个“纯密”构架形成之前已经在中国普遍流传。早在北周武帝时期，耶舍崛多与阇那崛多在长安首先译出《佛说十一面观音神咒经》。据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记载：“神功元年契丹拒命，出师讨之。特诏藏依经教遏寇虐。乃奏曰：若令摧伏怨敌，请约左道诸法。诏从之。法师盥浴更衣，建立十一面道场，置光音像行道。始数日，羯虏睹王师无数神王之众。或瞩观音之像浮空而至。犬羊之群相次逗挠，月捷以闻。天后优诏劳之，曰：蒯城之外兵士闻天鼓之声，良乡县中贼众睹观音之像。醴酒流甘于陈塞。仙驾引纛于军前。此神兵之扫除。盖慈力之加被。”此虽文人漫谈，不足全信，但由此可以看出，在唐代初期，十一面观音信仰在上层社会已经广为流传，其修持仪轨已初步成型。从初唐到开元年间三大士到达中国建立“纯密”，就相差百余年，那么据此推测在开元三大士尚未到达中国前二三百年间，十一面观音法早已在中原地区存在了。

进入唐朝，密宗观音信仰进入高潮时期，各类观音经典的翻译层出不穷，来华印度僧人尊法、智通分别译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千啭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咒》《观自在菩萨随心咒》《清净观世音菩萨陀罗尼》。同时，十一面观音经典也大量翻译。初唐时期，阿地瞿多和玄奘先后分别译出《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和《十一面神咒心经》。又过了约一百年，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不空翻译《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经》。通过十一面观音相关经典的翻译可以看出，随着密教观音信仰的发展，十一面观音信仰出现了两个高潮：第一次是北周时期，以保定四年（564年）天竺僧人耶舍崛多翻译《十一面观音神咒经》为主要标志，把十一面观音经典引入中国；第二次高潮是唐代，曾四度翻译十一面观音经典，把十一面观音信仰推向了高潮。[4]

三、十一面观音的形象

十一面观音，别名大光普照观音，密号慈愍金刚，是密教六观音之一。在胎藏界曼陀罗中，她位列苏悉地院[5]，是密教“六大观音”之一，但其形象在我国佛教题材中出现的时间似乎较晚。虽然早在北周时期有高僧就已经翻译出了十一面观音经典，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十一面观音造像。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十一面观音的形象在我国大量出现的时期应该在唐代初期。

唐代是我国密教观音信仰的高潮时期。当时，在各种经典的支持下，十一面观音的形象向多元化发展。国内外现存各时期的十一面观音形式多样，有绢画、壁画、石雕、铜造像、木雕等各种形式，其中尤以敦煌莫高窟出现的形象最为丰富。如敦煌莫高窟第321窟东壁北侧就有十一面观音图，她十一面六臂，立于双树宝盖之下莲花之上，一手提净瓶，一手持杨枝。两旁有二菩萨侍立（见图5）。除此之外，现存的唐代十一面观音单体造像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据传出土于陕西宝庆寺而散见于海内外的高浮雕十一面观音石造立像，出土于河南荥阳大海寺的六臂十一面观音石造像，扬州博物馆藏十一面观音石造像和上海市博物馆藏十一面观音铜造像。国家博物馆的李翎先生曾撰文对十一面观音像式做过专题研究，他对123件分藏于世界各地的十一面观音造像的年代、臂、面数量进行了详细的列表统计[6]。通过对其表中内容的统计对比可以看出，十一面观音造像大约最早产生于后笈多王朝时期，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十一面观音造像发现于坎黑利石窟41号窟，造像时间大约为5-6世纪。我国所发现的早期十一面观音造像为初唐时期，多出现在敦煌莫高窟，如334、321、331、340等窟中均出现了十一面观音形象。从造像的形制看，十一面观音造像吸收了印度所出现的两种观音类型，即印度西部的二臂观音像式（坎黑利样式）和印度北部的六臂观音像式。二臂十一面观音造像出现最早，也最流行，初唐时期首先在敦煌莫高窟321窟出现了六臂十一面观音，盛唐时期首先在四川安岳地区出现千手十一面观音造像。因此，从观音手臂数量发展来看，十一面观音的手臂数量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趋势。在唐代中晚期，十一面观音信仰走向了高潮，出现了2臂、4臂、6臂、多臂等各种十一面观音造像。从姿态来看，坎黑利石窟41窟的十一面观音造像为立式，坐像首先出现在初唐时期敦煌334窟，从此以后，这两种姿态成为普便应用的十一面观音造像姿态。

从十一面观音的面相排列情况来看，早期造像面相排列方式比较灵活，其依各种经典记载和仪轨的不同而各有差别，但总体上只有一个主面，其余各面点缀于主面之上，最上一面为佛面。[7]如敦煌莫高窟321窟壁画上十一面观音面相排列为3、5、2、1。太原天龙山第9窟十一面观音面相排列为1、9、1（见图6）[8]。东京国立美术馆藏高浮雕十一面观音立像的面相排列为1、5、4、1。敦煌莫高窟第14窟壁画上的十一面观音面相排列为3、5、3。11世纪以后十一面观音造像的面部排列趋向一致，即常见3、3、3、1、1式排列。除了面相排列不同之外，其十一面的表情及各手的印契、持物也并不相同。据依耶舍崛多译《佛说十一面观音神咒经》记载，十一面观音“前三面作菩萨面，左三面作瞋面，右三面似菩萨面，獠牙上出相，背后一面作暴恶大笑相，顶上一面作佛面，每一面都各戴华冠，冠中各有阿弥陀佛像。其左手持澡瓶，瓶口出莲花，右手串璎珞，作施无畏印，即屈手上举于胸前，手指自然舒展，手掌向外”。不空三藏所译《十一面经》则记载其为四臂，“右边第一手持念珠，第二手作施无畏印；左边第一手持莲华，第二手持澡瓶”。

四、陇右地区的十一面观音信仰

十一面观音信仰作为唐代汉传佛教密宗观音信仰的内容之一，其愿力和法力都非常之大。更重要的是其信仰不仅满足了“即身成佛”的宗教需求，而且满足了红尘众生的世俗诉求，受到了世俗众人的欢迎和认可。据《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时，观世音菩萨白佛言：‘世尊，我有心咒，名十一面。此心咒十一亿诸佛所说，我今说之，为一切众生故，欲令一切众生念善法故，欲令一切众生无忧恼故，欲除一切众生病故，为一切障难灾怪恶梦欲除灭故，欲除一切横病死故，欲除一切诸恶心者令调柔故，欲除一切诸魔鬼神障难不起故。”在十一面观音信仰的因缘中不仅包含了诸如“念善法”“恶心者令调柔”“一切诸魔鬼神障难不起”等加持修行的弘大法力，还包括诸如“欲令一切众生无忧”“除一切众生病”“除一切横病死”等对世俗众生的关照。[9]根据大唐天竺三藏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四》的记载，信仰十一面观音将得“十种功德、四种果报”，即“身常无病；为十方诸佛忆念；财物饮食充足；破一切怨敌；使众生生慈心；蛊毒热病不能侵；刀杖不能害；水难不能漂；火难不能焚；不受横死”等十种功德。“临命终时见十方无量诸佛；永不堕地狱；不为一切禽兽所害；命终后生无量国”等四种果报。这些现实的利益果报，正是吸引信徒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此外，十一面观音广开方便之门，其以不同面相度化各类有情众生，唐代慧沼《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说：“十一面者，前三面慈相见善众生，而生慈心大慈与乐。左三面嗔面见恶众生，而生悲心大悲救苦。右三面白牙上出面见净业者，发希有赞劝进佛道。最后一面暴大笑面见善恶杂秽众生，而生怪笑改恶向道。顶上佛面或对习行大乘机者。而说诸法究竟佛道故现佛面。”所以，十一面观音不同的面相体现了不同的因缘，而每一种因缘便是一种特殊的法门，以不同法门度化不同众生，自然被广大信众乐于接受。

此外，三藏法师不空西行陇右很可能对该地区十一面观音信仰的风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高僧传·不空传》记载：“（天宝）十二载敕令赴河陇。节度使哥舒翰所请。十三载至武威住开元寺。节度使洎宾从皆愿受灌顶。士庶数千人咸登道场。”从记载可以看出，盛唐以后密宗信仰进一步与政治紧密结合，甚至很多掌握军政大权的大吏希望通过“灌顶”使自己及其军队在与敌的战斗中获得加持力，重演半世纪以前“神兵”却敌的美梦。天宝十二载时，哥舒翰任陇右节度使，并兼任河西节度使。作为陇右地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祈请不空三藏赴河陇，而玄宗更以隆重而正式的形式“敕令（不空）赴河陇”，这说明上到最高统治者、下到地方政要和士庶百姓都依附宗教，而国家恰恰通过控制主要宗教人物来加强统治。不空西行河陇，必自东都洛阳西行长安，沿关陇大道翻关山，经天水至河湟地区，这是丝路古道入河湟的主要通道，他一路走过的地方也会受如武威“士庶”同样的礼待和追捧。

总之，陇右地区曾经是汉传佛教密宗从西北传入所经的一大站，这里很早就有密宗信众的坚实基础。不空赴河陇则以不争的史实证明这里有丰厚的密宗信仰土壤。敦煌莫高窟中大量出现的十一面观音壁画和天水市博物馆馆藏的这尊十一面观音鎏金铜造像，是陇右地区十一面观音信仰流行的实物证据。

注释：

[1]刘复兴.从馆藏造像看唐代天水地区密教十一面观音信仰[J].丝绸之路，2014：43-45.

[2]杜继文.佛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276.

[3]（日）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M].郑彭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0）：232-236.

[4]刘复兴.从馆藏造像看唐代天水地区密教十一面观音信仰[J].丝绸之路，2014：43-45.

[5]密教曼陀罗图典─胎藏（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29-230.

[6]李翎.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J].敦煌学辑刊，2004：77-80.

[7]彭金章.敦煌密教画卷[M].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12）：26-27.

[8]丁明夷.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第6卷北方六省[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3：60.

[9]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大正藏第20册，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