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砚问世年代与其发展及受重视成因_科技_观点_

[摘要]清代计楠与黄钦阿都分别在他们所著的书中载，端砚问世始于唐武德时期。然而，从唐太宗将皇宫收藏武德或更前时期的端砚赏赐给大臣来推，从晋代张勃的《吴录》和宋代米芾的《书史》等文献有关记载来断，端砚的问世断不是在唐武德之世，将其历史上溯是合理的；端砚问世后，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与发展，其石料品种日趋丰富，其砚形砚式日益广泛，其雕刻技艺日臻精良，最终成为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端砚受到历代人们的喜爱和珍视，主要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中端砚材优，雕刻精巧是重要的因素，故而受到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学士的礼遇。

[关键词]端砚问世西清砚谱发展历程重视成因

肇庆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岭南古郡，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而端砚就是肇庆众多文化中的灵魂，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上，它对传播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端砚问世于何时开始？它的发展历程是怎样？它为何在砚台一族中倍受重视？笔者对此试作粗略浅析。

一、端砚问世应于唐武德之前

端砚始于何时？自清代以来，不少人引用了清·计楠《石隐砚谈·溯源》所载：“东坡云，端溪石，始于唐武德之世。”[1]以及清·黄钦阿的《端溪砚史汇参·唐前端溪未出》：“按隋唐以来，砚多以石，然犹未闻用端溪也。观《东坡集》所云，则端溪始于武德之世。”[2]对于这两则“东坡云”与“《东坡集》所云”，肇庆学院副教授陈大同在研究中翻阅了《苏轼全集》却找不到此定论的原文，涉及到武德年代的只有《书许敬宗砚》文中所载：“砚，端溪紫石也，而滑润如玉，杀墨如风，其磨墨处微洼，真四百余年物也。”由于在苏轼的原文中没有出现计楠与黄钦阿两书所说的“端溪石始于唐武德之世”之说，所以，陈大同教授认为，这仅“是计、黄两人就‘四百余年物上推的年限，这并不能断定这方砚面世就只有四百余年。”[3]

笔者赞同陈教授的观点。因为，许敬宗的“端溪紫石砚”之石材从被发现到开采，到转买给砚工雕琢成砚，然后再出售转入社会，期间几经辗转流出岭南才为许敬宗所得，恐怕需要经过不少的时间。仅凭此来推断端砚问世之年代，又岂能让人信服呢？

事实上，苏轼不但没有下端砚“始于唐武德之世”的定论，相反，他认为端砚于唐之前就已出名。他在一篇《万石君罗文传》中用拟人的手法写到：“元狩中，诏举贤良方正，淮南王安举端紫，与文并用事。……紫虽乏文采，而令色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4]大意是说，元狩时期（西汉武帝刘彻的年号，公元前122至前117年），汉武帝诏令天下举荐贤良方正之人。淮南王刘安推荐了端紫（端砚），与罗文（歙砚）一起掌管文墨履行职责。端紫时虽尚乏文采，但其资质及色相却都很讨人喜欢，因此常常伴于皇上左右，罗文则渐渐不被重用。由此可见，苏轼认为端砚与歙砚均是在汉代时期就已问世。笔者相信，苏轼作为一名出众的学者，他认为端砚已在汉武帝时期出现，绝不是一时兴起的无稽之谈。

端溪石砚在唐代初期就已经成为帝王用以赏赐给大臣的赠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资治通鉴》卷194载，李世民在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626年）刚取得皇位时就下令“罢四方贡献”。后于贞观七年（633年），他曾命人将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临写王羲之的《兰亭序》镌刻在一方端砚上赐给功臣魏征。而且，他还在一次奖赏褚遂良时，竟也是一方端溪“石渠砚”。笔者认为，唐太宗用以奖赏大臣的这两方端砚，应该就是端州进贡给皇室的贡砚，而且是在唐太宗下令“罢四方贡献”之前的贡品。因为，若唐太宗手上没有端州贡砚，又哪来端砚赐给他的臣子呢？所以，有理由认定，端砚问世后到唐武德年间就已闻名，并被列为上贡朝廷的贡品，它深得上层社会赏识而开始流布。故清《西清砚谱》把端砚的历史上溯，断论“端溪岩石虽自唐著名，晋魏以前必已有取为砚材者”。[5]虽然，砚界一些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但笔者认为《西清砚谱》此断论是可信的。试想，在一部皇帝钦定的《四库全书》中，参加编书的馆臣若没有掌握确凿的史料，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有可信的理由，他们又怎会用“必”字来作此判定呢？再者，唐武德前后仅有9年时间，端溪石砚绝不可能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从开采问世就一步走到成熟制作的过程，更无可能一下就能跃上朝廷，被权贵们所认同，成为唐太宗奖赏大臣们的珍品。

在历史文献方面，晋代的张勃曾在《吴录》中记到：“端溪有端山，山有五色石”。这一记录所说的端山五色石，毋庸置疑就是多种颜色与石品的端砚石，还有，宋代米芾在其所著的《书史》中清楚地记到：“有右军（王羲之）古凤池紫石砚，苏子瞻以四十千置。”[6]并且，米芾还毫不含糊地述此“皆曾目击经用者，非此则不录。”根据这两则文献所录，并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端砚的问世断不是在唐武德之时，将其问世年代上溯是合理的。

二、端砚的演变发展历程

端砚问世后，不久就闯入了文人的世界，很快便风靡全国。

唐代端砚的砚形砚式继前朝主要是偏重于实用，流行的大都是箕形砚，这种砚形象簸箕，带足，不分砚堂、砚池，储墨较多，甚为实用。在端砚石料的开采上，数水岩（大西洞）所产的石质最佳。因为这处石坑几乎长年浸泡在水中，所以称为“水岩”。用该岩上等石料制成的端砚一直以来均被列为贡品，故又称“皇岩”。历朝历代的地方官都从水岩开采的砚材中挑选出石质、石色、石品都比较完美的佳石，经过能工巧匠的精心雕琢，制成贡砚送往朝廷。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时代，各政权割据一方，相互混战，端州地属南汉，因侵伐内乱频频，端砚的生产制作也倍受创伤，采石工人和制砚工匠无心亦无力去经营，使许多砚坑频于荒废倒闭。

端砚进入宋代以后，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时端砚已被视为全国第一名砚。砚形较前代为多，据《端溪砚谱》记载竞达50多种，在装饰图案上，注重凸显石眼与石品花纹。当时，端砚的开采量大大增加，据明代著名学者沈德符考证，端溪下岩砚石“自宋徽宗穷全盛物力，采贡以进。除内府所藏，自亲王大珰，及两府侍从以下，俱得沾赐，嗣后沙壅水深，不复可施工，此砚遂为绝世奇宝。”但到了大观（1110年）以后，下岩石“已罕得矣。”[7]之后，端州又开采出坑仔岩、宋坑、梅花坑、绿端坑等，朝廷对一些优良的名坑采取了保护措施，派设兵丁把守，以防人盗采名坑砚石。

元代结束了宋、金、西夏三方对峙分裂的局面，但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逆转。统治者对汉族文化不大重视，影响到文化生态停滞不前，人们对文房四宝的追求比宋代时期较为平淡，除少数汉族文人、士大夫和读书人还依恋文房四宝外，品评端砚及其砚著已很少见。元代端砚的形制亦没有多大创新，在这种文化生态环境下，端砚的开采及生产均趋于萎缩的状态。

到了明朝，社会各业复苏，经济超过了宋元时代的最高水平，文学、书画的繁荣带动了端砚的发展，文人学士对端砚的追求已超过了唐宋时期。端砚工艺达到了顶峰，砚式无定型，追求气韵，砚堂、砚池也因砚石的质地、砚形及所反应的题材内容的不同而因材施艺。此时，砚坑的开采除宋坑和坑仔岩外，还有宣德岩、沙浦坑等，特别是老坑洞（水岩）石料挖至东南侧的大西洞和东北侧的水归洞时，不少优质的石料被开采出来。据明代王宇泰记载：“明万历二十七年奉诏开采，”“今日所得，且追中唐，远出宋砚之上”。明末时，端石的开采则以两广总督熊文灿“所开石为最，次则某藩王所开石，今时石皆不如昔。”[8]

端砚在清代时期，它的雕刻纹饰和题材内容都十分丰富，图案设计往往不拘一格，因石构图，随形雕刻，而且大都继承了明代的特点，普遍含有吉祥的内容，凡图必有意，凡意必吉祥。自然界的花果草木、鸟兽鱼虫，日月风云，山川海洋等无不成为它的反映对象，砚形砚式更是多种多样。在砚石开采上，朝廷在顺治四年（1647年），曾下令罢去对砚坑的守禁，导致许多砚坑被人胡乱开采，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朝廷才对此予以重视，又开始有组织地加以开采，把以前不容易挖取的石料设法挖出。由于此时所挖之石料有很多是优质的名品，故清乾隆年间所制的砚台均较为精良，砚的石质、石色和石品都较为上乘。著名诗人陈恭尹有“昔人只重端溪紫，今之水岩胜于始。如犹所采皮肉间，山骨琢尽兹其髓”的诗句。光绪十五年（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批准重开在道光后已停采的老坑，后人称这次所采之石为“张坑石”，由于这批石多优良，故极受藏家所追捧。

端砚石在民国时基本没有开采，端砚的生产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陆续重开水岩及诸坑，目前，为了保护砚材，防止滥挖乱采，已对诸砚坑暂时封闭。在端砚的雕刻技艺上，既传承了传统古老的技法又不断创新，佳石精品频频面世。

端砚经过一千多年历史的演变与发展，其石料品种日趋丰富，砚形砚式日益广泛，雕刻技艺日臻精良，成为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而闻名遐迩。

三、端砚何以受到重视热捧

历史上，文人所使用的砚台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端砚始终受到历代人们的喜爱和珍视，被历代古玩鉴藏家们所认可并竞相收藏。笔者认为，端砚倍受重视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科举取士，看重书法。隋代实行了开科取士制度，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为风气。唐朝时，社会上书法大兴，朝廷所设立的六种学校中就有书学，在科举考试中，由于朝廷以书取士的现象强劲地推动了书法的繁荣，地方各种书院也普遍重视书法的教学，所以，砚台与一个人的学业和事业便成了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的字写得好，往往能起撑“门面”的作用，这就如一个人的衣着打扮给人以第一印象一样，这种印象往往因为“先入为主”而影响对这个人的全面看法。如，明末著名大书法家董其昌在其17岁参加会考时，他出众的文才原本应是名列第一的，但考官在批阅他的考卷时，嫌董其昌考卷上的字写得不够好，所以，把他的第一名改为第二名。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他勤练书法，后其书法“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9]正因为舞文弄墨是读书人的毕生事业，所以，读书人的砚就如同庄稼人的田，大文豪苏轼说过：“我生无田食破砚”。文人学士视砚为田而终身耕耘，故才会对一方既发墨益毫、贮水不涸、历寒不冰，甚至呵气可研墨的端砚如此狂热。

二是端砚材优，超越群石。材质对于砚的身价起着决定性作用，端砚之所以能名扬天下，昂居于众砚之首，就是因为它的材质冠天下。端石坑种有水岩（老坑）、坑仔岩、麻子坑等几十种之多，特别是水岩石材，其石质温软、幼嫩、细腻、滋润、致密、坚实，它“温润如玉，眼高而活，分布成象，磨之无声，贮水不耗，发墨而不坏笔者，为稀世之珍”。[10]故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把水岩列为第一，赞美它“石细，扣之清越”。[11]唐人柳公权说：“端溪石，为砚至妙。”端石不但材质幼嫩、滋润，而且还有天然生成的鱼脑冻、蕉叶白、青花、火捺、金银线、翡翠点、彩带等石品花纹，极具欣赏价值。唐代诗人陆龟蒙有一方巧用了砚石上蕉叶白石品雕成飞燕图案的端砚，他对此图案十分欣赏，在砚上题写了“霞骨坚来玉自愁，琢成飞燕古钗头”的砚铭。既赞美了端石的石品，又颂扬了端砚的雕刻技艺。

三是雕刻典雅，大气精巧。凡有价值的砚台，不但要视其材质好，而且还要看其设计构思、雕刻施艺等方面。端砚作为岁贡之物常登大雅之堂，朝廷内府还不时降样供砚工制作，以贡皇室之用，故而逐渐形成一套风格。所以，它雕刻的工艺不但精巧、大方，而且还非常优雅，有大家风度。雕刻端砚的工匠们往往对石材因材施艺，随石赋形、兼顾实用，按研磨和贮墨的需要进行设计，并巧妙地用华美的雕饰来掩盖砚石上的某些缺陷，“使砚作具有美感，让观者产生激情与共鸣”，“这种美感往往由砚雕艺术的各个方面来体现，如优美的造型、新颖的题材，精巧的雕刻等等，乃至每一道工序、每一组图案、每一个细节都用熟练的雕刻技艺去完成。”[12]正因为能工巧匠们把这些绚丽的端砚石材进行如此精湛的设计和雕刻，才会令每方端砚都奇巧而有灵气，使端砚的雕刻工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由于端砚材质优良，石品花纹丰富，雕刻大气精巧，所以，“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13]李肇《国史补》。把玩端砚者都冲着其特有的品质来争相选购。端砚这个响亮的品牌名字深深地根植于历朝历代人们的心目中，受到了大众的重视热捧，亦奠定了它的使用、欣赏和收藏价值，不但得到了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学士的礼遇，而且还得到了历代收藏家们的青睐而强烈追求，端砚热随着历史的推移而与日俱增。

参考文献：

[1]计楠.石隐丛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年；

[2]黄钦阿.端溪砚史汇参.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年；

[3]陈大同.端砚在唐以前已面世辨.肇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4]苏轼文集·三十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四库全书·西清砚谱（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宋·米芾.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7]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端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8]柳新祥.中国名砚——端砚.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9月；

[9]唐.李肇.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0]桑行之.说砚.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年；

[11]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