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润工精 砚载文明-清代-----精致的一枚小而精段砚,造型少见,包浆好,全品包老直径6...
王淡春
“端豁石砚天下奇，紫光夜半吐虹霓。不同凡石追时好，要与日月争光辉。”这是出自张九成《寄端砚与樊茂实因作诗以遗之》中的诗句，诗人以极具浪漫的手法描绘出端砚的独特美感和艺术魅力。端砚，我国四大名砚之首，产于广东省肇庆市。其石质细腻、娇嫩、坚实，研磨不滞，具有“即坚而贞，亦润而泽，涩不拒笔，滑而留墨”等品质。又因其开采历史悠久，石材枯竭，供不应求，唐刘禹锡在《赠秀才紫石砚》中有“端州石砚人间重”的吟唱。端砚一直备受人们的公认和喜爱，历代文人墨客争相逐之，视之如宝。安徽博物院收藏的这件清代猴桃纹端砚（见图1），石材上乘，设计巧妙，造型古朴，制作精良，纹饰精美，寓意祥瑞，确是一件难得的端砚精品。
砚作长方形，长14.1厘米，宽8.7厘米，高3.1厘米，重780克。石色紫，质地细腻晶润，抚摸之，犹似婴肤，犹似璞玉，细嫩温润，握之稍久，掌中水滋。周起窄边，砚面设砚堂、砚池，连为一体。砚堂堂心微凹，砚池呈浅淌池式。池中浮雕海水龙纹，栩栩如生（见图2）。砚背以四周边墙为底，内浮雕三猴摘桃纹，惟妙惟肖。三只小猴形态各异，或盘桃，或顾首，或缠枝，逼真传神。桃枝上有七颗果实，丰收喜庆。更为巧妙的是，雕刻者因材施艺，巧妙地运用砚背的四处石眼，雕为桃形，设于构图中央，又以桃枝相连，配以三只小猴，妙然成趣（见图3）。
一、造型结构
“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砚的前身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的姜寨石砚，将我国砚史拓展到距今六千多年前。而用于书写功能的最早石砚，则是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墓出土的战国至秦代时期的石研、研石。其后，这种研石和石研的组合方式在汉墓中屡见不鲜，并逐渐摆脱原始研磨器的形态，形制趋于规则，种类愈加多样化，逐渐为人们广泛接受并使用。隋唐以后，伴随造墨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要求的提高，工匠对石质和雕刻均有了更高要求，不仅在制砚式样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开采出专供制作书写使用的砚材。同时在砚台制作和使用的探索中，名砚石也相继被发现，如广东肇庆的端石、安徽歙州的歙石、山东的红丝石、甘肃临洮的洮石等，从而揭开制砚工艺史上新的篇章。至此，砚台的制作与使用，在重视实用功能的同时，还非常讲究砚石的色泽、石品、声音、嫩润、石坑、题铭等，更具备了观赏性和艺术性。
尽管如此，砚仍是实用的文房用具，应满足盛墨、研磨之功用。砚的基本造型包括砚堂、砚池、砚唇、砚额、砚背、砚岗、砚侧等。一般而言，砚台在造型上应满足两点：一是功用上要放置平稳，利于磨墨，便于清洗；二是从审美上，应形状合理、曲直有度，赏心悦目。此方端砚，是砚台发展的辉煌期——清代的作品，集实用、艺术与文化于一体。砚面设砚堂、砚池，砚堂材质细腻，是整块砚中石质最佳的位置，担负着下墨、发墨和调墨的重任；砚池呈浅淌池式，池底雕饰海水龙纹，既发挥了集墨、储墨的功用，又隐含着砚主的情趣志向。从剖面观察（见图4），该砚砚堂、砚池看似连为一体，实则分工明确，相辅相成。砚堂堂心下凹，久磨成洼，便于磨墨；砚池较浅，雕饰精美，可存放少许清水以供研磨，同时砚池、砚堂之间过渡自然，起伏有道，磨出的墨汁又可流至砚池处，用以存放。明清时期砚足已趋于退化，以浅覆手砚和平底砚居多。此方砚台砚背为浅覆手式，以四周边墙支撑放置，呈一平面，中间挖去约0.5厘米厚的薄层，既方便雕刻，又能保证放置的稳定性，发挥了平稳与美观的双重功效，设计极为精巧。
砚的尺度與人的使用密切相关，不仅受时代的影响，也与人体的生理要求相关联。此款端砚长14.1厘米，宽8.7厘米，造型规整（见图5）。根据生理解剖学，人类手掌长度16～20厘米，宽度7～10厘米，尺寸满足东方人抓握的需求，可用一只手把持，符合人体工学对砚台的实用要求。同时，砚台宽长比0.617，接近于0.618的黄金比，与人类审美需求相一致。砚堂内心微下凹，长9.2厘米，宽7.2厘米，宽长比接近3：4，长度与砚总长比值约2：3，宽度与砚的宽度比值约4：5。砚堂在整体砚面中占有较大面积，便于磨墨等操作，是实际用途的需要。砚池部分雕刻成海水龙纹，宽7.2厘米，长3.7厘米，深约1厘米，砚池宽长比接近2：1，长度与砚的长度比值约1：4，宽度与砚的宽度比值约4：5。整体造型简洁秀美，比例分割协调，结构科学合理，集实用与视觉审美于一体。
砚石是书写的工具，任其外形及设计的风貌差异，终究也摆脱不了“研磨使合濡”的本质功能，“发墨如油、书写流畅而不损耗”的特质仍是鉴定砚石优劣的首要标准。端溪砚石是一种沉积矿床，主要产于泥质页岩中，一般厚度为20厘米到60厘米。石材主要为显微鳞片状的绢云母（水云母）和少量粉砂，所以砚石不易氧化，化学性能稳定，能长期保持不变。一方面因其所包含的重要矿物成分云母排列极为致密，使砚石孔隙度极小，分布又很均匀，致使砚石质地坚硬而带柔性，温润而不燥。另一方面矿物呈隐晶质微粒，其间含有约10%的直径在0.01毫米左右的粉砂微粒，孔隙小、结合密，吸水性和透水性都很微弱，避免了磨墨过程中因滑润过度而产生迟墨或拒墨的现象。这方端砚，有着上乘砚石的客观物质基础，具备了端砚“质刚而柔”“细润如玉”“叩之无声、磨墨亦无声”“呵之即泽、发墨为上”“贮水不耗、积水不腐”的优良性能。
四大名砚以端砚为首，除去优越的材质，独具特色的石品特征也是造型中的一大特色，为历代文人学者所追捧。此砚砚背生有端石名品——石眼4枚，直径0.4厘米～0.6厘米不等，正圆且大，有眼有睛，触之有明显的砂感。石眼是端砚的主要鉴别标志。一般来说，石质幼嫩则多眼，嫩则细润发墨，所以砚石中有眼者贵，有眼有珠者更贵。根据石眼的生长位置，该砚石眼生长于砚背，应为底眼。石眼是以黄铁矿为中心的结核，其颜色因赤铁矿的含量而分层：外圈和内核含量高而色深，第3圈不含或量少而色浅。石眼的出现几率为10%～20%。石眼虽对砚台的实用没帮助，但对砚的雕刻设计有着很高的利用价值。正如这方猴桃纹端砚，雕砚者慧心巧思，以眼为底，雕为桃形，与背景画面相得益彰，呈现生机勃勃之象。
砚台是实用的生活艺术品，其结构规划与石质选取始终与古人的生活习性和审美取向息息相关。这方古砚，无论是整体到造型结构的设计技巧，还是精确到砚堂、砚池的具体尺寸、比例，均体现出造砚者以用为先、用赏结合的设计理念。同时，对天然石眼的巧妙运用，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匠心独运，妙然天成，突出了砚石之美，大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意味。
二、雕刻工艺
端砚因其润墨、益笔的特质而独步砚坛，随着古人对砚石认识的不断深入，对砚台的审美趣味也愈加强盛。端砚从开采到成型，每一步均凝聚着工匠们的智慧与艰辛。唐代诗人李贺“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即歌颂了砚工采石制砚中的辛勤劳动。自古以来，端砚的开采大多以手工为主，十分艰险，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高，稍之不慎，则有“崖壁一拆，性命齐捐”的危险。同时，矿石开采对当地环境及风水造成较大破坏，历代政府时开时禁，使得端石身价倍增，故有“端石一斤，价值千金”“端溪温润石，价值百车渠”“得之不易，藏之为宝”等美誉。可见，觅得一块端石，实非易事。及至清朝，工匠更是在工精上开始下工夫，以求不负佳石。
清代端砚制作空前繁荣，受审美思潮的影响，注重装饰，工艺上强调精雕细琢，雕刻上精益求精，已成为极富审美意味的艺术品。端砚的雕刻对工匠的要求较高，不仅需要匠人具有一定的雕刻功底，还需要匠人具备细致的观察能力和设计思维。工匠通过对石材花纹、色块细致的审视，认真构思，因材施艺，因石构图，选定合适的设计图案。其后，初步确定大稿，用大刻刀去石铲滑，使石面起伏分明，凹凸有致，一目了然。再运用深雕、浅浮雕、细刻、线刻、镂空等技法将石质与艺术融会贯通。
该砚正背两面皆有纹饰，雕刻极为传神细腻。正面以海水龙纹雕刻于砚池，用线刻表现出海水层层叠浪、波光粼粼，流畅而婉转；细刻雕饰出龙身鳞片、龙头龙须，繁而不乱、繁简得当。背面作猴桃纹，用深刀展现桃枝的刚健有力，又穿插浅刀、线刻勾勒出枝叶的筋脉纹理，用细刻描绘猴身的丝丝毫毛，格外细腻精致、栩栩如生。雕刻者又匠心独运，以镂空手法将部分枝叶、猴身与砚背脱离，显得更加层次分明，恍若实景。
整体观之，此方砚台线面结合，动静益彰。正面饰一龙翻江倒海，口吐龙气，若隐若现，动感十足；背面以桃枝为底，上、中、下分列三只小猴，或作盘桃垂涎状，或作顾首望桃状，或作缠枝嬉戏状，皆栩栩如生，充满着活力与生气，形成动与静的和谐统一。以砚池、砚堂、砚背为面，以海浪、龙须、桃枝、筋叶等为线，线面相合，造就出石质与艺术的结合，天人合一。独特的石品花纹，巧妙的构思设计，雕刻与绘画的融合，这件作品在能工巧匠的智慧与技艺中焕发着艺术的魅力。
三、文化内涵
端砚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物化形态。此方端砚双面皆有雕饰，内涵丰富，寓意深远。
正面砚池雕饰海水龙纹。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原型可追溯至距今7000多年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龙。在中国的文化中，龙是多种动物特征与灵性的综合体，神通广大，可上天人海，呼风唤雨，降临祥瑞，也是天、地、神、人沟通的媒介。将龙纹雕饰于砚台，早在汉砚的装饰中就已出现，如河北沧县四庄村东汉墓中出土的盘龙石砚和南乐宋耿洛一号汉墓出土的云龙纹圆石石见。宋代以后，龙开始成为皇权的象征，是彰显身份的重要标志。一般而言，历代朝廷对民间艺术品中龙纹的运用都有严格的限制，大多只能使用夔龙或螭龙纹，刻有正龙的古砚多为官刻，而持有者非官即贵。这方砚台砚池雕海水龙纹，此龙具有翻江倒海、口吐巨浪之势，然龙首居于海面却不显尾，给人以气势磅礴而神秘莫测之感。细细揣摩，耐人寻味，不禁感受到砚主那份心系天下、矢志官场、潜龙在渊的文人情怀。
背面雕饰猴桃纹，三猴缠于桃枝而嬉戏于仙桃之中，惟妙惟肖，极具灵性。猴属灵长类，是自然界中与人類最接近的动物，善攀援。猴文化源自于史前的图腾文化，是汉、藏、羌等民族共同崇拜的祖先。猿猴形象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喜爱，新石器时期已出现有类似猴子形象的陶塑像和猴形石饰件，如邓家湾遗址中的陶塑动物，雕刻简单，形象生动。其后，猴的形象可见于历代各种材质的文物中，如春秋战国时期石寨山遗址的青铜剑和扣饰、陕西秦墓中的猴形带钩、汉代画像石、唐代陶俑等，往往同灵敏、祥瑞之意联系在一起，是人们心中吉祥美好事物的象征。此方端砚将猴与桃相结合，取灵动活泼之景，授灵猴献寿之意。猴喜食桃，同时猴也是长寿的象征。东晋葛洪《抱朴子》记载：“猕猴寿八百岁变为猿，猿寿五百岁变为玃。玃寿千岁。”而桃自古便有长寿之意，古神话中西王母蟠桃三千年一结果，食之便可长生不老；同时，民间艺术中寿仙也常示之以手捧寿桃的形象。此砚以桃猴二物立意，实则饱含古人对人寿年丰、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
砚台已不仅仅是文房用具，更是集雕刻、绘画于一身，浓缩了文化与艺术审美等内涵，是历代艺术发展的结晶。这件清代猴桃纹端砚，石材名贵，构图巧妙，雕工精湛，已不仅仅是一件品质极佳的文房用具，其独具匠心的设计更是人类对艺术审美的追求。与此同时，它又是人类文化与人文精神的物质载体，承载着匠人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承载着文人兼济天下、治国安邦的人文情怀，承载着世人对生活幸福美满、福寿绵绵的无限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