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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毡包青釉

毡包青釉爵葛彦毡包青釉自诞生以来便与霁蓝釉与茄皮紫釉两种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寂园叟著《陶雅》卷记载:“有一种盘碟。表里皆如浓深之积蓝。(积蓝釉,为霁蓝釉别名。下文宝石蓝釉、抹蓝釉与祭蓝釉同为霁蓝釉别名。)而釉质发亮。亦名曰玻璃釉。康雍乾三朝皆有之。略有似於毡包青也。”又“豇豆红之于茄皮紫。差别在

毡包青釉爵

葛彦

毡包青釉自诞生以来便与霁蓝釉与茄皮紫釉两种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寂园叟著《陶雅》卷记载:“有一种盘碟。表里皆如浓深之积蓝。(积蓝釉,为霁蓝釉别名。下文宝石蓝釉、抹蓝釉与祭蓝釉同为霁蓝釉别名。)而釉质发亮。亦名曰玻璃釉。康雍乾三朝皆有之。略有似於毡包青也。”又“豇豆红之于茄皮紫。差别在几希微忽之间。茄皮紫之于毡包青也亦然”。今天,霁蓝釉器存世量较大,茄皮紫釉器作为单色釉中名贵者也并非不得见,但毡包青釉器目前可见著录者仅南京博物院所藏清康熙毡包青釉盘与清乾隆毡包青釉爵两件。由于三者釉色接近,想必是今人在文物定名上存在大量错误,才造成了毡包青釉器之稀少。

一、从文献析毡包青釉之起源

古往今来,介绍甚至提到毡包青釉者甚少,而在这之中,又大有互相矛盾之情况,这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毡包青釉存在着极大的阻碍。

毡包青釉产生之年代,不同文献有不同记载。《陶雅》记载道:“在雍正曰美人祭。……曰毡包青。”明确说明毡包青釉产生于雍正朝。而南京博物院藏有清康熙毡包青釉盘,故《陶雅》之说不可取信。

在南京博物院2003年主编的《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下文简称《宫藏》)中,著录了上述两件毡包青釉器。但是在编者所著说明中,却有一矛盾之处。清康熙毡包青釉盘如此说明:“毡包青釉始于顺治年间。”而清乾隆毡包青釉爵的说明又是:“毡包青釉始见于清代康熙年间。”关于顺治朝是否已产生毡包青釉的问题由于缺乏可靠的实物依据,故只可从文献作一个猜想。耿宝昌先生在谈到顺治朝茄皮紫釉器时说道:“紫色泛蓝,俗称‘茄皮紫或‘茄皮蓝。有光素器,也有内暗刻云龙纹外刻莲瓣纹的。此种釉色,顺治、康熙两朝完全相同,只是康熙时更为多见。两朝的官窑器,器底均以楷书写款;也有无款的,但康熙时的器口略微显厚。”目前故宫博物院藏有清顺治茄皮紫釉暗花云龙纹盘,与清康熙毡包青釉盘极为相似,或许持顺治朝产生说的学者只是将顺治朝的茄皮紫釉器错当作毡包青釉器了。

2013年南京博物院出版了《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清代官窑瓷器》(下文简称《大系》)一书,书中又一次著录了清康熙毡包青釉盘,可是在说明中,南京博物院提出了一个新的结论:“毡包青釉始于明嘉靖朝。”南京博物院新提出的嘉靖产生说,一下子将毡包青釉的产生时间提早了百年左右。由于南京博物院在提出这一说法时依然没有给出实物依据,故此观点同样值得质疑。目前对于茄皮紫釉的产生时间尚无一个公认的结论,本文采用故宫博物院赵宏先生的观点:“此品种(茄皮紫釉)首创于明代,弘治时期烧制的瓷器釉色紫中泛蓝,釉质肥厚光润。嘉靖年间的瓷器釉色则有深浅之分,深者呈黑紫色,浅者似未熟的茄皮,呈淡紫色。清朝康熙年间,茄皮紫又有了新的发展。”嘉靖朝烧制的茄皮紫釉器在造型与釉色上皆不及弘治朝规整与纯正。可能嘉靖朝的茄皮紫釉器由于釉色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清三代之茄皮紫釉,更偏向于毡包青釉器,故产生了所谓的毡包青釉嘉靖产生说。

本文以实物材料为准,采纳清康熙产生说。

二、从文献析毡包青釉名称之由来

《大系》对于毡包青釉的命名解释道:“因其釉色似一种蒙古包的色泽而得名。”这一解释十分怪异。在常人思维中,蒙古包皆为纯白色。纵然在大草原上,蓝天之色映照其上,也与毡包青釉之蓝紫色相距甚远。再查阅《宫藏》,它解释道:“因釉色似青色蒙古包而得名。”这一解释更为怪异,“青色蒙古包”为何物?查阅民国时期人类学家吴文藻先生的文章,有一处说明:“亦有像察哈尔蒙旗的民包,夏季仅用韦草,不加毛毡者。”显然,纯白色的羊毛毡无论如何也难以与毡包青釉之蓝紫色挂钩,故只能推断毡包青釉之名源自吴文藻先生所谓的仅用韦草筑起的毡包。韦草即芦苇,常见的芦苇大多为绿色,但也有以毛芦苇为代表的一部分品种会带紫色。毛芦苇分布在我国广大地区,包括内蒙古地区。故不排除毡包青釉便是以此类紫色芦苇筑起的毡包定名的可能。

三、从文献析毡包青釉之釉色

毡包青釉之色是对毡包青釉的相关记载中最为详细的。上文已经提到,毡包青釉与霁蓝釉和茄皮紫釉极为相似。除此之外,《陶雅》还记载:“蓝与紫相和。而蓝色浓厚者。谓之毡包青。德人嗜之。”民国许之衡记载:“至于蓝紫相和而蓝尤浓厚者日毡包青,亦好奇之所嗜云。”他将毡包青釉归人青(附蓝绿)一类。《宫藏》说道:“色泽与祭蓝釉相近,有点发紫。”而《大系》又说道:“发色蓝中泛紫,色泽极深且明亮。”综上所述,毡包青釉是一种蓝紫相和,更偏蓝的釉色,与霁蓝釉和茄皮紫釉十分接近。故也能从中猜想今天毡包青釉器如此稀少的原因可能正是在于大量毡包青釉器被误定为霁蓝釉器与茄皮紫釉器。

四、从存世器物析茄皮紫釉与毡包青釉之异

由于今天留有著录的毡包青釉器仅南京博物院所藏两件。故本文将对两件器物分别作对比考证。

先说清乾隆毡包青釉爵,与其相似的清乾隆茄皮紫釉爵存世有多件,分别收藏于山东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徐氏艺术馆等处,近十年国内外大小拍卖中也有出现近十件。本文以山东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藏清乾隆茄皮紫釉爵作为清乾隆毡包青釉爵之对比。

三件器物在器形上几乎是一样的,瓷爵敞口深腹,杯口左右两侧中心处立两柱,下承三个高撇足。在大小上三件器物稍有差异:毡包青釉爵高9.7cm,口长11.8cm;山东博物馆藏茄皮紫釉爵通柱高10.5cm,口宽4.5cm,足高3.7cm;湖北省博物馆藏茄皮紫釉爵通柱高10.9cm,口径12.4cm,底径4.9cm。从釉色上观察三器,差异不大,皆属蓝紫色。但细观釉质,便可见差异。毡包青釉在低温下烧成(关于毡包青釉的烧成温度,亦有两种说法。南京博物院官方网站写道毡包青釉属于中温颜色釉瓷,在900~1200℃的温度下二次烧成。《宫藏》则将毡包青釉与毡包青釉暗花归入低温单色釉。本文采纳低温说),釉面流动性较差,釉色较为均匀、浑厚,足底没有明显积釉。茄皮紫釉属石灰釉,在700~900℃的低温下烧成。釉面流动性强,呈乳浊状,不通透,足底处有明显积釉,白胎也露出。山东博物馆与湖北省博物馆所藏两件均如此。

清顺治与康熙两朝茄皮紫釉暗花龙纹盘存世数量较多,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吉林博物院均有收藏,国内外拍卖上也屡有出现。本文以故宫博物院藏清顺治茄皮紫釉暗花云龙纹盘作为清康熙毡包青釉盘之对比。

两件器物在尺寸上几乎是一致的。毡包青釉盘高4.3cm,口径25cm,足径16.1cm。茄皮紫釉盘高4.3cm,口径24.6cm,足径15.8cm。茄皮紫釉盘在纹饰上比毡包青釉盘多出外壁近足处的暗划莲瓣纹。施釉上有两处不同。毡包青釉盘在口沿上施釉,而茄皮紫釉盘口沿则无釉。再看足底,根据著录,毡包青釉盘通过“裹足支烧”的方法在足端也上釉,因采用支烧工艺所以釉的边线不齐,且留有两个白点,即支烧点。而茄皮紫釉盘并未采用“裹足支烧”的方式烧制,故底足没有支钉痕。

所以细观两组对比,差别是可见的。国内尚没有对毡包青釉的化学成分进行过科学分析,但根据经验,可以猜测毡包青釉是一种石灰碱釉,故釉面流动性较差,施釉较为均匀。

五、从文献析毡包青釉存世量问题

《陶雅》记述:“谓之毡包青。德人嗜之。”又“德人又喜毡包青之瓶罐也。”《陶雅》作于晚清民国时期,时帝国主义列强纷纷进驻中国各地,大量收购精美瓷器。所以从德国人对毡包青釉器的喜爱可以推断出当时市面上应普遍存在着毡包青釉器,使得德国人可大肆收购。这一推断建立在毡包青釉有民窑生产的前提下,因为仅仅只有官窑器,想必是难以实现“德人嗜之”的。

《宫藏》说道:“毡包青釉始见于清代康熙年间,此后各朝官窑有烧造,但多见于康熙、乾隆官窑瓷。”这一论断显然否认了民窑烧造毡包青釉器的可能性。如果这一论断成立,那么毡包青釉器的存世量必定是稀少的。

如果民窑有烧造毡包青釉器,那不只是国内,至少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应有毡包青釉器传世,且应有一定数量。而假设毡包青釉器仅于官窑烧造,那数量也不应只有两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目前有一定数量的毡包青釉器由于釉色接近霁蓝釉器与茄皮紫釉器而被误定名,使之不为人知。现已知欧洲收藏有大量霁蓝釉器,这当中完全有可能混杂着毡包青釉器。

结语:

毡包青釉作为清代传统瓷器品种,本应在国内外存世一定数量,而现实情况却是现有著录的毡包青釉器仅南京博物院藏有两件。此间存在的定名问题并非个例,还有更多的定名问题困扰着中国陶瓷界乃至整个中国文物界。伴随着考古与文物资料的不断丰富,文物的重新定名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更好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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毡包青釉爵葛彦毡包青釉自诞生以来便与霁蓝釉与茄皮紫釉两种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寂园叟著《陶雅》卷记载:“有一种盘碟。表里皆如浓深之积蓝。(积蓝釉,为霁蓝釉别名。下文宝石蓝釉、抹蓝釉与祭蓝釉同为霁蓝釉别名。)而釉质发亮。亦名曰玻璃釉。康雍乾三朝皆有之。略有似於毡包青也。”又“豇豆红之于茄皮紫。差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