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 卢轩
“玻璃”，我国古籍称“流离”“陆琳”“颇黎”等。从其读音来看，应是外来语汇的音译词无疑。其最早的源头，根据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大约出现于公元前三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区。这种原始玻璃，近代西方学者将其称为“费昂斯”。而这种“费昂斯”经过长期的演变与改进，至大约公元前一千五百年时，才形成了真正的玻璃。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看，玻璃是一种硅酸盐，它的主要成分是石英，石英砂在高温熔融后，成为一种液态无机物质，冷却后，在室温中并不出现晶体结构。
由于石英的熔点是1750℃，这个温度在古代的工艺条件下是无法达到的，所以就需要添加助熔剂。古埃及与两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自古至今都沿用天然纯碱（钠）和石灰（钙）作为助熔剂，所以形成了钠钙玻璃的传统。中国以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除了用草木灰作助熔剂形成的碱钙硅酸盐系统外，还有因青铜器制造和炼丹术引入的氧化铅形成特有的铅钡硅酸盐系统。对于铅钡玻璃的中国发现，扭转了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在我国发现的玻璃质品，一直认为来源于西方的“玻璃西来说”。现在学术界已经慢慢统一了认识，我国的玻璃虽然历史传统不如西方久远，工艺不及西方精湛，但却有着自己的特色。
晋代以后，瓷器迅速地发展成熟，瓷器易得、美观、耐用的特点使得瓷器在与其它器皿的较量中很快独占鳌头。因此，我国历代虽然也有一些玻璃器，但总的来说产量很小，大部分还是依赖进口。所以，对玻璃器的研究也就成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课题。
近几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先后征集了数批玻璃器，这些玻璃器的时代从战国到宋元跨度非常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我馆也正在组织相关课题对其进行研究，本文仅从器形、制作工艺观察的角度对它们做一初步介绍。
这批玻璃器共13件（图一），现分别介绍如下：
一、战国汉代玻璃器
蓝色玻璃小执壶（图二） 杯高8.4厘米。小敞口，圆唇，长颈斜内收，折肩外撇，鼓腹，小平底。腹部一周饰等距排列的由内向外凸起的圆形，圆形中心饰乳突。腹部的这种装饰，从工艺角度看不是用玻璃条后期贴塑而成，而是在玻璃执壶半冷却的情况下，使用工具在壶身内部向外按压而成的。
壶身一边由壶口至壶腹粘接一条把手，把手近壶口的一侧，贴有一个与把手方向垂直相交的近圆形玻璃小片，作用不明。壶身整体为深邃的蓝色，器壁较厚，器形不太规整，把手部分能明显看到玻璃条拉成的拉丝痕迹，因此判断把手应是在器身做好后，用玻璃条拉成并用热接法粘接上去的。从器物造型与工艺判断，应属于西方制品，时代大约相当于我国的战国至汉代。
绿色带流玻璃执壶（图三） 杯高7.5厘米，小口，尖流，直颈溜肩，颈部饰等距离的四圈凸弦纹，小圆腹，底足厚而外撇，足外侧有捏塑而成的类似于裙边式的凹槽装饰，足径略大于腹径。壶身与尖流相反的一侧，自壶口至上腹部粘接有一条把手，把手近壶口的一侧，贴有一个与把手方向垂直相交的近圆形玻璃小片，作用不明。壶身整体为较深沉的绿色，器壁较厚，器形不太规整，把手部分能明显看到玻璃条拉成的拉丝痕迹，其制作工艺与上一件蓝色玻璃执壶相同，因此产地与时代也应接近。
这类小型器物原来制作出来的用途不详，但在输入我国后，多被用来放置体积小而价值珍贵的丹药或香料等物。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玻璃器
绿色u形双连缠丝玻璃管（图四）器长9.4厘米，重24.9克。整体呈U形，一端为并挨在一起但却不相通的两个管口，另一端为相连相通的底部。U形管外壁以细玻璃条由口至底紧紧缠绕着，并在管身近口部形成两个凸起的双系，用以穿带，目前已损坏。从制作工艺看，这件器物应是将一条中空的玻璃管在未冷却时从中部对折，使口部相接从而制成的。然后再用拉成的细玻璃条在外壁缠绕加固，并形成双系用以穿带。这件器物整体为较为深沉的绿色，但是经过侵蚀，焕出玻璃特有的多种光泽，器壁很薄，器形不太规整，通体有密集而大小不均的气泡。这件器物器形少见，工艺高超，用途难以确定，但应当也是西方所产。这样的双连玻璃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将其定为叙利亚产，时代在公元4—5世纪（见《玲珑晶灿——中华古玻璃艺术展》67页）。
三、唐及唐以后玻璃器
瓜棱形小口玻璃瓶（图五）器高7厘米，小口微敞，圆唇，细束颈，瓜棱形垂腹，底足内凹。整器基本透明，微露黄绿色，器身不规整，口沿不平，颈部略微歪斜，瓜棱形腹部瘪而不规整，底足也不平，显然是在制作过程中没有控制好工艺造成的。但这一时期相对于战国时期的工艺已经有了很多进步，首先玻璃的颜色比较透明了，其次，器壁较均匀了。1971年西安东郊秦川厂塔基遗址曾出土两件方形玻璃瓶，制作工艺与痕迹与此件颇为相似。该塔属于9世纪唐代晚期，因此推测此件的时代应该也相距不远。
淡蓝色广口小底玻璃瓶（图六） 器高10.4厘米，广口圆唇，微束颈，溜肩收腹，最大径在肩部，小平底。器身通体淡蓝色，口沿圆厚，器壁轻薄，底足较厚。关明善先生收藏有一件“浅绿色透明撇口瓶”（见关明善《中国古代玻璃》336页）与这件颇为类似，关先生将其定为北宋，而这一件相对更有原始性一些，故我们认为其时代可较为宽泛的定在唐至北宋时期。
淡蓝色长颈垂腹玻璃瓶（图七）
器高15.9厘米，直口圆唇，长直颈，溜肩垂腹，最大径在下腹部，大平底微内凹。整器通体淡蓝色，器壁轻薄，底足较厚，器形比较规整。这件器物与上一件广口小底瓶非常相似，从其痕迹看，其制作过程应是从器口吹制，最后在裁剪口部而成。时代也应相似。
透明长颈垂腹玻璃瓶（图八）
器高13.9厘米，直口圆唇，长直颈，颈肩相接处微收束，溜肩垂腹，最大径在下腹部，小平底。器身通体透明，非常轻薄。玻璃器自唐代以来，其使用多与皇家或佛家有密切关联，特别是佛家，鸠摩罗什所翻译的《阿弥陀经》中关于“佛家七宝”的记载就有“琉璃”。甘肃敦煌莫高窟一九九窟，8世纪吐蕃时期所绘的菩萨像就手持浅蓝色玻璃杯。可见在当时，玻璃器是向佛祖供奉的重要贡器。而且有许多玻璃器还被直接用来盛放佛门高僧的合利子。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发现的唐宋时期的佛塔地宫中屡有出土。
透明长颈鼓腹玻璃瓶（图九）
器高14.1厘米，器身通体透明而微微显淡蓝色，器壁轻薄而规整。让人想起晚唐诗人皮日休《茶中杂咏·茶瓯》中的名句：“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这两句本是用来形容邢窑与越窑最精细的瓷器的，但若要说规整、轻巧，恐怕邢窑越窑也难望玻璃器的项背。这件器物的时代大约也在唐至北宋之间。
透明喇叭口长颈玻璃瓶（图十）
器高13.1厘米，喇叭口外撇，圆唇较厚，口沿下斜内收，长颈微束，折肩鼓腹，最大径在腹部中部，卧足，足底部内凹呈鸡心状，非常有特点。器身通体透明，器壁轻薄而规整。颈部有一道明显的裂痕。
透明瓜棱腹长颈玻璃瓶（图十一） 器高11.7厘米，重38.9克。小口微敞，圆唇，细长直颈，折肩鼓腹，腹部呈细密的瓜棱形，非常规整，小平底，足心微内凹。器身通体透明，微露淡蓝色。以细密的瓜棱为装饰，是宋代常见的装饰方式，多见于金银器、瓷器上，这种装饰既有仿生意味，充满自然情趣，又显得精致规整。这件玻璃瓶的时代很可能在北宋时期，这种明显中国化的造型究竟是定烧还是西方工匠在中国制作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检测之后才好做进一步的判断。宋人在美学上崇尚简朴、素雅的精致，淡雅的玻璃器很容易获得送人的认同与喜爱。
淡蓝色带把长颈玻璃瓶（图十二） 器高15.1厘米，通体淡蓝色，直口圆唇，六棱形长直颈，圆肩球腹，最大径在腹中部，圈足。瓶身与一侧，自瓶口至上腹部粘接有一条把手。这件器物从痕迹来看制作非常复杂，属于分段制作然后热接成形的。其中器腹、六棱长颈、瓶把都是单独制作的，通过热接将三者连接成形，然后再用拉成的玻璃条贴出圈足与瓶口的圆唇。虽然工艺复杂，但整个器物非常规整，体现了极高的技术水平。造型浑圆饱满，充满美感。特别是圈足的出现，显示出更进一步的进步性与中国化。因此推测其时代不早于北宋。
透明长颈玻璃瓶（图十三）
器高18.6厘米，直口，长颈微束，溜肩鼓腹，最大径在上腹部，下腹斜收，小平底贴圈足。通体透明，颈部还残留有当年使用时缠绕的白色线绳，可能是用于拴系瓶塞的。这件玻璃瓶造型非常秀美，近似于单瓶的造型，已经是非常中国化的产物了。其时代应与上一件大体一致
透明深腹玻璃钵（图十四） 器高5.4，口径5.9厘米，敞口尖唇，短颈斜收，腹壁斜外撇，深折腹，最大径在下腹部，小平底。器身通体透明，器型规整，器壁薄而均匀，造型为钵形，比较少见。唐宋时期的佛教画中，多见托玻璃钵，钵中荷花盛开的菩萨形象。
轻如云魄、五色焕然，玻璃带给古人的是流光溢彩的美，而这种美今天依然震撼着我们。只是我们对它的研究还非常欠缺。以上所介绍的玻璃器从造型与工艺看，大多应来自西方。下一步我们还将对其做科技检测，相信对这批玻璃器的研究将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发现玻璃器的认识，对玻璃器的断代、制作工艺等产生有益的影响。
（责任编辑：阮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