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
天津博物馆藏书画较为丰富，在全国文博界中也有较大的影响。其中，历代书法藏品是重要的收藏，尤其以明清书法为重点。本文将馆藏历代重要书法藏品做简要概述。
晋唐宋元书法
馆藏晋唐宋元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代钩填本王羲之草书《寒切帖》（图一）。此作较完整地保存了王羲之的书法风貌。全帖墨色斑斓，笔意神采超逸，书体道劲妍润，沉着流动。文中“谢司马”应为王羲之挚友谢安。谢安于升平四年（360年）出任桓温司马。此帖可见王羲之晚年书法高度纯熟，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的风貌。卷尾有明代董其昌、娄坚题记。曾经南宋绍兴内府、明代韩世能、王锡爵、清代王时敏等人鉴藏，是流传有绪的书法艺术珍品。
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年）尤精楷书和行书。馆藏其楷书《高上大洞玉经》卷、行书《洛神赋》卷、行书《为隆禅教寺石室长老疏卷》等。楷书《高上大洞玉经》卷作于元大德九年（1305年），时赵孟頫52岁，正值壮年。结体妍丽柔媚，用笔遒劲飘逸。全卷近4700字，无一笔懈怠，字字工整秀丽，笔法稳健而又气息相通，尢滞涩之感，可见赵孟书法之纯熟。行书《洛神赋》卷（图二）作于元大德四頫年（1300年），是赵孟瓶47岁时的作品。此作结体谨严、行中兼楷，运笔圆转流美，是赵盂行书代表作。全卷妍美洒脱，结构端正匀称，布局密中頫有疏，运锋飘逸中见内敛，气势端美中具有俯仰起伏，深得“二王”遗意的同时，也显示出赵孟烦博取众长而自成一体的艺术特色。行书《为隆禅教寺石室长老疏卷》作于元至治元年（1321年），时年68岁，第二年即辞世，故此卷呈现的是赵孟晚年书风，且为较少见的大字行书作品。整幅作品更像頫是即兴之作，无拘无束，信笔书来，行中夹草，方圆并用，雄强纵逸而不失法度，圆活道媚而不落轻浮，笔墨娴熟而又张弛有度，深沉儒雅而又平易近人。
此外，天博还藏有一件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杨维帧的行书《梦游海棠城记卷》。此作通篇恣肆狂放，气势磅礴，与赵孟頫平和、姿媚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功力。
明代书法明代初期的书坛大势
明代是书法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书法大致经历了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初期以“三宋”（宋克、宋广、宋璲）为代表的书家主要承袭元代赵盂頫、邓文原等人书风的余绪，更多的表现出元代书风的延续性，其中宋克以继承、嬗变之后有新的发展而成就最为突出。宋克（1327-1387年）作为一个由元入明跨越两个朝代的书家，他努力想要摆脱赵孟烦的藩篱，以久已被冷落的章草作为突破对象，将赵孟烦的姿秀圆媚融入到草书中，杂糅行书、隶书等书体，形成了略带几分隶书笔意的新章草，呈现出不逾规矩法度中的狂放不羁，笔精墨妙，风度翩翩，在元人书风的大格调下自出新意。馆藏章草《急就章》（图三）是宋克最晚年的作品（作于1387年），行笔劲健而气韵恬合，通篇章法缜密，气势连贯，字与字之间牵连顾盼，充满了律动感，显示出宋克驾驭多种书体的能力，是反映其新章草艺术风格的佳构。以三宋为代表的明初书法承袭元代书家的书风，整体呈现出一种姿媚闲雅、体态健美、技艺娴熟的艺术风格和共同的时代特征。
明代初期还有一些独具个性的书法家，如以张弼为代表的草书书家，对改变元末明初草书的风格特征有着重要影响。张弼（1425-1487年）早期作品出自宋克，以章草笔意融入草书，结体、波折内敛沉着，但其大量大幅草书多为师法张旭、怀素一类的作品，一改宋克书法中蕴藉古朴的章草书风特征，形成了放纵激荡的书风，对明代大草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馆藏草书《苏轼太白仙诗卷》书于成化十九年（1483年），是张弼晚年的作品，行笔纵横跌宕，不拘绳墨。与张弼齐名，并称“二张”的张骏，以狂草书著名，其书以怀素为宗，用笔多长锋硬毫，笔墨瘦劲，转折灵动中不失凝重。馆藏《和唐人诗册》，点画细劲有力，是能代表其成熟风格的作品。以“吴门书派”为中心的明代中期书坛
明代中期的书法逐渐从初期的台阁体束缚中走出来，书法活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向商业经济繁荣的苏南地区，尤其集中在苏州一带。吴门书法家群体成为明代中期书法的主流。
沈周（1427-1509年）是吴门画派的开山鼻祖，其一变庸俗的宫廷台阁气为雅逸的文人书卷气，结体严谨，笔法沉着稳健，风格浑厚，艺术面貌独特，为吴门书派之开端。其晚年作品苍劲老辣，更加趋于成熟。馆藏沈周行书《诗卷》是其中年时期作品，结字、行笔中清晰可见黄庭坚的影响。吴宽（1436-1504年）行书、楷书师法苏轼，用笔朴厚，结体平正自然，为明代中期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重新向古代书学传统学习另辟蹊径。馆藏其行书《廷试读卷诗》轴书于1493年，结体朴茂浑厚，舒展自然。其晚年的作品《自书诗卷》则呈现出愈老愈熟的格调。王鏊（1450-1525年）是祝允明的文学老师，对祝允明、文徵明都有很大影响。其书法师晋唐，笔画清劲峭拔。馆藏书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行书《七律诗轴》是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
祝允明（1460-1526年）的草书善于用点，飞动跳跃，与缠绕的笔画有对比之趣，随性情所至但不失法度，激情肆意，体现了强烈的个性意识。馆藏行草书《归田赋乐志论》册（图四），为祝允明中期的书法作品，清劲丰茂，挥洒自如。草书《山水障歌》卷，书于弘治七年（1494年），是其草书步入成熟个人风格时期的作品，浪漫主义的书风已经完全凸显。
馆藏吴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文徵明（1470-1559年）作品较多，楷书《常清净经册》作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是文徵明68岁时的作品。全作结构严谨，毫无懈怠，可见作者扎实的功力和纯熟的技巧。行楷书《寿梅集序卷》书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时年文徵明已84岁高龄，然全卷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运笔节奏缓和，结字端正从容，境界平淡醇和。馆藏其最重要的作品应该当属其草书《五律二首诗》卷（图五），是作者60岁时的作品，为其比较少见的大字草书，结体舒展奔放，张弛有度，整幅作品气势跌宕，一气呵成，充满韵律感，书风与诗意互相映和，与惯常所见最多的结构谨严的楷书风格迥异，饱含着奔放的情感和纯熟的技巧，是极为难得的草书佳作。
吴门四家中的陈淳（1483-1544年）、王宠（1494-1533年）都是文徵明的弟子，影响深远。馆藏陈淳行书《自书诗》卷，录作者旧诗十四首，书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是作者最晚年的作品。通篇腕力苍劲，笔势舒展，线条浑厚而灵动，虚实结合，纵横率意，充满了自然独特、奔放不羁的韵律之美。王宠《西苑诗卷》作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是作者37岁时的作品。通篇气度雍容，结体俊美，谋篇布局疏朗有致，是其端正典雅书风的代表。
此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书家还有唐寅（1470 1523年）、丰坊（1494-1565年）、王问（1497-1576年）、文彭（1497-1573年）等，共同构成了明代中期吴门书派的兴盛阵容。馆藏唐寅行书《七律四首诗卷》、丰坊草书《孤山观梅诗卷》、王问草书《自书诗》卷、文彭草书《雅琴篇》等均是其各自代表作品。
晚明书坛的个性解放思潮
晚明的书坛也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个性解放思想的书家。他们的作品与明代中期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书坛呈现出一种极端对立而又和谐统一的局面。徐渭的狂放和董其昌的率真平淡都是这一状态下的产物。董其昌（1555 1636年）的楷书、行书、草书都表现出萧散恬淡的情怀，用笔虚实相生、动静结合，圆润飘逸，用墨清淡简远，章法疏空多变，线条流便，冲淡融合，体现出一种平静内敛、优雅含蓄的古典美。馆藏董其昌书法作品较为丰富，各种书体、各个时期的作品都有收藏。其中行草书《临十七帖卷》（图六），书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虽是临帖，但充分显示出董其昌驾驭多种书体的能力和娴熟的技法。行书《论书》轴作于公元1631年，时年董其昌77岁，其晚年俊朗秀逸而气韵深厚的风格以及一直追求的自然之趣在此中可以窥见。楷书《五古诗》轴作于崇祯七年（1634年），笔法劲健，结体端稳开张，晚年楷书沉着稳健、平和冲淡的格调可见一斑。
徐渭（1521-1593年）书法的主要成就是行草书。用笔沉雄，节律跌宕，似疾风骤雨。交替使用破锋、露锋、涩笔，行间茂密。其作品丰富多元，书风奔放狂肆，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馆藏行草书《七律诗》轴，通篇迅急挥洒，一气呵成。结体、行笔不受规矩法度之羁绊，节风奔放，是行草书中的佳构，也是徐渭的代表作。此外，馆藏张瑞图（1570-1641年）草书《五言诗》轴写韩愈《游城南十六首赠同游》，结体率意纵横，笔力挺健，是能代表作者行草书风格的作品。馆藏黄道周（1585-1646年）行书《临王羲之誓墓文卷》作于崇祯九年（1636年），书风沉着厚重，是作者晚年的代表作。
除了上述书家之外，晚明还有一些书家，如詹景凤（1532-1602年），邢侗（1551-1602年），赵宦光（1559-1625年）、米万钟（1570-1628年）、宋珏（1576-1632年）等人，天博均有收藏其作品。
清代书法
晚明书风的延续与碑学的滥觞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书法艺术作为汉族文化传统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此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中兴时期。清代书法早期仍然延续晚明书风，帖学书法占据主流地位。于此同时，清初书坛也涌现出一批书风独特，个性鲜明的书家。王铎（1592-1652年）是清初个性派代表书家之一。其书法在结体上，长于易位，字形或东倒西歪，或头重脚轻，产生奇险之感。用笔上，稳健自然，节奏明快，千姿百态。用墨上，浓淡相间，富于变化。馆藏其行书《自作诗》轴、行书《太平庵诗》轴，奇险中有深沉，峻拔中有凝重，笔画稳重中有丰润，节奏明快中有变化，韵律特别生动，较典型的体现了他的书法特色，
傅山（1606-1684年）是清初与王铎齐名的个性派书家。其书法，于真、草、篆、隶无不擅长，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书法风格。馆藏草书《读传镫》轴（图七），用笔刚健沉着，体势联绵飞动，笔意奔放，生气郁勃，具有张旭、怀素的风姿，通篇28字，豪迈不羁，一气呵成。表现出酣畅淋漓，潇洒超逸的艺术境界。
郑（1622--1693年）是清初开一代风气，卓有成就的隶簠书名家。他的隶书保留了《曹全碑》娟秀研雅，逸致翩翩的特点，同时使之更加潇洒疏放，能在恣肆中含古朴，朴中寓巧，庄中见奇，沉稳中见飘逸，极富变化。馆藏《李廓长安少年行诗》轴，书晚唐诗人李廓五律一首，此书作较典型地体现了郑簠的隶书风格。横画的“燕尾”、捺笔及一些笔画的末笔上扬而不加修饰，使字体流畅、灵动。横画的写法重顿轻提，落笔处呈一图点，然后提笔牵带，按笔出锋，一笔之中富于变化，显得流动、飘逸。
清中期帖学与碑学的转换
清代中期，帖学书风发生转变，由崇董而扩展至取法唐、宋、元名家，尤其推崇赵孟頫。乾隆中期帖学书法进入风格纷呈的鼎盛阶段，涌现出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铁保、永理等一批帖学名家。此时，在钟王、颜柳、苏米、赵董等帖学笼罩下的书坛，力图另辟天地，闯出新路的当推“扬州八怪”。
刘墉（1719--1804年）被誉为“集帖学之大成”，他的书法融合了赵孟烦的圆润，董其昌的生拙，苏轼的丰肥，颜真卿的浑厚，形成独具一格的风貌。馆藏行书《上清紫霞》轴，结体清整雍容，笔墨丰腴敦厚，体现了其书法清高、含蓄、静穆的艺术格调。王文治（1730-1802年），书法源出董其昌，又得力于李邕，字体俊秀潇洒，飘逸流畅。馆藏行书《再酬梁山舟诗》轴、楷书《圣主得贤臣颂》轴，均为代表其书法风格的作品。前者为行书，运笔柔秀，意态婉美，给人以轻松洒脱，秀逸天成之感。后者为楷书，结体清秀工整，气格清劲秀媚。
“扬州八怪”书家中，主要以金农、郑燮为代表，还有黄慎、高翔等均取得一定成就。金农（1687-1764年）隶书最具特色，有两种面貌，一种是继承汉碑风貌，笔迹凝重、朴拙浑厚、苍古沉雄，如隶书《临华山碑》册、隶书《司马温公语》轴。另一种面貌被人称之为“漆书”，其用笔方正，棱角分明，横粗竖细，辅以浓墨，其结构紧凑。体势欹侧，具有装饰趣味，绝无板滞，如隶书《松赞》轴。郑燮（1693-1765年）将篆隶字形和笔法融入楷行书中，构成楷、行、隶相参的“六分半书”。在章法布局上，正斜相揖，疏密错落，如“乱石铺街”，点画呈隶书的波磔，撇捺如北碑之峭利，或如画兰竹之飘逸挺劲，书风呈现出奇崛跌宕之意趣。馆藏行书《怀素自叙》轴（图八），全篇字体灵动，是郑燮书法中的精品之作。黄慎（1687-1768年）书法以草书最著名，晚年常用狂草作画，别有一番风味。他的草书是以结体的正斜、线条连断的变化来表现的。馆藏草书《七律送汪瞻侯归苏诗》轴，字的正斜互相对应，体势峻峭，节奏感很强。字的线条时断时连，给人以妙不可测，离群超逸之感。高翔（1688-1753年），在“八怪”中以擅写隶书著名，从隶书《华山碑》册可看出，其隶书源于郑簠之法，书风清润秀逸，结构匀稳，笔势略带飘逸之感。
晚清碑学的鼎盛
清代晚期，书坛几乎已是碑学的天下。当时的碑学书家中，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亦大。何绍基（1799-1873年）的篆、隶用笔融入楷、行书中，自成一种体格。从馆藏其行书《七绝诗》轴（图九）中可看出，其行书体势宽博疏放，正欹、开合互用。如“东”“人”二字，撇捺向左右舒展，变颜字的庄肃凝重为奇纵开张。全篇于纵横欹斜中见规矩，恣肆中透秀逸之气。书风迟涩又灵动，朴厚又奇逸，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赵之谦（1829 1844年）的书法艺术造诣很深，篆书、隶书皆学邓石如，并能自出新意。馆藏《泰山刻石二十九残字》轴，是其在同治元年三十四岁时临写。该刻石相传是秦代李斯所书，浑圆严整，为小篆正宗。赵氏此书结体修长，比原刻更具纵势，遒逸劲健，既有《泰山刻石》的意蕴，又具书家个人的性情和书风。
吴昌硕（1844-1927年）是诗、书、画、印皆能的艺术大师。其书法出入秦汉金石碑刻，篆、隶、行、草诸体具备，尤其对《石鼓文》下力最深，将石鼓文的笔意贯穿于各种书体，独创新格。其篆书最负盛名。行书初学王铎，后融欧阳询、米芾笔法，字形取向右上的倾势，结字变化较多，用笔具有刚健苍劲的特色。《行书七绝诗》轴，是其行书的代表作之一。
（责任编辑：阮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