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雕造像装藏的宗教信仰行为及心理

...床面 号 木质造像泥塑造像木雕木质建筑构件

田国杰　聂晓雨

洛阳民俗博物馆现馆藏有中国古代木雕造像1000余件，上起于明，中历于清，而止于民国时期，题材兼具佛教、道教。本文从馆藏木雕造像的装藏现象人手，结合与中国古代先民的祖先崇拜和宗教社会化现象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对中国古代先民的宗教信仰行为和心理进行阐述，谨缀文如后：

一、佛教、道教装藏仪轨

装藏，是指新的佛像或神像落成后，为佛像或神像装上象征性的内脏与神识，赋予其生命力。装藏是佛像或神像开光前的一种宗教仪式。开光最初来自道教，是道教仪式之一，道教教义认为：开光就是把宇宙中无形的、具有无边法力的真灵注入到神像中去，神像也就具有无边法力的灵性。后来佛教传人中国后，出于传播光大的需要，亦将其纳入佛教仪式之一。装藏之俗在佛、道两教中盛行。在藏传佛教中，佛像必须依传承的仪轨如法制作及装藏开光才能供在佛堂。在佛像举行开光仪式之前，在圆雕佛像的背部装入经书等物品，按照佛教的装藏仪轨：装藏需要五金（金、银、铜、天铁等）、五木（松、柏、红檀、白檀、菩提木）、五宝石（松石、红珊瑚、玉、水晶、玛瑙）、五药（五种珍贵药材，不得掺杂麝香和动物荤腥成分）、五谷和五布等，还有专门印制的五种经咒（诸佛身口意咒、吉祥满愿咒、子母音咒），以及白檀的中轴等，这是五种智、五方坛城、五蕴清净、福德圆满等的表现手法。佛教教义认为如果佛像不装藏，易被邪祟、恶灵侵入，借佛像驱壳来作害人间，故供奉不装藏之佛像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道教亦有相似的装藏科仪，道教主装物品和药材，道教认为，凡塑神像，均须装藏。《全真秘旨·神像装藏》云：凡塑神像，必先装藏，以应五脏。故先选五金即：金、银、铜、铁、锡。然后选用五色粮（青赤黑黄豆及大米）、五色线（赤黑白蓝青五种线），取新净无残黄表一张，新净笔书“藏符”。装藏所装物品由来及功用在佛教、道教教义中皆有详细的释义，在此笔者不再赘述。

二、馆藏木雕造像装藏情况概述

在洛阳民俗博物馆馆藏木雕造像中，有装藏现象的木雕造像占有很大的比重，达四成之多，因年代久远，部分造像背后的装藏物品今已不存，但装藏背龛仍存，装藏痕迹十分明显。馆藏佛教、道教装藏木雕造像鲜见有铭文者，幸识有铭文或有确切纪年文字的家仙木雕造像5尊：一尊家仙造像（女）装藏部位见有“康熙61年（1722年）”，该造像高26.5厘米，宽15厘米；一尊家仙木雕造像基座处有墨书“道光甲申（1824年）中秋，处士彭光祥”铭文，该造像高24.5厘米，宽10.5厘米；一尊为“光绪30年罗耀汉”家仙木雕造像；一尊为道光16年家仙木雕造像；尤以民国丙寅年家仙木雕造像装藏部位得一造像题记，该造像高33.9厘米，宽12.5厘米，其装藏部位藏铭文一篇，谨录识其文如后，以资后文研究：

“今□大民国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市旧称）邵阳县白路隆通二都地名华溪。千金述受五祀，通庙王祠下土地分居住。信士罗崇选室李氏，男□□书、媳陈氏，忠礼媳张氏、孙孝先、孝有，孙爱姑、细姑，女冬青、是青、月青，上堂母亲邹氏老幼，合家人等恭心敬修，显应大道。邹君法灵五□□花袍神像一尊，原命生于万历本丙子（1577）年十月初五日辰时生，降如宝座，永受香恩。为保香主人口清吉，老幼安康，□温远□，火□双消，惟□□□通行，百是（事）亨通，万邦如意，壹叩来言，全叩化佑。处士邹宿月，民国丙寅（1926）四月初九”。

该造像系处士邹宿月（女性）率全家人（包括子、媳和女儿及孙辈）为纪念先人（铭文中述为“邹君法灵”）功德、祈求先人佑护全家平安康健、家业兴旺发达而敬造的家仙造像。所敬神灵当为处士邹宿月之邹姓先祖，题记所记“万历丙子年”至“民国丙寅”（1577-1926年），时间间隔350年的历史，不难推断，其崇敬祀先活动当一直持续而未间断。该造像题记与佛教石窟造像题记十分相类，而析其原由，我们不难寻觅到中国古代祖先崇拜宗教信仰的历史印痕（图一）。

三、装藏习俗的宗教信仰行为分析

装藏习俗作为佛、道两教给神像开光前的一种宗教仪式和行为，同时也是宗教信仰者对宗教信仰的一种行为和心理反映。依据馆藏木雕人物造像的装藏对象和类别，试对其行为进行如下分析：

（一）祖先崇拜和孝文化对中国古代先民宗教信仰行为的影响

中国古代先民的祖先崇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祖先崇拜（敬祖）作为一种宗教习惯是在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图腾崇拜过渡而来，在亲缘意识中萌生、衍化出对本族始祖先人的敬拜思想，在原始的鬼神灵魂观念的影响下，超越了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而形成的一种祭祀先祖神灵的人文崇拜和宗教活动，并贯穿于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传承至今，即使在佛教传人中国之后，仍在民间有着深厚的信仰基础和信仰群体，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敬天祭祖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宗教传统，也是祖先崇拜的重要宗教形式。《荀子·礼论篇》曰：“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祖先崇拜是鬼神崇拜的发展，它有长期固定的崇拜对象，并且与崇拜者有血缘关系。中国古代先民相信其祖先神灵具有神奇超凡的威力，会庇佑后代族人并与之沟通互感；人们尊崇祖先的亡灵，定期举行祭祀，认为祖先的亡灵会保佑子孙后代，赐予他们幸福。同时，这种宗教信仰也被历代统治阶级作为维持统治秩序、维护宗法制度和道德关系有力的伦理手段，它不仅是一种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孝道文化传统，同时也是寄托未亡之人对先祖祈望美好生活、济困解厄的精神寄托，这也是祖先崇拜能够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上所录民国丙寅（1926年）处士邹宿月造像题记中即有“百事亨通”、“合家安康”等语。

供养人木雕造像和民间百姓供奉的先人神主、牌位一样，是民间百姓供奉祭祀先祖的物化载体。在佛、道两教的巨大影响力之外，中国古代先民的祖先崇拜信仰仍根深蒂固的留存于民间百姓的宗教信仰行为之中。

中国古代孝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统治阶级出于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为确保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纲常礼法，在社会上大力推行孝道和孝文化，树立典范和楷模。古人以孝道为重，有生前之孝和死后之孝。自古就有“生则养，死别敬享”和“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古训。另《中庸》中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丧礼无他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孝文化的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中就有“丁兰刻母奉亲”。《二十四孝》文云：（东汉）河内人丁兰，幼丧父母，未得奉养，而思念劬劳之恩，刻木为像，事之如生。其妻久而不敬，以针戏刺其指，血出。木像见兰，眼中垂泪。因询得其情，即将妻弃之。该故事意在引导世人劝孝，古人有诗云：“刻木为父母，形容在日身。寄言诸子女，及早孝双亲。”而佛教东传中国后的一个重要节日——农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就是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孝文化相融的一个典型例子。其始兴于南朝梁武帝时代的佛教“盂兰盆法会”，本意是纪念目莲救母的孝心。其始自于西晋时期的《佛说盂兰盆经》，该经由竺法护所译，强调目连为救作恶之母转世投生，借由供养十方自恣僧，以报答双亲养育之恩，乃至度脱七世父母的思想，意在劝人行善，劝子行孝。

供养人木雕造像装藏现象不仅是对佛、道两教装藏仪轨的践行，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祖先崇拜宗教信仰行为的表现，并体现和表明了中国古代传统孝文化的深远影响。

（二）供养人木雕造像行为体现了中国古代祖先崇拜与佛教的互融性

馆藏的供养人木雕造像行为分析不能不谈到佛、道两教与中国古代祖先崇拜的共融，尤其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古代先民的祖先崇拜和灵魂观念的相融。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直存在着神灭与神不灭两种对立的主张和传统。神灭神不灭的问题，是关系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死亡的终极性与非终极性，即灵魂的有灭性与不灭性的问题，是涉及人类的心灵、民俗和信仰等诸多文化方面的问题。虽然中国先秦时期的古代思想家是不承认有鬼神的，但是在民间和上层统治阶层中则普遍地流行鬼神观念，神不灭论成为一些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和平民百姓的精神支柱。而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东汉时期传人中国的佛教，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佛教学者一方面吸取中国固有的灵魂不灭观念、鬼神观念、祖先崇拜以及儒家、道家典籍的某些观念，藉以阐发和宣传神不灭论；一方面顽强地抵制神灭理论，并批判道教的形不灭说。中国佛教的神不灭论，巧妙的将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的学说，与中国固有的灵魂不灭观念和鬼神观有机相融合，并加以独特阐发，构建了“业报轮回”和“修炼成佛”为主体的中国佛教神不灭学说。

1、佛教“生死轮回”神不灭论与中国古代灵魂鬼神观念的相融

中国古代先民受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对一些自然现象无法给予科学的解释，因此产生了中国古代的灵魂观念。认为鬼神是有意志的，能给人以祸福。古代中国人认为人的精神是能离开形体而存在的，这种精神叫做魂。《周易系辞上》云：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精气是灵物，是为神。游魂离去人身，是为鬼，认为灵魂在活人体内是精神，在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即人死为鬼，即鬼神、鬼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谓：“鬼，人所归为鬼”。《礼记祭义》云：“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中国古代还说人有魂魄，死后魄随形体而灭，魂则离开形体而变为鬼。中国佛教学者出于传播需要，以佛教教义中的“生死轮回”学说对中国古代固有的“灵魂不灭观念”进行了迎合和包容。

2、佛教“修炼成佛”神不灭论学说与中国古代祖先崇拜的相融

中国古代祖先崇拜是原始社会鬼魂崇拜的产物，约产生于氏族公社母权制时期，是为追念氏族的生存繁衍之本的崇拜形式。后随父权制的确立，又萌生了父系祖先的庇佑本族成员的观念，祖先鬼魂被视作本族的神秘保护力量而受崇拜。祖宗是对始祖及先世中有功有德者的尊称，认为其功绩值得永远纪念，其鬼魂是后代永久的崇拜对象。在阶级社会里，特别是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祖先崇拜成为维护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内部团结、巩固父权统治的有效因素。正因为祖先崇拜的这种特殊功效，中国古代统治阶级都特别重视宗庙祭祀，藉以巩固其统治地位。中国佛教学者，尤其是身居统治地位的佛教学者也都十分重视宗庙祭祀，这既有利于自身的政治统治，又用以论证神不灭论。

（三）佛教供养人造像遗风和装藏习俗的行为影响

馆藏的佛、道两教和供养人木雕造像行为无疑是受到佛教供养人造像遗风的深远行为影响。供养人造像是信仰宗教出资绘制或建造圣像、开凿石窟的人（即供养主），为了表示虔诚、留记功德和名垂后世，在宗教绘画或雕像的边角或者侧面画上或雕刻自己和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肖像。这类画像和雕像以佛教为最多。

佛教自东汉“永平求法”之后传人中国，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中，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佛教学者一方面吸取中国固有的灵魂不灭观念、鬼神观念、祖先崇拜以及儒家、道家典籍的某些观念，藉以阐发和宣传神不灭论；一方面顽强地抵制神灭理论，并批判道教的形不灭说。中国佛教的神不灭论，巧妙的将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的学说，与中国固有的灵魂不灭观念和鬼神观有机相融合，并加以独特阐发，构建了“业报轮回”和“修炼成佛”为主体的中国佛教神不灭学说，解决了道教教义无法解释的“轮回”观念，使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同时也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愚弄、麻醉民众放弃反抗得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统治需要，因此得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倡导，同时基于传播光大的目的，佛教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祖先崇拜、灵魂观念和孝文化）进行包容、相融，使佛教才得以在中国古代广为流播，甚至超过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影响力，同时佛教也对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宗教信仰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供养之俗起源于佛教。为供养求福所造之佛像，称供养佛。而供奉、供养佛像之人称为供养主。佛教很重视造像，佛教教义认为信众面对佛、菩萨图像如见其真容，可以专心致志供奉。正是在这种教义的影响之下，佛教在中国古代的传播过程中，留下了由佛教徒众捐资开凿和修建的数以万计的石窟造像、石窟壁画和造像题记。这一点可以从敦煌莫高窟“家窟”造像和供养人造像中得到很好的印证。

作为石窟艺术三大宝库之一的敦煌莫高窟中，就有佛教传人中国后社会化最具体、最深刻的历史见证“家窟”。敦煌莫高窟中的供养人画像壁画，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供养人作为敦煌莫高窟的主人和建造者，代代相传，倾力开凿石窟，修建佛像，绘制壁画，最终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

“家窟”开凿之风始于唐代，有文字记载的唐贞观十六年（642年）敦煌大族翟建成所开凿的莫高窟第220窟即题名“翟家窟”，开“家窟”之先河。后世所开凿的佛窟无论是官宦窟、高僧窟还是贵族窟，多被冠以“家窟”名号。每一座“家窟”中绘有原建窟主及建窟以来的历代先祖们的供养像及题名，使佛窟具有祠堂的性质和功能，而且还是由佛祖和弟子、菩萨们“看守”的家族祠堂，历代先祖的供养人像及题榜即祖宗牌位，敦煌莫高窟中的供养人画像从十六国北朝至元，由小到大，到五代宋时和真人大小一般，且是一个家族人物同处一窟，有家庙祠堂的性质。这种带有家族性质造像的“家窟”是当时中国古代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不仅记载和承载着佛教在中国古代传播的重要史实，同时，也真实的反映了中国传统浓厚祖先崇拜观念的深远影响。

佛教石窟造像之风至于宋以后，已日渐衰微，因其耗资甚巨、时间长，故民间造像行为已转化为寺院道观塑像和民间家庭供奉塑像和造像行为，材质多为泥塑或木质。馆藏的佛、道两教造像和供养人造像多为木质，当是受佛教造像行为的深远影响，同时，还受佛、道两教开光仪轨中装藏习俗的影响。

四、装藏习俗的宗教

信仰心理分析

装藏现象和装藏习俗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表现，同时也是宗教信仰者对所信仰的宗教的真实心理反映。而在研究和探讨中国古代先民的宗教信仰心理反映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和解决中国古代先民宗教信仰的心态和心理问题。

在中国古代汉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其内容十分庞杂，种类繁多，且早已融人民众的生活中。宗教信仰习俗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以灵验为本位，多供奉一个神明，多一层保护，因此在宗教信仰习俗中，儒、道、释诸神共存互补，其数量之多、祭祀之频繁，也是罕见的。自古以来，人们对不可预知的世界与旦夕祸福的人生，当无法控制之际，认为是鬼神的存在作祟，希望通过对某种宗教来消灾解厄、祈福避祸，在动荡流离和艰难困苦的现实生活面前，无疑是需要一种精神信仰来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和自我麻醉，从而形成了宗教信仰。同时，宗教信仰还受到传统的灵魂观念和祖先崇拜的深远影响，这种独特的生存模式和信仰习惯，在佛、道两教的影响下，形成了特有的浓厚的民族宗教信仰习惯和信仰心理，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清代康熙十七年（1768年）观世音供养人雕像，通体施漆镀金，像高14.6、宽6.4、厚5.1厘米，该雕像背部有一开口，内藏记载敬造此像的供养人姓名及造像目的、造像时间等内容的纸条。由于此像有明确的造像日期而尤为珍贵，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清代初期微型彩绘木雕精品之作。现录其文于后：“口口北京口内居住，今遂征吉安府庐陵县城内居住信士，正黄旗孔希山室人陈氏，特发处心，雕装观世音菩萨金身一尊，祈保夫妇偕老，早生贵子，寿命延长，身体康泰，在营禄位高增，人马平安，吉星高照，禄马扶持，亿在光中，全默佑。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一日立。”该供养人造像装藏文书对其心理有着最好的诠释（图二至图四）。

纵观中国古代先民的先祖崇拜和宗教信仰心理，我们不难发现，它有着浓重而又复杂的宗教信仰心理。以先祖崇拜为例，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先民的先祖崇拜心理有以下五种心态：一是追思先祖功德而崇敬的心态。对去世的先祖长辈，子孙作为未亡之人，思念其播散繁衍抚育之功，而奉为“神明”崇拜之。王充《论衡》篇云：“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有想之所致也”；此言与《荀子·礼论篇》所云之“无先祖焉出”所类，当然也与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深远影响不无关系。二是功利心态。这种心态认为先祖崇拜行为寄托着人们趋利避害、祈福去祸和济困解厄的媒介和精神寄托。三是畏惧心态。在中国古代鬼神灵魂观念的深远影响下，对其存有敬畏之心。洪亮吉《意言·祸福篇》所言甚详，其篇云：“然其畏鬼神者，谓其聪明正直乎？抑畏其作祸福乎？必曰能作祸福耳”。四是疑玄心态。即半信半疑，虽不尽所知（其是否存在有效），又畏“不敬”而得罪之，于是乎就信之。如儒家学派创始人、“文圣”孔子虽不愿否定神鬼，但也表示出他的怀疑。《说苑辩物》中记载孔子回答子贡死人有知无知之间时，很明白地说：“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祀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死徐自知之，未为晚也。”由上可知，孔于在对于鬼神的态度上是存疑的不可知论者，圣人尚且如此，因此一般民众，持有虽疑但“畏”的心态就不难理解了。五是随俗从众心态。孔子在理念上不信“死后有知…人死为鬼”，但他觉得神鬼信仰、祖先的祭祀是维持伦理的一种教化方法。伦理的中心就是孝，对于孝道的培植，当然是教化上的重点，而培植的方法就是“生则养，死别敬享”。故有“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教导，赋予祖先崇拜“报本、追远、崇德”的意义，期望民德因而归厚。儒家的祭祖观可以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和“祭者教之本也已”言其之本也。

正是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在社会上大力倡导和推行孝道和先祖祭祀崇拜，并利用佛、道两教宗教势力，来麻痹愚弄和影响普通民众，“上行之而下效之”。正是这种力量，而使中国古代先民的先祖崇拜和鬼神灵魂观念由来已久，影响深远，大家都信之崇敬之，故随俗从众而信之。

（责任编辑：耿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