颗粟大千中国古代玺印精品展 在西安开展
伏海翔
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印章是出土于殷墟的三枚铜玺，大约是商代武丁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在陕西扶风县黄堆乡云塘村、庄白村西周中晚期灰坑中发现了两枚铜质印章，李学勤先生如是说：“可能含有某些图腾或家族徽志的意味”。这也是陕西地区发现最早的古代印章。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又《吕氏春秋·适威篇》说：“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圜则圜。”玺就是印，玺书就是用印章封发的官府文书，襄公二十九年系周景王元年（前544），已经处于春秋中叶。由此可知，玺印作为一种凭信，至少在春秋中期已经被广泛使用。
西安博物院收藏历代玺印近一千枚，时间从战国到明清，以秦汉时期居多。本文以西安博物院藏印为例，兼述历代印风。
战国时期的印章，我们通常称之为古玺，这是源于战国时称玺不称印的缘故，战国古玺分官玺、私玺两大类，印文分朱文和白文两种，少见有朱白文相间者。战国玺印文字排列活泼、错落有致，章法极为精美。除官、私玺外，还有吉语、动物、人物等等。因地域而言又有楚系、齐系、燕国、三晋玺印等风格之分。如“口生玺”（图一），铜质鼻钮，印文揖让穿插，方圆相济。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命丞相李斯把和秦国不同的文字一律废除，经过删减，整齐划一，制成了全国统一的文字——秦小篆体。秦始皇为了提高中央专制政权的地位，制定了一套新的典章制度，规定只有皇帝用的印才能称“玺”（从那时起铼字都作玺写），官吏和百姓用印只能称印。
姚缑（图二），秦代，玉质，覆斗钮。钮上和印侧均以勾连云纹藻饰。印面加有框格，印文结字整饬，线条秀润舒朗，笔意明显，与秦小篆书法极似，也是秦印之典型特征。
秦代印章有的和西汉初期的印章不大容易区别，但仔细辨读还是可以区分的。秦官印多作方形，白文印印面多加有“田”字格，私印多作竖长方形，也称半通式。西安北郊相家巷村出土的秦代封泥“酆丞”（图三-1）与秦印“酆丞”（图三-2）如同出一模。除官私印、吉语印外，还有一些用格言、成语入印，如“相思得志”“日敬毋治（怠）”“忠仁思士”等，这一类印章一般都称作闲文印。
西汉初一改秦凿印的艺术手法，多采用铸造。西汉初期的官印多承袭秦印风格，印文饰以“田”字界格。但它们的书法少了秦印那种柔媚，而多用方笔，结字方圆相济、苍劲有力，钮制形式也比秦印丰富，有鼻钮、瓦钮、台钮、蛇钮、鱼钮等。西汉铸印布局严谨，平正方直，虽少了秦凿印的活泼之趣，但形成了庄严典重、雄浑伟丽的艺术风格。
军市令印（图四），西汉，铜质瓦钮，1997年西安市出土。军市令为汉代军营中设立掌管与民间贸易的职官。
西汉私印在风格上的发展与西汉官印同步，逐渐衍变为文字布排整饬、笔画平直的艺术风格，给人以清雅恬静之美。陈请士（图五），水晶质，覆斗钮，1992年西安市未央区范南村出土。通体晶莹剔透，印文布排大胆巧妙，玉箸银钩，是为西汉私印的佼佼者。与其同时出土的陈请士（图六）玉印，章法构思精巧，二印炫异争奇。
新莽时期的官私印在形式上和西汉区别不大。由于新莽手工业比较发达，这时期所铸造的官私印比西汉更为精美，尤其在印钮上更加精致生动，有的私印还采用鎏金、错银、镶嵌等艺术手法加以藻饰，使形式美和内容美有机统一，把印章艺术的美推向极致。新莽在政治上标榜复古，其度量衡比西汉较为短小，所以这一时期的官印都较小一些，约为2.3厘米见方。
王精（图七），新莽，金质龟钮，印文精美绝伦，1996年西安市碑林区沙坡砖厂汉墓出土。在汉代官印系统中，帝、后用玉质，为螭虎或龙钮；王、侯、太子、丞相、太尉以及归属中央的少数民族首领用金印，为龟钮或驼钮；两千石或中两千石高官为银质龟钮；千石或二百石为铜质鼻钮；列侯以下皆称印，列将军称章；这种玺印制度从秦汉至隋唐变化不大。金质私印在古代玺印中极为罕见。郭庆（图八），银质龟钮，龟背镶嵌六颗红玛瑙，使印章通体增加华丽之感。
新莽官印在规定印文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改革。新莽规定，官印字数均不少于五字，凡不足五字的在官爵名称后加“印”“章”“之印”“之印章”等内容，多于五字者在官爵名称后也辅“印”“章”“之印”等内容。新莽规定，官印在文字布排上不得少于三行，凡五字或印文字数为单数者则将“印”“章”这些助文字结构拉长，独占一行，使印文布排整齐匀称，这在中国官印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在官爵后辅以“印”“章”等助文字的作法也并非新莽独造，而在西汉末年是不为少见的。
东汉刘氏废莽复祖以后，只是对西汉的官制进行了承袭，并没有新的发展。东汉对睦邻之国及部落，皆视为臣属关系，所授官印皆在印文前冠以“汉”字，将军印和颁发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多半临时凿刻而成，我们把这一类印章称之为“急就印”。东汉末年，由于政府腐败，一些权贵势力割据一方，他们也在自己辖属之内封官拜爵、制授官印，官印颁制混乱不堪。
奉车都尉（图九），魏晋，铜质龟钮。西汉武帝始置，职掌皇帝车舆，多由皇帝亲信充任，秩比二千石。东汉名义上隶光禄勋。三国因之，地位漸低。魏、晋用作加官，与驸马都尉、骑都尉并号“三都尉”，多任宗室、外戚，并奉朝请，六品，名义上隶散骑省。历代多设此官，宋朝废。东汉除官私文字印外，大量出现了人物、车马、鱼雁、鸟兽等肖形印，有的还假以龙、虎、凤、龟四种动物来藻饰印面。
日光·肖型（图十），东汉，铜质穿带印。穿带印即双面印，两面之间有一穿孔，穿孔一般为长方形，亦有圆形。此印一面为“日光”二字，另一面作人、虎肖形图案。
萧胤套印（图十一），东汉，铜质龟钮，三重套式。依次分别为萧胤印信、京兆长陵萧胤季长印、萧胤，俗称母、子、孙印。京兆长陵为地名，季长为萧胤的字。
言事是一种表书文式，古代专指向君王进谏或议论政事。甘旸《印章集说》云：“秦汉书简间只用名印，后有某人言事……某人言疏等字者，极当……大约书简中及封固处只用一名印足矣。”意为封笺之意。甘楗言事（图十二），铜印狮钮，朱文，子印缺失。
东汉时期，由于黄老思想的盛行，人們对道教的三清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和真武大帝神（也称玄天上帝，即北方七宿，以北斗为代表）顶礼膜拜，这种崇尚在宋代已很是盛行。有的宗教印章是以北斗七星、三清符号作为变体而装饰的文字，有的还以真武、雷公等造型为主图，再穿插辅以文字，但都不易辨识。
北极驱邪院印（图十三），明代，铜质矩形钮。印面由“北极驱邪院印”印文、三清神符号、雷公神步罡踏斗图三部分内容组成，是道教符篆派所用的法印。道符印概而论之，代表着上帝、天神的旨意，是天帝所授，代表神之仙迹，文图神秘诡异。“北极驱邪院”是天庭名号，中间是猴脸尖嘴的雷神“步罡踏斗”施法的形象，最上端是三清符号。
宗教印章是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派生物，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表现，它作为天神的象征，具有通神、护身辟邪、去病、差神遣将等多种作用。
魏晋印章沿袭了汉代的形式，在铸造上却不及汉印精美。魏晋印章大都采用凿法，笔划较为纤细，文字章法随心所欲，雍容而不迫塞，拙稚又不荒野，别具写意的趣味。魏晋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前面都冠有魏晋的国号，这也是断定时代最好的标识，如“晋率善氐佰长”（图十四）。
隋朝建立以后，虽然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了改革，但在礼仪、官印制度方面还是因袭了北周的制度。《隋书·礼仪志》中记载：“金章龟钮，宗孝建故事亦谓之玺，今文日‘印，又并归于官府，身不自佩，例以铜易之。”也就是说隋朝官吏不必佩印，印章已交由官府保管了。标志着秦汉长达八百年的印绶制度被废除。从目前发现的隋代官印来看，一般都在五六厘米见方，也就足以证明南北朝时期官印逐渐加大的情况，在隋代已完全确定。
隋代印文弃汉缪篆之制，又复归秦小篆之法，但又不如小篆那样规整，构图随意性较大。隋代出现了采用蟠条焊接制作官印的艺术手法，是用条状铜丝，根据印文的笔画盘曲环绕，分主笔和支笔，穿插点截，焊接在已经制作好的印模上，有的文字笔画几乎用一根线条代替，但制成后那种铁线银钩的笔意，动中有静，拙中孕巧，形成了清雅而写意的艺术风格，也给篆刻艺术的发展传来了新的信息。隋代官印开始在印背上凿有年号款，因此在时代上容易确定。
千牛府印（图十五），隋代，铜质矩形钮。1971年西安市长安区五星乡建斗村高南组出土。印文“千牛府印”四字介于篆隶之间，为盘条焊接法制成。印背上还有一“上”字，以示钤盖时方向的辨识。千牛本为刀名，南北朝后期有千牛备身的官名，即持刀侍立左右的近卫，隋唐沿用其名。
唐承隋制，印章发展变化不大，但这一时期墓葬明品中又出现了瓦印。瓦印又称陶印，瓦印的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砖瓦经过打磨，然后在上面镌刻上文字，如“云阳县印”（图十六）；另一种是在泥坯上先进行镌刻，然后烧制而成，如“万年县之印”（图十七）。瓦印虽不及铜印那样精美，但其古陶留下的斑驳，尤显苍朴厚拙，别具一番趣味。
彭郡子光图书（图十八），五代，铜质矩钮，印文拙朴率性。甘旸《印章集说》云：上古收藏书画原无印记，始于唐宋近代好事者耳。其文有某人家藏、某人珍赏、某郡某斋堂馆阁图书记，印于所藏之书画上，其理最通其宜子孙、子孙世昌及子孙永宝，皆古钟鼎款识。顾氏摹入印谱，用以收为藏印亦可。
宋代官印以篆书为主，笔画有增无减，弯曲重叠，充盈印面，形成了宋代官印特有的书体——九叠篆。
公元1032年，党项羌族在宁夏、甘肃、陕北、山西一带创建了西夏王朝，夏景宗李元昊亲自主持创建了仿照汉字的西夏“国书”——西夏文，共六千余字。西夏文多用会意、形声造字，几乎吸收了汉字的所有笔画，但没有套用一个现成的汉字，西夏文字字体方整，笔画繁杂。
西夏官印笔画盘曲弯折，布满印面，这种与宋官印“九叠文”相似的书体，是为西夏文篆书，如西夏文“首领”印（图十九）。西夏官印几乎全为白文，线条粗犷流畅，印面加有圆角边栏，印背有西夏国书凿款，这也是西夏官印一个明显的特征。西夏私印传世极少，与官印正好相反，均为朱文，且以西夏文国书入印，形制有方形、圆形等，有的还不加边栏，印面构图空灵，印文笔划清新，比汉楷更为生动。从西夏官私印的书体、朱白、印章形式等多方面综合来看，西夏王朝对官私印的颁制是有着明确的规定。
从考古及文献资料来看，金代官印在使用制造上前期与后期有所不同，这是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缘故。据史书记载：正隆初年的官印，有的用辽金旧字及契丹文字，正隆元年始令礼部重铸颁发。金代初年由于战乱，朝廷无暇顾及制造官印，只是袭用辽、宋官印。太宗天会四年（1126），仿照辽、宋制度革新官制，始建三省之制。熙宗时期进行改制，“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所设的各级官府和官吏均授以礼部颁发的官印。根据官位的高低分金、玉、银、铜不同的质地，皇帝、皇后、太子的玺印用金或用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亲王、尚书令之印均是金印，诸君王和正一品、从一品印为镀金银印，正二品、从二品官印采用镀金铜印，三品以下的官印均采用铜质。如“行尚书六部主事印”（图二十），印背文字左为“陕西行部造”，右为“正大八年十月”，钮上文字为“上”，两侧边款分别为“行六部主事”和“印”。印文盘曲迂回，从风格上沿袭了宋代官印九叠篆的特征。
耀州造到大宝券纸（图二十一），金代，铜质矩钮，印体硕大，印文为楷书。耀州为地名；造到，制造之意；宝券，金代货币的名称。犹如纸币。《金史·食货志》记载，是以桑树皮为原料，它是取之于民，所征之钱名日：“桑皮故纸钱”。金史载，贞祜三年（1215），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曾上书朝廷，因陕西驻军多、费用大，所需经费来自京师，请求降板就地印造。此印的发现与1965年西安地区出土的金代贞祜三年交钞文铜版，说明朝廷准允乌林达的奏议，在陕西耀州设立制造“贞祜宝券纸”机构。
八思巴文是以藏文为母体，将藏文的音符文字形体加以变化，并吸收了九叠文的特点，再加自制的藏文演绎而成的。
“淮安百户印”（图二十二），元代，铜质柄钮，印文（八思巴文）排列规整，棱角分明，行与行之间分割明显，印背左刻“中书礼部造，至正十八年八月”，左刻“淮安百户印”，背款均采用汉字凿刻。八思巴文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从左向右竖写，字母和字母的连结也自上而下。
“元押”以其独特的形式入印，并以自身独有的“署押”功能，成为印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
蒙古人人主中原以后，汉楷作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常用的字体，必然受到蒙古上层贵族和下层的士平民的接受。在使用汉楷押印的同时，蒙古人也尝试用自己发明的“新字”入印，这就是“八思巴文押”（图二十三）。当蒙古人与汉人之间不能达成共识的时候，他们便以图象取代文字入印作为一种凭信来相互沟通，这就是图象押，图象押的形制很多，钟、鼎、壶、瓶、葫芦、人物、动物等，五花八门。
明代公印主要有铜质和木质两种，形制除方形以外，还多见有长条形和长方形。明代公印都有背款，刻有印文、制造机构以及编号。
汧阳端懿王印（图二十四），木质，钮脱落，通体施有金漆，印文篆书，印面10厘米方。端懿是.淠阳王的谥号。此印对研究明代的印绶制度和明代王室的丧葬制度有重要意义。
宋元以后文人流派印的兴起，金石篆刻作为一门艺术与诗书画并辔，代表明清玺印最高水准的官印，再也无力掀起印章艺术的波澜。
（责任编辑：耿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