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纬
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以沉香为代表的各种天然香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并形成中国的香学、香的文化。在某些历史时期，香文化甚至对推动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香多用于祭祀和礼仪
北宋丁谓在《天香传》中说：“香之为用，从上古矣。”从考古成果看，上古用香应该不会晚于新石器时代。先秦时期香的使用有两个特点：一是使用的香料均为天然之物，种类比较少。就像元代熊朋来在《陈氏香谱））序中说的：“可炳者萧，可佩者兰，可鬯者郁，名为香草者无几”；二是此时香的使用多是出于祭祀和礼仪的需要。
祭祀用香起源于上古的燃烧祭祀。利用燃烧物品的方法进行祭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在距今六千多年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以及上海青浦淞泽遗址的祭坛中，都发现有燃烧祭祀的痕迹。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已有“柴”字，清代段玉裁认为“烧柴而谓之‘紫”，也就是烧柴祭天的仪式。《尚书·尧典》记载舜曾在泰山举行柴祭。
周代升烟祭天称为“禋”。东汉郑玄解释为“禋之言烟”，唐代孔颖达则认为是“芬芳之祭”。《诗·大雅·生民》记录了关于周的先祖后稷的传说，里面就提到了“禋”祭，并且写到在祭祀的时候燃烧起“‘萧（艾蒿）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另外《诗·周颂·维清》里也有周文王进行“禋”祭的记载。郑玄说：“周人尚臭”，香在周人心中占有很高的地位。由此可见，古人用燃烧香草的方式祭天祈福，正是想通过香气的上升，表达自己对上天和神明的敬意。
因为古人笃信香气能表达出敬畏之意，所以在先秦的各种礼仪中，经常有对香草的应用。《周礼·春官·女巫》中记载：“女巫，掌岁时祓除釁浴。”“釁浴”就是指用香草涂身或熏身，并以香汤沐浴。清孙治让解释说：“《国语·齐语》云：‘管仲至，三釁三浴之。韦注云：‘以香涂身日釁。…齐桓公迎管仲，用三釁三浴之礼，足见当时人对香的重视。另据《周礼·春官·郁人》记载：“郁人掌裸器。凡祭礼、宾客之裸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郁鬯”是一种香酒，用郁金之汁调和而成，古代用于祭祀或待宾客。“裸”既是一种以香酒灌地求神的祭祀形式，又是一种酌香酒敬宾客的礼仪。“彝”是盛酒的尊。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香草也起着驱虫、香身、居室熏香等多种用途。
辽河流域发现的五千年前红山文化的陶熏炉炉盖、黄河流域发现的四千多年前龙山文化的蒙古包形灰陶熏炉，以及长江流域发现的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的竹节纹灰陶熏炉等，这些考古成果都是上古先民生活用香的最好证明。
中国古代早就是利用熏燃香料来驱虫，《周礼·秋官·庶氏》说：“庶氏掌除毒蛊，……以嘉草攻之。”这里说的“毒蛊”是一种害人的毒虫，“嘉草”应该是一种香草。攻即指熏。《周礼·秋官·翦氏》也说：“翦氏掌除物，……以莽草熏之。”同时，古代很早便有佩香的习俗，《尔雅》中即有“缡”，东晋郭璞注：“即今之香缨也。”屈原《离骚》中，也有“纫秋兰以为佩”的诗句。另据《山海经》记载：“南山经之首……有木焉，其状如毂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也就是讲，这种树木开的光芒四射的花朵，采摘下来佩带，可以不迷失方向。《山海经》还说浮山有一种名为“薰草”的植物，它香气扑鼻，是一种香草，人们佩带这种香草，可以治疗疫病。至于说到居室熏香，除了各种出土的熏炉外，在《孔子家语》中也有关于芝兰之室的记载。
周人尚香，无论是诗人还是学者，都爱借助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左传》中说道：“明德维馨”，即儒家学者借助香来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用馨香比喻德政。香草也常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用来比喻忠贞之士。屈原的《离骚》、《九歌》等诗篇中，记载了许多香草，如《离骚》中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九歌》中“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香草在诗中是超凡脱俗的象征，是浑浊世人的对立面，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香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产生之日起，便具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在先秦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逐渐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为人们所钟爱和推崇。
两汉用香进入
快速发展时期
汉代是中国用香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汉代盛产香料的南方地区统一，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大量香料得以从境外引入，使得中国人对香的使用进入到快速发展时期。
汉代国家的强盛，使得王公贵族的生活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享乐成份，熏香作为一种尊贵身份的象征，到了此时便自然而然地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开来。考古发掘的汉墓中，各种香具是常见物品。广州西汉初期南越王墓中曾出土三件铜制熏炉。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也发现了熏炉、熏笼、香枕、香囊等多种香具。有研究表明：“自西汉晚期到东汉期间，大约半数的墓都有熏炉随葬。”从中不难看出两汉熏香风气之盛。《后汉书·钟离意传》载：“蔡质《汉官仪》曰：‘尚书郎入直台中，……伯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者。伯使从，至止车门还，女侍史絮被服，执香炉烧熏，从人台中，给使护衣服也。”可见当时用香熏烤衣被是宫中的定制。《东宫故事》写道：“皇太子初拜，有铜博山香炉。”这说明焚香在当时的宫廷中已然成为必不可少的官仪。
汉朝香料的种类较先秦有很大的增加。一方面，汉朝建立之后，不断开疆辟土，使得中国产香的地区越来越多。《太平御览》引《林邑记》记载：“朱吾以南有文狼，野人居无室宅，依树止宿，食生肉，采香为业，与人交市。“朱吾”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设置的县，属于日南郡。说明了当时的边陲之地，早已存在以“采香为业”的人群，市场上有了香材的流通。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的开通，开启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范哗在《和香方》序中说：“（香料）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由此说明大部分香料是从国外传入中国的。东汉史学家班固曾在写给自己兄弟班超的信中说到：“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
熏香在汉朝也被当做敬神之物继续使用，《汉书》里就提到焚烧安息香可以“通神明”。而且，各种香料的药用价值，也被当时的人初步认识并得到利用。王族的墓葬中放入香料，既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同时也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太平御览》引《从征记》说，刘表死后，其子将各种珍贵的香料捣碎，有数十斛之多（古代一斛为十斗），放人棺椁之中，据说后来墓葬被人挖开时“香闻数十里”。《水经注》也记载了这段故事，提到“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经月不歇。”东汉诗人秦嘉曾给家中的妻子寄去香料，信中说：“今奉麝香一斤，可以辟恶气”，“好香四种各一斤，可以去秽”。
汉代宗教对香的使用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道教的教义里，仙人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以香气为食，所以道教的各种仪式中，经常采用熏香的方式。起源于印度、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的佛教，更是历来主张用香。佛教盛行的南亚地区，是香材料的重要产地，那里的人很早就有用香的习惯。佛经中也曾多次提到用香的习惯，把香称作佛使。佛教香赞曰：“炉香乍爇，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香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
魏晋南北朝
香进入士大夫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交通更加便利，香料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南北朝梁任昉《述异记》记载，日南郡出现了专门进行香料交易的“香市”，南海郡则出现了采香的“香户”。随着香料种类的日益丰富，当时的著作中开始有了对香料、香品的介绍。三国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晋稽含的《南方草木状》等书中，有许多关于香料的记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也曾论及香粉的制作方法：“惟多着丁香于粉合中，自然芬芳。”南朝宋范晔曾撰有一本香学专著《和香方》，元代阴时夫《韵府群玉》记录：“范晔撰《和香方》三卷。”此书今已亡佚，仅留下一段自序，借用香料类比朝中人物。
香料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魏晋以来用香更加普及。据《太平御览》引《魏武令》记载，魏武帝曹操，在“天下初定”时，出于节俭方面的考虑，曾“禁家内不得香熏”，“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但是后来为了房室清洁，也就“听得烧枫胶及蕙草”了。曹操还曾向诸葛亮寄赠鸡舌香。《魏武帝集·与诸葛亮书》中说：“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曹操在临终时，遗嘱中特意嘱托将自己珍藏的香品，分给诸位夫人。曹操次子，魏文帝曹丕曾遣使东吴孙权处求雀头香（香附子）。事见于《江表传》《三国志》斐松之注，《太平御览》也曾引用过。
南北朝时期，后赵武帝石虎“作流苏帐，顶安金莲花，花中悬金薄，织成婉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生活奢侈。《太平御览》引《齐书》记载：“（东昏侯）拜爱姬潘氏为贵妃，金莲贴地，使妃行于其上，日此步步莲花耶。刻画雕彩，麝香涂壁，锦幔珠帘，穷极绮丽。”《陈书》中说，陈后主沈皇后“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木为之”。
此时香开始进入士大夫的生活，只是由于香料价格十分昂贵，能用的起的多是巨富之家。《晋书·王敦传））记载，东晋石崇“以奢豪矜物”，家中厕所“常有十余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同书《刘定传》记载，崇尚节俭的尚书郎刘寔，有一次到石崇家拜访，“如厕，见有绛纹帐，裀褥甚丽，两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谓崇曰：‘误入卿内。崇曰：‘是厕耳。寔曰：‘贫士未尝得此。”
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造就了人们崇尚简约淡泊、追求超凡脱俗的哲学思想，香烟缭绕的意境恰好与这种哲学思想相吻合。佛、道两教的进一步发展，神仙故事的不断传播，也给香带来了一些神秘色彩。《太平御览》引《世说新语》说，东晋时有个叫陈庄的人，“入武当山学道，所居恒有白烟，香气闻彻”；又引《续晋安帝纪》说，陈庄曾拜访魏兴太守郭宣之“去后郡内悉闻香，状如芳烟流散”。《梁书·韩怀明传》载：“（韩怀明）十岁母患尸疰，每发辄危殆，怀明夜于星下稽颡祈祷。时寒甚切，忽闻香气，空中有人语日：‘童子母须臾永差，无劳自苦。未晓而母豁然平复。”香气在这一时间已成为神仙的象征。
隋唐时期焚香开始普及民间
隋唐时期香料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香料的普及在此时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由陆路改为海路，唐代中期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其时大食、波斯（大食的属国）的外商遍布沿海各港口，尤以广州最盛。到唐末，广州的外商数量已经十分可观。据史料记载，黄巢在攻陷广州前，勒索巨款不遂，所以在城陷时屠杀外商达十二万之多。正是通过如此庞大的外商群体，使得香料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香料当时也已成为唐代许多州郡的重要特产。唐代刘觫的《隋唐嘉话》中记载：“谢眺诗云：‘芳洲多杜若。贞观中，医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贡。州判司报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由谢眺诗误。太宗闻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支郎免官。”唐朝度支司为掌管财政收支和物资调运的官署。太医院要用杜若，糊涂的度支郎（度支司长官）就去向坊州调拔。坊州的判司（负责批转公文的小官）如实回报，结果升为雍州司法（主管刑法的官）。度支郎却被免了官。从这个故事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已经建立起从地方州郡向朝廷调运香料的制度。
香料的普及，使得隋唐时期用香的量非常大。《香乘》曾引唐代苏鄂的《杜阳杂编》说：“隋炀帝每至除夜，殿前诸院设火山数十，车沉水香，每一山焚沉香数车。……以甲煎沃土，焰起数丈，香闻数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二百余石”。
宋陶榖《清异录》记载唐中宗韦皇后与皇亲国戚、权臣“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日‘斗香。”当时日本受其影响，成为平安贵族模仿的竞香雅会。据唐代郑处海《明皇杂录》记载，唐明皇时期，宫内建有沉香亭，明皇与贵妃曾在亭上赏木芍药。这里的“沉香亭”应该是用能生成沉香树木造的亭子。另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当时权倾朝野的杨国忠宅中有“四香阁”——“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于此阁上赏花焉。禁中沉香之亭，远不侔此壮丽也。”
香料大量涌入使价格大大降低。所以隋唐以后，焚香开始慢慢地推广到民间。唐代的文人普遍用香，留下了许多咏香的诗句。如王维的“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杜甫的“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自居易的“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
到了五代，香的使用更加生活化，甚至赏花时也焚香助兴，而且还非常有讲究。如五代韩熙载提出：“对花焚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龙脑，酴醾宜沉水，兰宜四绝，含笑宜麝，薝葡宜檀。”足见这时的文人士大夫对香气的研究之细腻与高雅。
宋代用香发展至鼎盛
宋代发达的海外贸易、日趋成熟的香料运销机制，使得这一时期香的使用遍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用香的群体逐渐扩大到民间，围绕香的制作和使用形成了一个发达的产业。文人普遍用香、制香，出现了许多论香的专著。文学作品中，对香的描写已经十分普遍。香在此时已经深入人心。
宋代的香料贸易空前繁荣。据全汉昇的《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一文记载，当时较为重要的香料贸易品有：龙涎香、龙脑香、沉香、乳香（熏陆香）、木香、蕃栀子、耶悉茗花（素馨花）、蔷薇露等。外国运来的香药，由各地的市舶司管理。市舶司就是后来的海关，始设于唐，负责海外贸易，到了宋代变得越发重要。广州、番禺、杭州、明州、泉州等地都设有市舶司。
在市舶司掌管的各种贸易中，香料贸易占有首要的地位，并且出现了专门从事香料运输的“香舶”。1974年福建泉州发掘出一艘宋代香舶，上面就装载有龙涎香、沉香、乳香、降真香、檀香等香料。宋代香料进口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据史料记载，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仅广州一地所收乳香数量就高达二十多万公斤。
香料数量十分充足，使宋代香的使用得到很大普及。香与人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遍布生活的方方面面。北宋司马光撰写的《司马氏书仪》一书，记录了当时民间的通用礼仪，其中便多次涉及香的使用。书中有“焚香”二十二处，“香炉”九处、“炷香”八处，另外还涉及香酒、香盒、香匙等。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多处描绘了与香有关的场景。最有代表性的是其中有一个香铺，门前立有“刘家上色沉檀楝香”字样的招牌。“沉”是指沉香，“檀”是檀香，“楝”则是指上品乳香。香铺中除了贩卖香料之外，也生产香的成品，如合香、棒香、香水等。香铺之外，市井之中还有一些与香有关的行业。据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制作印香的人“每日印香而去，遇月支请香钱”。又如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酒楼”条中，提到酒楼上“有老妪以小炉炷香为供”，称为“香婆”。
宋代香事如此发达，关于香的书籍也十分丰富。北宋初李叻编辑的《太平御览》中，就收录有“香部”三卷。其中列出香料共四十二种，并记述了许多与香有关的故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赵汝适的《诸蕃志》中，也都有香料部分的记载。另外，在《宋会要辑稿》《宋史》及各种宋人笔记中，亦可散见一些香料的名称。
宋代出现了很多“香谱”类的书籍。宋元之际陈敬在编写《陈氏香谱》时，所引用的各家谱录便有沈立《香谱》、洪驹父《香谱》、武冈公库《香谱》、张子敬《续香谱》、潜斋《香谱拾遗》、颜持约《香史》、叶庭珪《香录》等。洪刍（驹父）的《香谱》写于北宋末，分“香之品…‘香之异”“香之事”“香之法”四个部分。其中“香之品”部分记有四十三种香料，记载得很是详细。《香录》的作者，南宋叶廷珪，更是供职于市舶司，收集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他在自序中说：“余于泉州职事，实兼舶司，因蕃商之至，询究本末，录之以广异闻。”而《陈氏香谱》则是一部博采宋代诸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是研究宋代用香历史的一本重要参考书。
宋代文人中盛行用香，黄庭坚曾自称“有香癖”，苏轼曾亲自制作了一种篆香赠与苏辙作为寿礼，陆游则作有《烧香》诗。在宋代的诗词之中，自然不乏有写香的佳句，如晏殊的“翠叶苍莺，珠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欧阳修的“沉麝不烧金鸭冷，笼月照梨花”；李清照的“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陆游的“一寸丹心幸无愧，庭空月白夜烧香”。“焚香静坐…鼻观心参”，宋代文人已将品香升华为生活的艺术。
宋人用香上自朝野，下至庶民，甚至影响到周边的国家。正如台湾学者刘静敏在《宋代<香谱>之研究》一书中写道：“宋人善香风尚，不限于中土，流风所及，邻国高丽与日本也熏染焚香风雅。从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十三记其兽炉，所焚笃耨、龙脑、旃檀、沉水之属，皆宋朝廷御府所赐。而日本京都的经冢出土一批宋代南方地区所产瓷香盒，青森与镰仓出土各种元代龙泉窑香炉等，都说明宋代用香风气远播。”
元代对外贸易中香料仍是主要的商品。《马可·波罗游记》中曾提到中国人从印度贩运香料，满载而归。元朝的宫廷中很注意养生，用沉香、麝香、檀香、龙脑等二三十种香药，配制成“异香丸”，每日服用，能使人健康，身体发出异香。元人还在沐浴时用香料煮水，增加身体的柔润香气。元杂剧《谢天香》细致的描绘了妇女用“熬麸浆细香澡豆”沐浴的场景，更证明元代除熏香外，采用香药煮水沐浴很普遍，也很盛行。在今天南方有些地区，老百姓仍爱用生姜、鲜花泡水沐浴，既除湿气，又香身体，还使皮肤细腻润滑。
明清香文化发展成熟
明代成祖朱棣为开拓海外航线，取得对外贸易的主动权，于1405年起令郑和率领两万余人的庞大船队七次下西洋。船队曾到达南洋、印度洋沿岸以及波斯、阿拉伯等三十多个国家。沿途用丝帛、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与各国进行交易。香料是交易回来的主要商品，包括檀香、龙脑、乳香、木香、安息香、没药、苏合香等。这些香料除供宫廷使用外，大部分被销往各地。由此可知，明代是中国香文化发展的成熟期，香的使用更为普及，手工制作的线香开始广泛使用，并已形成了成熟的制作技术。《本草纲目》中记有“使用白芷、甘松、独居、丁香、藿香、角茴香、大黄、黄芩、柏木等为香末，加入榆皮面作糊和剂，可以做香‘成条如线”。这一制香方法的记载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线香的文字记录。
除了用香、制香的发达，明代学者对香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继宋代大量出现香谱类著作之后，明朝末年出现了一部集历代香谱之大成的作品，即周嘉胄的《香乘》。据周嘉胄在该书《自序》中所云推测，周“好睡嗜香，性习成癖”。《香乘》初成于万历戊午年（1618），当时全书只有十三卷。后来，作者认为过于简略，疏漏较多，于是广泛搜集香之名品、典故及鉴赏之法，旁征博引，一一具言始末，积二十余年之力，编成此书。于崇祯辛巳年（1641）刊出，作者自为前后二序，另有李维祯序言一篇。是书一共二十八卷，采集十分繁富，编次条理分明，代表了我国古代香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也为中国传统香文化做了一次总结。
明宣德三年（1428），宣宗皇帝差遣能工巧匠，以黄铜为主料，制造了一批精美的铜制香炉，这就是著名的“宣德炉”。
清代建国之初，为防范台湾郑氏反清势力，东南沿海实行海禁，仅允许广州“一口通商”。17世纪晚期，康熙皇帝平定了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岛之后，清帝国进入繁盛时期。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海通商，在东南沿海设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大海关，海上贸易得到发展。但1757年乾隆皇帝上谕“口岸定于广东，洋船只准在广东收泊贸易”其他三口岸被关闭，从此中国又遭遇了长达两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海外进口的香料、木材等物资因之减少，如沉香、紫檀木，在乾隆时期就已经十分珍贵。但是明代制香技术的成熟，线香在民间的广泛使用，延续至清代，焚香、熏香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时线香、篆香仍普遍使用。高品质的香料，如沉香、檀香、龙涎香、麝香等，一直以来都是皇室贵胄、商贾巨富的消费品，海外进口虽然受限，但不会影响到这些人的奢侈需求。合香用沉、檀、龙、麝香料之外，多用的是香药一类的香材，亦可以就地取材，不会影响普通人的使用。
据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八月的《香行记事碑》记载：“自来香行原有公会。祈觳坛关圣帝君神前进香。其来久矣。其中举意，虔诚尽心……。”捐助香行店客铺号众多，其中香号、香末行、榆面行等多达八十五家。香行店东有：（香末行）金克圣、朱凌桂、仉世祥、冯国瑞、任廷贵、金彪、王文口。（香面行）田宏圣、可孙珍、田梁贤。
从《香行记事碑》所录香行赞助主碑的人名、字号可知，清代制香、售香等方面分工细致、明确，分布地区广泛。仅从北京一例，便能了解清代用香普及的概况。当然，此时已不能与隋唐时相比，隋炀帝过年一个晚上用二百乘沉香、二百石甲香，粗放的焚烧一夜。千多年后的清代，人们对香已不是单纯地气味上认知，早已升华到了精神世界。
清代况周颐《眉庐从话》记载：“每岁元旦，太和殿设朝，金炉内所燕香名‘四弃香，清微澹远，迥殊常品，以梨及苹婆等四种果皮晒干制成。历代相传，用之已久，昭俭德也。”《钦定上旧闻考》记载了许多乾隆皇帝咏香的诗句：“金鼎烟中三殿曙，林钟律裹八音披”“疃咙晓阙放芙蓉，香拥金炉露气浓”、“晨曦炯炯洁斋宫，一缕炉烟散绮栊。”御书联：“篆袅金炉，入座和风初送暖；花迎玉佩，映阶芳草自生荣。”“四壁图书饶古色，重廉烟篆挹清芬”。清代的小说、笔记等作品中，记载了许多“鼻观”的文字。曹雪芹《红楼梦》、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等名著中，都有对香的记载。特别是清光绪年间刊印的绘画插图本的《聊斋志异》，全书四百三十九幅图画，其中三十六幅绘有与焚香、熏香有关的各式香炉、熏炉。再现了中国古人品香、用香的场景，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香学提供了直观的生动资料。
近现代香文化几经沉浮
1912—1949年短暂的三十余年中，国人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革，传统文化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香文化也不例外。这时期熏香只在少数遗老、知识阶层依稀存在，更多的是普通人的宗教用香。在民国笔记小说及一些文人遗留的文字中，还有些许对香的记载。如马叙伦《石屋叙审》中记载有《金鱼唱和词》哲如：“兽炉香里日偏长，独自倚楼惆怅”。点滴诗词透露出近代文人对香的依恋，品香在当时仍然是生活艺术。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人们的生活自由、安定，少数老知识分子重拾旧日生活情趣，延续了熏香的习惯。如鄙人父即旧文人，出生于19世纪末，熏香是他生活中的平常事，无论读书、写字、会友，都会制一款篆香。当时用的香面是家中旧存的沉香，也自制合香，那是在西四牌楼同仁堂选购的霍香、香附子、白梅花之类的药香料配制而成，用纸煤子余火点燃篆香，别有一番情趣。1966以后，那段特殊时期，家里的文玩旧物如沉香山核桃形暖手、香炉等被破了四旧，当然熏香也在家中消失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1949年以后熏香的确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以北京为例，原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西夹道有一个大院，1958年那里仍有“广内制香厂”，1962年以后迁至广安门外。这家香厂曾生产大众的生活用香，如驱臭的芭兰香、熏蚊虫的卫生香等。1978年几个小厂合并，变成了“广内光娜日化厂”。
改革开放以后到21世纪初期，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越来越稳定、富裕。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国内收藏热的升温，兼具观赏和药用价值的沉香开始成为收藏界的新宠。市场上好的沉香每克售价可达几千元至上万美元不等，由此可见人们对沉香的喜爱。
一块小小的香料，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它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沉香热的背后，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用香的历史，以及由此形成的“香”的文化。特别让人欣慰的是，几乎消失的中国几千年的香文化，在今天重新被人们捧起，仔细地审视、鼻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香的文化正在被国人继承和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阮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