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易《嵩洛访碑廿四图》之《小石山房》考

秦明

编者按：图像的使命是完成一个隐含的历史文化与信息结构，好的图像既有自身的内在精神，又重构外在的文化涵义和原象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图像的合理阐释是图像的第=次创作或创作的延伸，将赋予图像更多的可能性。本期的四篇论文，从图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视角对不同时代的图像文本作了深刻解析，所论既有金石书法，也有传统中国画。《黄易<嵩洛访碑廿四图》之《小石山房>考》从图像本体出发，还原了一幅清中晚期生动的书法碑刻考古画面，再现彼时文人墨客金石交往的佳话，从侧面论证了清代碑学滥觞到成为主流的契机和原因。《文徵明<跋怀素自叙帖>考论》从文徵明题跋入手，对《自叙帖》在当时的版本流传以及文徵明家藏的《自叙帖》作了严谨细致的考论，对《自叙帖》版本的真伪及流传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马远水图意象再探》立足多元研究视角，重新审视马远《水图》，揭示了其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和政治寓意。《倪瓒<松林亭子图>的图像疑点》通过作品的背景、受画人考以及画面的画法、题款书法、笔墨趣味、图示等分析，提出此画存在一系列疑点。图像时代对经典图像的解析是学者常见的研究题材，并由此揭示图像背后隐秘的知识和真相，以图证史，正本清源。本期专题，其意于此。

嵩少归来指洛阳，崎岖历后尽康庄。人夸走马看花地，我爱寻僧选佛场。苔藓残碑迷汉魏，战争旧垒认隋唐。前贤只羡西崖好，配食香山葺小堂。

——黄易《游洛阳道中》

引子

黄易的存世绘画作品中，山水画为数不少，昔者多有佳评：“善画山水，随意皴染，人争宝之。”“工山水，上法北苑，合馀子以自成一格。”“善画山水，笔意简淡，超逸绝伦。”“山水弥简淡，号逸品（《桐阴论画》），源出董北苑、巨然（《墨香居画识》），亦仿关仝《小松自题山水册》。”其中，寻古访碑题材则最具特色，如天津博物馆藏《得碑十二图》、故宫博物院藏《访古纪游十二图》《嵩洛访碑廿四图》《岱麓访碑廿四图》等，既保持着传统文人山水的艺术特质，又承载了乾嘉金石学显学的历史内涵，尤为后人所推重。图册之上题跋累累，前人称誉有加，自不待言，时至今日，赏鉴者仍不吝溢美之辞：“所画古迹实景，境界清寂，用笔拙逸，墨色清淡，景致简明。”“全册以淡墨干笔突出景物，构图简淡萧散，具有冷逸之致，疏淡之中又觉古气盎然。”“画面所绘景色均较为简略，着重表现胜迹山势和存碑之地，并点缀访古之人，不加多余景致，使境界显得幽僻清寂。用笔拙朴，墨色清淡，放逸不拘一格。这种简率拙逸的技法与内容相协调，生动地传达出了访古寻幽的古趣和雅兴。作品在风格、意趣上均别具一格，如孙星衍题记所赞：‘意境独造，非亲涉者不能知其神。”“画面无绚丽的色彩和工细的勾勒，然淡墨简笔，冷逸幽隽，古风逸致，可见倪瓒、黄公望山水的遗意。翻阅画册，齐鲁名胜风光尽收眼底。”概言之，简、淡、逸、意四字为其特色，访碑题材则开风气之先，即所谓“以秀逸之笔传邃古之情，得未曾有”。基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思维惯性，有人认为黄易的绘画作品（特别是上述访碑得碑图）有“金石气”，虽有一定道理，却不尽然，如尝见黄易于《仿古山水册》中自题“法查梅壑”（查士标）、“拟杨龙友”（杨文骢）、“临松圆诗老”（程嘉燧），即使在“五百年来金石书画第一杰作”的《得碑十二图》中，亦有“黄易仿南华散仙笔”（张鹏种）、“黄易仿白云溪外史”（恽寿平）、“黄易学筱饮山人笔”（陆飞）的署款。因此，黄易画作中“文人气”始终是第一位的，而“金石气”虽是其表现内容的显著特征，却是次要的，且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在黄易的笔下，除了对自然山川名胜古迹的描写，还有对文人雅致书斋清赏的表现，后者在访碑图中虽偶有出现，却因为数不多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但这些文人书斋却是精华所在，被黄易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于访碑图整体而言乃是点睛之笔。笔者目前所见黄易笔下的文人书斋凡九幅，即《得碑十二图》之《诗境轩赏碑图》《良友赠碑图》《小蓬莱阁贺碑图》，《嵩洛访碑廿四图》之《小石山房》，《岱麓访碑廿四图》之《大明湖》，《访古纪游十二图》之《金石重盟》《松下清斋》，以及《五砚楼图》和《四研山房》隶书横幅。其中，《小石山房》颇具典型研究意义。

《小石山房》 （图—）系黄易《嵩洛访碑廿四图》中唯一一幅表现文人书斋的画作。黄易自题云：

小石山房。偃师武君虚谷得晋征东将军刘韬碣，因构小石山房贮之。余造访扪赏，润如克玉。虚谷又出古玉圭共玩，堪称二妙。赠余龙门造像百余，李北海麓山寺碑阴碑额，李吉甫等永兴石室题字，元遗山、王黄华等题名。同至学官观虚谷所收魏齐迄宋元诸碑，目不给赏，榻得魏李超、唐周公祠、金滹南老人碑数纸。钤“小松”朱文印。

“小石山房”系武亿的斋号。武氏尝言：“自予困于外，私意年五十后，当谋吾乡近淮庙北山原先茔之侧，为结庐归老，毕此生平硁硁者。”黄易谓“得晋征东将军刘韬碣，因构小石山房贮之”（图二）。徐珂《清稗类钞》记《武虚谷藏晋刘韬墓志碑》，云：“乾嘉以还，金石专门之学，偃师武虚谷大令与钱塘黄小松司马齐名。虚谷博洽精考据，尤好金石。桃园庄农家掘井，得到晋《刘韬墓志》，急往买之，自负以归。石重数十斤，行二十余里。至家，惫顿几绝。日夕抚玩，珍秘特甚，亟仿造一赝石，以应索观及索打本者，真者则什袭而藏匮。殁后，其犹子某疑其为重宝也，夜盗之出，竭毕生力，几弗克负荷。及启视，石也，则怒而委之河水。”此等坊间趣谈，虽是听之一笑，却也颇受启发。

一、武亿与“小石”

武亿（1745-1799），字虚谷，一字小石，旧字老统，自号半山石人。武亿之先世，据孙伯渊《平津馆文集》云，原居于山东聊城县，明朝时有远祖名恂者以指挥使驻怀庆，遂为河南人。曾祖名维翰，清朝顺治年间迁偃师，遂为偃师人。祖朝龙。父绍周，雍正癸卯科进士，曾任安徽东流县知县行取主事，官至吏部验封司郎中。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二十二日，武亿生于北京。乾隆三十年（1765）服阙，应童子试，偃师令见其文奇，拔擢第一。乾隆三十五年（1770），膺乡荐中式本省乡试第六名举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会试中式第一百十名进士。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出任山东青州府博山县知县。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罢官。此后曾寓居历下、鲁山、安阳，主修《鲁山县志》与《安阳县志》，又主讲临清州青源书院及邓州春风书院。嘉庆四年（1799）十月二十九日卒于家中，终年五十五岁（图三）。《清史稿武亿传》记载：

亿学问醰粹，于七经注疏、三史、涑水通鉴，皆能嗣诵。既罢官，贫不能归，所至以经史训诂教授生徒。勇于著录，有群经义证七卷，经读考异九卷，金石三跋十卷，金石文字续跋十四卷，偃师金石记四卷，安阳金石录十三卷。又有三礼义证、授堂割记、诗文集等书，皆旁引远徵，遇微罅，辄剖抉精蕴，比辞达意，以成一例。大兴朱珪称亿不愧好古遗直云。

姚鼐《博山知县武君墓表》云：

君讳亿，字虚谷，偃师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其任博山县，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贫，常於他县主书院。读经史，考证金石文，多精论明义，著书数百卷。今皇帝（嘉庆帝）在藩邸，闻君名，及亲政，召君将用之，而君先卒矣！

作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武亿既有着高深精湛的学术造诣、刚正不阿的处世原则，还有着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众所周知的怪异性格。正史之外，李春光先生尝纂《清代名人轶事辑览武亿》，汇《碑传集》《小沧浪笔谈》《儒林琐记》《杶庐所闻录》《眉庐丛话》《国朝汉学师承记》《郎潜纪闻三笔》《啸亭杂录》《清儒学案小传》中散见之文，累列成篇，以飨读者。仅从作者所拟“少有异禀，性情挚厚”“迂僻善哭”“殴翁方纲”“学不动心法”“好金石之学”“武虚谷之行谊”“武虚谷借警墨吏”“杖责和坤捕役”“忆武君二事”等小题目中，一个多重性格的武亿便可领略—二了。其“好金石之学”者援引有三，其一出自《眉庐丛话》，内容与前文徐珂《清稗类钞》之《武虚谷藏晋刘韬墓志碑》相同。另二则分别为：

其二，《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

与童君二树名钰者，同修偃师县志。童君好收藏碑版，君武亿考订秦汉以来金石 文字，童君服其精审。于是酷嗜翠墨，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摸拓，或不能施毡椎者，必手录一本。偃师杏园庄去所居四十余里，民家掘井得晋刘韬墓志长二尺有余，重几百斤，君肩之以归。

其三，《小沧浪笔谈》卷一：

偃师武虚谷亿说经铿铿，探求汉氏之学。……生平著述甚多，皆阐抉经术，搜索原本。不喜为词章，而词章亦尔雅醇厚如其为人。尤精于金石学，尝佐予裒辑《山左金石志》。桂未谷赠诗云：“一行作吏早归山，金石遗文出郑笺。来往鹊华秋色里，逢人但乞打碑钱。”嘉庆四年冬，为朝臣保荐，奉旨召用。而虚谷已先殁一月矣。其荦荦大节，详孙渊如观察所为传中。

武亿表字之一“小石”，斋名“小石山房”，可见他对这块“小＼石”——晋刘韬墓志的看重。毕竟这是在他家乡偃师出土的，作为金石学家，他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去研究、保护、弘扬。武亿在《偃师金石遗文记》中记载如下：

晋刘府君墓志。存。八分书。在武亿家。

晋故使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征东将军军司关中侯刘府君之墓。君讳韬，字泰伯，叔孝处士，君之元子也。夫人沛国蔡氏。

亿案：志向为土人掘井出之已二十余年，仍弃置一民家。乾隆癸卯（1783年）余自杏园庄假之而归。石以今尺量度不过二尺余，上锐下齐作圭形，无年月可考，字皆完好无缺。晋碑世不多有，而此志尤喜为余得，独不沦毁亦其有幸。不幸，与刘君官不为卑，然于功状竟无所铺叙，古人之不溢美尤为可爱……石出自杏园，墓亦当在是，然无可寻矣。

陈龙正家矩志，石耑防发掘须令易见，若准家礼合字于背，外用銕东是掩之也。虽掘者见石何由知为其家冢而遽歇手乎。冀其断銕开瑞察详观抑又难矣。宜仰字于面，但以砖覆之，离圹前数尺浅埋之。案此石由掘井始出，盖即当日志墓之石埋于圹中者，制亦如汉碑式，而形制特小直不复用砖。较之家矩以意为之者，更有据也。礼家宜仿为后人埋铭定式。

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也有相关著录：

征东将军刘府君墓碣。八分书。右刘韬墓碣。在河南偃师县武虚谷家。

有意思的是，黄易称其为“墓碣”，而不是武亿所说的“墓志”。针对武亿的考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右征东将军军司刘韬墓版文。乾隆癸卯，偃师武进士亿于本县杏园庄得之。其文云：……凡四十七字，其词简而不记年月。其石广二尺馀，余题为墓版文，上锐下平，如圭形，与汉碑式异。予题为《墓版文》，未知其然否也。‘军司之名不见于《晋志》，而纪传屡见之。……是军司军固中要职，山涛、卫瓘、李憙之军司，皆在魏朝，则魏已有此官。窃意军司即军师，晋时避讳，改‘师为‘司，史臣并魏之军师亦追改，非魏时本称也。”虽然钱氏对“军司”的考证言之凿凿，但对所题“墓版文”的称谓却“未知然否”，并不能确定。王昶并未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是将钱、武二人的跋语和按语一并收录在《金石萃编》中，见仁见智，著录名称也很有意思：

关中侯刘韬墓志。碣高一尺八寸，广七寸，凡五行，行十字，今在偃师武氏。

很明显，在“碣”字的使用上，王昶又吸收了黄易看法。对于王昶的这种“左右逢源”，早已有人看出了端倪：“钱竹汀谓广二尺余。武虚谷谓不过二尺余，上锐下齐如圭形。《金石萃编》谓高一尺八寸，广七寸，凡五行，行十字。三说不同。今度此石，广如王氏说。唯行十三字，‘夫人别为一行，则不合。盖宫詹（钱大昕）以纵为横，司寇（王昶）未见拓本，皆小误。若授堂（武亿），则摩挲原石，故言之亲切耳。”可见，后人似乎更为重视武亿的看法，毕竟他掌握着第一手资料。所以，“墓志”的观点为人们所接受。《清裨类钞》中所谓武亿得到“刘韬墓志日夕抚玩，珍秘特甚，亟仿造一赝石，以应索观及索打本者”应该是事实，因为的确存在“赝石”。故宫收藏的三件《刘韬墓志》拓片中就是真伪俱存，真假难辨（图四）。从尺寸上判断，真者墨纸纵58厘米，横16厘米，而伪者纵53.5厘米，横15.6厘米，上钤“撷云”印—方，旋转九十度，似寓意“不正”即指“不真”。王昶《金石萃编》著录的“高一尺八寸”者，或是武亿“赝石”“以应索观及索打本者”之一。至今未见黄易拓本，想来武亿还不至于以“赝石应付。

关于此墓志拓本的鉴定与考证，清末民国以来文献记载为数不少。如方若《校碑随笔》云：

征东将军军司刘韬墓志。隶书。五行，行十三子。旧在河南偃师，后归常州费氏。以石小易摹刻本不一。石为五虚谷亿任偃师县令时但予未见之。予见刘铁云藏旧拓本其第一样

末征字、第二行墨墓字，虽正当裂处笔画未泐。至黄易拓本征墓二字首已泐，征字上之事字亦泐少半。又审原石第三行君子作方锥痕道细而弯，第四五行子字夫子间少有石花，此外绝五驳蚀痕。石之四周微缺数处，与摹刻强作者大不同。摹刻亦有下截不见石边似随拓而止者，有上三面石外，更见一沿中间石花损及字之笔画者。

杨震方《碑帖叙录》云：

刘韬墓志所刻年月虽不明，但刘韬封为“晋故使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征东将军司关中侯”，故当为晋时之物。石高二尺馀，上锐下平，如圭形。刻有隶书五行，行十三字。清乾隆年间（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在河南偃师掘井时发现，归武亿手，后归吴大潋，又辗转入常州费念慈手。现石已佚，传世摹本甚多。

杨震方《碑帖叙录》云：

晋刘韬墓志刻石。隶书，五行，行十三字。无年月。石河南偃师杏园庄出土，后归武亿，又归吴大潋，又费念慈。近由费氏出，藏上海博物馆。武亿云，乾隆四十八年得之，已出土廿余年。石小易作伪，端方藏石是复刻石，石未见不断拓本。原是三行君子起，至四五行子字、夫字，左右弯曲划痕自热，翻刻拓本无划痕，或又划痕，字小较完整。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云：

偃师人于杏园掘井得知。乾隆四十八年为邑人武虚谷所得。道光廿七年归介休马氏，后石即不知所在。盖久佚矣。此时重刻极多，吴大潋、费念慈、端方递藏者也重刻本。（此重刻本吴大潋与光绪五年得于辉县。）罗叔言《雪堂金石文字簿录》谓：“见亡友费屺怀太史斋中藏此石，后归端忠敏公者乃复刻。以原石较之多失真。如：二行‘刘府钧之‘刘字，末笔之钩较原本倍长。‘府字第二横画原本与上横平列，此本为仰势。其他不同之处尚有可寻，特举示一二而已。近拓本皆由此石传拓。未见原石之晚拓者，疑石久不存矣。”况周颐和《蕙风簃随笔》云：“武虚谷得此石与桃园，珍秘特甚，亟仿造一石，应索观及索打本者，真者则什袭而鞬藏于柜。虚谷殁后，其犹子某疑其宝器也，夜盗之出，竭毕身力几弗及负荷，及启视，石也。则怒而委之河水。今流传吴中者，即当时仿造之赝石耳。”余见友人陈渔春旧藏整纸裱轴本，为道光时太原王桢拓本，内有王桢题识即王桢、褚德彝、陈景陶等印记。

今节录王桢题识于下：

“……石初为偃师土人掘井出之。乾隆癸卯始为武虚谷大令得于邑之杏园庄民家。道光丁未又为介休马氏所得，时余适客洛中获拓十本，此其一也。”

按况周颐和《蕙风簃随笔》云：“其犹子怒而委之河。”盖传闻之误也。

见重刻本五：一、无划痕线也无石泐痕。（原石三行“君”字左上有弧形划痕一条如线，志石四周及中皆有石泐痕。）二、有石泐痕无线。三、首行“事”字无波，二行“墓”字不损，“君”字左旁划痕线粗似石凿。四、此刻最精，然“君”字左上划线呈弧形。较原石少一弯曲，二行“君”字口损，原石不损。五、见另一重刻本，首行“征东将军”之“征”字刻不成字，二行“墓”字原石皆损泐，此刻独完好。

再王壮弘《崇善楼笔记》云：

征东将军、军司《刘韬墓志》，隶书五行，首三行每行十三字，第四行二字，第五行六字。字大寸许，最后一字处横泐一道，石形上锐下齐，作圭形，无年月。潜研堂金石跋文以为墓版。石向为偃师土人掘井出之，乾隆癸卯，始为武虚谷大令得于邑之杏园庄民家，道光丁未又为介休马氏所得，时王桢适客洛中，获拓十本，此其一也。今翻刻无虑数十，真本绝不易得。余按费念慈购得者，也非原石，后为吴大潋所得，余见此种拓本较原本短（下无字处较原石短二寸许），愿本石高一尺八寸，广七寸。

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走》云：

关中侯刘韬墓志。隶书，五行，行十字。未刻年月。乾隆癸卯（1738）武虚谷任偃师令时，该县杏园庄出土，即归武氏。出土初期完好，以后归费念慈收藏，此时下半断裂。故首行末“事”字下半与“征”字上半损，二行“墓”字亦损其上半。如“事”字、“墓”字完好，而“征”字稍损，为费氏藏时之较早拓本，此时晋志较少，而且此石小而易刻，故翻刻本较多，此志虽无年月，以其出土之地点与书法，定为西晋无疑。《金石萃编》著录。

以上诸家之言，关于刘韬墓志原石及翻刻流传情况的阐述多有出入之处，其间必有谬误，唯所累若干考据，有助于相关拓本之研究。而有了武亿、吴大潋、费念慈、端方、上博的递藏经历，无论是原石也好翻刻也罢，皆增加些许浓厚的人文情调。

二、《小石山房>图内外

在《小石山房》图中，我们既能发现室外黄易“扪赏”的刘韬墓志，还能看到室内与武亿“共玩”的“古玉圭”。这两件古物“堪称二妙”，形制亦多有相似之处，不知武亿一并予黄易观览，是否还有其他深意。武亿尝撰《古玉圭图说》，云：

玉圭一具，贾客某得自孟津一土人，而不识其名器，因相诧为赤刀，欲以居奇。予妊嘉淳目其异也，倍偿之值，代予搏获，藏于家。今案之：圭质水仓色，首中起剡，旁左右起剡，身中起鄂，身末横刻细文，两面文皆十，末下为邸，邸上穿孔一，邸末刻如渠齿三，渠齿悉为边棱，其长短厚博，依今木经尺推量，右剡长二寸二分，左剡长二寸，左剡下微如弓背，长七寸五分，右剡下少绌……然则此圭之出，足为资证疑舛，俾三代典器，复见于世，岂不益可珍也与。因摹其图于右，觅工镌诸石，以俟通儒更为之审正。是予之志所存也。

此外，黄易还纵观武亿收藏的金石拓本，从《小石山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被堆放在旁边屋内的案桌之上，这其中就有后来赠送给黄易的“龙门造像百余，李北海麓山寺碑阴碑额，李吉甫等永兴石室题字，元遗山、王黄华等题名”等拓本。检《嵩洛访碑日记》，黄易的记载与他在《小石山房图》题跋中的并不完全一致：

十九日。至偃师，虚谷已还，饭斋中，纵观金石拓本，及古玉圭，晋刘韬碣石，赠余拓本数十种。同至学官明堂，观所收魏齐至宋元诸石刻，是虚谷数十年所致也，补拓数种。秋塍先生至洛阳，书来约余同虚谷往洛。……二十八日。秋塍又招友赏菊。虚谷见赠岳麓寺碑额碑阴，并唐李吉甫等永兴石室题名，超化寺元遗山王黄华等题名拓本十数种。秋塍惠升仙太子碑，及灵岩山人诗，吴会英才集等书。

很明显，黄易将与武亿前后两次的会面活动，表现在一图之中了。如果排除掉二十八日会面时“虚谷见赠岳麓寺碑额碑阴，并唐李吉甫等永兴石室题名，超化寺元遗山王黄华等题名拓本十数种”，那么两人在十九日第一次见面时武亿所赠“拓本数十种”，当是“龙门造像百余”，这些应该是黄易当时最为急需，因为他即将赴洛阳龙门访碑，武亿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可谓雪中送炭。

此后，黄易、武亿二人又“同至学宫观虚谷所收魏齐迄宋元诸碑，目不给赏”，这些都“是虚谷数十年所致”。身为偃师人的武亿，对故乡的历史文化有着一份深沉的感情，尝言：“偃师与洛壤接，由汉魏以迄隋唐，皆为京辅都会之区。其间富观寺宇与夫陵墓所在，多侈于他县，而铭志刻记附以流传至今者，亦颓废败没于榛莽无人之墟。予方童幼时，间过其下返知摩拭存之，归即条记某所某刻石，略能道其岁月事迹始末。自是三十余年，癖好益甚，闻乡人有新获自土中这，必属其多方秘护，或竟倍价购觅以归。”那么，武亿陪同黄易究竟在偃师学宫中看到了那些碑志原石呢？检武亿《偃师金石记》著录，凡一百一十八目，其中注明存于“县学”者有十：

魏故怀令李君墓志铭。[存。正书。在县学明伦堂。岁月见本文。]（李超墓志）齐造像记。[存。正书，在县学。无年月。]大唐三藏圣教序。[存。正书。在明论堂。太宗御制。王行满书。显庆二年十二月。]周公祠碑[存。行书。在县学明伦堂。贾大义撰。开元二年十二月。]唐[缺]银青光禄大夫[缺]铭[存。八分书，在县学明伦堂。开元十四年十一月。]大唐赠太子少师徐府君之碑[存。正书。在县学明伦堂。议郎守河南少尹飞骑尉张式撰次。子岘书。贝元十五年十一月。]（徐浩碑）唐行太子左庶子范阳卢君墓志[存。正书。在县学明伦堂。无年月。1唐崔公墓志盖隋。篆书。在县学明伦堂。]伪齐孟邦雄墓志[存。正书。李杲卿撰。李肃书。今在儒学明伦堂。]金缑山庙诗石碣[存。草书。今在县学明伦堂。]

黄易不仅观摩，而且“拓得魏李超、唐周公祠、金滹南老人碑数纸”。李超墓志、周公祠碑在偃师县学明伦堂。李超墓志，北魏正光六年（526），志廿六行，行廿六字。故宫收藏有黄易鉴藏本一件（二级乙）。黄易题外签“怀令李君墓志精拓本泰武二年泐补”，内钤“小松所得金石”印。系出土初拓本，之十二行“陵谷时异”之“阝”旁首笔未损。拓片中有破洞，残缺四字（图五）。金滹南老人碑即《金缑山庙诗石碣》，并不在县学明伦堂，原本应在缑山，后在“偃师东门内人家壁上，不知何时移入”，其上诗云：“金缑山突兀上空虚，古柏森森几万株。一自吹笙仙去后，乘鸾曾返故乡无？承安丁巳十一月十四日，滹南老人书。”

三、黄、武的金石交谊

武亿是黄易嵩洛访碑遇到的贵人，但种种迹象表明二人并非邂逅，而是早就有约在前，黄易在嵩洛访碑途中专程登门造访，此后数日二人一路同行访碑。《嵩洛访碑日记》中有不少黄易对武亿的记载：

初九日。……行洛岸坡石间，达郾师境，近城见王辅嗣墓，元吴炳八分碑立道旁。晚抵县署，王大令秋塍欢然道故，言武君虚谷在鲁山修志，约俟余至必归，驰书趣之，假余竹舆，命役导引，次早赴嵩山。

十三日。……至中岳庙，楼殿辉煌，气象雄大。太室石阙离庙百步，砌石整齐，画像亦多，上层锥凿如新，二千余年划痕犹历历可辨，亦一奇也。庙前两石人，冠冕执殳，比曲阜鲁恭王墓前二石人较小，制作皆同，武虚谷疑身间刻字，曾嘱余遣工剔土细验，拓其形以归，信为无字矣。兹余亲辨东石人冠顶上一马字，深刻极古，真汉人八分.两石人之背，有孔八九，镕铁尚存，或当时门阑嵌置之故。

十九日。至偃师，虚谷已还，饭斋中，纵观金石拓本，及古玉圭，晋刘韬碣石，赠余拓本数十种。同至学官明堂，观所收魏齐至宋元诸石刻，是虚谷数十年所致也，补拓数种。秋塍先生至洛阳，书来约余同虚谷往洛。

二十日。虚谷携子愚溪约余赴洛，饭义井铺。稍北平等寺旧址，齐碑四通并立，半为土掩，地名四里碑，安邑宋芝山误闻此是刘宽碑，今乃释然……晚抵洛阳，与秋塍、虚谷翦独快谈，新安邹大令霞城能文嗜古，亦来订交。

二十一日。同秋塍及虚谷乔梓出南郭，渡洛河，谒关忠义陵，极崇丽。有龙门宾旸晹诸洞，观诸佛像，庄严博大，旁多刻字……夕阳已西，不及至香山而返。

二十二日。为虚谷先人吏部公书神道碑，及鲁山令董君书巢索书联额，书毕，偕虚谷步县学东，看魏大觉寺碑，惜文已磨尽，刻明人修庙记，止存篆额。欲访董湘涵友汉草堂，闻其孙析居不果，从其族人购得董氏所藏孔和碑、陈德碑，及太和十二年宕昌公造三级浮图碑，唐张嘉祐墓志，鲁杞书其父碑十数种，砖塔铭半幅，石鼓文九纸，皆精本也。

二十三日。秋塍虚谷先返偃，余宿龙门镇。视工人广拓诸刻。佛洞多在山半，虚谷欲登最高之九间殿，看张九龄书牛氏造像龛刻，力惫未果，余竟登之。大卢舍那佛像高八丈五尺，石磴宏敞，唐奉先寺基也，大历十年造，卢舍那大像碑，内侍省功德碑，牛氏像龛记，虢国公残碑，宋丁裕题字，俱刻石壁。

二十七日。雨止成行。行后，望龙门诸山，在云雾间，荒原翠碧，宛若春郊。伊水滩声，荡涤尘俗。午过白马寺，拓诸造像镜铭。至义井铺，寻四斋碑，业田者畚锸出之，不[冖月]受值，索余书而去。晚至偃师署，秋塍斋中，蓻菊四例，与武虚谷叔侄及嵩县朱大令持螯小酌，剧谈风雅。幕中山阴金临川为余写墨梅，甚淡雅，胜童二树多矣。座中人索书小联，尽应之。

二十八日。秋塍又招友赏菊。虚谷见赠岳麓寺碑额碑阴，并唐李吉甫等永兴石室题名，超化寺元遗山王黄华等题名拓本十数种。秋塍惠异仙太子碑，及灵岩山人诗，吴会英才集等书。

武亿在与黄易相处的数日内极尽地主之谊，为黄易的访碑之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彼此交流间亦是坦诚相待，毫无保留，使得黄易收获颇丰，受益匪浅，有的甚至是重大的发现：“从《嵩洛访碑日记》中可以知道（嘉庆元年）九月二十一日，黄易登老君洞，老君洞即为龙门四品真迹所在的古阳洞，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时间就是龙门四品被黄易访拓的确切时间。”“虚谷见洞门高壁阳文刻字，指示喜甚，验是太和十二年洛州刺史始平公像记。”所以，武亿才是龙门四品的最早发现者。又，《嵩洛访碑廿四图》中，黄易于题跋中亦多次提及武亿（图六）：

中岳庙。中岳庙在嵩山黄盖峰之阳，居正履中，众峰环拱。庙前百步，太室神道双阙，累石坚完，层层画像。汉元初五年吕常造，阙铭八分书，在西阙南向，中岳泰室阳城篆额，其下颍川太守铭，八分书，在西阚北向，文虽剥落，而檐阴刻凿如新，二千余年划痕历历可认，亦一奇也……

平等寺。平等寺址在义井铺北洛阳界荒原。齐碑四，半在土中，秋塍王君命役出之。一冯翊王平等寺碑有篆额，一天统三年韩永义造七佛宝堪碑，一杨怀璨等造像碑，一武平二年比邱僧道略等造像碑。安邑宋芝山疑四碑在上东门，或是刘宽碑，今乃释然。拓本比旧有者多数百字，虚谷补入县志。

老君洞。老君洞在龙门南，凿元元皇帝像，极高大。洞顶至足刻佛像题铭皆遍。王秋塍约虚谷同余往游。虚谷见洞门高壁阳文刻字，指示喜甚。验是太和十二年洛州刺史始平公像记，杨大眼、魏灵藏等刻亦在高处。工人升梯，遍拓，仅及二丈余。洞顶之刻，莫能措手。左有小洞门，刻齐武平六年古验方，向止拓东壁，今全得之。壁顶佛洞九十三翁王樵夫居之，升高履险，安若坦途，亦仅见也。

奉先寺。老君洞北奉先寺址，俗名九间房。大卢舍那石像，高八丈五尺。坡蹬危滑，虚谷欲登未果，余竟登之，开元十年造像记、宋天圣二年丁裕题名刻佛座后。张九龄分书牛氏像龛记，内侍省功德碑，虢国公残碑刻东壁。越日遣工拓碑，又得大历七年党晔等、元和十二年辛秘题名。

在黄易的笔下没有武亿怪癖性格行为的记载，武亿对黄易也无过激之词，坊间更无二人交往另类的传闻。何故？或是黄易长期为官所练就的圆通豁达，或是武亿罢官赋闲渐以养成的淡泊心境，或是执着于金石学术的共同基础，或是颇为相似的年少成长经历……最终二人能够惺惺相惜，相互包容。在《小蓬莱阁金石目》著录中，亦能看到黄易与武亿的金石交谊：

征东将军刘府君墓碣八分书。右刘韬墓碣。在偃师县武进士虚谷亿家。窦朋妻造象正书。神龟二年。武虚谷拓寄。武德于府君等义桥石像之碑正书并额。武定七年。在怀庆府清化镇南三十里武德镇，武虚谷所寄。姜纂为亡息元略造石像铭正书。天统元年。在偃师县，武进士亿搜得。宋买等造天官石象碑正书。天统三年。在偃师县寿圣寺。吴洛族等造释迦弥勒象碑正书。无年月。在偃师县寿圣寺。邑子朱道威等造八大像颂正书。天统五年。在许州关忠义庙。少林寺造像碑正书。武平元年。在登封县少林寺。口哲智超等造象正书。齐口口口年。在偃师县。以上五碑武虚谷拓赠。孟阿妃造象铭八分书。武平七年。在偃师县，武进士亿搜得。杨安都等造象碑正书。武平七年。武虚谷拓赠。

黄易《嵩洛访碑日记》记载：十月“初十日。抵济，计嵩洛拓碑四百余，得旧拓本四十余，以副本分赠铁桥、梅村、镜古诸君子。大快事也”。“拓碑四百余”，“得旧拓本四十余”，这些丰厚的访碑成果，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武亿无私相助和鼎力支持。

时人评价黄易，“秋盒博极群书，元元本本，于吉金乐石尤寝室依之，虽簿书络绎，车马殆烦，偶有小暇，启囊橐而亲摩挲焉。”“君北抵燕赵，南游嵩洛，又四方嗜古之士所得奇文石刻，无不就正于君，以是所蓄金石甲于一时。”“积碑既多，因与诸家考订，以期羽翼经史，四方知交，若申铁蟾兆定、武虚谷亿、钱献之坫、张芑堂燕昌、赵晋斋魏、江秬香凤彝诸君，交相印证……”这些文字分别出自于钱大昕《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序》、翁方纲《黄秋盒传》和潘庭筠《黄易墓志铭》，可以说是对黄易金石学术研究交流的盖棺定论之言。

我们现在可以用“研访考交”来概括这一过程：第一“研”字，是黄易对史籍文献、方志金石的研读，“博极群书，元元本本”，这是传统治学所必需的，所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关键在于要从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如何解决问题；第二“访”字，是“北抵燕赵，南游嵩洛”等四方游历的寻碑访古，即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黄易治学独到之处就在于此；第三“考”字，则是就“所蓄金石甲于一时”，“因与诸家考订，以期羽翼经史”而言，即收藏、考证、著述，此时已不是看书发现问题了而是要著述解决问题：第四“交”字，则是包括武亿在内的“四方知交”的“交相印证”，即通过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将金石学以几何基数增长般地拓展传播，这正是金石学成为一时显学的重要原因。所以，黄易的金石研究，既有书斋里的学问，又有书斋外的作为，坐得住，走得出，回得来，散得去。施安昌先生曾以“关于学术史的问题”的角度分析指出：“还应看到黄易的实践活动是与其他人共同商议、协作办成的。他固然有孤鸣先发的一面，同时也是一个群体——金石家、收藏家的代表人物。在这个群体中有翁方纲、钱大昕、毕沅、阮元、朱筠、王昶、李鹍、李东琪、董元镜、桂馥、吴玉捂、汪雪礓、张埙、郑际唐、孔继涵、孙星衍、江德量、李克正、赵魏、查慎行、潘庭筠、梁同书、赵怀玉、聂剑光、武亿等等。其中多数都有官职。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观摩品题，访碑寻古，传递书信和拓本，集思广益。钱大昕曾讲：‘海内研精金石文字与予先后定交者，盖廿余家，而嗜之笃而鉴之精，则首推钱塘黄君秋盒。此言可证群体的存在与其中黄易之地位。多年以来，常见有人笼统地批评乾嘉学派是‘从文献到文献，关在书斋里做学问。对照黄易及其群体的所作所为来看并不符合事实。这个问题关乎对于清代学术的看法。”所以，黄易笔下的文人书斋，特别是诸如《小石山房》这样访碑得碑图系列中的书斋，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余论

清代碑刻研究对书法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人马宗霍谓：“新碑层出，变态无方，顿豁陈目，引人人胜。小则造像，大则摩崖，人习家临，遂成风气。”其间，以出土石刻实物为依据，“千余年来对隶书的笼统地认识被改变，古隶（秦隶）和隶楷两种过渡性的字体被揭示出来，‘大篆小篆一古隶—八分一隶楷一楷书这条字体演变的脉络被清楚地勾画出来。这在书法史和文字史上都是一大进步”。这种“新观念反映到书法创作上，就是书家们自觉地、创造性地将各种字体的特点（用笔、结体、分布、行气、神韵诸方面）交相互用，移花接木，斟酌古今，推陈出新。于是篆、隶、真、草生面别开”。这般影响的产生，取决于清代碑学的兴起，得益于石刻书法的广泛流布。

黄易作为乾嘉时期访碑的代表人物，探寻新发同时，亦兼具着研究传播的重任。曾蓝莹女士曾撰写《媒介与信息：武氏祠的再发现与清代的文化生产》—文，以《得碑十二图》之《紫云山探碑图》 （图七）切入，阐释了黄易发掘、保护、传播武氏祠过程及意义。其实，黄易的每一幅访碑得碑图都有着类似的经历背景。笔者前文提出的“研访考交”亦是一个普遍的过程。如果说黄易、阮元等多具实践之功的话，那么包世臣、康有为则更具理论价值，百余年间，他们逐步奠定形成了清代中后期书坛渐成碑学兴盛、帖学衰微的格局。实事求是地说，黄易访碑的根本目是单纯的，并未一再强调所谓的遗民情结，更不具备隐晦高深的政治动机。他的很多行为仅仅是出于爱好而已。他所参与缔造的“碑学”，能够达到后世如此的高度和影响，可能连他自己也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