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的思想贡献和历史地位及其现实价值_科技_观点_

...着井冈山精神的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和使命担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周秋光+黄召凤

摘要：周敦颐的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哲学、教育和社会政治思想三个方面。“诚”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教人向善，进德修业”“六经为主，以诚为本”“自学为主，重在启发”是其教育思想的内容。其社会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德治与刑治两个方面。周敦颐的历史地位表现在：他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开创了宋以来儒学的新形态。他也是湖南“千年湘学”的宗主，是生在湖南、第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湖湘学人。他的影响及于朝鲜、越南、日本、琉球。周敦颐的现实价值：诚学思想中的“立人极”，对于当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启迪作用。其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和谐理念和德治刑治观，对于当今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建设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周敦颐；思想贡献；历史地位；现实价值

周敦颐是我国宋明理学开山鼻祖，被誉为“孔孟后一人”，在东南亚被誉为“亚圣”。其一生重德治、倡正气、主廉洁，以仁义为己任，遵道不趋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继承弘扬他开创理学的精神毅力以及他学说中有价值的成分，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

一、生平要略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北宋初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晚年定居江西庐山莲花峰下，以家乡营道之水名“濂溪”来命名书堂和堂前的小溪，故人称濂溪先生。

周敦颐出生于官宦家庭，父辈有三位进士及第。他15岁前在家乡度过。父亲去世后随母入东京，寄居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家，深为郑所器重。20岁时（1036）他由郑向“以叙例应荫子”举荐不经科举考试而直接“荫补入仕”，成为朝廷的“试将作监主簿”。但次年舅舅和母亲相继去世，他辞官丁忧，留居润州鹤林寺读书三年。1040年服除授官，调任江西南昌洪州分宁县主簿。不久调袁州卢溪市征局，未几又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主管刑狱。1046年升任郴州郴县令，1054年改任“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1056年升迁为太子中舍签书，署合州判官，于1060年解任，东还京师，升任国子监博士、虔州通判。1064年移调永州通判。1067年调邵州任代理知州。1068年由朝廷重臣吕公著和赵抃推荐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1070年又升任虞部郎中，提点广南东路刑狱。在广南已身体欠佳，1071年8月调任南康，以多病为由请求解任，“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而归”，结束了一生仕宦生涯。

综计周敦颐20岁出仕，55岁退隐，除去丁忧3载，为官32年。他游宦的范围包括今天的江西、湖南、四川、广东等地。他官阶不高，都在州县一级。但他以“拙”自诩，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不避权势，且治事能力强，同情和关怀底层民众，受人尊敬。他辞官后退居庐山濂溪书堂仅两年，于1073年逝世，享年57岁。

二、思想贡献

有思想贡献之人必有相当之学术成就。周敦颐是边做官边读书边做学问的。他的著述数量并不多，据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所载：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①其所谓《易说》《易通》即《太极图说》和《通书》。其所谓诗十卷计有31首诗歌，此外还有22篇“遗文”，其中以《爱蓮说》和《拙赋》影响深远。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代表了他学术的最高成就。《太极图说》是对《太极图》的说明，从“无极而太极”到“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概括了宇宙自然的生化过程及人类伦理道德和价值规范的形成过程。《太极图说》第一次提出了“无极”的概念，弥补了易学的一个空白。《通书》共四十篇，兼容《易传》《中庸》，是经周敦颐重新梳理的儒学体系，是周敦颐解释《周易》宗旨的通论性著作。贺瑞麟《周子全书序》云：“孔孟而后千有余年，圣人之道不传。道非不传也，以无传道之人耳。汉四百年得一董子，唐三百年得一韩子，皆不足与传斯道。至宋周子出，而始续其统，后世无异词焉。”②

概括周敦颐的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三个方面：

（一）哲学思想

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诚字。诚是周敦颐关于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的表达，主要分为天道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两方面。他继承了《中庸》以天道立诚的基本思想，以诚为宇宙之本体。在他看来，“诚”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据，是宇宙的本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③。在《太极图说》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人与万物同样都是二气交感所化生出来的，而其源都是太极，再由太极推及到了人极，也就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与宇宙生生过程相同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过程，这样，周敦颐为他的诚的理论奠定了宇宙论的基础。诚所体现的心性本体论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的伦理道德。周敦颐如此推重“诚”，就是坚信人类具有真诚善良的本性。他发挥了《中庸》关于“诚”的思想，从宇宙论进而推演出人道观，建立了以“诚”为本的伦理道德学说。他阐述道：“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④可见，他把“诚”视为成圣之本，道德之极，百行之源，“诚”成为贯彻始终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又是人的至善本性的根源，这样，在周敦颐的思想体系中，道德便有了自身的本源。周敦颐关于诚的心性本体论学说，将“诚”这一个普通术语提升到宇宙生成和抽象哲学范畴的高度，从而深化、更新了哲学的内涵。

（二）教育思想

一是“教人向善，进德修业”的教育目的。周敦颐认为人性向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之教。他在《通书》中阐述道：“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⑤。同时，他强调读书不只是教人向善，也是为了“进德修业”，而且要务实并“孳孳不息”；又不能只停留在口头和文字上，应当落实到行动中，所谓“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⑥。

二是 “六经为主，以诚为本”的教育内容。周敦颐十分重视儒学经书，孔延之曾谈到：“周君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孟子》，故其所设施，卓卓如此。”⑦不仅言行政事，以六经为本，而且以儒家孔孟学说，教授后学。同时周敦颐办学，以诚为本，他将“诚”放在最显要的地位，反复阐述，在《通书》中“诚”字的出现次数就高达20之多，如“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⑧，他认为人应该以诚为本，每个人都要把诚显现出来，圣人与小人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圣人显现出了诚，而小人没有把这个诚显现出来而已。人生命的目的意义，就在于体现诚。是为人的根本。黄宗羲曾评论言：“周子之学，以诚为本。”⑨

三是“自学为主，重在启发”的教育方法。作为理学教育思潮的开创人，周敦颐始终坚持自己开明的教育方法，除了邀请当时的学界名流来讲学外，多采用学生自学为主，特别注重启发原则。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最善于抓住学生“心愤债、口徘徘”的适当时机，提出问题，进行启发，他常引用孔子所言“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⑩来验证他的启发式教学。同时，他还强调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在于言辞的多少，而在于自己学问的深浅，以身作则的好坏。功底深厚，才能启学生所难启，发学生所未发。

（三）社会政治思想

周敦颐既是学者、书生，同时也是任劳任怨的基层政治家。三十多年的仕宦经历，使他更能体悟中国历朝各代的治乱兴衰，得以总结可资安邦治国的经验教训。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德治与刑治两个方面。

一是德治。周敦颐的德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修圣德、立师道、推礼乐三個方面。关于修圣德，周敦颐所强调圣德即为立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B11，仁义修而万民感化。为此他指出：“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B12王者一旦能够大化，就能与天道的大顺一样，不见其迹，不露其形，垂拱而治，这就叫进入了“神”的境界。周敦颐将其修圣德的思想发展为溯人道之源于天道，构成了“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B13，这样，天与人的统治便有了原则的一致，如此统治天下的王也就有法可效了。关于重师道。周敦颐重师道的主张实质上是在极力提倡道德伦理教育，以期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他认为，使天下人从善而不为恶，唯一的办法就是弘扬师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B14他将师道立、善人多、朝廷正、天下治四者紧密联系起来，表明重师道的重要。但也应看到其不足，梁绍辉先生为此就谈到：“周敦颐强调教育，是可贵的，但以为教育万能，可左右朝廷，是夸大了的，不可信的”B15。关于推礼乐。礼和乐是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两大手段，《白虎通》引《孝经》的话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B16周敦颐所强调的礼乐规范是与国家治理紧密相联的，在《通书》中专辟《礼乐》一章做了论述，他认为：“礼，理也；乐，和也。”B17礼的实质在于理，“理”的本意在于治。《孟子字义疏证》中解释道：“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B18礼的目的就是要是社会有条而不紊，而有条而不紊就必须治，所以说“礼，理也”。释礼为理，虽然不始于周敦颐，早在《礼记·乐记》就有“礼也者，理也，君子无礼不动”的说法，但此“理”不是治理、条理，而是道理。孔颖达疏：“礼为道理，言礼者使万事合于道理也。”B19周敦颐坚持释礼为理，不是道理的理，而是治理的理，指出：“阴阳礼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而后和，故礼先乐后。”B20周敦颐如此强调礼的重要性，是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常败坏，秩序混乱的社会状况，这些思想主张，在国家初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保持社会稳定，巩固国家统一，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是刑治。周敦颐的刑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德刑观和慎刑观上。在德治手段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严格遵循道德规范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刑狱手段。在周敦颐看来，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B21他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他的德刑观，并指出圣人以天道为法则，首先要以政养万民，德治是最好的养民方法和手段。但天道既然有春秋，人道也应有德刑。可以说，刑罚是道德的保证，是实现儒家理想中的道德化社会的必要手段。同时，他又主张一定要“慎刑”：“情伪微暖，其变千状，苟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B22有鉴于此，周敦颐给掌管刑罚权力的官员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中正，二是明达，三是果断，即执法严正，聪明干练，果敢决断。总而言之，主刑的官吏，是民之生死所系，得其人，则刑清而恰当，不得其人，则刑滥而残酷。

三、历史地位

周敦颐学不由名师，官不过知府，遗留的著作《太极图说》《通书》字数不多（前者不到300字，后者不到3000字），又生于湖南边远闭塞之地，然而其影响却甚深远。早在北宋期间，周敦颐就以他高尚的人品、深厚的修养和淳厚的学术赢得同时代学人的敬仰，如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在《濂溪诗序》中高度评价道：“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B23南宋著名理学家胡宏也赞他“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B24。概括周敦颐的历史地位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他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开创了宋以来儒学的新形态。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的导言中曾写到：“天开人文，首出庶物以润色河山，弁冕史册者，有两巨子焉：其一楚之屈原……其一宋之周敦颐……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B25。他“上承孔孟，下启程朱”，为光大儒学做了突出贡献。他的贡献表现在：一是开放的经典诠释态度，即将传统的汉唐笺注经学改造成为以哲学思辨为主的“心性之学”、形上之学，为儒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从而使儒学焕发生机，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是生命化儒学的精神取向，即将传统儒学的价值理念内化为自身的人格修养，从而使自身的生命存在与儒学传统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三是融摄佛道的学术视野，即以立足于儒家的“仁义礼乐”来融摄佛道的精神境界。《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评论周敦颐对于儒学的贡献云：“孔、孟而后，汉儒只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B26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亦有谓：“哲学理论之正式建立，始于周濂溪，故论宋明之儒学，莫不以周氏为首出之代表者。”B27两者都说明了周敦颐在宋明理学中突出地位和作用。

其二，他也是湖南“千年湘学”的宗主。是生在湖南、第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湖湘学人。是在屈原之后、王夫之之前的湖南本土人杰中的佼佼者。他的理学思想代表了湖湘文化在中古以后发展的高度。他对于湖南的贡献和影响表现有二：

一是使得湖南在全国开始有了地位。湖南地区唐代时在全国尚居于落后状态，在中原人的眼里，还是一个未完全汉化的地方。同时这里“炎热”“卑湿”“风俗夷僚”“蛮越杂处”，当时普遍视为安置贬官谪吏的去处。如王昌龄、刘禹锡、褚遂良、赵冬曦、张说、令狐楚、元结、吕温、戎昱等人都是被贬来到湖南的。直到宋代，因为周敦颐著述了《太极图说》和《通书》，开创了宋明理学，才改变中原人对湖南的观感。

二是他所开创的理学，在湖南有着很好的传承与发展。最先把他的理学在湖南传承并创立湖湘学派的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入湘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俩。之后张栻、朱熹、王夫之都在传承与发展他的学说。在王夫之之后又有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曾纪泽、谭嗣同等人。其传承与发展可谓千年一脉，不曾中断。

其三，他的影响及于东亚同文四国，即朝鲜、越南、日本、琉球。其思想光芒如一盏明灯，照亮整个东亚世界，周敦颐也因此被这些国家誉为“亚圣”。韩国是世界上受儒家学说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在儒家思想价值观的影响下，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教育、文化，还是在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时至今日，韩国祭祀依然较频繁，每年农历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都会大规模祭祀；在越南，他亦被越南的儒学者奉为理学开山祖师。至陈太宗元丰三年（1253年）将濂溪列为亚圣，并以挂绘像进行奉祀，同时越南的重要佛典《道家源流》也多处援引周敦颐的事迹和言论。从陈朝末年（14世纪末）开始，其形态主要为宋明理学的儒学便在越南取得主导地位。在日本，13世纪传入的、以义理为主要形态的新儒学也逐渐取代以训诂为主的旧儒学，成为日本儒学发展的主流。现在日本闻名的华侨学校“时中学校”，其中国文化资料库存中大量收藏周敦颐的个人资料，足见其在日本的影响度。在琉球，周敦颐的思想同样受到高度的重视。

四、现实价值

周敦颐在北宋时期便学品、官品、师品和人品俱佳，为时人称道。千年之后追怀、梳理、继承和弘扬他当时面对现实、坚持不懈和坚韧不抜的精神毅力以及博大精深的思想理念，仍有其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重建意义信仰的生命化儒学价值取向尚属难能可贵。

所谓当时的历史条件，即从东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来自域外佛教文化的巨大挑战尚在持續进行与交融汇合之中。两种文化碰撞的本质实际上是宗教信仰与意义信仰的较量。周敦颐极力主张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意义信仰。意义信仰就是对于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追寻。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人为天地之灵秀”。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B28，它排除了以宗教方式解决人的生死问题的途径，也提醒人们不要将人格降低到缺乏自我意识的动物的水平。强调人要不断地修养自已，有所作为。他的这种重建意义信仰的生命化儒学价值取向就十分可贵。为了重建意义的信仰，他努力为学钻研、开拓创新，写出了《太极图说》和《通书》两篇著述，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规模，助推儒学走出困境、第二次转型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这之中所付出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这种精神、毅力和效果更是难得，值得今人学习、继承和弘扬。

（二）他诚学思想中的“立人极”，对于当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启迪作用。

周敦颐认为“诚”是修养的最高境界，诚与宇宙最高本体的静虚状态相对应，谓“寂然不动者，诚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B29。他进一步指出：作为修养的目标，以“寂然不动”为内容的“诚”是成圣的重要方面，“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而“中正仁义”就是“立人极”。其启迪作用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中”所倡导的“惟中贵和”“尚中贵和”，所谓“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是人们应当友善相处，共同维护和建设好所生存的环境、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根本要义。二是“正”所倡导的“为政亲民，躬行日用”“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扶正祛邪”“出淤泥而不染”B30讨论莲（君子）、菊（隐逸）、牡丹（富贵）三者之间的取舍，认为隐逸不可取，富贵不足为道。只有清廉、高洁、正直、有为，才是士人真正为百姓干实事的理想取径。这种寓意和提倡，是为官者所应有的基本要求和必须守住的道德底线。三是“仁”所倡导的“以仁育万物”“爱人”“以民为本”“君子悉有众善，无弗爱且敬焉”B31，是为政者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与出发点和落脚点。四是“义”所倡导的“立人之道”，是为人者必须注重品性修养，加强主体人格自我完善、实现人自身（身与心）和谐统一的有效途径。

如何实现“立人极”，达到圣人之本的最高境界，周敦颐提出修养的目标和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立志。立志是修养的起点，“心之所之谓之志”指的是人行动前的一种明确的目标性，周敦颐谓：“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B32意在强调学习修养做学问要学习伊尹和颜子，有明确的志向，“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这对当今有志向学的人来说，有鼓舞作用。二是多思。周敦颐认为深入的思考是致圣的基本功之一。他根据《尚书·洪范》中“思曰睿，睿作圣”的程序，提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机也”B33，反映了他在思考理论上的纯熟，为当今善思者和睿智者要努力达到的目标和境界指明了方向。三是务实。周敦颐认为人的修养必须要务实，只有务实才能够不断长进，他说：“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B34表明了他求是务实的严谨态度。可启迪今人在现实生活中务实远耻，提升自我，进忠信之德，修立诚之业。不仅务实，而且要“孳孳不息”，努力上进，避免为名誉而弄虚作假、欺蒙哄骗、不择手段，做到使实胜于名。

（三）他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和谐理念和德治刑治观，对于当代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建设有借鉴意义。

周敦颐追求“天人合一”，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统一。他以“无极而太极”探讨宇宙化生及人文化成，最终落脚处是“主静立人极”，要人以天地为榜样，追求圣人境界，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本体。B35与此同时，他还主张以仁义道德为贵，以身心安静为富，倡导通过提高人的自身修养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并最终达到人自身的身心和谐。这些思想精华历经千年的积淀和发展，至今仍熠熠生辉，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例如周敦颐“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思想，有利于当今建设绿色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解决目前存在的资源危机、生态失衡与环境恶化等问题。再如周敦颐“尚中贵和”思想，意在形成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他在《通书·爱敬第十五》中谓：“问曰：有不善？曰：不善则告之不善，且劝曰：庶几有改乎？改则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则学其一而劝其二。”B36他认为谁都可能有过，但谁都可以改过。改则为君子，宽容者学人善而恕人不善。这启迪着人们在现实的交往中，要融洽、和谐与友善，形成人人相亲相爱的和谐局面。对于促进人自身的和谐，周敦颐提出要以仁义道德为贵，以身心安静为富。在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利益方面的追求过于明显，甚至丢失了为人根本的伦理道德修养。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周敦颐“重德淡富”的思想，加强主体人格的完善，把握道德之维度，实现人们内心之真正的和谐。

关于周敦颐的刑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德刑观和慎刑观上。周敦颐谓：“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B37这体现了他的德刑观。但他认为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是道德的保证，是实现儒家理想中的道德化社会的必要手段，因而主张慎刑。这与我们今天坚持依法治国仍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念是相通的。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B38可见，习近平总书记谈话所体现的治国理念，已恰如其分地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养分。周敦颐的德治、刑治思想，也进一步显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及其生命活力。

【注释】

①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

②贺瑞麟：《周子全书序》。

③④⑤⑥⑧⑩B12B13

B14B17B20B21B22B29B32B33B34B37周敦颐著，梁绍辉、徐荪铭点校：《周敦颐集》，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64、64—65、69、82、65、79、71、71、69、72、72、82、82、67、70、69、72、82页。

⑦孔延之：《邵州新迁州学记》。

⑨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3页。

B11B15梁绍辉：《周敦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306页。

B16《白虎通·礼乐》。

B18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B19《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五十—）。

B23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岳麓書社2006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