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藏品的市场品牌价值

王世襄先生无疑是当代成就卓著的文物学家，对于收藏者而言，他还是最具影响力、品牌效应的玩家、收藏家。他所涉足的画论、音乐史、漆器、竹刻、家具、竹木牙角、鸽哨、葫芦、蟋蟀谱等领域，学术成就非凡，家具、漆器、竹刻、葫芦、鸽哨的研究更具开创之功。

1952年王世襄先生与故宫博物院绝缘后，放弃了诸如书画一类“高大上”的研究门类，学术视野定位为重新发现、挖掘那些长时间被研究者忽视但却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艺术品、民俗工艺领域。失去了利用故宫庞大资源的便利，遂转向民间市场搜罗，寻找那些隐藏着的依旧鲜活的文化。

备受收藏者推崇也在于此，王世襄先生以一己之力，就己所学，实践于社会，再将体悟著书立说，著作清新自然，朴素平实，实用而不花哨。他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构建丰厚的收藏，笔下言之有物，言之可信。仅此一端，已胜某些所谓的收藏家甚至是某些国家级博物馆大量精印的藏品图录百倍。藏品是死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才是生命，才是活态的文化，重要的是谁来解读，只有像王世襄先生这类有高超学术水平的人才能挖掘其内涵，探寻其脉络、规律，延续其生命。

王世襄先生的藏品、学问源自市场、源于生活，经过滤、“消化”、提纯，终成专门学问。因此，学习他的著作，研究他的藏品，不应该忽视对市场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拍卖兴起，王世襄藏品开始流入拍场，品类咸备，且越来越受追捧，价格涨幅惊人。2003年中国嘉德秋拍推出“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拍，掀起了持续至今的王世襄藏品热。经过2010年“锦灰吉金——王世襄藏铜炉专场”、2011年唐琴“大圣遗音”专拍，以及2013年“王世襄先生藏古籍文献”“王世襄先生藏工艺品”专场的巩固，王世襄藏品产生了极强的品牌效应。

幸运的是，自2003年11月“俪松居长物”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首展以降，笔者有幸在博物馆、拍场看到王世襄先生大部分藏品。十余年来的行情涨跌，价格变化，也并非一如某些媒体所言，王世襄先生藏品就一定能增值保值，一定能拍出高价。市场是发展变化的，即便王世襄藏品，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有涨有跌，甚至流拍。

王世襄藏品的市场认知过程

1993年2月，王世襄收藏的79件明清家具以100万美元，转手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庄贵仑又捐赠上海博物馆。百万美元可谓天价，可若按当时1：5.75的外汇中间汇率算，平均每件价格约1.2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29万元）。而是年6月，上海朵云轩举办的首场中国书画拍卖会上，诞生了中国大陆最贵的艺术品——张大千（《晚上看云》立轴拍至143万港币（约合人民币200万元）。可见，79件家具百万美元的价格的确是象征性的。

1994年中国嘉德秋拍，长88厘米的明代黄花梨木三弯腿大方香几拍至18.7万元，长87厘米的明代黄花梨木圆里圆条桌拍至14.3万元。也可看出，当时收藏、拍卖市场起步，明清家具的知名度和市场接受度远逊中国书画。

20年前的数据过于遥远，人们对房价更为敏感：1993年国家开始房改，北京地区标准价是每平方米427元人民币，工龄、级别等折算后，最低每平米不到200元。

从掌握的资料看，迟至1996年，王世襄藏品已流向拍场，除有明确著录的藏品外，多难确证。1996年、1997年上拍的十数件王世襄藏品，未受到收藏者特别关注，流拍率很高。

1996年4月，中国嘉德上拍两件王世襄著录于《说葫芦》的葫芦器：清晚期葫芦押花福寿纹鼻烟壶拍至12.1万元，“乾隆赏玩”款清代模印云龙纹葫芦碗拍至15.4万元。次年该公司舂拍，上拍12件（一件瓷器、五件葫芦器、一件漆器、四件铜炉、一件帽筒）无著录的王世襄藏品，五件葫芦器流拍四件。10.5厘米的明成化青花葡萄叶纹小盖罐（图一）拍至3.52万元，这是罕见的王世襄藏瓷。四件明代铜香炉悉数拍出，最贵者明代“玉堂清玩”款撒金铜三足炉（图二）拍至9.35万元。

当时收藏者未关注王世襄藏品，可能源于拍品尚未著录，鲜为人知，即便收藏者、买家确知为王世襄藏品，也难识价值，对高估价更难认同。

六年后的“俪松居长物”专拍，一举奠定了王世襄藏品的市场品牌。143件成交额6301.35万元，是中国大陆1993年以来成交额最高的私人收藏专拍，凡铜炉、木器、漆器、雕刻、竹刻、石雕、古琴、匏器、铜雕九类，891万元的唐代“大圣遗音”伏羲式琴、264万元的明代朱三松竹根雕老僧（图三）、166.1万元的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清顺治冲天耳三足炉创造了中国古琴、竹刻、铜炉的历史最高成交纪录。专拍之前，全部拍品先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拍卖吸引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甚至上海博物馆等公立收藏机构也参与竞拍。143件拍品自此流散，十余年来屡见重现拍场者，古琴、铜炉两度掀起热潮。

去年11月，中国嘉德再推王世襄旧藏古籍文献、工艺品两大专拍，拍品规模，数量为历年之最，只是藏品的文物、艺术、经济价值大不如“俪松居长物”专拍。371件古籍文献拍出97.30%，成交额1490.4万元；83件（组）工艺品拍出90.36%，成交额4064.33万元。

或许是时值艺术市场调整期，拍品估价过高，四件估价超过千万元的铜炉全数流拍，王世襄先生设计、田家青制花梨木独板大画案、脚踏及桌上小案仅拍至1265万元（图四），陪伴袁荃猷先生一生的明末清初黄花梨琴案拍至517.5万元。

近20年来，王世襄藏品在拍场上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被认知、接受的过程——从最初收藏者缺少认知，经过著作出版后的知识传播，对藏品的追捧，到如今逐渐回归到理性评判。

王世襄藏品的品牌价值，或者说市场价值，首先起作用的是他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这些重回市场的藏品，承载、记录着王世襄的学术成长轨迹，是其学术的基因。另一个成因，则是王世襄先生作为一个收藏玩家的个人品牌——王世襄是当代收藏界境界最高的一位玩家，鲜有人像他那样全面了解老北京的民间游艺。启功先生评价王世襄“玩物不丧志……是一位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他的玩物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他不但不曾丧志而是立志。他向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已出版、未出版、将出版的书。……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尽管王世襄先生生前颇不喜“玩家”之称，但事实上，在收藏者的心目中，“玩家”王世襄来的更亲切也更贴切，他所达到的境界，收藏者梦寐以求。

打开家具收藏之门

1985年9月、1989年6月，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在香港三联书店先后出版，由此奠定了他在明清家具收藏研究的宗师地位，也成为家具收藏者的必读经典。

王世襄先生收藏的79件明清家具收录于《明式家具珍赏》，经香港实业家庄贵仑以其父庄志宸、叔庄志刚的名义无偿捐赠上海博物馆。这批藏品与后来陈梦家、赵萝蕤夫妇旧藏的家具，一起构成了上博的家具收藏主体。1998年11月9日，这批家具在上海博物馆“庄志宸、庄志刚明清家具馆”展出，“其品类丰富、保存完好并见于著录，蜚声海内外，海内外家具研究学者一致认为是中国古典家具的代表性实物”。正是这批家具，以及他的研究专著，打开了收藏者通往家具收藏领域之门，打开了世界认识中国家具美学之门。

王世襄先生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古代家具研究，摧热了古典家具的生产、制作，使其形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产业链。早期也直接影响了古代家具的外流，大量珍贵的家具流向海外市场。

这批家具入藏上博后，流入市场的王世襄家具藏品数量极为有限，多为小件实用、玩赏品。“俪松居长物”专拍中木器仅13件，真正意义上的家具也就六件，其他七件实际上是文玩。代表性拍品是明代浮雕鱼龙海兽紫檀笔筒（图五），明万历缠莲八宝纹彩金象描金紫漆大箱（图六），明代黄花梨缠莲纹三弯腿炕桌（图七），明代榆木小翘头案（图八）。知名度最高的是曾收录《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的浮雕鱼龙海兽紫檀笔筒，拍至209万元，入台湾翦淞阁黄玄龙之手。台湾收藏家黄玄龙认为这件清官旧藏笔筒应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间苏州名工周翥所制，2012年5月现身中国嘉德时，从880万元拍至5520万元，涨幅超过二十余倍，成为是拍卖史是最贵的木笔筒。缠莲八宝纹彩金象描金紫漆大箱拍至132万元，体量硕大，高达97厘米，明代官廷制法，盖内泥金书写“大明万历年”楷款。

去年11月，王世襄先生藏木器家具约40件在中国嘉德上拍，拍品材质涉及榆术、杉木、紫檀、楠木、瘿术、花梨木、核桃木、大叶紫檀、黄花梨、红木等，清代制品多达31件（组），明晚期或明末清初制品四件，近代、民国制品五件。家具种类较杂，有的属于民俗工艺品，如墨斗、拂尘、混金牌、混金龙纹斧等。40件仅近代人叶紫檀折叠方桌、民国时期北楼先牛制楠水画案流拍。38件成交品中三件价超百万元，即花梨木独板大画案、脚踏及桌上小案，明末清初黄花梨琴案，以及拍至112.7万元的清早期黄花梨小几（图九）。

独板大画案、黄花梨琴案成交价并不理想。当前表面繁荣的收藏界，实际上很多收藏者对藏品价值的判断依然处在较低层次，尚不能真正认识藏品的内蕴价值。王世襄家具藏品可流通者凤毛麟角，与其他家具藏品相比，这两组家具是王先生夫妇生前使用最多、朝夕相伴数十年的藏品，不少重要著作都曾在这两组家具上完成，有着其他藏品所没有的内涵和特殊意义。即使抛开这两组家具的历史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其中还蕴藉着这两位文化名人的手泽，独板大画案出自王世襄设计、田家青先生制作，黄花梨琴案是在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指导下改制而成，其文化价值非其他家具所能比拟。这样的藏品，其特殊收藏价值、纪念意义绝无仅有，而两件总价尚不抵当年一副当代艺术家的大头画像！

“大圣遗音”导热古琴收藏

袁荃猷先生习琴于汪孟舒、管平湖等大师，造诣深厚。王世襄先生1954年转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夫妇两人潜心研究古代音乐史，出版五辑《中国古代音乐史参考图片》《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等重要著作。

1948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妇“鬻书典钗”，自锡宝臣之孙章泽川手中求得唐代“大圣遗音”伏羲式琴。《自珍集》中记他们“以饰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约五两，再加翠戒三枚”，翠戒中最佳一枚为王世襄先生母亲金章的遗物。

“大圣遗音”琴被公认为民间收藏中最珍罕的唐琴，与北京故宫所藏神农氏唐琴同为中唐雷氏为宫廷所制，是唐琴标准器。此琴曾经元代鲜于枢收藏，古琴大师管平湖认为九德兼备当推“大圣遗音”，此琴伴随了王世襄夫妇多姿多彩的一生。

“大圣遗音”琴当年领衔“俪松居长物”专拍，估价300万至350万元，被上海藏家以891万元竞得，创造中国古琴第一高价。八年后，此琴2011年再上中国嘉德拍场，以1.15亿元续写辉煌。2003年与此琴同场上拍的另外五张琴也以高价拍出，宋代“梅梢月”宣和式琴203.5万元，宋代“高山流水”仲尼式琴115.5万元，宋代朱晦翁藏仲尼式琴220万元，明代凤嗦式琴132万元，明代“清梵”仲尼式琴74.8万元。

先后曾经溥侗、安世霖、关仲航之手的明代凤嗦式琴（图十），2009年11月第二次现身北京翰海时，涨至369.6万元。被认为是南宋大儒朱熹所藏、后经苏州各工王昆玉重修的仲尼式琴（图十一），2010年6月北京匡时再拍时涨至1120万元。“梅梢月”宣和式琴、“高山流水”和“清梵”仲尼式琴则至今被收藏者深藏。

“大圣遗音”琴的成交，导热了中国古琴的收藏，宋元古琴价格大涨，来源清晰的名家旧藏精品价格往往在千万元以上，明代潞王琴也动辄数百万元，清代宫廷旧藏古琴迭创高价，精品超过千万元。内地拍场上古琴专拍不断，名琴屡现。不仅如此，在古琴行情飙升的背景下，古琴文化热开始漫延，各种古琴会、学习班层出不穷，对古琴文化的传承、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新认识漆器的价值

七千年前，河姆渡人已经在木胎碗上涂饰自然生漆，商周人已经会用色料调漆。然而，传统儒家轻视各类工艺技法，导致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漆工艺只能依靠工匠师徒间口耳相传，偶有《漆经》也因不被重视而失传。漆艺唯一古籍——明代隆庆漆艺名匠黄成《髹饰录》，也因年代久远，难以释读，王世襄前后用八年时间，深入到民间漆工名匠间学习、搜集资料，寻访实物例证，最终对此书进行了释文、解说，著成《髹饰录解说——中国传统漆工艺研究》一书，于1958年自费油印200份赠研究机构。1987年12月，王世襄先生《中国古代漆器》专著问世，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按年代顺序编著的漆器图录”，这两种著作被誉为中国漆器研究的“双璧”。两年后《中国美术全集-漆器》也出版，这三册书不仅挽救了很多行将消失的漆工艺，更将漆器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王世襄先生重视漆器收藏，1997年以来流入拍场的漆器藏品超过36件，以清代制品居多，其次是明代、近代制品。1997年中国嘉德春拍上拍口径18厘米的清中期木胎黑漆金彩牡丹纹盖碗（图十二），估3万至5万元，流拍。盖碗造型似仿自同时期的景德镇瓷盖碗，通体黑漆地，碗身以金彩绘牡丹纹、万字纹和寿字纹，碗、盖内亦以金彩绘花卉纹。

2003年拍出王世襄藏漆器22件，高34厘米的明代金髹木雕雪山大士像（图十三）拍至275万元，佛像入编-《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通体髹金漆、打金胶、贴金箔、罩透明漆，堪称漆像典范。前述明万历缠莲八宝纹彩金象描金紫漆大箱，是明代宫廷家具、漆器精品，被收入王世襄先生的家具、漆器等多种著作。高12.5厘米的清道光卢葵生制角屑灰锡胎漆壶（图十四）估3万至5万元，拍至44万元，少见的角质沙屑漆灰工艺壶，拍场极为罕见。另一件拍得33万元的清代扬州制梅花纹镌钿黑漆册页盒（图十五），疑出自卢映之之手，盒盖面以螺钿嵌饰一幅古梅图，中央以湘妃竹镶格，格内以螺钿嵌“宋杨补之梅谱，杭郡金农题”11字。

去年“王世襄先生藏工艺品”专场12件漆器整体品质不如上一场。高30.5厘米的明晚期犀皮漆小方角柜（图十六）拍至63.25万元，造型为“一封书”式，方方正正，柜内髹黑漆，描金绘花卉纹，柜外以犀皮漆技法装饰，是清代少见的品种。高27.2厘米的清乾隆金髹木雕十一面观音（图十七）拍至48.3万元。近代名工多宝臣所制紫鸾鹊谱纹雕填兼描漆长方盒（图十八），拍至24.15万元。多宝臣是近代北京名漆工，王世襄《自珍集》载“此盒为当代漆器，但系吾师示范之作，曾目睹各工序制作过程，故弥足珍贵。”其他漆器小件成交价多为数万元。

王世襄先生的漆器著作、藏品一开当代漆器研究、收藏之新风，普及了人们对于古代漆器的认识，推动古代漆器的行情，此后日本、香港、台湾以及内地都出现很多专门潜心收藏、研究古代漆器的收藏者，如李汝宽、李经泽父子、坂本五郎等人，其藏品对收藏界、学术研究影响不小。目前，明清宫廷漆器精品的价格在市场上已经高达千万元。

葫芦器的复兴

如前述，早在1996年两件王世襄所藏的葫芦器成交价就超过10万元：高6.6厘米的清晚期葫芦押花福寿纹鼻烟壶（图十九）拍至12.1万元，鼻烟壶以长颈小葫芦夹扁制成，两面押蝠纹、圆寿字，象牙嵌翠石镶口；口径7厘米的“乾隆赏玩”款清模印云龙纹葫芦碗（图二十）拍至15.4万元，葫芦碗器型周正，碗内髹黑漆，外腹上下装饰回纹，主题纹饰为两组火珠龙纹，纹饰精美。这一价格在当时可不低。

次年舂拍中国嘉德上拍的五件王世襄藏葫芦器，流拍四件，仅“乾隆赏玩”款横模印葫芦饕餮纹炉（图二十一）拍至38.5万元，可谓90年代内地最贵的葫芦器，炉口径21厘米，扁圆的器型及如意云头饕餮纹源自青铜器。估价高达40万至60万元的乾隆模印葫芦八仙纹瓶（图二十二）流拍，2003年再拍时估价下调至30万至40万元，拍至63.8万元。可见1996年估价过高，市场难以接受。葫芦瓶模印“乾隆赏玩”楷书款，束腰式方形，下肚抹角成“八不正”式，上下八面模印八仙人物纹，纹饰清晰精美，传世私人收藏品中至今未见相类者。

2003年专拍中的八件葫芦器均高价拍出，四件成交价超过10元，清乾隆“乾隆赏玩”楷书款模印缠枝莲纹匏盖罐拍至46.2万元，清乾隆模印寿字纹尊拍至41.8万元。

去年秋季上拍的25件葫芦器，品种丰富，蝈蝈葫芦、葫芦鸽哨、模印葫芦、火绘葫芦等均不乏代表之作，行情也达到了历次拍卖之最，仅流拍一件，20件价超10万元，三具一组的清道光官模子蝈蝈葫芦（图二十三）拍至103.5万元。民国时期的“鸿”字葫芦两对及截口三对拍至78.2万元，六对民国时期的“祥”字葫芦鸽哨拍至71.3万元。王世襄先生亲手所制的八支民国“祥”字火绘草虫葫芦（图二十四）拍至36.8万元，火绘葫芦片嵌镶红木圆盒成对及火绘葫芦别针拍至32.2万元。

玩赏容易制作难，对于葫芦器，更难的是复兴各种葫芦种植、范匏工艺。王世襄先生自己种植葫芦、范模，甚至上手画稿、火绘，为葫芦器工艺的复兴身体力行。《说葫芦》专门讲述天然葫芦、勒扎葫芦、范制葫芦、火画葫芦、砑花葫芦、针划葫芦、刀刻葫芦的种植技术及工艺要点，还详述了各种葫芦器的用法，鸣虫种类与所用葫芦、畜虫葫芦各部位等诸多常识。周绍良先生推此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介绍葫芦器艺术的书”。在他的著作引领下，人们开始重视葫芦器收藏，投入到葫芦的种植、艺术创作中，北京、天津、吴桥等地陆续有人使范匏绝艺重生。

竹刻研究带热一门艺术

2003年“俪松居长物”专拍，吸引上博竞拍的是一件明代朱小松竹刻归去来辞图笔筒（图二十五），以110万元定向竞得。专拍中八件明清竹刻、七件当代竹刻均拍出高价，高17.8厘米的明代朱三松竹根雕老僧拍至264万元，为当时内地最贵的竹刻艺术品，底刻“三松制”楷书款。明代文人竹刻艺术始自嘉定朱鹤，其后其子朱缨、孙朱稚征祖孙三代开创了嘉定派竹刻艺术。朱小松、朱三松父子作品同场拍卖，机遇和价格始无前例。明代竹刻传世数量稀少，即便像明代双螭纹透雕香筒（图二十六）这样的作品如今也少见，拍至33万元，筒身透雕两螭，张吻吐舌，神态生动。朱氏祖孙作品更为罕见，市场常见的竹刻多为清制品。高13.5厘米的清代竹根雕采药老人（图二十七）刻工精湛，圆润写实，似雕刻李时珍像，拍至57.2万元，王先生“疑出封氏兄弟之手而未署名。其艺术造诣，实可与封锡禄抗衡也。”7厘米大小的清代竹根雕蛙（图二十八），更是难得一件把玩类艺术品，动态雕工精美传神，19.8万元的价格超出估价近十倍。

2003年之后明清竹刻价格暴涨。“顾珏”款清康熙嘉定竹高浮雕山水人物图笔筒，2005年在香港成交价高达1076万港币。“臣天章恭制”款清代施天章竹雕耕织图笔筒，2012年在北京也拍至920万元。当前清代竹刻名家精绝之作，已经接近千万元。

竹刻作为一门艺术盛于明代中期，流行于文人阶层，贵在以常见易得竹材表现艺术思想，唯少数文化修养较高者才能为之，被称为文人竹刻。嘉定派之外，明代尚有以濮仲谦代表的金陵派、张宗略代表的留青一派。清代前期竹刻艺术盛于明代，封锡禄封氏兄弟曾入宫廷献艺，以吴之瑶、封锡禄、周颢、潘西凤等人为代表。清人金元钰撰《竹人录》后，直到近代才有王世襄舅父金西压撰《竹刻小言》，后经王世襄整理于1997年首先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竹刻鉴赏》，该书从竹刻简史、备材、工具、做法、述例、分派、辨伪、恢复和发展等方面研究，开中国竹刻艺术研究之先河，推热了竹刻的收藏、研究，以及当代竹刻艺术的发展。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当代竹刻艺术已经流派纷呈，其中不乏艺术名家，终成一个具有影响的艺术门类，嘉定还专门建立了竹刻艺术馆。

王世襄藏品亦非万能投资品

在书画、古籍、铜炉、鸽哨、蛐蛐罐等领域，王世襄先生亦收藏、研究成就卓著。书画多源自家藏，2003年秋季亦由中国嘉德拍出。371件古籍部分源自家藏，部分则是他为撰写研究生论文《中国古代画论研究》而收藏之书，其实用的目的性、系统性突出，珍稀版本少，1925年传经书社影印一函八册的宋代李诫编修《李明仲营造法式》也仅拍至89.7万元，仅三十余件成交价在10万元以上。曾收入《北京鸽哨》《自珍集》的11组鸽哨、六组蛐蛐罐，去年均在中国嘉德秋拍中拍出，鸽哨（图二十九）价格昂贵者高达数十万元，蛐蛐罐（图三十）成交价均在20万元之上。

2003年拍出的铜炉，2010年春季由北京匡时再次推出20件（详见《文物天地》2010年第9期“宣德炉”专辑，不再赘述），拍得9844.8万元。明代“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冲天耳金片三足炉、“大清康熙年制燕台施氏精造”马槽炉拍、“大清顺治年辛丑邺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冲天耳三足炉成交价均超过千万元，由此将铜炉行情引入高价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正处中国艺术品的行情高点，这批铜炉拍出了前所未有的高价，而去年中国嘉德上拍的四件铜炉，虽是王世襄所藏的最后四件，但因市场元气未复，每件千万元的高估价让收藏者望而却步。他的藏品也并非件件都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增值。2003年11月以209万元拍出的明代鎏金铜雪山大士像（图三十一），2009年11月拍至291.2万元，六年涨了82.2万元，增值幅度明显远不及房产，若计入通胀率，甚至还不抵209万元六年定期的存款收益。

由此也给投资者敲了一记警钟，艺术品投资市场并非遍地黄金，即便王世襄藏品，亦非件件精品，更非万能投资品。王世襄藏品的学术性远高于市场价值，对其品牌价值，或品牌效应，应该着眼于学术层面的参照和探究，忽视此端，其藏品的价值将大打折扣。这也正是学者性收藏与投资者收藏的价值分野所在。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