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铜器收藏市场现状

起步较晚的宋元明清铜器研究

一般而言，铜器收藏特指汉前尤其是三代青铜器，这种特指在中国大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收藏市场形成后才发生变化。由于中国大陆限制青铜器的收藏和流通交易，青铜器收藏甚微，器物稀见，且鲜有人将其列为收藏项目。而中国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以纽约、伦敦、巴黎等艺术品市场上，铜器备受收藏者、古董商、博物馆青睐，屡屡创出中国艺术品交易天价。毫不夸张地说，私人藏青铜器主要在中国内地以外的地区。也因此导致了中国大陆忽视宋元以降中国晚期铜器的收藏与学术研究，基本形成了由民间收藏推动学术研究的局面。

1976年新安沉船打捞出水后，考古报告、文物图录陆续被发表、出版，但学者们侧重宋元陶瓷及贸易史的研究，2000年以后，沉船所载金属工艺品的研究才起步。2007年秋季，沉船上的金属工艺品在韩国海洋遗物展示馆以“新安船内的金属工艺”特展的形式展出，同期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公开出版图录、论文集，为研究中国宋元铜器、金银器提供了珍贵资料。

事实上，中外收藏者晚至上世纪70年代已涉足宋元明清铜器的收藏，王世襄、叶义、乌尔里希·豪斯曼（Ulrich Hausmann）、保罗·弗里曼（Paul Freeman）、休‘莫斯（Hugh M.Moss）等人就是表表者。伦敦与香港市场，在中国宋元明清铜器研究方面举足轻重，从1983年开始，这些地区的一些重要古董商、收藏者就开始举办铜器收藏专题展览。1983年保罗，莫斯（Paul Moss）在伦敦举办的“中国文艺作品的学者品味”（DocumentaryChinese Works of Art in ScholarsTaste）展中，展品已经充分关注到了铜器的工艺价值。1984年，古董商迈克尔伊夫利（Michael Eveleigh）及布莱恩，哈金斯（Brian Harkins）在香港举办铜器专题展览。休·莫斯在香港搜集铜器，1984年《香港国际古玩展》杂志详细记载了他与曾昭柱举办的胡文明铜器珍品展览。当时，诸如叶义、曾昭柱、蓝捷理、朱汤生等收藏界名家，经常聚集于休·莫斯处论道，推动了香港及海外市场的宋元明清铜器收藏。

宋元明清铜器研究论文、著作数量稀少，直接影响了市场认可度。1989年，迈克尔·格德惠斯（MichaelGoedhuis）编著的《中国日本的铜器》（Chinese andJapanese Bronzes）出版，对海外收藏者影响较大。柯攻瑰（Rose Kerr）研究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品，对铜器有所述及。1993年，莫里（Mowry）博士对克莱格（clague）收藏的铜器出版了研究著作。

199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杜翅松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发表《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概述宋元以降铜器出土及鉴定问题。2008年《南方文物》第4期发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久保智康的《新安沉船装载的金属工艺品——其特点及新安沉船返航的性质》。2008年，胡广俊编著《圣刘易斯艺术博物馆及罗伯特（RobetE.Kresko）收藏中国晚期青铜器》出版，是少见的宋元明清铜器专门著作。2013年，袁泉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刊发《新安沉船出水仿古器物讨论——以炉瓶之事为中心》，就沉船上的瓷、铜仿古器物的产地、交易目的地以及用途等进行了专门研究。

当代私人收藏者的铜器鉴赏观

宋代《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等著作的出现和公私收藏、研究的兴起，是宋以降瓷器、铜器及工艺品仿古风尚流行之源。新安沉船出水的以金属器、瓷器为主的仿古容器，特别是铜器，为我们了解宋代铜器制作提供了珍贵的参照样本。学者袁泉指出，“这批特殊货船的器类主要包括鼎炉、壶瓶、觚爵之属，造型特征与纹样装饰既追摹古风，又不乏新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明中晚期，文人士大夫已经相当重视铜器收藏及工艺、美学研究，屠隆《考槃余事》、文震亨《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袁宏道《瓶史》、李渔《闲情偶寄》等著作中，对铜器的收藏、鉴别、陈设使用有着相当精辟的论述。对于宋元明清铜器的研究专著，至今依然缺失。换句话说，也就是宋元明清铜器的学术研究直今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中外收藏者反倒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借助拍卖交易，王世襄、乌尔里希、保罗、休，莫斯的收藏经验及藏品，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民间样本。

据保罗·莫斯著文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业界多视晚期铜器为陪衬装饰，仅为桌面或饰架之物，与高古青铜器比较，更显劣拙，粗制滥造，不值一提，莫论分析鉴赏。总体而言，晚期铜器，饱受鄙夷。”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在其所著《中国艺术的风格》（stylein the Arts of China）一书中，对宋元明清铜器也不屑，“生搬硬套之粗滥之物”。对宋元与明代早期品类纷呈的仿古花瓶，更嫌其铜胎单薄，铸工粗糙，甚至认为年款亦属假造。实际上，这种观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乌尔里希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德国西柏林市与友人共同经营家具修复工作室，由英国购人家具与工艺陈设，修复后在德国售出。一次前往英国伦敦购货时，“偶然于古董店内瞥见一青铜小瓶，曲线流丽，灵巧精雅，环饰凸棱，触感熟滑，包浆湿润。”由此开启了乌尔里希45年的中国铜器收藏之旅。乌尔里希曾撰文指出，“晚期铜器中，又以仿古铜器最常遭受批评，被认为乃模仿古代佳器之拙作，误解原器纹饰元素，单凭抄袭重组，难登大雅。对于此等批评，本人甚有保留。艺术家取旧时元素，按自身视野重新自由组合，或作修改，或加创作，实为理所当然，价值不容忽视。”乌尔里希认为，“晚期中国铜器之研究，并非由博物馆或学术界所领导，乃由一众古董商与收藏家协力推动，开创新貌。”他从工艺技巧及美学角度，证实晚期铜器铜胎细簿，实显至臻技艺，并详述了失蜡法的精准要求，以及铜器包浆的鉴赏意义。

中国收藏家重视藏品包浆，明代曹昭《格古要论》即有记述。乌尔里希认为“部分修复专家及策展人认为铜器应当刻意清洗，务求今古器看来光洁如新，以吾所见，诚为遗憾。此举不但洗去历代藏者珍爱之情，令藏品惆然失落时间痕迹，现今赝品泛滥，再洗去年月证据，鉴别铜器真伪势将更为限巨。赝品或可抄袭设计，假制包浆却极其困难，故而在美学基础与思古情怀以外，铜器包浆更可助于鉴辨。”

保罗·莫斯曾撰文指出，“铜器之面层，可证明它既非数百年来埋没黄土、最近出土之古物，更非机器制成之滥作，而是一直备受用者珍重保存之雅器。古董收藏，以历代妥善保存及使用之珍品为尚，埋以墓塜之陪葬物品为次，尤宋代以降工艺为甚。此外，铜器面层蕴藏无名艺匠之个人风格及心血结晶。中国工匠观望良古美玉，成品形状自然浮现，感受表层生命流转，再施浮雕镂刻，铜匠亦然，甚至臻妙品，无论器皿铸像，表层皆触手生温。如此看来，明代铜器精品之美，并不次于上等犀角竹刻玉雕，而且更为内敛。”

1976年12月14日，英国收藏家大维德爵士（SirPercival David，1892—1964年）夫人在伦敦苏富比售出…只家藏“张鸣岐制”款手炉，由著名古董经纪人休·莫斯以高价代香港收藏家叶义竞得。1984年11月22日，这只手炉（图一）与另外六只手炉成一组在香港苏富比拍卖，由保罗·莫斯以极低价格竞得，后转手乌尔里希收藏。保罗·莫斯在香港竞拍时，当场被一高级古董商笑翻，原因即当时这类手炉单只在香港荷里活市场仅值250港币。有行家甚至认为，叶义医生是由荷里活市场以此价格凑成七只一组手炉。2014年10月8日，这只手炉（宽13.9厘米）在乌尔里希的未了情园藏品专场中，估价8万至10万港币上拍，拍至178万港币。

这只手炉的收藏流传经历，折射了近四十年来中外收藏者对宋元明清铜器的市场认知。

宋元铜器的标准器及认知误区

新安沉船出水有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墨书及元代至大通宝铜钱（始铸于1310年），学界普遍认为沉船沉没于14世纪前半叶。以新安沉船考古出水的铜器为参照物，再结合中国内地历年宋元窖藏、墓葬出土实物，可以基本呈现两宋至元的铜器面貌。

久保智康对新安沉船上的金属工艺品进行了大致研究，他指出船上铜器中有被日本人称为“唐物”的铜器，如“狮钮盖三足形香炉、四足方鼎形香炉、觚形瓶、贯耳瓶、蒜头瓶等，显然是从中国销往日本的商品，它反映了14世纪前后日本国内对唐物的嗜好。”这种嗜好实际上是指12世纪日本贸易活跃，其时宋朝以“九经”“五经”等夏商周三代经典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由此，“三代铜器”的“考古”式教养逐渐在士大夫阶层和宫廷受到重视，同时儒、释、道三教中作为礼器使用的铜器样式正在不断发生巨变，“这些仿古铜器很快就成为佛教寺院的香炉、花瓶、烛台等供奉器物的样式，作为宋代社会的流行趋势，很快就引起了入宋日本僧们的重视。”另外，宋代上层社会流行的品香、插花、斗茶也流行于日本，沉船的一些器物反映了当时日本对唐物的巨大需求。

袁泉从新安沉船出水的鼎炉、壶瓶两类数量最多的器类人手，结合中日考古出土物、传世藏品以及文献，进行比较研究，细致到具体的器型、纹饰，比对物涉及福建南平窖藏、江西宜春窖藏、江西万安窖藏、海盐镇海塔、海宁智标塔、杭州浙大新村、杭州武林门外城墙，以及四川简阳墓葬/窖藏、三台东河纸厂窖藏、三台南河路窖藏、江油大康乡窖藏、江油河西乡窖藏、江油彰明窖藏、江油厚坝镇窖藏、江油广安乡窖藏、大邑窖藏、巴中窖藏、剑阁窖藏等考古出土实物，对宋元铜器的收藏、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袁泉指出，鼎炉类“仿古器物在造型上既追求仿商周鼎、鬲、簋，也取法汉鼎与博山炉，具体又可细分为香（熏）炉、三足鼎式炉、四足方炉、鬲式炉等类”；“新安沉船出水数量相对较多的壶瓶铜器计有温壶、投壶、贯耳壶和环耳壶四类”。沉船上的仿古器物主要作为供养之具和清赏之具，“出水仿古器类基本可在宋元遗迹中找到一致的类比对象”，而“宋元遗迹出土的仿古铜、瓷炉多数与宗教供奉和民间丧祭活动相关，在佛道寺观、民间教团与士庶墓葬中往往充作‘香花供养之用”。“宋元遗址中一炉二瓶的铜器组合十分常见，名为三供”，另一类组合形式是“在一炉二瓶的基础上又增加蜡（灯）台两具，形成了香炉居中，其他四件左右排开的对称摆陈模式，称为五供”。“自宋以来，一炉二瓶的组合逐渐成为佛前香花供奉的主要样式”，“炉瓶组合有时也陈设于挂轴图案前，用作厅堂、书斋的装饰。”袁泉认为，“在中国宋元遗存和日本传世及出土文物中，目前所见的13—15世纪的仿古炉瓶通常存在三供、五供、三具足、五具足、炉瓶三式等组合形式；这种仿古组合不仅用于寺社佛事，也用于装点贵族府邸；或供奉于宗教场所作香花供养，或陈设于厅堂书斋为文玩清赏。”

上述沉船、宋元遗迹出土实物，是研究宋元以降的铜器工艺的基础，对于收藏鉴赏、断代等学术研究意义重大。

但在2007年前，古玩行对宋元明清铜器鉴别的流行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制作工艺相对粗糙者看成是早期铜器，工艺相对精细者则断为后期或者是清三代制品。事实上，从新安等地的出水、出土实物看，宋元、明代也有相当精细的铜器。另一种是以铜器的器薄程度断代，流行的看法是器薄、体轻的铜器制作粗糙，多为后期制品。而就铜器的范模工艺而言，越薄的技艺要求越高。

近十年来民间收藏、拍卖市场上交易的宋元铜器极为少见（实际上是因标准器稀少，收藏者对宋元铜器缺乏认识），而且铜器的制作工艺也与常人想象的粗糙相反，宋元铜器实际上器型、纹饰精美，制作精巧，很多被行家断为后期制品的铜器，都应该重新审视。

宋元铜器的市场交易样本

市场上宋元明清铜器的交易品种，大致有供养器、陈设器、赏玩器等几类，供养器多数归为宗教艺术品一类，明以前陈设、赏玩器缺少判断依据，大量是明清制品，多数年代清晰的铜器是清代宫廷制作品（大量清官旧藏品可以为传世铜器找到判断依据）。

因对宋元铜器认知、断代的局限，流通的铜器明确标注宋元时代者少见，笼统标注“宋元”“宋至明”者比比皆是，仅少数长期致力于此的资深藏家、行家，如乌尔里希。豪斯曼、保罗·弗里曼、休·莫斯等人对自己的藏品标出断代结果。

乌尔里希的117件藏品清楚标注了年代，这批藏品多数在海外公开展览、出版、拍卖过，因此广受收藏者、行家追捧，成为近年来宋元明清铜器拍卖的经典案例，这也是海内外市场首次出现的私人藏宋元明清铜器专场。

他的藏品中，标注“宋”者七件，包括两件铜镜，器型有尊、炉、鼎、壶等，纹饰以仿青铜器的饕餮纹、几何纹为主。饕餮纹龙耳尊（图二）37.5万港币，错金银饕餮纹冲天耳鼎式炉（图三）81.25万港币，铺首活环耳壶连盖（图四）35万港币，具有一定代表性。

标注“南宋/元”者仅铜锦纹地贯耳壶（图五）一件，拍至93.75万港币。

标注“宋/元”者九件，器型有钟、尊、瓶、壶、立像等，纹饰有龙纹、饕餮纹、绵纹、夔龙纹等。代表器物有饕餮纹象首尊（图六）32.5万港币，饕餮纹贯耳壶（图七）32，5万港币，开光锦纹贯耳方壶（图八）35万港币。

标注“宋至明初”“宋至明”“宋/明初”者七件，器型有匜、双连瓶、尊、爵、盘、盒、立像等，纹饰有瑞兽纹、饕餮纹、缠枝花卉纹等。兽匝（图九）170.5万港币，饕餮纹羊首尊（图十）15万港币，具代表性。

标注“元”者九件，器型有觚、炉、尊、壶、爵、净瓶等，纹饰有夔龙纹、夔凤纹、螭龙纹、锦纹、饕餮纹等。饕餮纹象耳尊（图十一）30万港币，双螭龙耳三足炉（图十二）27.5万港币，凤首净瓶（图十三）16.25万港币。

标注“元/明初”者八件，器型有尊、长颈瓶、六方瓶、立像等，纹饰除常见的夔龙纹、仿古纹等纹饰，出现了海水锦纹、八卦纹纹饰，应该是与元代道教盛行有关。海水锦纹双龙耳尊（图十四）35万港币，卧牛砚滴（图十五）15万港币，夔龙纹龙耳尊（图十六）32.5万港币。

今年3月21日在纽约上拍的102件保罗·弗里曼等人收藏铜器中，三件明确标注为“宋”代：铜壶、弦纹瓶以1万美元拍出，弦纹壶（图十七）1.0625万美元。

标注“宋/元”者15件：器型以宋元常见的壶、瓶类为主，典型器有如意耳方壶、饕餮耳方壶，兽耳瓶、贯耳瓶、活环瓶等，纹饰有锦纹、仿古纹、饕餮纹、鼓丁雷纹、仿古纹、龙纹等。蛟龙纹饕餮耳瓶（图十八）2.5万美元拍出，其余成交价多在数千至1万美元左右。

标注“宋至明”者三件：饕餮纹出戟兽耳方瓶（图十九）1.75万美元，净瓶6250美元，镂空缠枝莲纹盘口瓶3000美元。

标注“元”者三件：锦纹如意云耳六方瓶，八卦纹如意云耳瓶，仿古饕餮纹象耳尊（图二十）拍至1.5万美元。

标注“元/明”者七件，器型以瓶、爵为主，瓶有长颈瓶、活环耳方瓶、兽耳瓶、蒜头瓶等，纹饰有蝉纹、饕餮纹、后错银丝饕餮纹、雷纹、万字锦纹、夔凤纹等。代表性铜器有蝉纹龙耳长颈瓶（图二十一）1万美元，错银丝饕餮纹兽耳瓶一对1.125万美元，雷纹兽耳活环六方瓶一对1.0625万元。

对比乌尔里希、保罗的铜器藏品可以看出，宋元时期的铜器以仿古尊、鼎、觚、爵、炉、瓶、壶为主，尤其以各式瓶、壶的式样最多，数量也较大。两宋时期收藏、插花、品香风尚在上层社会流行，对瓶、壶、炉等铜制品的需求量大增，仿古饕餮纹、兽纹、锦纹以及缠枝花卉纹、如意纹、八卦纹、万字纹等，都具有时代特征。

明代铜器是市场交易主体

明清铜器的学术研究刚刚起步，准确断代并不容易，“明清铜器”之称约定俗成，古玩行流行的断代是粗略的明早期、明晚期、明末清初、清早期、清中晚期几种分法，视器型拙朴大方、纹饰简略、铜质精纯者为明代制品，而将制作精美、纹饰复杂者看作是清代制品。

事实上，明清铜器断代的复杂性远超常人想象，也备受争议。以铜炉为例，直到2009年8月17日，针对明清铜炉的科学检测才正式起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米佳先生精心挑选13件该院所藏明清铜炉代表器物，与明宣德二年宣德皇帝赐青海瞿昙寺的铜鎏金双耳活环瓶比对研究。活环瓶以黄铜铸造，对其瓶口、耳、腹、足部抽检，锌含量谱图峰值在11.808-14.653%，锡含量为0。13件铜炉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使用便携式x荧光光谱无损检测发现，仅清宫旧藏明宣德冲耳乳足炉（故142844）的检测结果与活环瓶接近，含金1.9%，含锌均值12.0%。此炉也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宣德炉。从13件铜炉所含锌的比值顺序看，从明宣德至清嘉庆，宣铜器的锌含量比值图谱曲线走了一个马鞍形，明宣德时期的11-15%左右，至明末的2-7%左右，再至清康熙的6-7%左右、雍正的7-11%左右、乾隆的17%左右、嘉庆的17-18%左右。这也是大致判断明清铜炉年代的数据依据（李米佳：《宣德炉研究——故宫藏宣铜器的整理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宣铜”之器——定名、标准器及其他》，《紫禁城》2。

铜炉无疑是明清铜器中制作较为精细的一类，对铜质的要求较高，明清文献中记载着为去除铜所含杂质，采用多次精炼，多者十余次。李米佳对铜炉含锌比例的检测及研究，对明清铜器其他器类的鉴别和断代是否同样具有参照价值，还需进一步研究。不容忽视的是老一辈文物专家的鉴定结果，选取的13件铜炉中，有几件检测结果与鉴定专家的鉴定结果相符。

也就是说，放之收藏市场，铜器收藏者长期积累的传统鉴定经验——目鉴同等重要。乌尔里希、保罗所藏铜器均以明代制品的主体，明确标注宋元制品所占比例不大，乌尔里希117件藏品中明清铜器76件，明以前铜器26件，15件宋至明、元至明断代存疑。保罗·弗里曼等人的102件藏品中，宋元铜器仅21件，明以前铜器7l件，宋到明断代存疑者10件。

保罗藏品年代标注为明代的铜器3l件，近全部藏品三成。器型丰富，依然是各式炉价格较高，“大明成化年造”款局部鎏金铜瑞兽纹香炉（图二十二）拍至11.875万美元，阿拉伯文香插瓶（图二十三）7.5万美元。

乌尔里希藏品中明代铜器53件，近半数。其中，明初铜器一件，铜麒麟尊（图二十四）47.5万港币。17件标注为“明”代，器型以尊、炉、鼎、觚、笔搁等为主，纹饰有瑞兽纹、饕餮纹、夔龙纹、弦纹、仿古纹、松鹿同春等。铜炉的市场认可度和价格明显高于其他器型，洒金铜桥耳三乳足炉（图二十五）成交价达244万港币，九元三极炉（图二十六）172万港币，局部鎏金铜蟠桃式熏炉（图二十七）100万港币，海棠式狮耳小尊（图二十八）43.75万港币，瑞兽冲天耳方鼎（图二十九）25万港币。

标注“15-16世纪”的铜器10件，器型有香盒、立像、觚、壶、瓶、镜座、投壶、香插、炉等，纹饰有阿拉伯文、饕餮纹、龙纹等。阿拉伯文香盒（图三十）成交价高达220万港币，饕餮纹方觚（图三十一）30万港币，漆金龙女立像（图三十二）10.625万港币。

明弘治铜器一件，锦纹兽面图豆（图三十三）22，5万港币，豆有“顺德县社稷坛祭器弘治壬子知县吴廷举命工铸”题字款。嘉万铜器一件，一路连科三峰笔搁（图三十四）47.5万港币。

标注“晚明”者23件，器型有瓶、爵、杯、匜，三足炉、熏炉、手炉、簋式炉、鬲式炉，盘、碗，茶壶、茶罐，水滴、笔搁，立像等，炉的器形变化丰富多样，茶具、文房用具增多。纹饰常见瑞兽纹、夔龙纹、弦纹、锦纹，而具有时代特征的阿拉伯文、云龙纹、四爱图、开光花鸟纹、松鼠葡萄纹等纹饰，错金银工艺纹饰增多。价格较高的仍然是各式炉，错金银夔龙纹簋式炉（图三十五）拍至268万港币，“丙辰年制”款错金银四爱图碗（图三十六）118万港币，麒麟熏炉（图三十七）35万港币。

清宫御制陈设铜器行情飙升

明清铜器特别是铜炉市场行情的飙升，得益于王世襄先生旧藏铜炉的两次拍卖：2003年11月首次在中国嘉德上拍21件，2010年12月北京匡时再拍（少一件“深柳书堂”款冲耳炉）。首次拍卖2l件铜炉被上海一收藏家悉数拍得，这批铜炉是王世襄毕生所藏之物，大部分源自民国收藏名家，王世襄在《自珍集》中清晰记录了藏品来源。21件成交额1179匜2万元，再拍时20件成交额达9844匜8万元，7年间价格上涨超过8倍。清康熙“大清康熙年制燕台施氏精造”款马槽炉首次以89匜1万元拍出，第二次拍至1456万元，价格上涨超过14倍。明崇祯“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冲天耳金片三足炉首次拍至166匜1万元，第二次拍至1512万元。清顺治“大清顺治年辛丑邺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冲天耳三足炉首拍拍至166匜1万元，第二次拍至1176万元。

这批铜炉巨大的升值潜力，引发铜炉拍卖行情飙升，明清铜器特别是宫廷铜器价格高涨，精品动辄价超百万元，上千万元的成交品亦不鲜见。2011年12月西泠拍卖明代“涌泉”款铜鎏金兽耳炉，成交价达920万元。

清代宫廷御制陈设铜器器型丰富，纹饰精美，是收藏者搜求的对象，市场上“宫廷御制”的品牌价值远远高于文人雅玩。因此，清代铜器实质上在价格上已经市场化地分为宫廷御制和文人雅玩两类。

2007年宫廷御制陈设铜器精品价格已超过千万元。当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估35万至50万港币的清康熙“康熙五十二年制”款御制鎏金铜交龙钮八卦“无射”编钟拍至1376.75万港币，一对清乾隆“大清乾隆年制”款御制铜铸刻龙凤纹双耳活环方觚估40万至60万港币，拍至1130.35万港币。北京翰海当年秋拍中，清雍正“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铜海水龙纹瓶估6万至9万元，最终拍至1570.24万元。行内人普遍认为，这三件清宫御制铜器应为圆明园遗物，这也是拍卖价格飙高原因之一。

2009年5月，一对日本优彩庵旧藏的清康熙“康熙五十四年制”款御制鎏金铜交龙钮云龙纹“无射”“夹钟”编钟，在香港佳士得成交价达4546万港币。2011年4月，一对清乾隆“大清乾隆年制”款金彩仿古铜浮雕螭龙图双耳盖壶拍至4322万港币。2014年10月，斯匹尔曼（speelman）所藏明宣德“大明宣德年制”款鎏金铜宝鸭熏炉，在香港苏富比拍得2924万港币。

可见，当前明清宫陈设铜器的价格已到千万元级别，与文人清赏铜器的行情对比强烈。

乌尔里希、保罗所藏清代铜器多为文人雅玩之具，数量远少于明代制品。保罗藏品中清代铜器不足十件。乌尔里希专拍中标注“明末/清初”的铜器六件：撇口碗、铺首耳方壶、局部鎏金铜文官立像、镂空佛狮戏绣球纹熏球、荷叶式洗及铜勺、蚰龙耳彝炉连座。蚰龙耳彝炉连座（图三十八）拍至81.25万港币，其余五件价格均在1万至5万港币。标注“康熙”的铜器仅龙耳簋式炉（图三十九）一件，拍至15万港币。标注“17-18世纪”的铜器仅12件，器型有炉、尊、爵、钵、壶、熏球等，各式炉价格较高。估价10万至15万港币的“大明宣德年制”款冲天耳三乳足炉连盖（图四十）意外拍至304万港币，成为全场之冠。

文人清赏铜器价值认知有待提高

王世襄、乌尔里希、保罗等人的铜器收藏，多数为文人清赏雅玩之物。乌尔里希及保罗藏品囊括了宋代至清代铜器的大部分代表器型：各式鼎、尊、爵、瓶、炉、觚、豆、匜、壶，洗、盒、盘、碗、钵、勺、杯，笔搁、镇纸、砚滴、水滴，镜座、立像、熏球、茶罐、香插、镜、钟等，种类繁多，俨然一幅具象的宋元明清铜器史，被收藏者、行家誉为拍场历年所见私人藏铜器范本。

这些铜器多数为传统文人士大夫生活中插花、品香等常用常见之物，不少在屠隆、文震亨、高濂、李渔等明清文人的文玩著作中有所提及。明代大量制作文玩清赏铜器是在晚期，当时设计新颖、制作精巧之物，备受文人士大夫阶层重视。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中《清赏诸论》卷即由铜器鉴赏始，更专著《论古铜器具的取用》一篇，详述时人对古铜器的运用，《论文房器具》《论香》《瓶花三说》等卷中，详述了时人使用铜器的流行风尚。

当前市场热捧清代宫廷铜器与铜炉，显然与传统文人士大夫对铜器的价值观相悖。乌尔里希、保尔藏品的拍卖结果，也反证了当前大部分收藏者、古董行家对宋元明清铜器的价值和美学思想缺乏认知。尽管乌尔里希的藏品拍出了令人吃惊的价格，但与铜炉的行情热度相比，大量铜器的价格还是地板价。若与同时期的瓷器等类别的艺术品相比，铜器显然还有相当大的价差空间，这或许正是铜器板块的未来增长点。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