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址、遗迹调查及相关问题讨论

三国文化遗产合肥 三国遗址公园 旅

曹静+李加锋

摘要：成都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中心，其历史文化资源丰厚。2014年7-9月，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组织开展了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址、遗迹实地调查。在调查的46处遗址、遗迹中，白虎夷王城址、骑龙山古驿道遗址、“汉代古火井”遗址等9处最具有代表性，对于深入探讨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调查研究对诸葛亮“西和诸戎”的策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蜀汉政府实行盐铁官营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佐证，展现了三国时期古牦牛道恢复开通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址遗迹；实地调查

一、前言

三国文化是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三国文化遗址、遗迹是其重要载体，也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财富。因此，对全国范围内现存的三国文化遗址、遗迹进行一次全面综合的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成都武侯祠作为三国历史文化遗址类专题博物馆，长期以来致力于将这块三国圣地打造成三国文化资料收藏中心、展示中心和研究中心。从1980年代开始，就曾开展了相关的历史遗迹调查、资料收集、文物征集工作。但因受条件和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调查仅限于局部性而缺乏全面性、系统性。2011-2013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联合凉山州博物馆开展诸葛亮南征路线调查活动，获得较为丰硕的科研成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作为三国蜀汉都城所在地，成都是蜀汉王朝的政治、经濟、文化中心，亦是受蜀汉政权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无数风云人物在这里登场，无数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留下丰厚的三国文化资源。2014年7-9月，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院进行深入合作，联合开展了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址、遗迹的科学调查工作。

二、调查与收获

调查小组先后对成都地区的46处三国文化遗址、遗迹进行了实地调查。此次调查的对象，不仅包含三国时期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包括三国历史文化所衍生出的遗址、遗迹，同时也涵盖不同时期为纪念三国人物而建的各种纪念性设施等。调查范围包含了整个大成都地区，除了市中心的武侯区、青羊区、金牛区、锦江区等4个区以外，还包括新都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区、蒲江县、大邑县、金堂县、新津县、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都江堰市等12个远郊区市县。本文选取黄龙溪、九里堤、万里桥等9处三国文化内涵丰富的遗址、遗迹，借此展现蜀汉政权统治对成都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见表1）。

1.黄龙溪

黄龙溪位于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黄龙溪作为府河通衢和重要的水码头，溯江而上可至成都，顺流而下便抵南安（今乐山），扼古蜀水道的咽喉。历代在此屯兵设防，是屏障川西平原、巩固古蜀后方的战略要地。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以太傅许靖、安汉将军麇竺、军师将军诸葛亮等为首的大臣上言：‘群下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又《蜀中名胜记》卷十二《上川南道》载：“后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刘氏以为瑞应，因立庙在长江村导江东岸，《碑目》云：‘汉刻黄龙甘露之碑，在彭山黄龙镇。”以上记载说明了黄龙溪之名的由来。首先是刘备称帝前，出现了黄龙现身于当时武阳县赤水河的吉祥征兆，接着蜀汉政权在黄龙现身的长江村建立黄龙庙，并立“黄龙甘露之碑”。最终发展成黄龙溪镇。黄龙溪古镇的形成，既与刘备称帝的重大历史事件有所关联，也是三国文化在大成都地区具有深远影响的见证。

如今黄龙溪景区拥有风貌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居建筑群和旅游规划区，现存大院3座、民居76座。镇内有三县衙门、古戏台、金华庵等多处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黄龙溪镇跻身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列。2011年被评为“成都新十景”之一。黄龙溪古镇已经发展为成都市近郊的成熟景区，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2.九里堤

九里堤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群星路与九里堤中路丁字路口东侧，相传为蜀汉丞相诸葛亮创建。有关九里堤的记载多见于清代文献，内容主要集中于九里堤的命名由来、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等方面。据《大清一统志》卷二九三《成都府二》载：“九里堤在成都县西北，堤长九里，故名。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捍水势。宋乾德中，守官刘熙古重修，一号刘公堤。”又据《四川通志》卷二十二下《津梁》载：“九里堤在成都县西北隅，其地洼下，水势易趋，诸葛亮筑堤九里，捍之。宋乾德中刘熙古修筑，又号刘公堤。”

当代学者编撰的《成都通史》，对于诸葛亮兴修九里堤的起因有详细论述：三国蜀汉刘备即位称帝之后，诸葛亮亲自主持了九里堤的大规模营建工程，起因如下：一是因为九里堤一带，“其地洼下，水势易趋”，每年夏天内江的洪水在此通过，冲堤、溃堤之事在所难免，在此筑堤防洪，同时改造景观，乃势之必然。二是因为刘备称帝之后，需要大规模营建皇宫。蜀汉的官城在武担山附近，而九里堤所在的位置，就在蜀汉宫城北面不远。此处乃成都木材供应的主要运输码头，修建蜀汉宫城所需的大量木材，都要从都江堰上游漂运而来，然后在此搬运上岸。把此处的水运码头加以扩建，为修建蜀汉皇宫提供有利条件，也是兴修九里堤的重要原因。

1999年，金牛区人民政府对残堤进行保护维修。2012年，九里堤被政府列入“北改”中的文态建设重点项目之一，成都市文化局、金牛区人民政府对古堤遗址进行了维修保护，重建了诸葛庙。诸葛庙门前两侧有楹联：“沥胆披肝，六经以来二表；托孤寄命，三代而下一人。”九里堤现存堤埂一段，长约28米，宽6米。堤面青草茵茵，两侧以条石砌筑，并以鹅卵石护堤。遗址所在地现已成为九里堤公园，由“九里堤遗址”牌坊、古河堤、诸葛庙和縻枣亭等组成。

5.万里桥

万里桥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以北，跨锦江而过。《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剑南道中》对其名称的由来作了详细的记载：“万里桥架大江水，在县南八里。蜀使费祎聘吴，诸葛亮祖之。祎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以为名。”此后，历代史籍文献对万里桥的地理位置、名称由来、基本保存情况等进行了记载。虽历经千年，万里桥一直都在使用，可见其作为古代成都的水路要道的重要性。

从1954年开始，为适应现代交通发展的需要，政府对万里桥进行过三次较大的维修、扩建与加固，把拱面改为平面，桥面铺了沥青，两侧增加了钢架人行道。1988年在对万里桥进行第三次维修的时候，在桥下发现汉砖，时代不详基石上的木桩孔洞，以及大量清代的木质桥基等，说明万里桥多年来位置未曾发生改变。1995年，万里桥被拆除，在桥原址上修建大跨度的钢筋混凝土大桥，后又在桥上空修建了高架桥。拆除后的老桥构件，被运至锦江上游的浣花溪后重建。

4.白虎夷王城址

白虎夷王城址位于成都市彭州市东南约七公里处的致和镇复兴村一组。该城址是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率众归降蜀汉后，卫将军姜维将他们迁徙至繁县（今彭州致和镇一带）而修筑的。《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载：“（延熙）十年（247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为此专门设立“新繁县”用来安置原居于此的百姓。《元丰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载：“新繁，府西北二十五里，二十八乡。河屯、清流二镇。有都江。”《民国新繁县志》卷一《地理》载：“季汉延熙十年，凉州夷率众降卫将军姜维，居之于繁，而徙繁民居新繁，于是有新繁、旧繁之分。旧繁城志载，县东北三十五里，在今彭县濛阳之交。”《光绪重修彭县志》卷二《津梁志》载：“夷王城，在（彭县）县东十五里，俗名蛮子城，故蜀汉白虎夷王所居。”根据上述文献的记载，当时白虎夷王城大致位于今彭州市的東南，原新繁县治所之西。

2012年3月至5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复兴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白虎夷王城”。该城址为长方形，南北长约220米，东西宽约170米，面积约3.7万平方米，呈西北至东南走向，现仅存西北、东北城墙的一段。依据城墙内出土的汉代瓦片、灰陶片、粗绳纹井圈残片等遗物，推测城址的时代为东汉。虽然该城址已残缺不全，仅余西、北两段城墙遗迹，但却是蜀汉境内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珍贵见证，更是诸葛亮“西和诸戎”这一战略思想的充分反映。

5.白虎夷王墓

白虎夷王墓位于成都市彭州市致和镇中平村二组。清代的多种地方志中，都有关于白虎夷王墓的记载。比如《大清一统志》卷二九三《成都府二》载：“古夷王墓，在彭县东。<寰宇记>：‘（古夷王墓）在漾阳县西北二十里。”又《光绪重修彭县志》卷二《津梁志》载：

“白虎夷王墓，<寰宇记>讹为‘周夷王墓，在漾阳县西北二十里，又云‘在九龙县。案今蛮子城东南三里，有古冢，土人名‘高堆子，殆是也。”文献中提到的“蛮子城”，《光绪重修彭县志》卷二《津梁志》中就明确记载为白虎夷王城：“夷王城，在（彭县）县东十五里，俗名‘蛮子城，故蜀汉白虎夷王所居。”

《民国新繁县志》卷三十一《金石》中，记载了该县境内一通碑石上的一段文字：“繁长张禅等题名……夷浅口例掾赵陵，近德字。……白虎夷王谢节，白虎夷王资伟。”此碑乃当地众多的夷侯、夷民所造，其中明确提到了“白虎夷王谢节、白虎夷王资伟”的名号和姓名，说明新繁的白虎夷人曾在此繁衍生息，并且夷汉之间和谐共处、关系融洽。所以他们在此地建城及修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经考古调查，白虎夷王墓为单室砖墓，封土已不存，现墓顶上方为现代搭建的一座庙宇。墓道入口为券拱形，连接一条1.9米长的甬道，墓室进深5.5米，宽2.75米，墓顶有一盗洞，墓室后壁的砖墙有残损。墓内的砌砖，绝大多数为花纹砖，砖纹多为回形纹、圆形钱币纹、凤鸟纹，还有一种在两边绘金乌、蟾蜍代表日月，中间绘羽人形象的纹饰，十分独特。此墓保存较为完好，墓室构造、墓砖样式等，均具有东汉时代的特色，说明当时迁居蜀地的白虎夷王一族，已较好的融入了当地的汉族文化氛围。

6.弥牟三国八阵图遗址

弥牟三国八阵图遗址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商贸街，相传为诸葛亮推演兵法、操练士卒所用。关于遗址的记载，时代最早可上溯至南朝梁蜀人李膺的《益州记》。明曹学俭《蜀中广记》卷五《名胜记第五》引李膺《益州记》云：“稚子阙北五里，有武侯八阵图，土城四门中起，六十四魁，八八为行，魁方一丈、高三尺。”经历代培修，到民国初年，遗址土垒保存相对完整的仅37垒，有遗迹可寻的20垒，共57垒。1950年代，土垒仅剩十几垒，“文革”期间，遗址土垒破坏严重，至今仅余6垒。遗址北面，原建有一座武侯祠（亦称八阵庙、武侯庙），相传是蜀民为缅怀诸葛亮治蜀的功绩而建。2000年左右，武侯祠还保留有偏殿，如今武侯祠已完全损毁不存。2003年7月，当地民营企业家捐资修建围墙和保护碑，保护区域长35米、宽21.71米、面积约760平方米，碑阴刻清代李调元的《八阵图歌》。2014年5月，青白江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再次对其进行保护性维修。

7.古石山炼铁遗址

古石山炼铁遗址位于成都市蒲江县西来镇马湖村十六组三角堰。古石山炼铁遗址作为蒲江县众多冶铁遗址之一，从两汉时期开始使用到明清时期废弃，延续时间长达千年。

三国时期，大成都地区产铁有名的县主要有临邛和广都等地。蜀汉政权为满足军备需要，大力发展冶铁事业，采掘铁矿，锻造兵器。《蜀中广记》卷六十九《兵器》载：“陶弘景<刀剑录>曰：‘蜀主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炼，柄中通之，兼有二字矣。”刘备占领益州，重视兵器制作，专门任命巴郡太守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把冶铁纳入官营。《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五《剑南东道四》载：“铁山在县东七十里。<周地图>云：‘蒲亭县有铁山，诸葛亮取为刀器。因封宇文度为铁山侯。”据《蜀中广记》卷六十九《兵器》载：“陶弘景<刀剑录>曰：‘关侯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采武都山铁为二刀，铭曰‘万人。”由以上文献可见，蜀汉时期锻造刀剑之地不止一两处，说明当时冶铁业发达，冶铁遗址分布广泛。

2007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蒲江县文物管理所在2006年初步勘查的基础上，对蒲江县西来镇的古石山等冶铁遗址进行详细的调查和试掘。在古石山遗址的试掘过程中，共发现冶铁炉1座、陶窑3座。根据出土器物和铁炉形制分析，铁炉从汉代开始使用，宋至明清时期废弃，涵盖了整个三国时期。而从史籍文献的诸多记载又能看出，蜀汉政权对冶铁的发展非常重视，冶铁业发达，因而将其作为调查的重点，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填补成都地区蜀汉时期铁器研究的空缺。

8.骑龙山古驿道遗址

骑龙山古驿道遗址位于成都市邛崃市平乐镇骑龙山城隍岗，当地人称为“剑南道”或“马道子”，是一条沿山脊走向的古道。2005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邛崃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骑龙山骑龙观附近的道路（平乐古道遗迹）进行了调查与试掘。通过道路对应的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的特征分析可以看出，该古道在西汉时期就已开通，后历经宋、明、清等时期延续至今。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证实其为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古牦牛道的其中一段。古牦牛道一度曾经被弃用。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平坦且近便的牦牛道重新开通之后，南中地区充足的兵源、物资，源源不断从这条道路运往成都，对当时蜀汉政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以及蜀汉政权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9.“汉代古火井”遗址

汉代古火井遗址位于成都市邛崃市火井镇。从史籍文献看，火井早在西汉中期就已存在。西汉时期扬雄《蜀王本纪》记载：“临邛有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六十八丈。……井上煮盐。”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临邛大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亮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入于家火，即灭，今不复燃也。”综合来看，诸葛亮视察火井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火井可以产盐，可见当时蜀汉政权对盐业的重视程度。

2004年，由當地人捐资建汉代古火井广场。在广场上复原了“诸葛井”，即三国时期诸葛亮曾亲自视察的汉代古火井。还修建了“汉代古火井”碑，碑身其中一面刻有《汉代古火井史实录》，记录了“汉代古火井”的相关史略和历史沿革。

三、思考

经过2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初步了解了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址、遗迹的基本情况，为三国蜀汉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对于深入探讨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对诸葛亮“西和诸戎”的策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武担山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因地处西南，其疆域周边聚集着大量少数民族，其中川东北地区主要活动着板楣部族，川东地区主要活动着巴人廪君部族和“五溪”部族，川南偏东主要活动着焚人，川南偏西主要活动着邛人，川北偏西主要活动着氐人，川西高原主要活动着笮人和羌人。当时，魏、蜀、吴三足鼎立，都希望得到边疆少数民族的支持，而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往往也依据各方势力强弱而归附不定。

早在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就提出“西和诸戎”的政策。纵观整个蜀汉时期，蜀汉统治者都多优抚、优待少数民族领导者。214年，马超反叛曹操失败后，人蜀投奔刘备，受到优待。据《三国志·蜀书·马超传》载：“（马超）闻先主围刘璋于成都，密书请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因为前都亭侯。”对于前来归附的少数民族，蜀汉政府也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在少数民族地区颇得人心。236年，后主迁徙武都郡氐族首领苻健以及氐族百姓四百多户到广都县。《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载：“（后主）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247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归降蜀汉政府，姜维将他们安置在繁县。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载：“（延熙）十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由此可见，蜀汉统治者，对前来归附的少数民族进行妥善安置，使其在汉族地区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白虎夷王城址考古发掘，进一步证明了白虎夷一族迁徙汉地的历史真实性，更为我们研究蜀汉“西和诸戎”的政策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

（二）为蜀汉政权实行盐铁官营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佐证

秦至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之前，铁器生产分为官营和私营。秦代设置盐铁市官收铁业税，设铁官管理官营铁业。西汉早期设官对冶铁业和制盐业进行管理和收税，其规模都很大。汉文帝时期，文帝将铁通矿山赐给宠臣邓通，邓通将矿产的开采权转让给卓王孙，使得“王孙货累巨万亿，邓通钱亦尽天下”。汉武帝中期，为增加军费开支，开始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东汉前期，冶铁业仍由国家专营。汉和帝时期，宣布盐铁开禁，但仍以政府官营以主。

蜀汉政权建立之初，政府设立“司盐校尉”和“司金中郎将”，将盐铁业收归国有。刘备任命王连为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使得政府垄断盐铁生产和销售的利润，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还任命张裔为司金中郎将，负责制造农具和武器。《三国志.蜀书.李恢传》载：“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也载：“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征用南中物资主要是用于和曹魏的战争。但从上述两则史籍文献可以看出，从南中征用的物资里面并没有盐、铁，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南中地区虽然产盐、铁，但产量均不大，使得南中地区没有成为兵器制作的来源地，南中地区的盐产量也不够补给军队所需。二是诸葛亮虽然已经平定南中，但当地豪强地主仍紧紧控制着盐、铁的开采运输权，为保护地方盐、铁原料流失，禁止其对外输出。笔者比较倾向第二种可能性。《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记载，南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定莋、台登、卑水三县盛产盐、铁、漆，但当地人设置关卡不允许外运，张嶷率兵出征，征服了当地少数民族，“遂获盐、铁，器用周赡”。此事发生在诸葛亮平定南中十五年之后，张嶷出任越巂太守时期（240-254年）。从侧面反映出，蜀汉政权建立之初，政府并未真正做到全国范围内的盐铁官营，但一直与境内各种势力争夺盐、铁原料的控制权，并不断加大管理力度，扩大管理范围，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强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增加财政收入，保障战时所需，以维护蜀汉政权的统治。古石山炼铁遗址、“汉代古火井”遗址均位于盛产盐铁原料且距离蜀汉政权中心——成都100公里内的临邛县。三国时期，诸葛亮亲自视察过火井，刘备、诸葛亮、关羽也非常重视冶铁业的发展，成都周边的产盐、冶铁之处受到蜀汉政府的重视。古石山炼铁遗址、“汉代古火井”遗址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蜀汉政权经济政策提供了实物资料。

（三）展现了三国时期古牦牛道恢复开通的历史作用

据考古调查与试掘，骑龙山古驿道遗址至迟在西汉时期便已开通，后经宋、明、清等时期一直都在使用，为西南丝绸之路西路（古牦牛道）的其中一段。林向先生在《臨邛与“西南丝绸之路”》一文中也肯定了这种说法。西南丝绸之路的西路，又称古牦牛道，是从成都出发经邛崃、雅安，翻越大相岭至汉源，经越西至西昌，南行经过会理在鱼鲜拉鲜渡口渡金沙江，进入攀枝花市，向西南行经大姚至祥云到下关，至大理。

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曾“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对此道的发展作了较大贡献。东汉中后期，牦牛道多次发生暴乱。约在东汉顺帝时期，牦牛道被当地人断绝。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当年秋天平息叛乱，从南中调运大批军事物资，国家因此富足。《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南征的行军路线“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可知诸葛亮南征并未经过牦牛道，而是选择“既险且远”的五尺道进军。赵德云先生在《诸葛亮南征“渡泸”前路线问题再探》一文中，利用昭觉县好谷村出土的初平二年（191年）的石表铭文进一步证实诸葛亮南征未经牦牛道，说明当时牦牛道的道路状况不明，可能依然处于断绝的状态。直到张嶷出任越巂郡太守时期，牦牛道才得以恢复开通。据《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载：“郡有旧道，经牦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牦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嶷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张嶷与牦牛人订立友好盟约，恢复此道交通，路段上秩序稳定，从前的驿站全部恢复使用。更为重要的是在开通牦牛道之前，张嶷还做了一件大事——征服越巂郡的定莋、台登、卑水三县，获得了当地丰富的盐、铁资源，使兵器制造和食盐供应的来源都得到充足的保障，打通“既平又近”的牦牛道用以运输这批重要的军用物资也就合情合理了。

从西南夷地区发现的出土文物来看，西南夷在战国时期就已经通过西南丝绸之路进行对外商贸。秦灭巴蜀后，中原王朝势力进入巴蜀和其他西南夷地区，在道路沿线设郡县、驿站，对道路进行开凿和修缮，并对此道的贸易不断进行控制、加强，逐步形成官方和民间两种对外商贸的形式。进入东汉中期后，中原汉王朝的官方贸易才最终完全取代了西南夷的边境民间贸易。综上，战国到东汉中期，牦牛道主要用于对外商贸，具体来说，先秦时期牦牛道上的少数民族垄断对外贸易，秦灭巴蜀后逐渐发展成官方、民间贸易并存，到东汉中期官方商贸完全取代民间贸易；东汉中晚期，因牦牛人叛乱，道路断绝；直到三国时期，张嶷重开牦牛道。牦牛道从最初对外商贸的民道变为了官道，三国时期转变成了运输战备物资的军道。这条延续千年之久的道路，随着历史时局的变迁被赋予了不同的功用。

除此以外，此次调查还为有关研究补充了实证资料。一些遗迹的逐渐消亡，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加强对三国文化遗址、遗迹的保护。近年来，随着全国三国文化遗址、遗迹调查的逐步开展，我们力争把现场采集到的资料最大限度地保存下来，并建立信息数据库。今后，还将不断加强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合作，使三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