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曳丹青——从扇面谈郑孝胥书法

亮鉴 摇曳丹青从扇面谈郑孝胥书法文 姚田

姚田

知道“交通银行”的行名、1915年刊印初版《辞源》的书名以及享誉海内外的林则徐纪念馆御碑亭中的右碑文是谁题写的吗？可惜这个答案随着时光的流逝已很少有人知晓了。答案是清末一代帝师、“同光体”的领军人物、曾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兼文教总长的郑孝胥。

郑孝胥（1860—1938年），字苏戡，又字太夷，号海藏。闽侯县（今福州）人，近代政治家、书法家、诗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举人，历任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曾为驻日使馆书记官和神户领事，辛亥革命后归隐上海，居海藏楼。“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等职。1938年因病卒于长春，终年79岁。郑氏一生孰是孰非历史早有定论，但就其书法来说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堪称一代宗师。作为乡党，笔者有责任向世人介绍和展现其书法成就，还其在中国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

适逢2008年春节，福建博物院举办了“馆藏明清扇面书画特展”，展出馆藏扇面佳作五十余幅，其中就有多幅郑孝胥扇面书法精品，建国后这样集中展现其扇面书法作品尚属首次。这些作品不仅集中体现了郑氏书法的特色，还因其诗人、政治家的角色使其文字内容极具文学、史料内涵，使观者拓展了眼界。扇面特展后的2010年10月，福建博物院出版了《摇曳丹青》一书，此书作为福建博物院典藏系列图录之一，共收录了明清时期210件扇面字画作品，其中郑孝胥作品共16件，创作时间从青年到中老年，创作地点从南方到北方，书体有隶、楷、行、行楷，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其书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郑孝胥扇面藏品楷书有三件，其中图1中的这幅作品写于1890年，风格明显受了颜真卿的影响，法度严谨。据史料记载郑氏考取内阁中书后，深得座师翁同龢的赏识，翁书以学颜书为著名。郑孝胥在翁同龢的指导下加之其馆阁体的功底，并吸收了如何绍基、钱选等学颜诸家，通过研习颜体的间架、用笔和骨力，来丰富充实自己的书法。这幅小楷作品就是有力的证明，其间字体规整，点画浑厚，用笔凝重，颜体特有的横细竖粗正面示人的特征十分明显。个别字如“真”“唐”“闻”“禅”“春”“料”“离”等字就是直接取自颜《勤礼碑》。

图2写于1919年，与图1完全不同，字形结体多呈瘦长之势，字字相连排列紧密，倚侧明显，中宫收紧，用笔以方笔为主。竖画内收有欧阳询、赵孟烦、黄庭坚的影子，如图中“登”“坡”“贪”“气”等。个别字也为突出字眼特别强调笔划，使通篇有很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图3的楷书作品无明确的年款，宽疏、朗散的布白是其最先夺人眼球的特征。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留有大片的空白，然其字间含蓄的顾盼，又气脉贯通。平中寓奇的结体最为突出，通篇形态宛如一个闲雅奇士，散落的布白使得作者肃散闲适的心境跃于纸上。使观者无论书法本身，还是文字内容，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作者这种散淡的心境。此幅楷书是郑氏书法中的孤品，因为不论是从整体还是从细节看都像极了杨凝式的《韭花帖》，如“交”中的捺、“幸”中的横，以及“迺”中的走之底，这些同《韭花帖》相似的笔画在这幅作品中比比皆是。不同的是字的结体形态有倾侧但没有《韭花帖》明显，许多字如“幸”“雨”“神”等，还是以正面示人带有鲁公方正凛然气象。

这三幅郑孝胥的楷书扇面作品正好是三种不同的风格，既有像颜字的大气磅礴型，又有似赵字的灵动型，也有似杨风子的文人逸士型。这可能也是中国旧式文人“出世入世”的精神需求在书法上的集中体现吧。

郑孝胥个人风格最成功的要数行书了，恰好藏品中数量最多最全面的也是行书。从藏品看他早期的行书体势开张，中宫收紧，用笔以方笔居多，是其馆阁体的延续。通篇着重强调字眼，行气跌宕起伏富有变化。结体上有黄庭坚的笔意，如图4中的“今”“含”“弄”“书”“如”等字；行笔转折处多内撅，有欧体的风韵，强调转折处，如图5中的“用”“自”“何”“国”等字。早期风格除上述外还有一种带有很浓重颜体味的行书，横细竖粗，用笔外拓，中宫放松与以上两种结体、行气截然不同，如图6中的“曾”“书”“军”“功”“开”等字。从上述三种样式可以得出郑氏早期行书风格的多样性，也许正因为他临写了如此之多的书体才为以后创出自己的书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成熟期的行书同早期的行书有较大的区别，由于行书用笔较快，所以能使他在书写时脱离楷体的拘谨而随心所欲，特别到了成熟期，他将各家笔法融合在一起，横肩外露、折脚内收的风格逐渐明确下来，其字体多呈瘦长之势，中宫收紧、横画左轻右重之势十分明显，如图7“有”“迟”“俱”等字。另外他行书字体中的撇捺十分飘逸，有很强的隶味，这些都是他从隶书中演化而来的，如图8中的“是”“之”“兄”等字的撇捺用笔皆是如此。再者他作书时行笔流畅，线条变化多姿，如图7中的“宪”“鸟”“布”“太”等字。最后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其独有的“大垫肩”突出顿按的动作，在横折处，为用卧笔，一气呵成方折坚挺、痛快淋漓，如图9中的“相”“内”“见”“周”等字，这种横折法成为其行书体中十分重要的特征。

从以上可以看出其早期行书有颜、赵、欧、黄等诸家的特点，成熟期的行书（包括行楷）郑氏努力融会各家，主张楷隶相参，用隶书古法破今体之俗。郑氏晚年用笔非常大胆随意，我们能找到非常率意与大胆的波法，确实有一股清刚峻拔之气。另外追求险绝也是郑氏行书的一大特点。为了追求古拙、奇险、率意的风格，有时不甚讲究笔势的转换与结构的和谐，都是清一色的长方形。正因为如此，与黄、颜、赵的行书相比，少了许多变化。所以直率刚正是其所长，婉约平和是其短处。现代书家沙孟海十分推崇郑派行书，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陶溶宜的板滞和李端清的颤笔的弊病的只有郑孝胥了。他的早年是写颜字苏字出身的，晚年才写六朝字，他的笔力很坚挺，有一种清刚之气。对于诸碑，略尽《李超墓志》，又像几种‘冷唐碑，但不见得就是他致力的所在。最稀奇的是：其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恰如其诗，予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

郑孝胥除精楷、行外，对隶书也是相当重视，花了许多工夫，《海藏先生书法抉微》的作者张谦说：“海藏先生书，似有得于《张迁》《西狭》《史晨》《张表》尝见先生以楷隶相参之法倾前秦《广武将军碑》，能独传神髓。世人识先生隶法者甚少，故毁誉参半。誉之者曰：‘此郑氏隶书也。毁之者曰：‘此私心杜撰也。”图10中的扇面作品气息类北朝碑版，并在某些笔画中参入楷书笔意，其撇画及竖弯钩表现出楷书韵味，如图中“有”“精”“召”等字的横折处皆是楷书笔法。总之郑的隶书用笔坚涩、不同流俗有古人意味是其隶书精品。

相传郑孝胥作书喜用长锋羊毫，有时还用更为柔软的鸡毛来写，可见其功底十分深厚，笔力坚挺，挥洒自如。传他作书时，高悬肘，遇到转折处时用指尖捻动笔管，将毛笔调整到中锋状态，因此他作书点画圆浑，笔力淳厚。笔醮饱墨后可连书数字，墨色从最初浓重到后面的飞白往往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效果，这就是他的作品在笔势的轻重缓急和墨色干湿浓淡上具有丰富的节奏变化，妙趣横生。

郑氏广结书画界朋友，吴昌硕便是经常去海藏楼拜望他的常客之一。1901年吴昌硕作《海藏楼图》并送三方印章于郑氏，吴氏还常带儿子东迈去郑处共同切磋书画。现在对比二人的字体，我们能感受出二人风格的相似之处。从图11扇面“当世苦铁称老师，吾印八九出吴手，朴雅视古无愧辞。此编新异又最晚，风行一世夫何疑”的题诗中足以感受到两人当年的友谊以及郑孝胥对吴昌硕的仰慕之情。

郑孝胥的书法早在清光绪年间就有较高知名度了，皇帝圣旨、石碑、民间匾额等常见其字，本文开头提到的林则徐祠堂中的御碑即由他书写后刻成碑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书法界中传“北于南郑”之说，其中的“北于”即于右任，“南郑”即郑孝胥，足以见当时郑孝胥在书坛的声望之隆。郑孝胥在上海办学期间广收弟子，其弟子中有许多名人，如徐志摩、林语堂、曹聚仁等，郑孝胥对学生不仅在书法上教导，更是从传统文化层面上来影响他们。另外，由于郑孝胥在日本任领事多年，许多日本人对他的书法十分喜爱，经常向他求字，这种交往一直延续到他辞世，足见其在海外的影响。

郑孝胥的书法作品能得到认可很重要的原因是创新，他在拥有广博的帖学基础上融合百家，取法魏碑，不囿一见，不偏于一隅，形成独特个性的书法风格，独树一帜，自成流派，对近代国内外书法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近年来，随着拍卖事业的发展、书画市场的升温，郑孝胥的书法作品虽然获得了收藏家的认可，但价格还是未有大的突破，这很大程度上受不光彩的晚年所影响，不过随着市场的成熟，郑孝胥的书法作品理应会还其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