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唱书的衰落与遗存

乔英斐　李扬

[摘 要]本文以山东莱阳地区为例，认为民间唱书的衰落源自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唱书传播活动的参与者——艺人、讲述者、听众的消失，以及唱书传播所依托的文本的损坏流失都是造成其衰落的原因。但唱书的衰落并不能完全消弭其文化影响，唱书依然通过其他方式在本地转化、借用，在地域文化中存留延续。

[关键词]唱书 衰落 民间曲艺

唱书，是山东莱阳地区民间对中长篇鼓词文本的俗称。山东本是鼓词流传的重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古老的曲艺形式逐渐消失，甚至在我们的记忆里都已不存。据《莱阳县志》的记载，莱阳境内的曲艺活动历史悠久，清末至民国时期，曲艺活动更是普遍。但是在田野调查中，民众最早的记忆也只能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莱阳境内已有艺人四处表演唱书。莱阳市团旺镇西马家泊村是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唱书传播地，这里的唱书传播活动曾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达到鼎盛，大量的唱书文本在这一时期涌现，其中包括清代晚期的木刻本、民国时期的石印本以及新中国时期的铅印本，但是由于社会形势巨变、新娱乐方式兴起等，唱书传播从六十年代逐渐走向衰落。如今本村一些尚在世较年长的村民仍对唱书记忆深刻，可谓是其衰落的见证人。然而，这种曲艺形式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消失，它的遗留影响仍然在当地民众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一、唱书的衰落原因探析

唱书经过漫长的发展，在短暂的繁荣期后迅速走向衰亡，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唱书传播活动来看，艺人、讲述者、听众等都在逐渐消失。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盲艺人被政府统一组织起来分组演出开始，说唱内容就逐渐向宣传政治思想转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这段时间只是偶尔有提零①的艺人还说唱中长篇唱书，多数艺人已经完全舍弃了中长篇说唱。由此逐渐演变出了更加适合短时间说唱的大鼓，所以新一代的艺人不再学习中长篇说唱，即使学过了也因几乎不用而忘记，而年老的艺人则在这段时间之内逐渐离世。例如笔者采访到的艺人粘元春、刘国卿都在刚拜师的时候学习过中长篇唱书，但因几十年未演唱过，均已遗忘，而他们带的徒弟已经不再学习中长篇唱书，只学习短篇大鼓；他们的师父一辈都会说唱中长篇唱书，但早已去世。如今即使是短篇大鼓，也少有传承者了。一方面政府更加重视残疾人的生活，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保障，另一方面许多盲人学校涌现，盲人有机会学习到更多的谋生手段，说唱表演收入不多而且需要走村串乡，所以大量的盲人不再参与说唱表演，而投身于其他工作。像盲艺人粘元春已有30多年未曾出门表演，现以算命为业。刘国卿仍然坚持出门表演，但只在春秋季节表演一两个月左右，剩余时间也以算命为业，他的徒弟平常也主要是以算命、按摩等为业。西马家泊村现在也时常会有盲艺人出现，但是未见表演。因政府为保障盲艺人的生活，为盲艺人颁发演出证书，要求各村予以照顾，所以盲艺人到哪个村住下，村委就要提供演出费、食宿等。以前有听众的时候还可以，但如今由于受到电影、电视、网络等新娱乐方式的冲击，说唱表演的听众大量流失，原来的听众也多已步入高龄，不便出门看说唱表演了，因此村委为了省去准备食宿的麻烦，都是直接给盲艺人提供演出费用打发走，而不必演出。盲艺人也乐得省去演出的力气，如此一来对于唱书的传承来说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其次，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艺人说唱内容的改变开始，大量艺人说唱的听众的就转向了唱书文本，但唱书文本的大量损毁和流失切断了这种自发的唱书传播活动，这是唱书衰落的重要原因。文革十年是唱书文本毁坏最严重的时期，其中一部分唱书被红卫兵毁坏，一部分由村委统一没收焚毁。对于这次唱书的浩劫，村民们都记忆犹新：

村民甲：文革的时候，不敢说老书，那都是牛鬼蛇神，都收上去了，谁敢留。

村民乙：唱书从文革就真少了，文革把老书都毁了，那种老式衣箱，收了一箱子都烧了。

村民丙：这些书都叫红卫兵给我糟蹋了。村里那时候唱书可多了，不是叫红卫兵抢去烧了就是（被村委）收上去了。

文革过去以后，仍有部分唱书得以幸存，但是这次浩劫使得部分村民不再把唱书当作珍宝，而且唱书也已经不再是本村唯一的文字读物，更多的书开始涌现，所以这些残损严重的唱书开始被用作其他用途而毁损。据被采访者尹守宝说，他曾经收藏的唱书被妻子做了鞋样而毁坏；还有的村民说部分唱书是被当作引火纸而烧掉的。此外，一些较早认识到唱书价值的书商出现在本村收购唱书，本来不受重视的唱书可以换钱，于是部分村民就趁机把自己持有的唱书卖掉了，导致了许多唱书的外流。随着本村其他文物（如古钱币、银票、瓷器）价值的显现，唱书也开始作为文物得到村民的重视，再加上书商的收购以及某些研究者的造访，当地人逐渐认识到了唱书的价值，于是仅剩的部分唱书被持有人作为文物加以私藏，不再示人。文本的消失对唱书传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简而言之，没有了民间的自发组织，没有了包括艺人、讲述者、听众等在内的唱书活动的参与者，唱书传播活动就丧失了存在下去的活力，自然会走向衰落。对于民间叙事活动来说，缺乏来自民间的动力，即使有政府的扶植也难以为继。

二、唱书衰落后的遗留影响

唱书的衰落并没有完全抹去唱书对本地文化的影响。在多年的唱书传播活动中，唱书的某些部分逐渐变异为另一种民间叙事表演，甚至深刻地铭刻在当地民众的头脑中，成为其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

首先是大鼓。如今的大鼓表演确实几乎已完全脱离唱书成为一种独立的表演形式，但不可否认大鼓与唱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艺人说唱书表演中所用到的“大篇儿”、“小篇儿”以及通用唱段后来被分离出来发展成了大鼓。随着大鼓的兴盛，艺人开始创作一些独立的大鼓唱词，大鼓由此而逐渐脱离唱书。大鼓唱词的形式和唱书韵文一样，以七字句和十字句为主，唱调也无改变，语言上用本地方言演唱。大鼓种类按地域划分，这种划分主要就是依据唱调和演唱语言，莱阳地区的大鼓称为莱阳大鼓。但由于听众的缺乏，现在的大鼓传承人也几乎绝迹。

其次，西马家泊村民众常常截取唱书故事中的某一部分，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民间传说来讲述，作为对某种民俗事象或历史事象的解释。如当地有“人死放三日”的习俗，如果询问当地人为何要放三日，他们就会讲黄氏女被阎王叫去对经文，过了三天又放回来的故事，而且讲整部《黄氏女游阴》，讲到黄氏女三天后被放回来时，讲述人都会加上一句“这就是为什么人死要放三日”。再如本地还流传着一个关于杨家将为何不得皇帝认可的故事，据讲述者记忆，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听有关杨家将的唱书听来的：

当初宋家① 男人没有了，他妈自己过，养了个鳖，叫鳖戏了，就生了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模样身体像妈一样，性格随爹，能下水。就像鳖一样嘛！杨家当初迁坟的时候，叫人家看了，说是水里有气，把前辈弄这个气上就能坐朝廷。杨家老人死了到哪都找不着人给他葬到水里，就找这个小孩能进水给他下葬。管什么都不让他带，以上都不能穿，叫他下水。他妈有心眼，说管什么都不让带，还得带点吃的么，万一找不着还能饿死么。就给他做了一个大馒头，把鳖灰包在里面，交给小孩说：“你看见地气在哪里，你就先把这个馒头撂上。”这个小孩下去一看，有条大龙张着嘴，小孩噔一声把馒头撂进去了。龙一下把嘴闭上了，这下杨家祖先的骨灰匣就没场儿放了，就给龙挂在角上了，就挡了龙眼。这不以后就是他家的朝廷了，杨家就保他，杨家做什么好事朝廷都不信，就相信那些奸臣，就因为杨家祖先的骨灰匣挡了龙眼。

最后，以唱书为信史是唱书在西马家泊村产生的最大影响，多数西马家泊村民众的历史知识都来自于唱书。唱书之所以能够在西马家泊村以各种方式传播延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马家泊村民众是把唱书当作真正的历史去听的。他们甚至用唱书的内容去评价其他形式——如戏剧、电视剧内容的真假。个中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内容上看，唱书中对当地人熟悉的地域的使用使得唱书内容的可信性大大增加。如“隋唐”类的唱书中许多故事都是发生在山东省，尤其是“罗成打登州”的故事，其中的登州就位于山东半岛。再如《香莲帕》中的李娘娘，据当地人说是她就是出身于穴坊的李家，据说那里还有一座李家茔，而且有人曾亲眼见过李家茔。

第二，唱书虽然大部分为虚，但是仍然使用了真实的历史框架。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有两位村民收藏有木刻本《广注纲鉴总论》，据村民说，凡是“纲鉴”上有的唱书都有。《广注纲鉴总论》是带注解的编年体历史概论，是本村教书先生的教学用书，其中被采访者尹绍俭的“纲鉴”就是从做教书先生的爷爷那里继承来的。历史类的唱书都是根据历史发展顺序一部部编写的，例如有关明朝历史的唱书，从朱元璋如何从平民坐上皇帝宝座，到后来他又如何陷害功臣，以及燕王如何做上皇帝等，每一段历史都有相应的唱书。唱书采用了真实的历史框架，填入创作者想象出来的具体事件和情节以及一些民间传说，于是一些读过历史类书籍的村民就片面地认为唱书写的是真实历史。

第三，当地民众以唱书为信史还源自于他们对作者的看法，西马家泊村民众均认为唱书作者是历朝历代的翰林，翰林的身份、地位进一步增加了唱书内容的可信性。如：

尹绍俭：这些唱书都是北京翰林院出的，都写了是某某翰林写的嘛。

尹春告：那些年，念书念到了，就去考国家干部，考不上干部，考官就叫去翰林院编书，什么书都编，唱书也编。人家都这么说的么。一般书上不写作者，就是大家都这么说。就算是瞎汉自己编书，他也得先学出这个历史来才能编啊，他就是就着翰林院编的这个书再拉些外传。你得从人家翰林院经过这个人，知道他的历史，给他都记下来，这才能编唱书啊，唱书大部分都是真的。

尹彦章：老翰林闲着没有事也编编唱书啊。

由以上采访实录可见，识字者尹绍俭认为唱书作者是翰林是因为他见过书上是如此写的，而不识字者尹春告也如此认为则是因听其他人说的，由此可以推测，尹春告是听念唱书者或者其他识字的看过唱书的人说的。笔者通过查阅《清代木刻鼓词小说考略》发现确实有一些唱书开篇部分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如《红风传》开篇为：“青云杳杳紫云现，正德皇爷登金殿。十二台官造鉴书，此书名为红风传。四句提纲叙过，引出一部红风传来。”《金镯玉环记》开篇为：“大明一统瑞云呈，嘉靖皇爷登金殿。书院编出一部词，名为金镯玉环记。”《五女兴唐传》开篇为：“闷坐书馆论古今，看来都是闲操心。书中有真就有假，世人认假不认真。真真假假难分辨，假假真真认不真。有人辨出真和假，假者自假真自真。这八句闲言叙过，内有一部五女兴唐传，众位明公等坐听俺细细道来。” ①《红风传》直言“十二台官造鉴书”，据宋洪迈《容斋续笔·台城少城》记载：“晋宋间谓朝廷禁省为台，故称禁城为台城，卿士为台官。”笔者推测这应是创作者或说书人为了表明内容的真实性而如此写的，只是以此来吸引听众。《金镯玉环记》和《五女兴唐传》则提到“书院”、“书馆”。因村中念唱书者均为粗通文墨之人，对此并无深知，所以如果他们仅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两个词，再与“台官”“皇爷登金殿”联系起来就很容易误认为是翰林院所出之书，因翰林有修书撰史之职，二者正好吻合，符合当地民众的想象。实际上“书院”、“书馆”应是指城市中专供说书的场所。而且从唱书内容来看，大量方言俚语的使用以及前文提到的大量适用于说书场的非叙事性话语的使用，都表明唱书应是来自民间艺人的创作。

第四，西马家泊村民众对书有一种迷信情结，相比口述文本，他们更加信任固定为文字的文本，认为既然写成书了就是真的。对书的迷信情结其实就是对文字的迷信。汉民族一直都对文字有一种近乎膜拜的崇敬，关于汉字的创造流传着许多神秘的说法。《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字乃是神授天赐，在人们的观念中汉字相对于口头传授占有优越的地位。② 唱书印刷成书以后，无法再人为地增加外传或缩减，成为固定的文本，因此更能赢得当地民众的信任。

其实唱书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在多年的传播过程中已经悄然深入当地民众的精神世界，这是其他影响难以企及的深度。笔者在调查时就曾听到这样一个小故事：某唱书爱好者妻子怀胎十月即将生产，因农村要有儿子延续香火、养老送终的观念还很深，又因这位村民已有两个女儿，所以一直希望第三胎是个儿子。这一天他正在外面听人家念唱书的时候，妻子生产了，是个女儿，而他刚好听了唱书里某老爷也刚生了个三闺女，但算命先生说这个闺女不简单，将来要做大官。于是他回家以后看到三闺女不仅没有发火，反而非常高兴地说道：三闺女好，将来是要做大官的。由此可见唱书对当地人的影响之深刻。这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影响，不需要专业的传承人，就存活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口头叙述和精神世界中。

一种文化的消失不可能是戛然而止的，民间唱书也一样，它最盛行的时期虽然已经远去，其余音仍然在当地民众的精神和生活世界中回荡。对其衰落原因及遗留影响的探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了解传统民间文艺在当今语境的流变特征和规律。

参考文献：

[1] 李豫，尚新丽，李雪梅，莫丽燕.清代木刻鼓词小说考略.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02）；

[2] 李雪梅，于红，霍耀中，尹变英，李豫.中国鼓词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0）；

[3] 山东省莱阳市编纂委员会.莱阳市志.济南：齐鲁书社，1995（11）；

[4] 赵景深.鼓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1）。

作者简介：乔英斐（1987—），女，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扬（1962-），男，博士，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从事民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