睹物思人
樵卫新
从原本意义说，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丝路）是古代中国经中亚（西域）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西安是丝路通道东端的门户，是丝路的源起与兴盛时期重要的历史舞台。西安博物院是西安地区最重要的文物收藏单位之一，其藏品基本是本地区发掘、留传的出土文物，本文主要择其与丝路有关具代表性的藏品加以介绍，希望以此见证丝绸之路对于促进人类共同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一、西风渐近——商、周、秦代西方和北方草原风格文物
一般认为，丝路的正式开辟始于西汉官方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在此之前，通过欧亚大陆中部草原游牧民族沟通东西方的交通线路早有开端。商晚期以来，周、秦相继在西安地区兴起立国，其西方、北方濒临当时戎人和狄人等的游牧部族，而考古证明战国时期的西戎人已是西方文化东传的主要媒介之一。可以说，西安地区自周秦时代起，即是东西方交流的前沿。这一时期周人、秦人地区出现的西方和北方草原风格的玉石、铜器、黄金等文物，正是有关丝路源起的重要见证。
（一）玉器
商代以来，新疆和阗玉等西域优质玉材陆续进入中国内地，西安地区以和阗玉为料雕琢的玉器也渐渐增多。院藏西周白玉柄形器，为丰镐遗址出土，虽然形制简单，但其玉料即为西方外来和阗玉，而同为西来玉料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藏的丰镐遗址出土玉器则质地更为纯净。
院藏工字形管衔环玉饰，出自西安南郊战国秦墓，管部饰多组几何形龙纹，是春秋时期的秦式玉器的特征，而几何形龙纹的起源也值得思考。院藏兽面纹凿形白玉饰（图一），出土于西安南郊汉墓，饰以秦式几何形夔龙等纹样，可能为战国秦人遗物。
（二）铜器
北方地区游牧民在欧亚大陆早期的沟通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种草原风格的青铜器是他们的青铜文化和军事技术的缩影。院藏此类器中，短小的青铜小刀、匕首件风格尤为突出，其纹饰与形式，均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传统。
院藏商代青铜小刀，凸背凹刃，宽柄两侧各有三组上下背向连接新月纹饰，柄端椭圆环形。院藏西周系铃匕首，柳叶身、羊角格、蛇首柄，其柄近端一钮上系一铃，让人联想到拍马舞匕摇铃而来的游牧民。院藏西周虎纹匕首，中空扁方柄，两面满饰条状纹饰，横看为前后两两相对的虎纹，竖看又呈上下相连的人面纹。
此外，院藏战国时流行的各种动物形青铜带钩，院藏阿房官地区出土的秦人车辆上的青铜虎形辖也应是受到这种风格的影响。
（三）金银器
甘肃马家塬遗址战国时期戎人墓出土车辆上已出现了大量使用金银器、宝石装饰的西方传统。这种西来传统先是影响了秦人，在秦统一后更影响到后来中国的金银器制作。
院藏宝鸡凤翔县秦雍城地区出土的战国镂空回首金卧虎（图二）和金虎饰，均是通体饰纹的器物装饰品，但金卧虎以铸造的珍珠纹为主体，金虎饰则是凸雕阴刻纹饰，这些多样的工艺技法和生动的造型应受外来金银器传统的影响。院藏的一件鎏金银钩和另一件鎏金嵌贝带钩，浮雕神兽、猛禽，工艺成熟，已经是中国传统的鎏金工艺与草原金银器风格的融合之作。
（四）陶器
春秋战国之交，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代表，北方游牧民的骑马作战方式传人中国。秦国的骑兵也发展起来，这应是学习西方、北方的戎人、狄人结果。院藏彩绘骑马俑和马俑（图三），出土于西安南郊秦墓，就是这种早期秦人骑兵的写照。
起源自关中地区的“秦式器物”茧形陶壶在秦人控制地区流行一时（从战国中后期至西汉中期），这种文物侧面证明了当时秦人地区是中国丝绸西传的重要通道。院藏的这种秦人茧形陶壶不在少数。
二、汉通西方——汉、魏、西晋、十六国时期丝路相关文物
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西汉取匈奴河西地，进入西域，到达中亚阿姆河地区的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之地，打通了东西方间的陆上商路，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此后东汉时贵霜（汉称为“大月氏”）向南扩张，打开了纵贯中亚和南亚的商路，完善了欧亚间的贸易通道。
院藏的这一时期的丝路各地区相关的货币、金银器、铜器、陶俑、造像等藏品，反映了早期丝路沿线地区中转接力贸易和各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的情况。
（一）铜器
蒜头壶和茧形壶都是从战国中后期至西汉中期时只在秦人控制地区流行一时的独特器物。茧形壶说明了丝绸西传与秦人的关系，而蒜头壶则是原产国外（中亚、西亚，有说意大利西西里）的大蒜传人中国通过秦人地区的物证。院藏蒜头铜壶（图四），腹较扁，圈足略高，是西汉早期器。
北方草原的匈奴是秦汉时丝路上重要政治力量，鄂尔多斯地区是战国秦汉时北方匈奴“最根本的领地”。院藏西汉青铜鳆，直口深腹，喇叭形圈足，属鄂尔多斯式青铜煮器。这件铜鳆出土于西安北郊，反映了当时汉匈之间的交错关系。
弩，发明于东周，是西汉击败匈奴打通西域的优势武器。西汉错金银弩机，出土于汉长安城遗址一带，机上的博山、云气、鸟、兽等错金银纹饰虽经两千多年仍粲然生辉。
东汉鎏金铜扃壶，本地征集，是当时旅行的实用器，腹壁装饰内曲双弧线，应是游牧民风格的简化羊角造型。东汉雁足灯，出土于西安北郊，其雁足上部分三叉支承灯盘，异于寻常，而似受罗马枝形烛台或灯具的影响。
（二）金银器
西亚、中亚地区的统治者有喜好奢华金银器的传统，两河流域和伊朗的手工业自古就很发达。安息的尼萨有镀金等很高水平的工艺，其东部的木鹿就是绿洲手工业中心。丝路开通后，安息、罗马的金银器及其制作技术源源传入中国。
院藏东汉“日利”金灶（图五），西安北郊卢家口村出土，高1.2、长3、宽1.7厘米，重5.2克。由门、膛、面、釜、烟囱组成。灶形体不大，制作精巧，雖然灶和其上流云纹样均为汉地式样，但使用了焊缀金珠、掐丝、焊接、镶嵌等诸多外来工艺。
院藏金饼、麟趾金、马蹄金（其中的金饼219枚，是西安北郊一次出土，每枚重量227-254克；麟趾金、马蹄金出土于西安西郊），都是西汉的金币。这种金币可能用于当时的丝路流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为“招来外国”，“赍齐金币帛直数千巨万”。而当时“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善市贾，争分铢……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估计汉流入的黄金可能有部分被手工业发达的西亚、中亚地区制成金银器使用或贸易获利了。
（三）铜造像
这一时期，汉长安成为丝路的东方起点、重要的国际城市；欧亚大陆的丝路沿线，除中国汉朝和匈奴外，另有罗马（汉称为“大秦”）、安息、贵霜（汉称为“大月氏”）三大帝国，其本土分别盛行希腊、祆教、佛教文化，这一时期不同外来文化的人物造像在院藏铜造像中都有发现。
院藏西汉裸体幼童铜像（图六），出土于西安北郊，其肩生双翼，项戴珠圈，双手合于胸前，顽皮可爱，形象与晚期希腊神话中的厄洛斯（Eros）相似，而与汉代艺术风格迥异。此铜像与新疆若羌米兰遗址的魏晋带翼飞天人像壁画都是希腊文化形象东传的产物，而后者应是被当地宗教借用的厄洛斯接近青年的形象。
院藏西汉羽人铜像（图七），出土于汉长安城遗址南，相貌怪异，两耳竖长，肩生双翼，跪膝垂羽。伊朗东北部出土过与此相似而时代要早得多的翼人。有学者认为这种“羽人”造型实际都是来自于西方艺术的影响，是伊朗火祆教的主神阿胡拉·玛兹达。但此西汉铜羽人其用途应是器物上的装饰像，而非单独神像了。
院藏十六国时期鎏金铜坐佛（图八）出土于长安区黄良乡石佛寺附近，是已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其单纯的座上趺坐禅定像和立体感很强的图案化衣褶纹是犍陀罗佛像的基本构图，佛座后半周刻怯卢文铭文，汉译为“此佛为智猛所赠，谨向摩列迦（大月氏望族）之后裔，弗斯陀迦慧悦致意”。犍陀罗造像的风格和怯卢文铭文都说明了此像与贵霜佛教东传的关系，而另一方面，此佛的面型特征已有一定程度的中国式样。
（四）陶俑
《左传》所载“事死如事生，礼也”概括了中国的葬俗，相比于上述生前使用的造像，陶俑这种明器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现实的生活。院藏的各种写实风格人物、动物、神兽陶俑中出现了很多当时的丝路相关题材。
院藏西汉大骆驼（图九）则直接写照了由丝路来到长安耐旱负重的中亚双峰骆驼。院藏西汉骑马俑，人着汉军戎装，马高大机警，表现了西汉训练有素的骑兵形象。
院藏西汉陶翼兽、翼马和翼人造像一样，都是这一时期在汉地突然出现的形象，与中国古代驾云、骑鸟兽飞翔的传统不符，却与古代希腊、埃及人的想象一致。
院藏十六国时期彩绘吹筚篥女俑，出于长安凤栖原，是当时西域筚篥传人内地的证明。
中国的重装骑兵始于东汉，淘汰于隋，而重装骑兵是安息及萨珊波斯（226年以后）闻名于世的作战方式，从出现时间和分布区域分析，二者之间有不言自明的关系。院藏的西安东郊出土的十六国彩绘具装铠马俑、黑衣铠甲俑，与西汉的骑兵不同，反映了当时重装骑兵的发展。
与北朝、隋唐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陶俑和画像砖中几乎没有西域人形象出现，可能是由于这个时期丝路流通的规模和不同文化间相互了解的程度还处于初期阶段。
（五）玉器
汉代新疆和阗玉料大量进入内地，白玉成为当时玉中上品，外来玛瑙也受到欢迎。
院藏西汉宣帝杜陵出土的三件玉杯，均以新疆和阗玉雕造，平口、高圈足，其中两件玉杯上各有4条薄带状金钿，是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的汉代玉器。这种直深腹的高足杯型也是战国时新出现的器形，不应排除其造型外来的可能。
院藏三件素玛瑙片佩，纹理神秘华美；院藏玛瑙环，西安东郊汉墓出土，淡乳色微泛红，莹润透亮。均是西来之料。
三、西就唐成——北朝、唐代丝路相关文物
北朝时虽有战乱，但丝路并未中断，5世纪时，灭亡贵霜（大月氏）的嘱哒，西接萨珊波斯，一度沟通中国北朝、东罗马（中国文献称为拂蒜）和天竺（古代印度）间丝路贸易。651年唐朝破降西突厥后，控制了中亚和邻近的部分西亚、南亚地区，势力范围超过了汉朝，其境西与灭亡了萨珊波斯的大食（阿拉伯帝国）相连，丝路也发展到了最为兴盛的时期。
院藏的北朝、隋唐时期的丝路相关的金银器、陶俑、三彩俑、石刻造像、玉器、写印经等文物，反映这一时期丝路沿线各地的转口接力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的盛况，同时也说明丝路贸易的物品不是一般民众的生活必需品，而是以奢侈品为主体。
（一）金银器
目前在国内出土和发现东罗马金币及其仿品集中在北朝至隋唐时期（6-7世纪之间），院藏的东罗马金币，有本地征集（狄奥多西斯二世），也有出土（列奥一世），虽为丝路地区仿品，这些流通于丝绸之路上的拜占庭金币——索里得“不仅用于贸易流通，更是作为相互间的信物在使用”。院藏的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康居国王的后裔，名业）墓出土的墓主口含的仿东罗马金币（图十），同院藏唐代素面金颌托（出土于西安东郊的随葬品，为金薄片锤揲而成，与宁夏固原唐代粟特人史道德出土的金护嘴饰形制类同）、院藏的北周史君墓石椁（详见后文），均被认为是信仰波斯祆教的“粟特人流寓中国后演进出的一种重要葬俗”。
院藏的北朝四枚羊首金牌饰（图十一），出土于西安临潼区，桃形，每个其上模压两个巨角羊首，极具北方草原文化特征，是当时进入关中的北方、西方游牧民族的遗物。
唐代金银器中，丝路沿线的拂秣（东罗马）风格、中亚萨珊波斯风格、西亚粟特风格、南亚天竺风格缤纷呈现，并且相互之间、其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融合发展成为常态。
院藏唐代高足小银杯（图十二），出土于西安南郊，与6世纪时东罗马帝国高足杯形制类同。院藏唐代素面八曲银长杯，出土于西安南郊，曲瓣凸棱明显，有强烈的萨珊波斯风格银器。院藏的另一件晚唐海棠形銀长杯，杯心鎏金平錾古印度传统的双摩羯嬉宝珠纹。臂钏是西域传人的女性手臂饰品，院藏的一对唐代鎏金银臂钏，出土于西安西郊，锤揲而成，各錾刻一飞天。
唐代八曲缠枝纹银碗（图十三），出土于西安南郊，锤揲成形，外腹八曲瓣，大粒联珠圈足、饰以鎏金錾刻忍冬花结、缠枝纹、联珠纹，属于8世纪中叶前的中亚粟特银器风格。院藏的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图十四），出土于西安北郊，外壁通体鎏金刻花，纹精工湛，是盛唐金银器中的精品，其带把多曲银器属粟特艺术形制；粗矮口大，又是受唐代文化影响的结果。
唐代“都管七国”三套装银盒，造型优美，錾刻精巧，装饰纹样从花鸟到人物，具有独特风采，为唐代银器中的精品。其中最外的“都管七国”银盒上錾“都管七个国”“昆仑王国”“婆罗国”“吐蕃国”“疏勒国”“高丽国”“白拓口国”“鸟蛮人”榜题和各国人物图画，是当时唐朝外来文明的直接写照。
（二）石刻、造像
古波斯和萨珊波斯的祆教，曾在广大中亚地区流行，并保留了当地的一些多神崇拜内容。6世纪时祆教随来华中亚人传人中国，来华的中亚人在接收汉文化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宗教和葬俗。
院藏的北周保定四年（564）李诞（婆罗门种，北魏时自厨宾<阿富汗>来华）墓石棺，出土于未央区凤城一路南康村，前挡板线刻有祆教守护神及火坛。院藏的北周大象元年（579）史君（姓史，应为中亚史国人后裔，任凉州萨保）墓石椁，出土于未央区大明官乡井上村东，为歇山式殿堂造型，外壁有各类西域生活和祆教内容的浮雕，其中有丝路商队野外露宿和贸易场景，石椁、石榻和石封门上浮雕的彩绘贴金图像，既有人身鹰足手持火棍的祆教穆护和火盆（图十五），又有脚踏小鬼的守护神和伎乐。石椁南面的椁门上还有一长方形石题刻，分别用粟特文和汉文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
北朝到隋唐时期，吸收了希腊造像艺术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化，而这一过程在院藏的佛教造像上有较清晰的体现。
院藏的北魏始光三年（426）砂石佛造像（图十六），雕刻一弥勒二胁侍菩萨，弥勒脸型略圆丰满，身着通肩犍陀罗式袈裟，庄重健硕，抓住了人物的主要形态和精神而不大追求细部，属于北魏早期由印度等地传来带有犍陀罗风格造像粉本。北魏太昌元年（532）砂石佛造像，菩萨后跟西域胡人形象，乐伎人持筚篥、腰鼓、羯鼓等西域乐器，是一件有明确纪年的艺术精品。
佛塔也是的佛教艺术形式之一，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墓塔（梵语音译为“率堵波”）。院藏的隋开皇三年（584）杨金元白石造像塔（图十七），其覆钵式塔顶保留了古代印度的佛塔的原貌。
（三）陶俑、三彩俑、陶瓷器
北朝时汉长安城一直沿用，隋唐时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外国商队主要是粟特人（阿姆河、锡尔河地区，希腊人称索格第安那）、吐火罗人（阿姆河以南大夏故地），外来的突厥人则主要从事服兵役等工作。粟特商人尖帽、翻领的服饰和好酒的特点成为这时各类丝路文物中最常见的形象；突厥人的形象则长发披肩，接近于普通中国北方游牧民。
西安地区北朝陶俑出土较少，隋唐陶俑（含三彩俑）则数以万计，丝路运输的骆驼、马与商人，出现的更为丰富和精美。
院藏的北朝持杯跨壶饮酒胡人俑则塑造了一个丝路上以嗜葡萄酒闻名的头戴尖帽的粟特商人。院藏的唐代长髯牵驼胡俑、袒胸牵驼胡俑、骑立驼胡俑、骑卧驼胡俑，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墓出土骑驼小憩俑、骑卧驼胡俑（图十八）、移交的牵驼胡俑，西安南郊出土的三彩载物驼俑、三彩骑驼奏乐俑、牵驼俑；骑马胡俑，西安南郊出土的牵马胡俑、西安南郊出土的三彩腾空马、西安南郊出土蓝釉点彩载物驮骡，都是其中代表。
由于唐代对外来文明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明态度，在当时丝路而来异域文化与中国文化交相辉映，融合并进。
院藏唐金乡县主（高祖李渊孙女）墓陶俑，出土于西安东郊，色彩鲜艳、造型生动传神，是唐代彩绘陶俑的典型。其中的一组骑马伎乐俑，手持的腰鼓、琵琶、竖箜篌、铜钹、荜篥，皆西域傳入；一组8件骑马狩猎俑，其中5件是抱犬（图十九）、架鹰、携豹的男女胡俑，色彩鲜艳，胡人造型生动传神；另有几件胡人侍女俑，刻画了身着唐装的西域少女形象。
院藏的两件侍女俑，出土于西安南郊，两个唐人侍女皆外罩粟特式大翻领服饰，一个戴胡人“卷檐虚帽”。院藏的另一件三彩胡人武官俑，出土于西安南郊，是一个戴鹃冠、着长袍、捧笏板的在唐为官的胡人形象（图二十）。
院藏西安东郊唐墓出土的一件三彩武士俑，头戴“虎头”帽，实际上“拥有神赐的棍棒和两个前爪交叉系于胸前的狮皮帽成了赫拉克利斯的造型特征，这一形象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罗马的陶瓶、壁画、钱币和饰物上。”
院藏一件三彩凤首壶，出土于西安北郊，以凤头为瓶首装饰，壶腹饰有忍受冬纹、海石榴，其造型上与粟特的带把银壶接近，形体优美，独具一格。院藏的唐代白瓷刻花扃壶和白瓷马镫壶，分别出土于西安西郊、东郊，是常见于当时骆驼俑或马俑身上的丝路上流行的饮水器。
（四）玉器
唐代“绝域入贡”，域外玉材、域外玉器、域外玉器造型与中国玉器文化相辉相融。
院藏的一件白玉铊尾（图二十一）（镶在带玉末端，圆首矩形的玉牌），出土于礼泉县唐昭陵，正面雕刻一在地毯上跳舞的胡人，材珍技精，奢华尊贵。院藏的白玉错金牌饰（图二十二），出土于西安市北郊张家湾大明官遗址，尖顶底边平，两腰边为三连弧形，造型带有浓厚的西域风格。其玉质纯白细腻，上错的金丝勾连“云纹”，不同于汉代艺术风格，实际是外来忍冬纹，豪迈开朗，饱满瑰丽。院藏的唐代玛瑙碗，选用的玛瑙纹理自然交错，流光溢彩。
（五）写印经
唐代佛教兴盛，抄写、雕印佛经随之流行。院藏的一件汉文陀罗尼经咒（图二十三），出土于西安冶金机械厂一墓葬铜臂钏中。印本边长35厘米，布局分为三部分，中心长方框内为淡墨淡彩人物绘像；其四周雕版印刷汉文经咒、佛家手印图案。有经咒题名“佛口口口口得大自陀罗尼经咒经”。此印本质地属典型唐早期的麻纸，当属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中国的雕版印刷术通过丝路传到中亚、西亚和欧洲，这种雕印佛经可能是最早西传的雕版印刷品形式之一。
结语
755年安史之乱，唐朝从西北撤出大量边防军队，平叛后唐朝由盛转衰，再无意无力收复远在中亚的疆土，丝路从此为吐蕃、回纥和西方伊斯兰国家所控制，从鼎盛走向衰落。唐代以后，由于中国政治中心东移，西安成为一个地区城市，出土丝路文物也不能与前代相比，本文此不多叙。
虽然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但是雁过留声，西安博物院藏的这些丝路文物，是这段人类光辉历程的见证。睹物思人，相信这些文物、这段历史能让今天的人类共同进步有所借鉴，有所启示！
（本文写作中，得到西安博物院的杨宏毅、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王自力、杨军凯同志的帮助，深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