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光看孰是孰非
“每次看到艺术家受骗或者陷入纠纷，都感觉很郁闷……到底是我们搞艺术的人太年轻、太纯真，还是这个社会太复杂、太险恶？这样的事件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这是近日HIHEY维权事件经媒体曝光后，一位艺术院校的网友在网络讨论中的留言。实际上，这一担忧也道出了绝大部分“圈内人”的心声，尤其是那些新生代、市场地位尚不成熟的艺术家。同时，也在无形中折射出一个现实—当习惯了“野生状态”的艺术家遭遇严肃的法律，意识与某些环节的薄弱，已成为行业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越来越受关注
趁着“毕业季”的余热，近段时间以来，与“青年艺术”有关的各类项目、展览纷纷上演，艺术圈的“暑期档”中，青年艺术项目似乎正在努力抢占市场。
这当中，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表现固然最为亮眼，例如刚刚落幕的2014年度“青年艺术100”北京启动展，囊括了展出以及艺术教育、论坛讲座等公益活动；今日美术馆和798艺术区当然也不会错过与青年艺术“狂欢”的机会，分别举办了“大学生年度提名展”和“大学生艺术博览会”，为青年艺术项目“打擂台”；还有“在路上：中国青年艺术家作品提名展暨青年批评家论坛”媒体见面会举行，以及第七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系列视觉艺术展拉开序幕等等。
而上海则在最近带着第十六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推介活动走向了港澳地区。据悉，活动中，上海代表团在与港澳同行研讨中达成共识，表示将着力推进“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与此同时，由湖南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理想之光—青年艺术家邀请展”也已在长沙正式上演，展出的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装置等百余件作品集中呈现了湖南青年艺术家的最新创作成果。
不仅各种“青年艺术周”、“青年艺术季”、“青年艺术计划”多得不胜枚举，那些以“青年艺术家”为主打的展览和线上线下拍卖更是此起彼伏。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与很多一线的大家作品相比，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不仅符合中低档消费者的购买力，更具艺术消费的大众市场；而且在创作上视野通常比较开阔，具有相当的想像力。在市场的新老更替之下，这些人的创作水平，无疑是未来中国艺术品市场中坚力量的代表体现。
有意思的是，对于青年艺术家，业内并没有一个完全程式化的定义。只要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而言尚属“新人”，或者有独特的“创新”，且艺术家本人并没有过多为人所知，都可算做此列，比如一些从未宣传过自己的“60后”，甚至“50后”。“主要还是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来衡量。”北京巅峰艺术中心主任刘文迪解释道。
现象的背后
除了展会、项目的接踵而至，拍卖行情也在相当程度上对青年艺术市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当代水墨市场为例，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青年艺术家的当代水墨市场表现不俗。例如保利香港春拍中，“80后”青年当代水墨艺术家郝量2010年创作的《幽暗》以195.5万港元成交，不足3年的时间涨幅达10倍。而在今年的中国嘉德春拍中，王冠军作品《女人三十》以460万元成交，刷新艺术家个人拍卖记录。与此同时，徐华翎、杨珺的作品均高价成交。在这种背景之下，业内甚至还出现了谁将可能成为下一个“曾梵志”、“刘小东”之类的发问。
“按照我个人的感觉，当前观众对于青年艺术家的关注度与认可度的确越来越高，其中的不少人已经开始主动收藏作品。而这部分的买家群体多以‘70后的中产阶级为主，他们普遍具备高学历，又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有些人起初收藏青年艺术家的作品目的是为了投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了解，几乎最终都会演变为带着喜爱的目的来收藏的‘终极收藏模式。”连续4年执掌“青年艺术100”策展工作的宋继瑞说。
然而，绕过行情的火热与关注度的提升，那些深层次的问题让业界无法回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当前众多艺术家依然面临的“单打独斗”的状态。
HIHEY艺术家维权团的青年艺术家汪燎告诉中国收藏记者，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初出茅庐就会被画廊主动代理的，平时主要的自我推广模式就是给一些大赛投送作品，或者受邀参加一些圈内朋友、策展人以及一些小经销商组织的展览。“不去参加就没有机会。”汪燎说。
与汪燎一样，“80后”艺术家秦锐日常的自我推广活动也主要是参加圈内一些“熟人”组织的各种展览，在她看来，这个年龄就应该不断参加各种展览与活动，才能全方位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进而获得经纪人或者画廊的青睐。不过她强调说，虽然比较辛苦，但是自己也很享受这种状态，“艺术创作毕竟不是流水线生产，都是很个性的展现，没法一群人在一起做。”
虽然会感到无助，但因为在艺术创作之外还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相比之下汪燎与秦锐算是比较有“保障”的，而“70后”艺术家何晓松就似乎没有这么幸运了，从西安美院毕业后，他先去了上海，后又到了北京，与几个好友一起在宋庄最偏远的角落租了一院农房搞雕塑创作，“我们是职业的艺术家，”何晓松说，“靠自己的作品吃饭，卖出去了东西，生活就有保证；没有生意，就只能把生活开销压到最低。”何晓松告诉记者，年初他刚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盲目与薄弱
中国收藏记者了解到，像上述这样的例子，在当前的艺术圈中属于普遍现象。有人说，艺术家本来就是“野生”状态，更适合“散养”。不过，在商业高度发达的今天，艺术家们、特别是“新一代”要想在这条道路上长久地走下去，促使他们必须得与画廊、艺术机构等打交道，否则很容易使自己沦落到创作和宣传无法兼顾的境地。
HIHEY事件艺术家的代理律师、北京大器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玥表示，随着艺术市场的火热，资本也在瞄向正在兴起或者刚刚起步的年轻群体。但实际上只有个别人能够直接进入拍卖场或签约知名画廊、参与青年艺术家推广计划，而更多的“准艺术家”们还是要通过艺术电商、普通画廊或相关机构来积累原始创作资金或实现自身价值。据悉，当前画廊、艺术机构做艺术家代理有众多方式，有的是针对某次活动的“单次交易”，有的是“部分代理”，有的则是“独家代理”，如此种种。而很多时候，纠纷产生的源头就出在那一纸合同上。
采访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某艺术机构负责人给记者举了两个事例：一是某艺术机构曾在十年前签约了一位青年艺术家，由艺术机构负责对其进行包装推广，并承担其一定的创作、生活费用，艺术家则每年以作品作为回报。不过，随着名气的增大，该艺术家开始敷衍自己的签约机构，“现在算下来，他欠该艺术机构将近一个亿的作品。”这位负责人说。
另一个例子也有类似之处，某艺术机构前年投资了一位青年艺术家，约定其作品由该机构代理，起初双方合作情况还一切良好，后来这位艺术家找到了开出条件更好的艺术机构，尽管合同还未到期，艺术家已经将“原东家”视为形同虚设。
当然也有一些正面的例子，这位负责人介绍道，自己有一位“60后”的艺术家朋友，在北京798艺术区签约了一家国外艺术机构对自己独家代理。每次有人想私下向其要画作时，这位艺术家都会以“有合约为先，等到期后再说吧”来婉拒。
艺术家在浮躁、人情因素等作用下守约意识缺乏让不少艺术机构头疼，而像此次HIHEY维权事件艺术机构本身存在的缺陷，也让艺术家们直呼“受伤”，“或许，从类似的事件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为什么一些国外好的经验、模式在国内却难以实现。在现有的背景下，艺术机构与艺术家合作最重要的是看能否通过沟通达成共识，共同成长。任何一方的盲目、薄弱都可能导致浮躁心理，对艺术家的成长、对艺术机构的经营、对市场的未来，都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