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青铜鼓、釜之浅议

青铜鼓

王育龙

金属器的产生和使用，是人类文明进步最为重要的一个标志。而作为金属之一的青铜，在众多的金属材料中，则是被人类最早发现和最先使用。它为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日常生活的便利创造了条件。以青铜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及其所处的青铜时代，在世界各地都相继发生，虽然它们彼此之间产生的时间早晚和先后顺序不尽相同，但都在各地的文明进程中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

海南岛青铜文化，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与整个中国青铜文明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是中国青铜文明辐射南播、传入使用的结果。海南省博物馆馆藏的几件青铜鼓和青铜釜，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现将它们介绍如下：

昌江十月田铜鼓，该鼓系清代年间昌感县（今昌江县境内）出土，属汉代器物。鼓高65、面径100、底径101、腰围270厘米。底径略大于面径。鼓面出沿，边缘下折形成垂檐，胸壁斜直外凸，最大径偏下，胸腰际收缩曲度缓慢，以浅凹槽作为胸腰分界，腰呈反弧形，腰足间以一凸棱分界，鼓足外移。鼓面铸有四只小立蛙，三只为逆时针站立，一只为顺时针站立，蛙长3.7、高2厘米；附缠丝纹环耳两对。铜鼓纹饰简单，鼓面中心部分为八芒太阳纹，三弦分晕。鼓足底部有一处残缺，为典型的北流型铜鼓，是海南省目前发现的铜鼓中最大的一面。

昌江军营铜鼓，1979年在昌江县十月田镇军营地区南岭新村的南罗河畔出土，故习惯上称为军营铜鼓。据当地村民反映，军营地区曾在海南解放初期出土过两面铜鼓，其中的一面已佚失。鼓面直径94、高55、通体壁厚0.5厘米，鼓面铸有八芒“太阳纹”，九等圈皆饰雷纹，鼓面大于鼓胸，有垂檐，鼓腰两侧各有一对缠丝纹圆环状耳。鼓面边缘铸四蛙，其中三只蛙顺时针站立，一蛙方向相反。鼓腰分三段，饰有三条铉纹组成晕纹和网纹，腰配四耳，造型古朴凝重，是典型的北流型铜鼓。

陵水英州军屯坡铜鼓（HNB：00687）（图一），1978年在海南岛东南部的陵水县英州镇军屯坡出土。2008年6月，调拨至海南省博物馆收藏。鼓面已弯曲变形，鼓面直径57、残高22厘米，总重量8.5公斤。鼓身仅剩胸、腰部。鼓面明显大于鼓身，鼓面中央为六芒太阳纹，外圈为三弦并被均匀的分为七晕，晕间是以太阳纹为中心的直线纹向外放射而布满整个鼓面。鼓面上装饰有四蛙，三蛙顺时针排列，一蛙逆向。旁附缠丝纹环耳两对，其中一对已残缺。该鼓造型十分古朴，胸壁斜直外凸，胸腰收缩曲度教缓，装饰的四蛙均呈四足蹲伏状，显得呆板粗拙，鼓身两侧为圆茎缠丝纹小耳，应属北流型铜鼓的典型特征。

儋州泊潮铜鼓（HNB：00708）（图二），1999年于儋州光村镇泊潮新村征集，2008年4月，由儋州市博物馆调拨海南省博物馆。该鼓鼓面直径46厘米，有裂口，鼓身严重缺失，残高仅存15厘米，总重量4.2公斤。从现有的鼓面部分看，该鼓体型较小，鼓面装饰有十芒太阳纹，太阳纹之间填以三角形纹图案。太阳纹外的纹饰是宽窄不等的晕圈，由二弦分为八晕，窄晕被主晕分为两个部分，每部分均由栉纹、圆圈纹、栉纹构为一组。两组中间的主晕纹较宽，逆时方向排列着四只翔鹭，此种写实性的翔鹭纹样多出于石寨山型铜鼓，亦即黑格尔第Ⅰ类型的铜鼓，在我国云南、广西一带分布较广。

临高拥武铜鼓（HNB：00712） （图三），1984年3月该铜鼓出土于临高县马袅乡拥武村。2008年4月，由临高县博物馆调拨至海南省博物馆收藏。该鼓为灵山型，鼓面较薄，且大于鼓颈而外凸，鼓面面径60厘米，鼓身也已残破，残高29厘米。总重量16.1公斤。鼓面饰有八芒太阳纹，以二弦分十三晕，晕间以四出钱文为主，间有鸟形纹、花纹等，纹饰华美异常。鼓胸在腰际间缓慢收缩，以一道凹槽将胸部、腰部分开。两侧的附耳为底宽、中间窄的桥型小扁耳兩对，鼓面按顺时针方向排列者六只青蛙。

汉代北流型四蛙铜鼓（HNB：00839）（图四），是2008年4月，由海口市五公祠管理处调拨而来。面径100、通高56厘米，总重量23.5公斤，鼓胸处有一破孔、鼓足处磕损。当属灵山型铜鼓。

海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青铜釜主要有下面几件：

一件是1993年，由东方市博物馆在东方市罗带乡村征集而来。2008年调拨并入藏海南省博物馆。该铜釜通高28、口径49.5、底径44.5厘米。圆口、尖唇、敞口、直腹、圜底。釜的口沿外侧附有两个绹纹椭圆形铜耳，铜耳上面各站立着一只小鸟，耳高5、宽6厘米。铜釜的腹部装饰有五圈微凸的弦纹。范铸而成。是目前海南保存最好的一件铜釜。

另一件铜釜（HNB：00709）（图五）是1994年，出土于儋州市洛基镇洛基西队。2008年，从儋州市博物馆调拨至海南省博物馆。铜釜通高56、口径68厘米，重35.65公斤。盘口、尖唇、直腹、环形底。釜沿外侧装饰着四个綯纹椭圆形耳，耳上站立着两只小兽，耳高7、宽6厘米，其中有一耳被切割，惜略残。该铜釜的腹部装饰着三圈凸弦纹。范铸而成。该铜釜是海南省目前现存最大的一件。

还有一件铜釜（图六）是1983年出土于东方市感城镇布磨村（HNB：00892）。2008年7月调拨至海南省博物馆。该铜釜通高39、口径50、底径44厘米，总重量26.7公斤。盘口、直腹、圜底，其腹部装饰有五圈凸弦纹，口沿的外侧装饰着两只綯纹竖耳，耳上各站立一对小鸟。整个器形显得雄浑大气，粗壮豪放。

另外还收藏有2008年6月从陵水县博物馆调拨的一件（HNB：00688），高43、口径55厘米，重9.8公斤。三耳缺，口、腹、底均残破（图七）；2008年4月，由儋州市博物馆调拨的一件（HNB：00710），口径55、高43厘米，重29.95公斤（图八）。

除了以上馆藏的几件青铜鼓、青铜釜之外，在海南省其他地方，历史上和最近多年的基本建设中，也出土了不少的这类青铜器。主要集中在海口（琼山）、文昌、万宁、陵水、澄迈、昌江、东方、儋州、临高等市县。它们是：

多辉溪铜鼓，据《道光·琼州府志·金石》载：“永乐中，土官王惠起黎兵，引多辉溪水，得一鼓，长三尺，围五尺，面凸二寸，沿边皆蝌蚪。击之，声如鹅鹳，闻数十里。”从该段文字描述的尺寸进行约算，可以得知该铜鼓形体硕大、鼓面宽阔、面径达171.6、鼓高100厘米，中心（太阳纹）部分突出，蛙饰为型制较小的幼蛙（蝌蚪），十分符合北流型铜鼓之特征。

府学宫铜鼓，《咸丰·琼山县志》辑录了一则藏于府学宫内的铜鼓：“其制若圆墩而空，其下高尺有四寸，四围八尺六寸，两旁缀耳高可二寸，满鼓回字，花纹极工，缀面平，周衔线抵脐，凡八围，每围线三条，身凡二十一围，每围如面之线（《张志》）。”鼓面径91、高47厘米，鼓面八晕、三线分晕、鼓身亦由三弦分为二十一围，通体回字纹，纹饰精美，尽管体形扁矮、面平无蛙，却是体形硕大，极有可能为北流型。

天宁寺铜鼓，《道光·琼州府志》载，原琼州府城天宁寺有铜鼓一面（该鼓已遗失），款铭曰：“大明成化十二年广州府番禺县客人李福通铸造”。此鼓在《民国琼山县·志卷十四·金石志》亦有著录：“天宁寺铜鼓款云：‘广州府番禺县客人李福通喜舍资财，铸造铜鼓一面，在于琼州天宁寺大洪宝殿，永远供奉，祈愿佛日增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者，时大明成化十三年三月吉日造，共六十六字环鼓面旁边。”该鼓有明确的铸造时间（明成化十二年，1476），故无须断代，属于晚期麻江型，铸造该鼓的主人也可确定为广东番禺客人（汉人）李福通。

莫氏祖祠铜鼓，《宣统·定安县志·卷十杂志》记载了一对雌雄铜鼓：“莫氏合祖祠铜鼓二：一雄一雌，各高八寸，大一尺四寸。虚其一面，覆之而击其上面。腰略束，而脐微隆起。两旁有耳，经久剥蚀，雌缺一耳。通体作络索连线及水榖纹、回字纹，或花或篆，或小圈或星点，多起铜青苔绿。东厢莫氏先世仕宋，元袭职为土军千户。相传其祖行兵时军中所用累代宝传至今。”莫氏祖祠铜鼓明确记载为祖传的传世乐器，年代十分悠久。两鼓大小、型制相同，估计为同时铸造，系莫氏先祖“行兵时军中所用累代宝传”。

临高四狮铜鼓，民国时期王国宪《琼崖志·金石志》载临高铜鼓：“高一尺五寸，圆径六尺有奇。周围龟纹极工致，中有日轮光线四射，旁有四狮作竞走状，神致生动。边有四耳，无环，底空。扣之声大而远，无款识，形制古朴，诚千百年前物也。今藏于光华村。”该鼓面径达六尺有奇，体形硕大，且纹饰精美。动物造型为走狮，以狮为饰的铜鼓似属仅见。极有可能为虎饰的讹误。以虎为饰的铜鼓数量极少，都出自粤式铜鼓的北流型和灵山型。

儋州光村铜鼓，该鼓与泊潮铜鼓出土地相同，亦同为石寨山型，现藏儋州市博物馆。该鼓于1999年1月在光村镇泊潮新村出土。鼓面径为46、残高17厘米，损坏较为严重。鼓面四至七晕间有部分残缺，体型较小，面平无蛙。鼓面鼓身皆以二弦分晕，晕圈层叠有致，纹饰精美。鼓面分为八晕，当心为十芒太阳纹微凸，纹间填以角形纹图案。二晕至四晕依次为雷纹、圆圈纹、栉纹。第五晕为主晕，饰翔鹭纹四只，依逆时针排列。六、七、八晕分别为：栉纹、圆圈纹、栉纹，鼓面纹饰对仗工整，大气磅礴。该鼓胸腰部有部分残存，胴部突出，亦饰有精美的圆圈纹、栉纹等。从其鼓面纹饰及残存的部分特征看，可定为石寨山型。

文昌珠潭铜鼓，2000年12月21日在海南文昌市发现，由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口市博物馆征集，系文昌市罗豆镇珠潭村村民在村东自留地劳动时发现。铜鼓的胴、腰、足三段分明，鼓面出沿，饰四蛙，面中央饰八芒太阳纹，七晕，晕间饰勾连回行纹，胴部稍凸，有勾连圆圈纹，其上附一對环形双耳；束腰，饰勾连菱形纹；足外撇，足底残缺。鼓面径76.5、残高44厘米。考古人员初步分析此鼓属北流型。

陵水新村铜鼓，陵水县博物馆现存两面北流型铜鼓，均仅存鼓面及鼓身碎片。其中的一面为陵水县新村出土，面径57、残高15厘米，面沿有顺时针环立四蛙。三弦分晕，鼓面共六晕，中心为六芒太阳纹，晕间遍布阴纹云纹，鼓身均布二弦，中施斜方格填线纹。原文物编号为粤150号鼓。

陵水北高铜鼓，1982年春，陵水县英洲公社鹅仔大队北高村农民开荒时发现。出土时鼓身已残破，现藏于陵水县博物馆。鼓面直径46.1厘米，鼓身残存最高处22厘米。鼓形制古拙、工艺粗糙。鼓面大于鼓身，中间太阳纹光芒六道，尖状辐射。单线分晕，共四晕，晕距疏朗，晕间皆饰以图案化鸟形纹。鼓身从仅存的部分看，胸、腰分明，素无花纹。胸、腰之间有四个扁耳，两两相近。

陵水岭门铜鼓，该鼓载于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的《中国古代铜鼓》一书中，至今去向不明，由于是出土器物，故收于本文。据《中国古代铜鼓》介绍，该鼓为1977年陵水县岭门农场出土，仅存鼓面及鼓身碎片，面径为55厘米。面沿逆时针环立四蛙，三弦分晕。鼓面七晕，中心太阳纹六芒，晕间遍布雷纹。鼓身碎片皆饰半圆填线纹，属北流型铜鼓，文物编号为粤151号鼓。

陵水福湾铜鼓，1983年8月27日，陵水县英洲公社福湾村农民在村后海滩沙丘高处开荒植树时，掘出铜鼓一面，出土时鼓面朝下，没有任何共存物。该鼓为灵山型，鼓面径28厘米，中央饰太阳纹，光体似圆饼状凸起，光芒八道尖状辐射，芒短而粗。自内而外，一至五晕是三弦分晕，光体内纹饰不清，二、四晕饰同心圆纹，三、五晕饰鹭鸟纹；六至七晕是二弦分晕，均饰以水波纹。在鼓面六、七晕间有六个立体蛙饰，依顺时针方向等距排列。鼓面大于鼓身，通高32厘米，明显分胸、腰、足三部分，胸、腰间有一条凸起的分界线，腰作反弓形，腰、足之间有凸折棱，足底有折边。胸、腰靠近处有四个扁耳，饰以节纹，两两相近，分成对称的两组。鼓身以三弦分晕，共十一晕，交互饰以云雷纹、水波纹。鼓面和鼓身的足部都有破残，重19公斤。

峻灵王庙铜鼓，该鼓现藏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标本陈列室，为1942年10月日据时期由海南运至台湾。据说原藏于昌江县峻灵王庙，属北流型铜鼓。昌江县是黎族的分布地区，台大人类学系记录该鼓为“海南岛黎族得来”。鼓面径70.5、高39.5厘米，鼓面大于鼓身，有宽而下折的“裙边”（垂檐）。两双环状小耳，上饰缠缑纹。鼓面8芒太阳纹，三弦分七晕，边缘有4只小蹲蛙，形状稚拙，按逆时针排列，纹饰为菱形填直线纹。鼓身分三段，胸平，下至腰略内缩，足部外扩。该鼓是否为《琼州府志》中所载，明天启五年出土的峻灵王庙铜鼓，尚需进一步证实。

另外，在儋州市白马井镇学村旁的春江河里，2001年时也发现了一面铜鼓。胸、腰、足三部分区分也比较明显。鼓面出檐，檐宽3.3厘米，其上为三弦开晕，呈七晕、八芒，晕间装饰有云纹，鼓面边沿有一小缺口。骨面上饰有六只立蛙，按顺时针方向排列。鼓胸最大径偏下，鼓腰较内收，呈亚腰形；大圈足外侈，腰与圈足之间有一突棱。胸与腰之间附有两对双环耳，为素面，耳距宽约10.7厘米。鼓身的纹饰与鼓面一样，饰满云纹。鼓内壁涂抹一层近石质的东西，表面光滑，近足底有少量铁锈。面径97-98.7、高56-56.8、足径96厘米，重量97.5公斤。

临高皇桐岭遗址，1963年发现，1998年进行了复查。此遗址出土青铜釜两件。铜釜大、小各一件，釜口朝上套合在一起。两釜形制相同，均为盘口、深直腹、圜底，腹部有宽带凸弦纹三道，口沿外侧附立辫纹环形耳一对。每耳上端两侧角各立一只小动物。大釜口径64.5、通高47、腹径56、深36厘米，附耳上各立圆塑小羊两只；小釜口径33、通高22.5、腹径30、深1605厘米，附耳上各立圆塑小鸟两只。合范浇铸。

临高调楼佳才村1972年出土1件青铜釜。盘口，直腹较深，平底外凸，口沿上附三对六只环形辫纹方耳。每只耳上端各铸造一对人、畜、象，共三组，其间有牛、骑马武士和戴冠着短裤的人物等。直腹中间铸造宽带凸弦纹三道。口径93、通高74、腹径81、深58厘米。合范浇铸。

临高东英文连村1984年出土青铜釜1件。盘口，直腹较深，平底中部外凸，口沿外侧上附立两对四只环形辫纹方耳，附耳上端两侧角立立牛各一头，腹中部铸饰宽带凸弦纹三道，中间一道凸起。口径66、通高55、腹径56、深35厘米。合范浇铸。

儋州洛基镇洛基河畔台地1996年出土青铜釜1件。盘口，直腹较深，平底中部外凸，口沿上附两对四只环形辫纹方耳。附耳上端两侧角立狗各一只，腹中部铸饰宽带凸弦纹三道，中间一道凸起。口径76、通高64、腹径70、深58厘米。合范浇铸。

东方罗带乡罗带河台地距地表1米深的地方出土青铜釜1件。盘口，直腹较深，平底中部微凸，口沿外侧上附立辫纹方耳一对两只。附耳上端两侧各立小鸟一对，腹中部铸饰宽带两道，间距17厘米，宽带中央均凸起形成一道凸弦纹。口径51、通高38、腹径38、深24厘米。合范浇铸。

陵水椰林卓杰村1984年出土青铜釜1件。盘口，直腹较深，圜底，口沿外侧附两对四只环形辫纹双耳，每只耳頂端立三只小鸟。口径57、通高44、腹径52、深35厘米。合范浇铸。

另据儋州市博物馆馆长张林彬介绍，儋州发现的四件铜釜，其中一件在1994年出土于该市洛基镇三干塘河右岸的二级台地上，其余三件在2003年出土于中和镇横山管辖区何宅村。这四件铜釜的形制特征基本上较为相同，唯所饰的环耳数量的装饰上稍有一些区别。铜釜器形硕大，呈大盘口，宽鋬沿且内折，筒腹、直壁，大圜底，腹部外壁中部附有二三条粗壮凸箍纹，釜腹为素面无纹饰。口沿处饰有绳索纹环耳，耳上由有动物纹或武士纹立体装饰物。洛基镇出土的铜釜口沿上饰有两对绳索纹双环耳，每只环耳上各立一对小鸟。铜釜口径67、高55、底径61厘米，保存完好。中和镇发现的三件铜釜口沿上各饰一对绳索纹环耳，每件铜釜口沿上的环耳附有不同的饰物，分别为一对小鸟、一对骑马的武士或一对动物纹立体装饰物。中和镇何宅村的三件铜釜中，仅有一件很完整，口径55、高33、底径45厘米。

从海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青铜鼓、青铜釜以及海南各地发现的同类器物来看，海南省也是继云南、两广等地之后青铜鼓、釜的一个重要分布地区。尤其是青铜鼓，它包括的类型以北流形铜鼓最多，另外，还有灵山型、石寨山型（亦即黑格尔Ⅰ型）以及麻江型。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海南岛与岭南地区以及环北部湾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文化交流。关于海南岛这些铜鼓、铜釜的产地和来源，从现有考古调查和相关文献观察，海南岛并不具备铸造这些器物的条件和环境，应是来自于海南岛以外的其他地区。同时，这些汉代时期的器物，也证明了西汉时期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强化管理和有力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