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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西王如何赏功

西王赏功里最珍贵的张献忠镀金赏功银牌央视首次公开亮相朱安祥作为张献忠占领四川后专门铸造、用以赏赐部下的纪念性钱币,其存世量可谓凤毛麟角。如今,无论是金、银、铜任何一款的出现,都足以让整个泉界为之震颤。2017年初,随着四川眉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的深入,颇具传奇色彩的张献忠沉银之谜逐渐露出真容,这些

西王赏功里最珍贵的张献忠镀金赏功银牌央视首次公开亮相

朱安祥

作为张献忠占领四川后专门铸造、用以赏赐部下的纪念性钱币,其存世量可谓凤毛麟角。如今,无论是金、银、铜任何一款的出现,都足以让整个泉界为之震颤。

2017年初,随着四川眉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的深入,颇具传奇色彩的张献忠沉银之谜逐渐露出真容,这些埋葬在水下近四个世纪的稀世珍宝得以再次重见天日,并走进公众的视线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此次考古发掘共出水文物3万余件,多为金银宝藏之属,这其中有一类文物被考古学家、媒体频繁提及与报道,这就是百枚左右的“西王赏功”金银钱,很多读者对它的背景与价值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今天我们就来详细地解读这枚钱币的前世今生。

赏功制度

实际上,关于大西政权铸造的货币,史籍中仅提到一种“大顺钱”,彭遵泗《蜀碧》载云:“顺治元年冬十月十六日,流寇张献忠踞藩府称帝,僭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贼僭位,置丞相六部以下等官……是时,贼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器玩及城内外寺院铜像,熔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这种“大顺通宝”钱在四川地区常有出土,属于确定无疑的张献忠铸币。至于西王赏功钱,虽然史籍中并未明确提及,但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其他材料找寻蛛丝马迹。《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记载,“献忠遂僭号,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伪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这里的“西王之宝”虽然不能确认为何物,但极有可能指的就是西王赏功钱。

另外,史书中还保留有张献忠大量赏赐金银钱币的记载,如《蜀碧》卷三云:“献忠开科取士,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献喜不胜,赏赐金币、刀马至十余种”,由此可见,张献忠本人十分喜好论功行赏,而且赏赐的物品多为金银货币,这也与“西王赏功”钱币的铭文内容相吻合。“西王”二字,无疑所指为张献忠,“赏功”则表明其性质,是一种用来赏赐有功者的奖品,而且据目前发现,西王赏功钱币正好分为金、银、铜三种质地。金银作为一种贵金属材料,在古代常被用作赏赐。由以上推之,西王赏功钱应为张献忠所铸造的一种赏赐钱币,而非正式流通货币,四川境内的正式通货则为“大顺通宝”钱。

既然是用来赏赐有功者,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到这样的金银钱呢?这点需要我们结合明代的赏赐制度来做具体分析。早在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统治者就将战功明确划分为三等,并具体提出每一等级所赏赐的标准,《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赏功”条记载,“凡交锋之际,突出敌背杀败贼众者,勇敢入阵斩将搴旗者,本队已胜、别队胜负未决、而能救援克敌者,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贼成功者,皆为奇功。齐力前进、首先败贼者,前队交锋未决、后隊向前败贼者,皆为首功。军行及营中擒获奸细者,亦准首功。余皆次功。”由此可见,明代战功分为奇功、首功、次功三等,到了英宗正统十四年,政府开始铸造赏功牌,同样分为三个级别,赏赐立不同战功者。张献忠作为明末起义军领袖,在指挥作战与论功行赏过程中,同样参考了明代赏赐制度,也分为三个级别,并铸造金、银、铜三种材质的“西王赏功”钱进行区别对待。

关于张献忠的具体行赏标准,史籍无载,但有一条相关材料可以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参考。《蜀警录》记载云:“尽勒绅士入城军民入村,凡居山扎寨者攻之,擒之,斩首剁手无算。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掌一双准一功。”由此可知,蜀地起义军曾以杀人数量作为赏赐军功的标准,斩首敌军最多者,或许可以得到张献忠赏赐的金质“西王赏功”钱币。

存世情况

西王赏功钱名列古泉五十名珍之一,其存世量非常稀少。在江口沉银遗址发现之前,大都以枚计数,可见其珍贵之程度。清代光绪年间,成都地区发现一枚金质西王赏功,此钱是由一名张姓钱贩于五洞桥地摊中拾得,由于不明其价值,而熔化为碎金。1927年,著名钱币收藏家蒋伯埙调入四川邮政局工作,在此期间获得一枚金质钱,该钱币的拓本曾收录于《足斋泉拓》以及1956年上海泉家《寿泉集拓》二集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氏撤离至浙南丽水,离开杭州故居时,他把多年藏品埋葬在桃花弄地下,其后全部被盗,此枚金质西王赏功也随之杳无踪影。

银质西王赏功先后发现四品。第一品为清末金石收藏家申砚丞所获,此泉之后也未见其踪迹。第二品为罗伯昭先生在重庆获得,罗氏曾描述此钱的发现过程,“富顺胡氏有巨厦,陈腐不堪矣。雇工拆之,于梁上得一银泉,曰西王赏功”。该钱曾于1940年中国泉币学社第14次列会上示人,供同好观赏,后被罗氏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据悉,浙江湖州泉家陈达农亦曾收藏一品银质钱,拓本收录于《中国民间钱币藏珍》一书。另外,朱活先生的《古钱新典》也提到甘肃武都县曾发现过一枚银钱,但具体信息不详。

铜质西王赏功本世纪仅见3枚。上海张叔驯早年曾获一铜品,后因张氏移居国外,至今下落不明。上海另一泉家孙鼎先生也收藏一枚,后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外,天津博物馆也收藏有一枚铜质西王赏功,可供世人观赏研究。因为发现极少,西王赏功的价值也非常高,2011年国内春拍拍场上曾现身一枚金质西王赏功钱,最终以230万元成交,这也彰显了它的珍贵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本世纪之初,泉界又发现了一枚“赏功至宝”钱,实属奇品。该钱正面钱文四字直读,背面上下铸有“西营”二字,银质,钱体风格与西王赏功较为相近。关于“西营”二字,《明史·张献忠传》无从可查,但在野史《滟滪囊》中却有记载,原文云:“崇祯十三年,内接陕抚郑从检、左良玉塘报,称太平县玛瑙山于二月内打破逆贼张献忠……获篆‘西营八大王承天清川岳印,卜卦金钱三文”,可见“西王”确实与张献忠有关。我国现代小说家姚雪垠在其著作《李自成》一书中认为,张献忠乡土观念较强,因属陕西人,故而自称西营。明末起义军成分繁杂,农民军通常以“营”作为单位,初有三十六营之说,各营均有头目且相互独立,互不节制。如果此枚“赏功至宝”确为张氏所铸的话,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明末起义军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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