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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地区金石文字概述

李利锋 董劭伟【关键词】秦皇岛地区;金石文字;年代;概述【摘要】秦皇岛地区具有优秀的历史积淀,留下了数量可观、种类各异的金石文字,包括摩崖石刻、砖瓦刻字、石碑石匾刻字、青铜器铭文等,本文对其进行了分类梳理和概述。这些宝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也是研究秦皇岛地区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秦皇岛地区历史悠

李利锋 董劭伟

【关键词】秦皇岛地区;金石文字;年代;概述

【摘 要】秦皇岛地区具有优秀的历史积淀,留下了数量可观、种类各异的金石文字,包括摩崖石刻、砖瓦刻字、石碑石匾刻字、青铜器铭文等,本文对其进行了分类梳理和概述。这些宝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也是研究秦皇岛地区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

秦皇岛地区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厚。3600年前,商王成汤灭夏桀,即天子位,封孤竹国于此。公元前664年,孤竹国为齐桓公所灭,其地属燕国。秦灭燕后,此地属辽西郡、右北平郡。隋唐时期置平州北平郡。辽置平州辽兴军、营州邻海军、迁州兴善军、润州海阳军。金置平州兴平军。元为平滦路,改永平路。明、清置永平府。数千年来,秦皇岛地区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留下许多文物古迹,本文仅就秦皇岛地区的金石文字资料做一研究和介绍,以唤醒人们爱护这些文物资源的意识。

所谓金石文字,包括摩崖石刻、砖瓦刻字、石碑石匾刻字、青铜器铭文等。从材质上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石刻。据文字记载,历史上秦皇岛地区的石刻最早出现在秦代。秦皇岛原为今秦皇岛港务局(原称南山)一带海中的一座孤岛,相传因秦始皇曾于此入海求仙、驻跸于岛上而得名。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东巡海上,“之碣石”,“刻碣石门”,史称“碣石门辞”,相传为丞相李斯代笔。《史记》收录了其部分内容:“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碣石[1],即今河北省昌黎县城西北的碣石山。多数学者认为此刻石“原石不存”,“文起兀突,与他刻石相较,疑有脱简”,“前缺三十六字”[2]。据五代南唐徐弦《碣石颂》的释文,“遂兴师旅”前面尚有“皇帝建国,德并诸侯,初平泰壹。卅有二年,巡登碣石,照临四极。从臣群作,上颂高号,爰念休烈。戎臣奋威”之句[3]。这几句是徐弦补作,还是根据当时的有关记载补充,不得而知。至于司马迁撰《史记》时为何没有收录全文,估计那时石刻就已经无存了。

秦二世元年(前209)春,“二世东行郡县”,“到碣石,并海”,“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4]。

有文字记载的第三块早期石刻,是唐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东征高丽,“冬十月丙辰,入临渝关”,“戊午,次汉武台,刻石以纪功德”[5]。临渝关[6],在今抚宁县榆关镇,一说在今山海关。汉武台[7],有学者认为即今昌黎县碣石山,也有说在今北戴河中联峰山。但是因年湮代远,风雨剥蚀,或者因战争、人为破坏,这些石刻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重要典籍中也无有关内容文字的记载。

秦皇岛境内现存的早期石刻有:抚宁县城南后明山村大同山石城(俗称西老城)石壁上凿有一眼石井,石壁旁镌有“太平年造天井”6字,为辽圣宗太平年间(1021—1031)所刻。清光绪三年(1877)《抚宁县志》卷2“古迹”记载:“大同山石城,俗呼西老城,周三里,东西二里,内有天井、地井。天井虽旱不竭,旁镌‘太平年造天井六字,大如拳。”至今保存完好。

金代石刻有三处:一是卢龙县城尊胜陀罗尼经幢上有“大定十一年(1171)九月三十日建”的《□□(大金)国平州石幢记》[8],至今保存完好。二是抚宁县龙潭峡景区黄牛顶西北石壁上刻有“凡僧舍身抱崖记”,“大定十五年(1175)三月十五日”,“山西汾州府介休县人赵文璧造”[9]。三是昌黎县西北山心洞南有一块巨石,上有金大定十五年(1175)二月右北平牧高某与州判王某等的游览题字:“大定乙未岁右北平牧高侯贰车王公同游道者山明日登圣居岩已而穷幽极□(微)啸咏殆不减□(汉)晋名流宾从请磨崖以记顾谓下客王密书□时卯月初吉也。”[10]

秦皇岛地区保留下来的元代石刻不多。抚宁县大新寨镇梁家湾村东南山岗上有一座蒙元时期的苑公太师塔遗址,塔南现存天然石碑二通:一通刻有“苑公太师塔,辛酉年(中统二年)十一月”;一通刻有“中统三年三月初四日立塔”。为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年间(1260—1264)所立[11]。

1958年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考察团到昌黎县城西北10公里的道者山云峰寺遗址考察,史学家蔡美彪发现半截元代蒙汉文圣旨残碑,正面为八思巴字蒙文,背面残存汉字数行,“所刊即习见之保护寺庙除免差发赋税之圣旨”,汉文见有“每根底宣谕的”“住持□长老提点”“休夺者支应休要者税粮”“他每□使气力休强夺□者”“盐使司监运李□□书丹”“□(云)峰寺监院□明□立石”“大德”等字;八思巴字蒙文音译有“宣谕”“科敛”“不承担”“提点”“监寺”“住持”“立山”“长老”等50余字,为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所立[12]。

明清时期留下来的石刻较多,以长城竣工碑居多,不能枚举。卢龙县的尊胜陀罗尼经幢,除有金代的《平州石幢记》外,还有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北平石幢记》,分别记述了两次大的重修过程。

(二)砖瓦刻字。据文物考古发现,秦皇岛地区出土的刻有“千秋万岁”等字样的汉代瓦当较多。1999年春,在修建抚(宁)昌(黎)黄(黄金海岸)公路时,抚宁县文化局副局长、县文联主席李景林在县城西侧西汉骊城遗址发现13块汉代瓦当,其中一块瓦当用汉隶书写“亲番安胡”四个大字[13],反映出汉代中央政权对于少数民族的安抚政策。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一些民房瓦当刻有“福”“禄”“寿”“吉星高照”等字样,寄托福寿安康、幸福和谐的美好愿望。

此外,秦皇岛境内还有很多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的长城砖刻,刻有“石门路造”“台头路造”“燕河路造”“宣府路造”“真定营造”“德州营右部造”“抚宁县造”“乐亭县造”等字样[14],说明明代长城的修建是由不同军事单位和府州县负责的。

昌黎县城有一座源影寺塔,塔底部一块方砖上刻有“大明嘉靖二十年(1541)三月初起工”等字样,记录了古塔重修的年代。1985年,在塔身底部发现铜质鎏金张仓卧佛一尊,底部阴刻铭文“大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春季月昌黎城北之水岩寺住持长老发心造张仓卧佛一尊铜匠高聪”[15]。

(三)石碑。从功用上可分为如下几类:

1.墓碑。墓碑有墓志铭、神道碑、行状、行述等,记述墓主人的生平事迹以及立碑者、撰写者等。1999年春,在修建抚昌黄公路时,在抚宁县城西发掘出明崇祯年间黄惟正的墓志《明故荣禄大夫辽东招练总兵官都督同知继山黄公墓志铭》[16],记述了崇祯三年(1640)参将黄惟正驻守抚宁时抗击后金汗皇太极的事迹。卢龙县城南蔡家坟有清朝康熙年间漕运总督、兵部尚书蔡士英和云贵总督、兵部尚书蔡毓荣父子的墓志铭及谕祭碑文[17]。

2.节孝碑。明清时期,为鼓励妇女守节,朝廷和地方常为那些封建殉葬人立节妇碑、烈女碑等。2012年4月,抚宁县文物管理所在牛头崖镇南李庄村边发现一块节妇碑,碑额刻有“旌表”两个大字,右侧两行刻有“大清光绪六年(1880)岁次庚辰仲春月谷旦立”“特授直隶永平府知府游为”,中间刻有“节苦心贞”四个大字,左侧刻有“李荣春之妻节妇张氏”。这是永平府知府游智开为李荣春妻张氏所立。

3.记事碑。古人有凡工必书的习惯,凡是有大工程建造,多立有记事碑,叙述办事之难、工竣之喜、珍惜之托。抚宁县杜庄镇温泉堡村有一座古老的寺院——汤泉寺,历代《抚宁县志》和《永平府志》中并无其始建年代的记载。汤泉寺内有一通“大明嘉靖岁次戊申(嘉靖二十七年,1548)仲冬十月有一日吉日立”的青石碑《重修广化汤池寺碑记》[18],碑文称“广化寺在茶盆山之阳,建自大辽天庆三年,有碑可考”,证明汤泉寺始建于辽天庆三年(1113)。抚宁县大新寨镇张家黑石村北山谷中有一座天庆禅寺,俗传为辽天庆年间(1111—1120)所建,但早期旧志均无记载,光绪三年《抚宁县志》仅有“天庆寺在张家黑石北沟”的记载。“大明弘治十七年(1504)岁次甲子孟夏月上旬日造立”的《大明永平府抚宁县茶盆山迤西黑石里古迹天庆禅寺碑文并序》[19]中称:“其山迤西有古寺基,久继兵燹,湮没无存。居僧见有舂器,遗书曰‘大辽天庆间丛刹也。”故称其为“天庆禅寺”名副其实。

4.功德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去思碑,凡有功于民者,民不肯忘之,立碑以示纪念。明朝抚宁县知县姜、张彝训、王台、余爵,在任时政绩卓著,离任时,百姓为之立去思碑、建生祠,记述他们勤政爱民的事迹,可惜这些石碑早已佚失。一类是捐献者纪念碑,古代修庙建桥等公益事业,都是地方士绅百姓捐款为之,为使后人勿忘其功德,立碑为念。抚宁县背牛顶林区有一座宝峰禅寺,内有两通《重修宝峰禅寺记》[20]石碑,皆为功德碑,一通为“时弘治十四年(1501)岁次辛酉四月立”,另一通为“时弘治十四年岁次辛酉夏四月初八日吉旦立”,石碑刻有捐款人姓名。

(四)铜器铭文。1984年9月,抚宁县城子峪村民在长城附近发现“胜”字铜火铳(3支母铳、24支子铳),铳管刻有“嘉靖二十四年(1545)造”,且有“胜”字款及铸造匠人名称[21]。

铜镜。1983年10月,卢龙县孟石门村西古墓中出土铜镜一件,铭文“三公并至”四字[22]。20世纪80年代,抚宁县南望庄出土一件昭明镜,上有两圈铭文,内圈为“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外圈为“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23]。

(五)印章。有青铜、玉石等不同质地。1985年3月,青龙县张长子村发现一枚铜印,钮上阴刻“上”字,印文为仿唐宋以来盛行的九叠篆体的契丹文大字[24],字义不详。1985年9月,抚宁县文物管理所从城关废品收购站征集到一枚铜印,正面有九叠篆“提控所弹压印”六字,侧面刻有“贞五年(1217)三月□日造”[25],经考证为金代武官统兵的官印。1987年5月,青龙县南干树村发现一枚金代官印,印面铸有“行军副统之印”六字,无铸造年代[26]。1987年9月,在卢龙县范庄东北发掘了西汉蔡文墓,墓穴为竖穴“黄肠题凑”,一个漆盘内绘有朱书棋盘,格内有“丁丑司马”“丙子将军”“庚辰司马”“辛巳冢子”等字,还发现墓主人白玉印章一枚,刻有“蔡文”二字[27]。1986年春,在青龙县乔杖子村出土鎏金铜质印章一枚,篆体阳刻“威烈将军印”五字,为汉代遗物[28]。1987年5月,青龙县干树沟村北花庙沟出土一枚金代铜印,铸有“行军副统之印”字样[29]。1990年9月,抚宁县田各庄村西发现一方铜印,印面阴刻篆字“军司马印”,侧面阴刻篆书“范”字,经考证为东汉时期范姓武官的官印[30]。这些印章的发现,说明古代秦皇岛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也弥补了地方旧志记载的不足。

[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北直一”:“碣石山,在永平府昌黎县西北二十里。”卷17“北直八”永平府昌黎县:“碣石山,县西北二十里。山势穹窿,顶有巨石特出,因名。”中华书局,2005年,第415、768页。

[2]李文放:《秦始皇巡游纪功七刻石浅解》,《汉字文化》2008年1期。

[3]张红霞:《刘心源手迹〈碣石颂〉探析》,《武汉文博》2012年2期。刘心源,湖北嘉鱼县人,清末民初湖北著名金石学家,民国时期官至湖北民政长。手迹碑石现藏于洪湖市革命历史博物馆。

[4]《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251、252、267页。

[5]《旧唐书》卷3《本纪第三·太宗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58页。

[6]临渝关,一名榆关、渝关,隋唐时期古关隘。一说在今抚宁县东10公里的榆关镇。明景泰七年(1456)《寰宇通志》卷之三“永平府古迹”:“榆关,在抚宁县东二十里。隋开皇间,汉王谅将兵伐高丽,出临榆关,即此。”(载《玄览堂丛书续集》第38册)天顺五年(1461)《大明一统志》卷之五“永平府关梁”:“榆关,在抚宁县东二十里。隋开皇间,汉王谅将兵伐高丽,出临榆关,即此。一名临闾关。”弘治十四年(1501)《永平府志》卷之五“古迹”:“关城,在抚宁县东二十余里,关下有渝水通海,故名。”(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三》,上海书店,1990年,第195页。)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抚宁县志》卷之二“古迹”:“渝关城,在县东二十里。下有渝河通海,历代恃为关隘。明太祖时,徐中山王以其地非四塞,遂移关于山海,此城废为店,即古临渝县也。”(李利锋:《抚宁县志校注》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程志兵在《〈汉语大词典〉释义商榷数则》一文中认为:“临渝关,又简称渝关,渝关故址在今河北秦皇岛市抚宁县东10公里的榆关镇。”(《陇东学院学报》2009年5期)一说在今山海关。唐杜佑《通典》卷178“州郡八”:“北平郡:平州,东南到临榆关一百八十里。”“卢龙县:临闾关,今名临榆关,在县城东一百八十里。”(中华书局,1988年,第4715页。)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北直一”:“渝关,一名临渝关,亦曰临闾关,今名山海关,在永平府抚宁县东百里。”(中华书局,2005年,第427页。)

[7]清康熙十四年(1675)《昌黎县志》卷之一“古迹”记载:“汉武台,即碣石山,汉武帝登此以望海。”载何志利:《昌黎县清代志书校注》,台海出版社,2009年,第56页。董宝瑞《唐太宗刻石纪功的“汉武台”在今何处?》一文认为,汉武台即今昌黎县碣石山。但谭其骧《碣石考》一文认为:“汉武台,在今北戴河海滨的山岗上。”(《学习与批判》1976年1期)1991年12月,秦皇岛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在北戴河联峰山中峰顶发现了秦汉建筑遗址,王岳辰、郭泽民在《中峰顶与汉武台》一文中认为“是秦汉帝王的祭台”,“秦皇所建,汉武定名,唐宗刻石纪功,即史称的‘汉武台”(《文物春秋》1995年2期)。康群《北戴河“汉武台”考》一文认为:北戴河中联峰山龙山山顶的秦汉遗址“也应是汉武台之一”(《社会科学论坛》1994年5期)。

[8]a.明弘治十四年(1501)《永平府志》卷之五“古迹”:“石幢子,一在府治南,一在迁安县治东。方圆六丈,高三尺,上有八棱碑,刻文皆剥落,金时所建。”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三》,上海书店,1990年,第198页; b.清光绪五年(1879)《永平府志》卷27“古迹”:“石幢,在府城南街。高三丈,环以石栏,觚楞八面,自下至上凡七层。第一层刻创建石幢记(金大定年间)。”载董耀会主编:《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第1030页; c.周艳清主编,李利锋校注:《康熙卢龙县志校注》,线装书局,2012年,第70页。

[9]黄牛顶,旧称黄崖山。康熙二十一年(1682)《抚宁县志》卷之二“山川”:“黄崖山,在县东北五十里。崎岖其半,有舍身崖,深三四十丈,崖旁石壁上凿佛像三尊。”载李利锋:《抚宁县志书校注》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10]何志利:《昌黎县清代志书校注》,台海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

[11]a.邸和顺主编:《秦皇岛市文物资料汇编》,秦皇岛市文化局印,1988年,第37页;b.韩雪夫主编:《抚宁县文物志》,抚宁县文化局印,2009年,第32页。

[12]蔡美彪:《八思巴字蒙文碑石译存》,《蒙古学信息》1996年3期。

[13]此瓦当保存在李景林家中,经秦皇岛市瓦当收藏家、书法家刘铁锋先生辨认,瓦当上镌刻的是“亲番安胡”四个汉隶大字。

[14]a.沈朝阳主编:《秦皇岛长城》,方志出版社,2002年,第383页; b.李占义:《抚宁长城》,五洲传播出版社,2013年,第314、315页。

[15]a.陈雨时主编:《昌黎县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第500页;b.同[11]a,第215页。

[16]李利锋:《抚宁史料集》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708—712页。

[17]同[8]c,第108、109页。

[18][19][20]同[16],上册,第643、598、639页。

[21][22][23][24][26][27][28][29]同[11]a,第29、209、27、216、51、52、217、218页。

[25]a.同[11]b,第226页;b.吴环露,袁秉成:《河北省抚宁县发现古代官印》,《考古》1999年3期。

[30]抚宁县文管所:《抚宁县发现一方铜印》,《文物春秋》1991年4期。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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