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菁菁
之所以要从商贸这个切入点来为读者还原一段丝绸之路的往事，除了好奇，更多的是希望借古喻今，能为中国实体商业文明的重振找出一些启示。在这组策划临近尾声的时候，本刊记者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宝玉作为专访嘉宾。身为一位长期致力于敦煌学乃至丝路文化的研究人士，她将如何来为读者分享心得？而通过她的切身体会，我们对于“以史为镜”的认知，是否又能更进一步？
《中国收藏》：在您的研究方向中，对于敦煌乃至丝路似乎情有独钟，能不能透露一下您对此的情结？
杨宝玉：其实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一开始我对敦煌学的了解几近于零，但后来偶然听说系里拟招收一名敦煌目录学方向的研究生时，便立即认定那就是自己要报考的专业。这或许与对导师白化文先生的敬仰、曾有幸聆听樊锦诗先生的讲座，及一个从未出过北京的小女孩对大西北的想像和向往有关吧。
1986年我跟随导师去敦煌实习，白天巡礼莫高窟，晚上借宿在樊院长家（那时樊院长经常收留北大学生，白先生和她又是非常好的朋友）。亲身参礼佛窟时神秘祥和的心理体验、听樊院长漫叙家国情怀时油然而生的景仰崇拜、静夜独处时在铁马叮咚声中的感悟自省……一切都美妙得无法忘怀。实习过程中，白先生还带我参加了学术讨论会，宣读了非常稚嫩的自己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获得了长辈学者的鼓励。这次实习便让我离不开敦煌学了。在那以后的三十年中虽然也遇到过些坡坡坎坎，但每次都是对敦煌学的热爱战胜了诱惑与犹豫。
相对于严整规范的传统学科，敦煌学相当特别。它是以地名学，得以立学的两大支柱是内涵极其丰富的敦煌文书和精美绝伦的敦煌石窟艺术。研究资料类别的庞杂决定了它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学科群概念，拥有许多分支学科，比如敦煌史学、敦煌文学、敦煌佛学等等，同时它还和很多相关研究——最典型的就是丝绸之路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样我们便常能发现新资料，研究新课题，甚至进入新的领域却不脱离敦煌学范畴。所以我始终认为染上敦煌情结非常幸运，应该感恩和珍惜。
《中国收藏》：我们知道，“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最早是德国人提出来的，究竟是否“名副其实”，学术界一直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对此您的观点如何？
杨宝玉：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中国进行地质和地理考察后，进一步研究分析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及印度之间的交通情况，认为这条交通线上的贸易商品是以丝绸为主，便以丝绸来为它命名了。这个概念被他的弟子承袭，也逐渐被其他地理和历史学家普遍接受。概念形成并传播开来，自然会带动公众关注和学者研究迅速跟进，是很有贡献的事情。
现在，有部分学者认为此名称涵盖范围比较窄，会使相关研究受局促，于是提出了茶叶之路、玉石之路、瓷器之路、丝瓷之路、书籍之路、求法之路等等新称。名称不同则立足点不同，的确可以突显具体研究的内容特色，这是古代交通史研究范围扩大和研究程度深入的体现，值得欣慰。
不过，我个人认为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不会，也不应被彻底取代。在中外贸易史上，丝绸确实是相当重要的商品，与其他货品相比，丝绸贸易的持续时间、受重视程度、成交数量与价值等等都非常突出。因而，以“丝绸之路”来指称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路交通线还是比较合适的，再在其前冠以“草原”、“海上”等来分别指称延展于草原地区或海洋之上的交通线的做法也无不可，大家很清楚它的符号意义和真正内涵。
《中国收藏》：据您的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最繁盛的时期在何时，到了一种怎样的程度，能否请您以敦煌的遗存为例给我们举例子说明？
杨宝玉：我理解您这个问题中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该词最初表述的路线，即途径敦煌的陆上丝绸之路，更准确地说是绿洲丝绸之路。在丝路概念趋向专门化、具体化的今天，一提到“丝绸之路”，大家还是首先会联想到这一路线。确实，它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往来的最重要的大动脉，是中国与世界相连的纽带。
从西汉中期到中唐时期，这条丝绸之路兴盛了一千多年，对亚欧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当中商贸往来尤其频繁，极大地促进了中外物质文明的交流互动。丝绸之路的盛衰是由沿途国家和地区的治乱决定的，因而它的繁盛期也就是古代中国的鼎盛期——唐前期。
这期间丝路上的商贸往来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无论古代还是现当代，商贸活动都是既有官方贸易，又有民间贸易。传世史书对前者还有些记述，对后者却基本失载。敦煌藏经洞开启后，学者们惊喜地发现，敦煌文书中保留了很多有关民间贸易的资料，这实在太难得珍贵了。目前，中外学者已经出版了十来部建立在这些资料基础上的研究著作，很好地推动了古代经济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也让我们对那时的商贸状况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以敦煌为例，唐前期时来敦煌贸易的商贾中既有从内地来的汉族商客，也有从中亚西域等地赶来的胡商。敦煌以西110里处的兴胡泊就是因专门接待胡商而得名的，位于敦煌城东的沙州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也是由于粟特商人陆续定居下来而形成的。不仅有大量民间商业活动，当时中亚的许多国家都和唐朝有被称为“通贡”、“通使”的官方商贸关系，他们进行贸易的中转站同样是敦煌。行商坐贾们在敦煌的集市上从事着中原的丝绸和瓷器、西域的珍宝，当地的粮食等各种交易。一时间，敦煌兴盛异常，呈现出了太平治世的景象。
《中国收藏》：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在您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杨宝玉：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丝绸之路畅通与否对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的程度，实际上远远超乎我们的想像。
仍以敦煌为例。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军主力奉命东调平叛，唐朝的西北边备顿显空虚，早已觊觎唐朝国土的吐蕃趁机侵占河陇，丝绸之路被阻断。敦煌旋即陷入与中原隔绝的状态，后来还被吐蕃占据了六七十年，直到公元848年当地豪杰张议潮率众推翻吐蕃统治，敦煌才重新归汉人统治。可那时丝路河西段沿线的其他地区大多还受吐蕃节制，张议潮派出的赴唐朝廷报捷并请求归投的使者只得在沙漠戈壁中艰难跋涉，于3年后的公元851年才到达朝廷，唐朝廷也才得以在敦煌设立了西部藩镇——归义军政权。
而以后，不管是晚唐时统领敦煌的张氏归义军，还是五代时接续张氏的曹氏归义军政权，他们所采取的许多重大战略举措都是围绕丝绸之路进行的：为了打通丝路，率大军去征讨东行路上的少数部族政权；为了维护丝路，与少数部族首领联姻，并馈赠大量钱财……这些军事政治举措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对敦煌和周边地区的社会与历史都会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而其目的就是要使丝路畅通，敦煌藏经洞中保存的不少文书就都直白明确地记录了当地官民对“东路开通”的期盼。由此可见，我们对丝绸之路重要性的认识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中国收藏》：一方面是国家大力倡导传统文化回归，另一方面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不减，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之下，我们追寻丝绸之路的历史，您认为能对重振中国的实体商业经济带来怎样的现实借鉴意义？
杨宝玉：目前我们国家正在全力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这样重大的战略决策以“丝绸之路”冠名，丝绸之路历史影响力之巨大与现实意义之重要是显而易见的。
以史为鉴是古今中外都重视和遵循的人类智慧。可想而知，对于丝绸之路历史的追寻研究当然不可能是无用功。前面我们已经谈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它所承载的内涵更要广阔深邃得多。
既然我们所聊的主题是“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那么具体说到追寻丝路历史能对重振中国的实体商业经济带来怎样的现实借鉴意义，我想更多的可能是通过对丝路历史的研究，认知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感悟古人的智慧情怀，以便于实体商业经济的直接和间接从业者在传统文化中汲取更多养分，并在这种自我提升的过程中，对重振今天中国的商业文明进行深度思考和合理借鉴。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敦煌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中保存有很多与丝绸之路历史研究密切相关的资料，敦煌学者正在不断挖掘和探讨，同时也很期待相关学科的学者能够加入进来共同研究，以不辜负敦煌这座丝路重镇为我们保留的这份宝贵文化财富，加速敦煌学和丝绸之路研究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