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城县博物馆馆藏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劳动英雄”木奖匾探析

民国36年3月28日 新闻报

张志升

【摘 要】庆城县博物馆收藏的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劳动英雄”木奖匾，是陜甘宁边区陇东分区政府奖给劳动模范张振财的。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团结抗战、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面貌，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庆城县博物馆 中华民国 “劳动英雄”木奖匾 大生产运动

1943年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政府举办了首届生产展览及劳动英雄大会，为表彰奖励华池县劳动英雄张振财，边区特委主席马文瑞亲笔题写“劳动英雄”奖匾，以资鼓励。20世纪80年代，这块奖匾曾被庆阳电影院职工用作床板，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后用一块新床板换回并收藏。2002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此奖匾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1939年2月至1947年3月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诞生的，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决心，深刻反映了边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面貌。本文通过对“劳动英雄”木奖匾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并结合大生产运动的历史背景，着重探析文物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一、“劳动英雄”木奖匾基本情况简介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劳动英雄”木奖匾长175厘米，宽100厘米，厚3厘米，重25.3千克。通体由三块长板组装而成，匾正面刻原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区委书记马文瑞题写的行楷47字，字以红漆饰填，其他部分施以黑漆，整匾边沿处以红色油漆勾画出两条抹角方形线条（图1）。奖匾上的文字为：“时在：中华民国三十二年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首届生产展览会赠给生产模范首席张正才（振财）同志‘劳动英雄，马文瑞题。”

二、“劳动英雄”木奖匾文字信息解读

从木奖匾上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提取出三个关键名词，即“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马文瑞”“张振财”。下面我们先对这三个关键名词进行简要介绍。

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1940年4月至1949年8月），全称为中共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特委会，于1940年4月成立，初属陕甘宁边区党委，8月后隶属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1941年5月后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北局。马文瑞为第一任（1940年4月至1942年11月）特委书记。成立之初，机关驻曲子镇，1940年8月迁往庆阳县（今庆城县），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救亡报社（1942年7月改为《陇东报》），辖环县、曲子、华池、庆阳、合水、镇原六个县委及宁县、平东两个工委。1943年1月改称为中共陇东地方委员会，马文瑞再次当选为书记（任职时间为1943年1月至夏）。1947年3月陇东战争爆发后，地委机关先后转移到华池县的新堡、城壕、悦乐、刘坪、元城等地。1949年8月改名为庆阳地委，隶属甘肃省委，地委机关迁回庆阳县城，9月移驻西峰镇。

马文瑞（1912—2004），陕西省米脂县（今子洲县）人，早年接受进步思想，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土地革命时期，他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1940年4月至1942年12月任中共陇东分区特委会书记。1943年1月任中共陇东地方委员会书记。建国后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张振财（1904—1988），甘肃省华池县城壕村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分得30亩地、两头牲口，家境逐渐好起来。1942年，他10天内开荒25亩，加上历年所开荒地，一共种地98亩。当年收获粮食27石。他还组织村民兴办合作社，农闲时从盐池、定边贩运食盐；在村上组织变工队，带领大家发展生产，共同致富。由于成绩突出，1943年3月，被评为华池县劳动英雄。同年11月初，被评为陇东分区劳动英雄，参加分区首届生产展览及劳动英雄大会，获得特委书记马文瑞题写的“劳动英雄”奖匾。1943年12月、1945年1月，两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中共城壕区四乡副支书。1954～1956年，任城壕村城壕高级农业社社长，1963年任城壕大队支书。“文化大革命”中虽遭批斗，但仍坚持植树造林，成果显著。1977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通过对以上三个关键名词的解释，我们大致可了解到“劳动英雄”木奖匾产生的来龙去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初的1937～1940年，其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而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征粮，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另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然而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日本开始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开始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后，国民党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周围增加兵力，并不断制造摩擦事件。1939～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次军事摩擦事件。同时又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密监控，切断了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他们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又以法令禁止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违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国民党还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1941年10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每月60万元），同时实行断邮，其他外援也无法汇兑，外援几乎全部断绝。endprint

尽管财政遇到严重困难，但边区的负担仍然猛增，支出大幅增加。国民党统治区许多人因受国民党当局迫害来到边区；各解放区的干部也陆续来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为保卫边区，中共中央不得不陆续从前方调回一批部队，这样就使边区脱离生产的人员大量增加。1940～1942年，边区又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是1940年的灾情最为严重，致使当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群众生活艰难至极，边区粮食供应陷入极大的紧张和恐慌。毛泽东同志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这种客观形势下，革命需要生产，生产就是革命，大生产已是边区军民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已经成为关乎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环节。

边区各党政机关、军队、学校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纷纷开展自给自足运动。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张振财等一批劳动英雄涌现出来。为巩固大生产运动取得的成果，自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农业展览会起，边区党政军先后举办了农业、工业等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展览会。同时为进一步鼓励干部群众，边区各级政府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召开了各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按劳模们的贡献，分别给予重奖。

当时华池县委书记高伯祥，为宣传张振财的模范事迹，亲自提笔撰写了一篇题为《开荒英雄——张振财》的新闻稿件，这篇稿件后来被《解放日报》刊登。1943年3月，张振财又带头在本村组织了变工队，被推选为队长，当年就使变工队各户共收获粮食280石，比上年增加113石，做到了“耕二余一”。张振财的勤劳能干让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同时也带动同村乃至同乡的农民积极生产。在张振财的带领下，城壕村的植树造林、扫除文盲、优待抗属、改造教育“二流子”和支前、通讯、站哨、防奸等工作都相当出色。由于其表现突出，张振财本人被评为华池县劳动英雄，随后在华池县所属的陇东分区开展的全区首届生产展览及劳动英雄大会中，再次被评为“劳动英雄”。除和代表们一同佩戴大红花外，还特别获得了时任地委书记马文瑞同志亲笔题写木制“劳动英雄”匾额一块。会后，由于交通条件所限，大型木匾一时不便带回家，张振财便将其暂时寄放在礼堂附近的居民家中。后因种种原因，使他终生再未能取回。

1943年11月26日～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举行生产展览的同时，召开了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80人，其中农业代表120人。在此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张振财作为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劳动英雄”代表参加此次大会，并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12月9日毛泽东又召集吴满有、申长林、孙万福、张振财、石明德、刘玉厚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并奖励他们3万元（边币）。大会在奖励劳动英雄的同时，还奖励了淳耀的白原村、延安的吴家枣园、绥德的郝家桥、华池的城壕村、定边的贺家园五个模范村。

1944年12月11日至1945年1月14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即边区群英会在边区参议会礼堂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代表476人，各界来宾五六百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开幕词，朱德、李鼎铭、安文钦等分别讲话。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群英会上发表《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演讲（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总结了劳动模范的“带头、骨干、桥梁”三大作用。张振财再次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并获8万元（边币）奖励。

三、“劳动英雄”木奖匾的价值与意义

“劳动英雄”木奖匾作为一级革命文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遗留下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的物品。它作为文物的一种，既有着文物基本的共性，又具有不同于一般文物的个性。这種特点，决定它具有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双重属性。

（一）文化价值

革命文物作为文物的一种，本身具有着必然的文化价值。“劳动英雄”匾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表彰劳动英雄而制作的特殊奖品，为我们生动还原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真实面貌。木奖匾上的文字，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大生产运动具有积极作用。

（二）精神价值

革命文物是革命历史过程的再现，是中华民族为了自身命运顽强拼搏过程的再现。“劳动英雄”木奖匾的产生，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劳苦大众，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开展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反映出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敢于担当、中流砥柱的革命形象。也反映出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宗旨和与人们群众的血浓于水的情谊。

“劳动英雄”匾是大生产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众多革命先驱精神的凝聚，它所代表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激励我们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的精神食粮。它的传承，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也有利于我们创造出更为辉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梅金娟.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张振财[N].陇东报，2017-04-28（3）.

[3]米晓蓉，刘卫平.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雷兴伟.三八五旅在庆城（上、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5]中共庆城县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庆城历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6]田永强，黄丽宁.走进庆城博物馆[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

[7]庆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县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