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宁
恭亲王奕新去世后，其长孙溥伟袭恭亲王，便是后来的小恭王溥伟。
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爆发了一场旨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兵变，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开始。起义的胜利成功促使腐败的清王朝步入灭亡，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在无计可施之时启用袁世凯，而袁则要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称帝的梦想，要求清帝退位。以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为首，贝勒载涛、载泽及良弼、毓朗、铁良等清宗室贵族成立了“君主立宪维持会”，历史学家称其为“宗社党”。“宗社党”的宗旨是反对共和，坚持君主立宪，保持大清帝制统治，拒绝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但“宗社党”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1912年2月2日，隆裕皇太后拟准清帝退位圣旨，溥伟表示“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已禀请堂上，拟毁家以纾国难，堂上允之，乃尽出古画珍玩，招商变卖”。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书，袁世凯由大清帝国的内阁总理摇身变成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清帝的退位，政权的改变，使大部分皇室成员心灰意冷，过起了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以致民国初期形成了一批提笼架鸟、嫖赌成性的八旗后裔纨绔子弟。为满足奢华的生活欲望，昔日的皇亲国戚变卖祖传文物及房产成为那个时期特殊的社会现象。而在那个动摇和迷茫的时代里，有极少数皇族的遗老遗少仍坚定地抱持着复辟满清帝国的政治信念。以小恭王溥伟、肃亲王善耆为首的“宗社党”骨干始终未停止复辟活动。
溥伟主张组织“满蒙勤王军”武装力量，以武力与民国抗衡，同时联系各方力量，等待时机重掌江山。为解决武力复辟所需的经费，溥伟加紧了“毁家以纾国难，尽出古董珍玩，招商变卖”计划的实施。袁世凯得知溥伟的计划后，大为不满，在1912年2月的一天夜里派兵包围恭王府，拟捉拿溥伟。溥伟得到袁世凯军队中过去好友的密报，与其母逃往山东青岛德国租界避难。而其异母兄弟溥儒与母项夫人、胞弟溥僡等则逃往京北清河二旗村。出逃在外的溥伟依旧与留守恭王府的大管家保持着联系，极力实施“尽出古董字画以纾国难”的计划。
通过上述史料的记载与考证、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小恭王变卖恭王府旧藏文物、艺术品是出于明确的“武装复辟满清帝国”的政治目的，但是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举动，纯属“无奈的挣扎，徒劳的壮举”而已。
山中定次郎：
撬开恭王府宝库的人
1912年2月，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带领着数位同僚，经过繁琐的审批手续后，获准进入森严的恭亲王府。他们是前来购买恭王府旧藏文物、艺术品的日本山中商会一行，而为首的小个子便是商会董事长——山中定次郎。
山中定次郎，1866年7月生于大阪，原名安达定次郎。1894年，29岁的山中定次郎在其岳父的支持下赴国外开设古董店，至1905年，在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地成功建立了山中商会的销售网络。特别是1912年收购中国恭亲王府的文物，使山中商会成为20世纪初世界著名的东方艺术品及古董销售的跨国企业。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教授富田升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中也持此种观点，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恭亲王家的大量历代古玩珍器在辛亥革命前后，差不多都被统一卖掉，而将其买下的是日本东洋古美术商山中定次郎……此批购买对定次郎来说，是一生难得的大赌注，而其成功则使山中商会名震世界。”
1912年初，山中定次郎得到恭王府要出售家传旧藏文物、艺术品的消息，急忙赶赴北京，在友人冈田友次、山中六三郎的陪同下来到恭王府。有关史料是这样记载的：“恭亲王在北京的府邸规模宏大，位于皇宫西北方向。直到1912年，当时其艺术收藏品的购买者经过繁琐的手续才获准进入。在高大的餐厅里，一切都遵照小恭王的吩咐保持着他走时的样子，甚至是～支抽了一半的香烟……院落的后部是大书房，那里除了左右两侧丰富的藏书外，主要陈列青铜器和玉器。距藏书室不远是一幢巨大的两层建筑……这座建筑可以称为‘美术馆，里面有数不胜数的珍宝。”后来山中定次郎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恭王的管家用双手捧起一堆翡翠饰品问道：‘这些东西你打算出多少钱？我心中惊喜，暗想：这次买卖做大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山中定次郎这次收购恭王府旧藏文物、艺术品的“买卖”的确是做大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变迁，我们已无法知道这次非同寻常的收购究竟有多少件文物、艺术品从恭王府流出？山中定次郎的这次掠夺性收购花费了多少钱？这些钱被小恭王溥伟用于哪些“宗社党”的活动？这些不解之谜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研究。
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的渠道
据相关史料记载及考证的线索，恭王府旧藏文物经山中商会收购后，被有计划地分成四个部分，分别在中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地进行不同形式的销售，以使山中商会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在中国的销售
原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主任、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资深鉴定专家、已故国学大师史树青先生生前是恭王府文物鉴定专家组组长，他曾提供了一条有关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的重要线索：中国历史博物馆就有一批“二战”胜利后中国政府罚没的山中商会在中国营销的文物，虽具体数量不明确，是否是恭王府的旧藏不明确，但被罚没的文物统一贴有“罚没山中商会”字样的标签，而且这些文物中不乏符合王府等级的器物，因此不排除有恭王府的旧藏。另外，据史先生讲，在民国时期也曾听说过恭王府旧藏被日本人买走的传闻。研究中国文物流失的专家富田升先生也认为：当时从恭王府收购大量文物、艺术品，选出一部分留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和商店中销售，是符合经营规律的。综合以上的推论，山中定次郎留下一部分恭王府旧藏文物在北京销售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日本的销售
富田升先生在研究中发现，促使中国文物大量流入日本及世界各地的主要运作者是当年日本在华的古董商人，他们的雄厚资本及专业能力决定了他们能够将大量高品质文物以产业化的方式运作，从而获取最大利润。辛亥年前后在中国的日本古董商人，总数大约在6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北京是中国文物资源的集散地，而上海、天津则是当时两大古董出口港。日本古董商在中国收购的文物主要运回日本销售，部分运往欧美销售。当时在北京的日本古董机构有近十家，其中最为著名和有实力的当属山中商会（掌门山中定次郎）和茧（减）山龙泉堂（掌门茧山松太郎）。1912年恭王府旧藏文物被山中商会收购，按惯例应有一部分文物、艺术品被运回日本。由于日本上层对汉文化十分推崇，并以收藏中国文物为荣，按日本古董商的习惯，重要的文物一般会先为日本的博物馆和本国重要收藏机构及个人优先提供，经选择后剩余的文物方进入在本土的销售，再余下者才考虑销往海外。当然，在其收购时，也会有针对性地挑选一部分适合欧美客户的文物，这些文物会被直接运往欧美充实进欧美的商店。从一张山中商会在日本办展销的记录表格可以看出中国文物在展销中的地位与比例，这对恭王府旧藏文物在日本销售的推论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佐证。
在英国的销售
1913年在英国伦敦有一场重要的文物拍卖，那就是“中国恭亲王宝物”拍卖。这场拍卖共推出拍品211件（套），以玉器为主，兼有少量的瓷器，总成交额达6255英镑。这场拍卖的主办者是佳士得拍卖公司和日本的山中商会。从1913年至1940年左右，山中商会在英国伦敦共举办中国文物拍卖会10场，其中当属“中国恭亲王宝物”专场的文物拍品数量最多，单场拍卖成交总额最高。这场拍卖充分证实了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后一部分在英国销售和被拍卖的事实。
在美国的销售
1913年2月27日至3月1日，许多热衷于典藏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机构及收藏家不约而同地汇聚在美国纽约，凶为这里正在举办由山中商会和美国艺术协会组织的“中国皇家恭亲王宝物”拍卖会。这次拍卖共有拍品536件（套），分别有玉器、青铜、瓷器、书画、家具、杂项等六个大类。经过三天异常激烈的竞拍，最终全部拍品郜被一抢而空，总成交额27.62万美元。这次拍卖的拍品全部来自于晚清中国恭亲王府的旧藏，收购这批文物的时间是1912年，而收购的机构和收购人，便是日本的山中商会和山中定次郎。这些内容在拍卖图录前言中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为今天研究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留下了确切的历史考证依据。
美国纽约的“恭亲王宝物”拍卖是山中商会在文物营销历史中最为重要、最为辉煌的一次经营活动。它不但奠定了山中商会在世界范围内文物、艺术品营销的霸主地位，同时也为其拓展、涉足其他经营领域奠定了社会基础和充足的资金基础。这次拍卖也是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后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种类最全、档次最高、拍卖所得收益最多的一次营销活动，同时也是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后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成体系的销售。自此之后，再未见成批量的恭王府旧藏文物销售活动，但零星的重要销售还是时有发生。
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的种类与数量
恭王府旧藏文物可以分为八个类别，即书画、玉器、瓷器、青铜器、家具、杂项、古籍善本、西洋工艺品（老恭王奕訢主政晚清总理各国衙门事务时，与国外使节接触甚多，对于西洋玩意也一直抱有兴趣，因此府中有不少西洋工艺品，光绪时期著名的传媒书籍《点石斋画报》中有·幅“恭邸养疴图”，其中可见恭邸的西洋钟陈设。另外，2008年香港佳上得曾拍过一批来自日本的西洋钟，介绍说出自恭王府，有待考证），具体数量则是·个不确定的难题。目前我们研究证实的只是一小部分。正如研究恭王府文物流失的专家所言，已知的恭王府流失文物只是冰山一角，即使付出百倍艰辛，也许还是难以真正摸清实际数量。下列流失数量统计数据是在现有可证实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1.书画类，约100幅（依据各大博物馆典藏、个人及机构珍藏、拍卖和市场流通出现）；2.玉器类，约800件（依据1913年英国和美国拍卖、日本战后战胜国罚没、拍卖和市场流通）；3.瓷器类，约700件（依据1913年英英国和美国拍卖、日本战后战胜国罚没、拍卖和市场流通）；4.青铜器类，约200件（依据1913年美国拍卖、日本战后战胜国罚没、各大博物馆典藏、拍卖及市场流通）；5.家具类，约200件（依据1913年美国拍卖、北京戒台寺、台北故宫、拍卖及市场流通）；6.杂项类，约300件（依据1913年美国拍卖、拍卖及市场流通）；7.古籍善本，约1000册（依据各大博物馆及图书馆典藏、个人及机构典藏、拍卖和市场流通）；8.西洋艺术品，约20—70件（依据各大博物馆典藏、个人及机构典藏、拍卖和市场流通）。总计约3370件套左右。
1912年山中商会收购大量恭王府旧藏文物，其数量至今无法准确考证，但此次收购不代表恭王府旧藏的全部，因为经研究证实，恭王府此后依旧有珍贵的文物不断零星流出。这说明，山中商会1912年的收购只是恭王府旧藏文物的一部分，甚至可能仅是一小部分，而且文物的等级也可能不是最顶级的。因此，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的时间、流失的次数、流失的原因应该也是多重性的。
恭王府旧藏文物中以书画藏品最为珍贵，许多藏品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老恭王奕言斤在得到他梦寐以求的西晋陆机法帖《平复帖》后，一直爱不释手。到小恭王溥伟时期，索性将其存放书画藏品的房屋改名为“锡晋斋”。而“锡晋斋”另两间存有大量其他文物的厢房则改名为“尔尔斋”和“博古斋”，意为其他文物与此幅法帖相比，只不过尔尔。此外，在《平复帖》后的跋文中，溥伟提到其府上存有唐宋以来古代名家名作一百二十余幅，由此证实了恭邸藏书画的高品质与大数量，从而充分说明了恭邸主人对书画藏品的重视程度。
那么这些重要的书画作品是经谁之手，在什么时候流出恭王府的呢？通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我们大概知道恭王府旧藏书画的流出有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900年“庚子之乱”时老恭王之子载滢因“纵庇拳匪”，被革去爵位以示惩戒。为避更大灾难，载滢拿家藏书画上下打点，确实达到了破财免灾的效果。这是有关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的最早的记录。
第二阶段：1912年小恭王溥伟出于复清的政治目的，“毁家以纾国难”，将大批家藏文物卖给日本山中商会。这批文物中有一小部分书画，但属于家藏书画作品中品质较为一般的。在1913年美国纽约拍卖中便有25幅书画作品，年代自宋至清。 第三阶段：从1920年至1949年，老恭王奕新的孙子，近代著名书画家溥儒（即溥心畲）变卖了大量恭邸旧藏书画作品。溥儒变卖家传书画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政治上的因素，又有生活上的原因。溥儒曾在北京艺专任教，主要教授中国传统绘画，现代著名大书画家启功及台湾现代著名画家刘国松都是他的学生。日本人攻占北京后，接管学校，溥儒愤然辞职，以示抗议。但随后生活来源断绝，为了生计，溥儒不得不变卖书画，《平复帖》便是在1937年因换钱葬母而卖给大收藏家张伯驹的。但应该看到，溥儒的生活标准依旧按昔日王府的旧例消费，显示出奢侈的一面。因此其出售家传书画的目的有着政治与生活的双重性。经溥儒之手流出恭邸的重要书画的数量，有确切依据的应在20幅左右。家具
1913年山中商会在美国纽约拍卖恭亲王宝物时有各类竹木家具类文物13件。但据研究考证，另外至少还有两批恭邸家具成批量地流出。
第一次流出是由于因政治上的原因。1884年3月，慈禧借中法战争失利之故，撤销了恭亲王奕訢的一切职务，令其居家养疾。奕訢经历多年的政坛沉浮后，决意隐退，借养疾为由迁往西山戒台寺隐居，长达十年之久。奕訢此此去西山共带去各类家具66件套，由丁决意淡泊仕途，故所携家具的装饰等级、工艺水准、材质等级都明显趋于平民化，为清中晚期一般的红木实用家具。
第二次流出的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长期展陈的一堂宫廷制作的紫檀家具。展览说明介绍的是：“室内陈列的乃清代恭亲王府邸设置文物，材质多为紫檀木……。”此批家具共计33件套，台北故宫的专家描述这批家具“既华丽又优美，雕工精致，线条流畅，气魄恢弘，不愧为王府用具”。台北故宫于1983年中旬“承行政院拨付专款”征集，执货人介绍这批家具出于晚清恭王府，后辗转上海、香港、台湾，最终有价出让台北故宫。这是一批用材华贵、制作精致、带有明显清宫造办处特征的宫廷家具，属于王府家具中的上乘之品。零星出现的恭王府旧藏文物
除以上有确切史料记录的成批量流出的恭邸旧物外，近年来也可见没有历史资料记载的零星恭邸旧物出现。2009年北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秋拍时曾出现一只紫檀宝座。该宝座靠背素板正中阴刻隶书铭文一篇，阐述了得到这只宝座的经过和宝座出自恭邸的简介。经专家鉴定，一致认为铭文的内容是可靠的。除此之外，香港佳士得、北京嘉德、北京保利等拍卖公司也拍卖过恭王府旧藏文物。
（责任编辑：李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