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裕昌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中，三枚魏晋时期的金印非常引人瞩目。虽然它们不属于那类在展台上能令半个展厅生辉的宏观巨制，却总能博得专家学者们的青睐。因为它们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三枚金印的造型和规格大致相同，皆为驼钮方台，高在2.5～3厘米间，印面边长在2.2～2.3厘米间。驼呈跪姿，微现双峰，驼腹与台面间有不规则的圆形穿孔。印面镌刻阴文小篆，分别为“魏归义氐侯…‘晋归义羌侯”“晋归义氐王”。三印据传均出自甘肃省西和县境内。
玺印文化是展现华夏文明最具特色的窗口之一，源头至迟可追溯到商代。它不仅因载体材质的多样（陶、石、玉、骨、木及各类金属均可为印）而相当普及，又因汉字形体及书法的千姿百态而闪耀着无穷魅力，更因印文内容的包罗万象而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功能。正如文明时代所有文化现象本质上都被政治所主导一样，玺印最重要的社会功能首先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官印在玺印中地位尊严，受仰视的机率最高。官印是国家行政体系职权授予的法制凭证，是军政机构运作过程中必有的纽键性标识，也是持印者地位与威势的物象凝聚。因此，历代统治集团都非常重视各类官印的制作和颁发，对不同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级别的玺印，在质地和形制上都有严格规定。即以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汉印而言，《初学记》卷26引卫宏的《汉归仪》载：“诸侯王印，黄金橐驼纽，文日玺；列侯，黄金印，龟纽，文日印；丞相、将军，黄金印，龟纽，文日章；中二千石，银印，龟纽，文日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鼻纽，文日印。”据出土及传世两汉官印综合考察，上述规定与实情并不完全相符，但这些规定反映了封建王朝对各类官印标准的规范化要求，则无可置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驼钮金印并非如卫宏所说是诸侯王印的常制，而多为拜封少数民族首领的印型。设计者可能意在让印钮喻含西北边域风情，以显示玺印的特殊性质。上文已言及，官印秉承的政治等级因素是依赖印材尤其是印钮形态来体现的，故动物形印钮必然和动物的人文含义相关联。最高等级印钮通行的龙、虎形象，其人文含义尽人皆知，无须赘言；官印中普遍使用的龟钮，也缘自崇龟的古老传统。从新石器时代起，先民即视龟为通神的灵物；至商周，上层社会宗教、政治生活中处位神圣的占卜术，主要即以龟甲为道具。后来龟被定为“四灵”之一，被进一步义理化，说它“背隆象天，腹平法地”，能“见存亡，明吉凶”。以龟为高级官员的印钮形象，显然渗透着这种龟的义理观。骆驼本为西北沙漠草原地区的动物，最初是由西域某些国家进贡到中原的，其体躯粗犷，性情温顺，又能忍辱负重，于是很自然地被华夏至尊的政治哲学赋予了西北边域归附中原王朝的物象含义。驼钮不见于先秦而盛行于魏晋，正是因为东汉以后西北民族大量内迁，常同西北游牧部落相伴的骆驼形象，已被中原社会所熟悉并关注。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三枚驼钮金印，印主全是氐、羌首领，而且，印文既不称“玺”，也不称“印”，而直言王、侯。这大约都与其为边域民族首领印玺的特殊性质有关。甘肃省博物馆所藏三枚金印均出自西和县境，也正是魏晋时期氐、羌诸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三印均以“归义”冠爵号，也正是当时中央政府处理边域民族问题的政治用语。“归义”乃“慕义归化”的简缩，昭示边域民族归附中原王朝，合乎崇高的大义。三印有个共同特点，即时代性彰然，印文明确标示朝代。晋代历时稍长，且封授少数民族首领以侯、王爵号颇多，故印主无从考起。值得特加关注的是“魏归义氐侯”印。曹魏政权存时较短，且封爵不滥，史事较易追寻。《水经注·漾水》云：“汉献帝建安中，有天水氐杨胜者，世居陇右，为氐大帅。子驹，勇健多计，徙居仇池，魏拜为百顷氐王。”《宋书·氐胡传））述此事，杨胜为杨腾，而杨驹只是“以百顷为号”，并未受封，“驹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杨驹和杨千万都是建安年间人，是时曹魏政权尚未建立，曹氏虽然实掌朝廷大权，但还不可能以魏的名义封赐爵号。而且史言封拜的是“氐王”，与印文“氐侯”也不相符。所以，杨驹和杨千万都不可能是此印的印主。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延康元年（220年）“蜀将孟达率众降。武都氐王杨仆率众人内附，居汉阳郡”。汉阳郡原为从秦陇西郡分出的天水郡，曹魏时复称天水郡；到北魏，又把天水郡南部地域分出，再设汉阳郡。所谓“汉阳”，实指西汉水之阳。在嘉陵江尚未完全形成前，今嘉陵江上游支流的西汉水与汉水是通流的，而且就是汉水上游的主流，故汉晋时常直接称西汉水为汉水。关于此，晋代以前的古史地志言之甚明，无须赘举。北魏重置的汉阳郡，郡治就在今西和县北部的长道镇；东汉时的汉阳郡郡治虽在冀（今甘谷县东），但辖域含今西和县。所以，史言氐王杨仆归魏后所居之汉阳，同此印所出的西和县境是相符的。杨仆归魏后是否受封，史未明言，但就当时魏、蜀争夺对氐、羌控制权的情势而言，封拜侯号以奖前励后，是完全可能的。在魏国历史上，氐族首领率众归附的记载，就这么一次，正在张罗“禅位”的魏文帝，对此事是看得很重的。纪文裴注引《魏略》载曹丕的手令，言及对蜀降将孟达的封拜并使之领新城太守，下文接日：“近复有扶老携幼向王化者。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衰，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显然，曹丕所言即指杨仆的率众归附。他把此事同孟达的投降联系起来，视作曹氏政权仁义明德对边裔的感召。为此他大做文章，将之与夙沙之民奉炎帝、豳国之民拥古公这类著名史事相比附，高扬了一番“慕义归化”的大旗。不要忘了，曹丕即将荣登帝位，正需要这样的盛事来烘托其“圣威”。所以，他既封拜了孟达，也必将封拜杨仆，否则他不会下达如此自得的“手令”。不过他对杨仆的封拜，当在登帝位之后，史文可能漏载了。如佘言不虚，此印的主人很可能便是杨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