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发展研究

潘景林

[关键词]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建设

[摘要]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开始的17年中，北京在改造旧有博物馆的基础上筹建了一批新型博物馆，从而形成了共和国首都博物馆体系的雏形。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北京的博物馆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失误与曲折，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研究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的发展，有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今后博物馆的发展也有诸多启示意义。

“共和国十七年”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的17年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博物馆获得新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首先从接管、整顿和改造旧有的博物馆开始，以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为重点，于1952年底基本完成；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北京地区逐步创造条件筹建了一批新型博物馆，到1965年底，北京地区已经拥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15座，基本上形成了共和国首都博物馆体系的雏形。

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发展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北京博物馆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失误与曲折，从而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尤其是“左”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博物馆应有的工作秩序和正常发展。研究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的发展状况，有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今后博物馆的发展也有诸多启示意义。

一、发展概述

1.接管和改造旧有博物馆

北京第一个正式博物馆，是由著名的教育家、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倡议，经过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的热心筹划，于1912年7月在北京国子监旧址筹建的历史博物馆，这也是由国家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国立公共博物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北京地区又相继筹建了交通博物馆（1913）、古物陈列所（1914）、地质矿产陈列所（1916）、天文陈列馆（1933）等博物馆十余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25年10月10日正式开放的故宫博物院。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博物馆代表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初创阶段，对于表现古都北京的精神风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时期政局不稳，经济发展落后，人才匮乏，导致博物馆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此外，由于战火的破坏和社会动乱，北平解放前夕，北京地区的博物馆萧条冷落，多数已经难以继续维持，只剩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勉强支撑，博物馆事业已濒临绝境。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9日，北平市文化接管委员会派代表钱俊瑞、陈微明、尹达、王冶秋正式办理接管故宫博物院事宜。3月2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尹达、王冶秋接管北平历史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根据中央文化部提出的博物馆应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开始对旧有博物馆进行改造。改造工作以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历史博物馆为重点，确定各博物馆的性质、方针和任务，改革机构，改造原有的陈列内容，整顿文物库房管理，加强群众宣传工作，努力清除旧时代的影响。

（1）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工作

1949年4月，故宫博物院新的业务方针确定为：“要利用文物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启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协助国家建设事业为工作之目标。”1951年，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和历史经验，调整了院内结构，改变了过去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三馆鼎立的局面。古物馆被分为保管、陈列两部，保管部专司文物藏品的保管，并开始文物的清点和整理工作；陈列部专事陈列展览，先后布置了《清代革命史料》《帝国主义侵华史料》等展览。新设群众工作部，增加了为观众服务的项目。图书馆不变，文献馆改称档案馆，其他有办公处，下设人事、行政、工程、守护四组。

除了调整院内结构，故宫博物院还进行了古建修缮和院容整理。针对当时情况，博物院制定了“着重保护，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古建维修方针，定出了古建修缮的近期计划和长远规划。为了保证古建安全，上世纪50年代还陆续在院内高大的宫殿建筑上安装了避雷针。此外，故宫博物院对紫禁城内外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和整顿，1952年6月开始清运院内各处积存的渣土、垃圾，9月疏浚院内金水河。院容清理工作于1952年底基本结束，共清理垃圾18.3万立方米。

对于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工作是符合新的时代方向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有利于博物馆功能的发挥，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协助国家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2）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改造工作

对于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对博物馆陈列的改造。民国时期，历史博物馆的陈列看起來洋洋大观，但内容却是零乱不堪的。1951年，中央文化部确定了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方针，即：“中国通史陈列要以科学的历史观点和方法，将中国按年代、事件、人物布置陈列；设立物质文化专题陈列室；陈列中应贯彻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新的陈列方针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零乱不堪如同摆古董摊式的陈列布置，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新的科学的陈列设计，使得文物展品与时代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到1952年底，北京地区基本完成了对旧有博物馆的改造，使旧博物馆在本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对博物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筹建新型博物馆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筹建新型博物馆的任务也提上日程。新型博物馆的建设“打破老的建馆程序，采取边筹建边开放的方式，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满足社会对精神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新馆建设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一五计划”时期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执行。通过学习苏联莫斯科地志博物馆的经验，北京市开始筹备建设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计划建成反映北京自然、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面貌的综合性地志博物馆。1954年，筹备处正式成立，限于当时的条件，基本陈列工作从“社会主义建设之部”着手准备。此外，徐悲鸿纪念馆（1954）、北京鲁迅博物馆（1956）、周口店中国猿人展览馆（1953）以及北京天文馆（1957）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

在这一时期，博物馆以社会教育作用为主旨，通过各种陈列展览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普及科学知识，现实教育的意义大于历史教育。

（2）国庆十周年献礼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在首都建立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也决定在北京兴建军事博物馆，迎接国庆十周年。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三大馆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各方有效配合，建设任务顺利完成并准时开放。

除了三大馆的建设，国庆节前竣工的博物馆还有北京自然博物馆（1958）、中国地质博物馆（1958）、定陵博物馆（1959）、民族文化宫博物馆（1959）、农业展览馆（1959）。这些博物馆加上稍后建设完成的中国美术馆（1962），不仅完善了北京的博物馆体系，而且也是建国十周年首都改造与建设巨大成就的反映。这些博物馆规模较大，设备先进，专题性强，藏品丰富，有利于更好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到1965年底，北京地区共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15座（表一），其中既包括社会科学类博物馆，也包括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既包括综合类博物馆，也包括专题类博物馆；既包括地志类博物馆，也包括全国性博物馆。总之，经过17年的建设，共和国首都的博物馆体系已具雏形。

二、建设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强调：“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工作。”1961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重要工作……切实保护文物对于我国的科学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向广大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起着重要作用。”在党和政府的支持鼓舞下，博物馆工作者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积极开展活动，使得共和国十七年间北京博物馆工作呈现出一派繁荣局面。这一期间，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在陈列展览、藏品保管、科学研究，以及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发挥社会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1.陈列展览工作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工作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普及知识，教育民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之下，博物馆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明确博物馆的陈列原则，在丰富多彩的展览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陈列体系，使得陈列展览工作更具科学性。

以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为例，17年间，故宫博物院共举办大小展览116次，基本上形成了“宫廷史迹”和“历代艺术”两大陈列体系，既有相对稳定的固定陈列，也有短期的临时展览和出国展览；中国历史博物馆共举办大小展览52次，其中《中国通史陈列》作为基本陈列，从原始社会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为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大量文物展示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古代灿烂文化，改变了过去零乱不堪的陈列模式，使得陈列更具科学性，更好地反映历史发展规律。其他博物馆也根据自身特点设置了基本陈列和临时陈列，并且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陈列展览，北京天文馆举办展览23次，军事博物馆举办9次，农业展览馆举办7次，首都博物馆筹备处举办5次等。

2.藏品保管工作

文物的保管与收藏是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做好藏品保管工作是为博物馆建设打好基础。这一时期，文物保管工作基本贯彻“妥善保管，提用方便”的方针，把集品和传世品分别登记保管。在党和政府的密切关注下，博物馆工作者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了大量价值较高的文物，尤其是革命文物；此外，还对旧有博物馆的藏品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并对藏品划分了等级标准，完成了一级藏品的科学编目，同时改进了保管方法，健全了保管制度。

以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例，从195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到1961年7月博物馆正式开放，这一阶段藏品的搜集工作围绕着各个时期的陈列缺项及馆藏缺项进行有计划、有目地的征集，并且根据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指示，制定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划分文物等级的标准，对藏品进行了绝品、珍品、常品的划分试点工作。1961年7月正式开放以后，首先确定了入馆文物的初步鉴选程序，确立了藏品总账系统登记制度以及藏品编目草卡审批制度，修订了藏品分类排架方法，设立了时期、物名、人名等8套供管理和检索用的卡式目录。这些做法不仅规范了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而且为博物馆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其他博物馆也在这一时期根据自身特点对藏品的保管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3.科學研究工作

学术研究是博物馆的基本功能之一。共和国十七年问，北京各博物馆在整理文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以鲁迅博物馆为例，1958年编辑出版了《鲁迅手稿和藏书目录》三册，从1959年起，又陆续编辑出版了四编《鲁迅先生手稿选集》，1960年整理出版了鲁迅遗编《俟堂专文杂集》，1962年又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合编《鲁迅收藏的中国现代木刻选集》。这一时期，其他博物馆，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也取得了一定的科学研究成果。

4.群众工作

博物馆的群众工作是博物馆实现其教育职能的重要手段，同时又是博物馆与群众联系的纽带。17年间，北京各博物馆相继成立群众工作部，培养和组织了专业的讲解队伍，认真做好群众参观接待和宣讲工作，并且不断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以故宫博物院为例，1951年群众工作部成立后不久便组织起了一支30多人的知识青年队伍，并将他们培养为共和国的第一批博物馆讲解员。为了更好地做好参观接待工作，博物院降低了票价，并在辅导参观的导游图之外，于开放路线醒目处设置全院或分院参观路线图，从而将故宫复杂的庭院和陈列室清晰地呈现于观众面前。从1958年到1961年，群工部举办了故宫宫殿与文物图片流动展览，工作者深入郊区和外省工地、农村，有时还会背上幻灯深入偏远地区的矿山、部队进行放映、宣传。这些活动普及了知识，教育了群众，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其他博物馆也在这一时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群众工作。

共和国十七年问，北京博物馆的工作者在实践中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在陈列展览、藏品保管、科学研究以及群众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北京博物馆工作的繁荣，也为全国博物馆的发展树立了典范，为日后博物馆，尤其是新时期博物馆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存在的问题

共和国十七年间，北京博物馆建设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问题，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1.“左”的错误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195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随着三大改造的顺利实现，以及“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党内“左”的思想也在滋生，政治上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经济上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忽视客观发展规律，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冒进情绪逐渐反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文化事业的北京博物馆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1）指导思想出现偏差

“左”的错误使得个别博物馆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主要表现为忽视博物馆自身应有的特点，造成同类博物馆之间陈列的雷同。以故宫博物院为例，共和国十七年间，故宫博物院贯穿着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将其建设成为历代艺术乃至古今中外艺术史性质的博物馆，而忽视了其作为明清皇宫的基本特点，在陈列展览方面突出艺术陈列，而在藏品保管方面，宫廷文物不受重视，有些甚至被处理掉了。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偏差长时期影响着故宫博物院的发展。

（2）政治挂帅，突出红线

“政治挂帅，突出红线”是1959年9月22日中央书记处第159次会议上讨论博物馆的展品陈列原则和开放问题时提出的。这一指导方针过分强调博物馆工作要服务中心任务，从而影响了博物馆应有的工作秩序和正常发展。

以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例，《中国通史陈列》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在处理某些历史问题时有些不够实事求是，特别是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另外，盲目地追求教科书的章节，勉强去表现那些不大适合用文物等形象资料表现的历史内容，如比较抽象的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过多地使用图表、书照、美术作品、文字说明等辅助展品，这不利于博物馆语言的发挥，从而影响了陈列效果。中国革命博物馆基本上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线，以党内斗争为核心，以党的自身发展为基本内容的革命史陈列，这与一部全面的、完整的、科学的革命史陈列相差很远。

（3）“反右运动”的干扰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北京博物馆工作也受到干扰，许多业务骨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偏远的农场劳动，这使得博物馆的许多正常工作因缺少业务人员而无法展开，严重影响了博物馆的正常发展。

2.建设主体单一化

共和国十七年间，北京博物馆完全是由政府（或解放军总政治部）高额资金投入建设的，投资主体单一。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由政府大规模集中投入建设，北京博物馆“无论在建筑、设备实施的标准，还是专业人员的配备方面都是处于高起点起步的”，这对于博物馆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建设主体的单一化使得北京博物馆在类型上不够丰富，表现在建筑风格上比较单一，缺少特色；陈列内容政治色彩偏重，离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较定的科研成果，但总体而言科学研究工作还很不到位，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博物馆工作片面强调宣传、教育，对科学研究工作不够重视，另一方面，科研力量比较薄弱，从事博物馆工作的专业人才匮乏，加之“反右运动”的干扰，许多业务骨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而使得相关的科研工作无法展开。

4.缺少国际交流与合作

这一时期共和国的外交局面尚未完全打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也陷入恶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博物馆建设“更多的是向苏联学习和借鉴东欧部分国家的经验”，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交流很少，缺少充分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应该说，博物馆工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从交流与合作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改进自身的工作。由于这一时期缺少国际交流与合作，北京博物馆的工作模式与国际标准化、专业化的博物馆工作模式存在较大差距。

这些问题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反映，也是应当记取的教训。

四、对今后博物馆工作的启示

共和国十七年间，北京博物馆建设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出现过失误与曲折，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研究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的发展对于今后博物馆建设也有诸多启示意义。

首先，博物馆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在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根据博物馆民众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尽量避免其他人为因素或是政治因素的干扰，保持博物馆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独立发展。

其次，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性质的公共事业机构，由国家主导建设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国家主导建设的同时也应该鼓励支持其他类型的博物馆建设，如高校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企业博物馆等。由国家主导建设，多种类型的博物馆共同发展才能使博物馆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各项功能，满足观众的不同需求。

再次，加强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一方面需要博物馆工作者从认知角度提高对博物馆科研工作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需要重视对博物馆从业人员的培养，加强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科研力量。科研人员要充分利用博物馆的宝贵资源，使博物馆真正能够为科学研究服务。

最后，发展博物馆工作，必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要勇敢走出去，在国外举办各项文化展览，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要积极请进来，在国内举办国际著名博物馆藏品展，让国人了解世界，开阔眼界。此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工作经验和办馆理念，开展文物科技保护和培训专业人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特点创新工作模式，提高办馆水平，打造具有世界水平的一流博物馆。

五、结语

共和國十七年是北京博物馆建设的一个高潮时期，在此期间旧有的博物馆经过改造获得新生，一批新型博物馆也建立起来，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北京地区博物馆的发展，也为全国的博物馆建设树立了典范，更为新时期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的发展，既要看到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回避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失误与曲折，其中的经验需要吸取，教训则值得反思，这对于日后北京地区的博物馆乃至全国的博物馆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谷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