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定窑瓷器的鉴赏观

定窑瓷器艺术作品赏析

李鑫

定窑在宋金时期的发展盛极一时，在宋代皇家和文人士大夫的推崇下，成为宋代清雅艺术的典型代表。在元代终烧后，由于其在文人心目中的独特地位，逐渐成为古代瓷器艺术品收藏中最重要的一支，经元明而逐渐确立起其“宋代名窑”的地位。明人的收藏观念经清人继承弘扬，在清末民国时期定型。定窑被列入“宋代五大名窑”的收藏观即沿着这一脉络形成。

明清是定窑鉴藏观的一个成型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传世定窑瓷器特点及真伪辨别的总结及对定窑地位的评定。

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卷下《古窑器论》“古定器”条：“古定器，土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粗而色黄者价低。外有泪痕者是真，划花者最佳，素者亦好，绣花者次之。宣和、政和间窑最好，但难得成群对者。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如白定，俱出定州。东坡诗云：‘定州花瓷琢红玉。凡窑器有茅篾骨出者价轻，盖损日茅，路日篾，无油水日骨，此乃卖骨董市语也。”嘉万时期张应文《清秘藏》卷上“论窑器”条：“定窑有花素、凸花二种，以白色为正，白骨而加以釉水有如泪痕者佳。间有紫色者、黑色者，不甚珍也。”天启年间谷应泰《博物要览》：“（定器）其纹有画花、绣花、印花三种，多因牡丹、萱草、飞凤三种，时造甚有佳器，式多工巧。开列如后。兽面彝炉、子父鼎炉、兽头云板脚桶炉、胆瓶、花尊、花觚、合子内有三四寸者、孩儿持莲叶枕、长样两角碟、四角莲瓣碟、洞宾观音像、水中丞、各种瓶罐、灯擎、大小碗甓、酒壶、茶注、蟾蜍注、瓜注、茄注、菖蒲盆底、坐墩、花囊，以上诸器皆定器上品。定窑器皿，以宣和政和年造者佳。时为御府烧遣，色白质薄，土色如玉，物价甚高。其紫黑者亦少有，余仅见一二种。其器色黄质厚者，下品也。又若古色青溷如油灰者，彼地俗名后土窑，又其下也。”基本抄录万历时期高濂《遵生八笺》，代表了明人对定窑的认识。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汇总之前的观点云：“古定器宋时所烧，出定州，今直隶真定府也，似象窑，色有竹丝刷纹者日北定，以政和、宣和间窑为最好，然难得成对者。有花者日蓝定，出南渡后，然按东坡试院煎茶诗云，定州花瓷琢红玉。则有花者非至南渡后而出也。北贵于南，定窑土脉细，有光素、凸花、划花、印花、绣花等种，多因牡丹、萱草、飞凤，式多工巧，划花最佳，素者亦好，以白色而滋润者为胜，白骨而加以釉水有如泪痕者佳，质粗而色黄者低，土俱白者，其价高于白定，间有紫定色紫，黑定若漆，不甚珍也。”基本上是明清时期对于定窑的认识水准。令人不解的是对“紫定”、“黑定”的评价。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定窑”条：“……间造紫定、黑定，然惟红白二种当时尚之。”将“红定”单列一种实为当时人认识的局限，其与“紫定”当均指定窑的不同色调的酱釉瓷器（图一）。《博物要览》：“其紫黑者亦少有，余仅见一二种。”明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定窑白色居多，紫墨之色恒少，至于墨色，尤为罕见。余生平所见定器，白色者百余，紫色者数十，墨色仅见此一种。”此书今可见福开森《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该书虽被认为系伪书，却也可备参考。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之十癸巳（1773年）《咏定窑瓶子》：“空传紫色及黑色，那辨宣和与政和”，又四集卷之三十一乙未（1775年）《咏定窑凫莲盘》诗后自注：“东坡诗：‘定州花瓷琢红玉，今定窑绝无红色者，故俗谓至粉定而暗花者，多则合‘花瓷之谓矣。”可见明清时期上述两种釉色的定瓷已相当罕见，以至于时人怀疑定窑是否真的生产过这类产品，或可推测为对其评价极低的原因之一。乾隆所说花瓷即白釉暗花者的认识在当时也具代表性，万历间黄一正《事物绀珠》：“古定窑，白色；定州花瓷，白色。”又清佚名《南窑笔记》载：“出北宋定州造者，白泥素描，有涕泪痕者佳，有印花、拱花、堆花三种，名定州花磁是也。”但从前述（（景德镇陶录》所记来看，在清代对“定州花瓷”的认识已有了分歧。

不同于钧窑（秦大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页16-26），定窑在明清瓷器收藏中地位一直很高。《清秘藏》：“论窑器必日‘柴汝官哥定…，给予定窑很高的评价，后世所谓“五大名窑”在此时已初备雏形。高濂《遵生八笺》“论官哥窑器”：“高子日：论窑器必日柴汝官哥。”定窑列于之后，专辟为“论定窑”。万历时期张谦德《瓶花谱》：“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官、哥、宣、定位当今第一珍品，而龙泉、均州、章生、乌泥、成化等瓶亦以次见重矣。”窑器中定窑与官、哥、宣窑仅次于柴窑，为“当今第一珍品”。这种观念在明后期文人清赏类著作的相互传抄中基本成为共识，清人认识大体相沿。乾隆《御制诗》五集卷之二十八丁未（1787年）（《官窑小瓶》：“宋时秘色四称名”，下注“谓汝官哥定”。《南窑笔记》载：“官窑：柴汝官哥定龙泉宣成嘉万维宋明十大窑，盖以诸器毕制，命官专督之”，更是将定窑列为宋官窑。晚清寂园叟陈浏《陶雅》：“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曰均、曰汝、曰定、曰官、曰哥、曰龙泉、曰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概说第一中：“吾华制瓷可分为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今所谓“宋代五大名窑”也被明确提出。

二是皇室贵族的大力推崇，至乾隆皇帝达到顶峰。

明代宫廷定瓷收藏，传吕震《宣德鼎彝谱》卷一中所录为造宣德炉于宣德三年（1428年）圣谕：“数目多寡，款式巨细，悉仿《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开冶鼓铸。”此书虽为明后期伪作，依然可以旁证明代宫廷的大量宋瓷收藏（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页52）。诸王府中亦藏定瓷。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共著录十一件定器，数件藏于王府之中，如“宋定窑仿古文王鼎……余获观于晋府宫中”，又“宋紫定窑蟠虬壶……余见于江右王府。无计得之”。书中著录几件定窑仿古铜礼器（图二）。高濂（《遵生八笺》“论定窑”也提及：“……如兽面彝炉、子父鼎炉、兽面云板脚桶炉、胆瓶、花尊、花觚，皆略似古制，多用己意，此为定之上品。”这类产品在传世品中不多见，相较官窑、龙泉产品较少为人所知。考古发掘中发现这类产品（图三），式样及数量较多的产品集中于北宋晚期地层中，且一直延续至金代后期。两岸故宫所藏奁式炉，过去多认为是北宋定窑产品。相同的产品出于长沙杨家山南宋咸淳六年（1170年）王趯墓（图四），窑址发掘中也证实这类产品的时代为金代后期（图五）。清代宫廷对古瓷收藏风气更盛，除继承自明代宫廷的旧藏，另有大量贡入者，这种情况在乾隆朝达到顶峰。乾隆皇帝个人的鉴赏观受明人影响很大，尤其是高濂《遵生八笺》（谢明良，《乾隆的陶瓷鉴赏观》，收录于谢明良，《中国陶瓷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2007年，页239-271），给予定窑很高的评价，如《御制诗》三集卷之七十一戊子（1768年）《咏陶器瓶》：“窑瓷珍汝定，大辂如椎轮。”又卷之七十四戊子《定窑磁枕》：“磁中定州犹椎轮。”乾隆咏瓷诗中，提及定窑的次数仅次于官窑，远高于其他诸窑。从乾隆对定瓷的认识也反映出其鉴赏水准的提高及其一些独到的见解。如《御制诗》二集卷之四十三壬申（1752年）《宋瓷臂搁》：“是时设有修内司，官汝均定精为瓷。”而五集卷之三十六戊申（1788年）《咏定窑胆瓶》云：“定冶非关修内司”，显示其认识的进步。另如前述乾隆认为“今定窑绝无红色者”，又《御制诗》四集卷之五十七《咏定窑素鳆》诗后自注：“定窑皆白，从无见他色者，东坡诗云：‘定州花磁琢红玉，岂当时原有各色者乎？”可见其谨慎的态度。但其依然未超出当时的一些局限，例如将多件后仿或他窑的器物当做定窑。又如其多次提到“定瓷有芒不堪用”的观点，但又言：“尔时虽是厌光芒，不及官窑用庙堂。岁久光芒销以尽，希珍今亦口金镶”（五集卷之三十六戊申《咏定窑小盂》），“不及官窑用庙堂”，超出时人对“定瓷有芒不堪用”的理解，是其独到之处（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参见蔡玫芬，《故宫学术集刊》，15卷2期，1997年，页65-102）。当然对乾隆皇帝来说，除了对古物的喜爱，包括定瓷在内的陶瓷等收藏，事实上包含着乾隆皇帝的政治理想与诉求（余佩瑾，《乾隆皇帝的古陶瓷鉴赏》，收录于《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页14-40）。

三是古董定瓷的高价买卖。

《格古要论》所载即反映了元明之际的古董市场中定瓷买卖的一般状况。明中期王佐增补《新增格古要论》不同之处是提到“紫定”、“黑定”“价高于白定”，极可能反映了定窑黑釉、酱釉瓷器在古董市场中的价格变化。《历代名瓷图谱》中指出许多当时人对于瓷器的收藏热情，定瓷的价格也极高，如“宋定窑仿古蝉纹鼎……余以十金购之于京师报国寺骨董家”，又如“宋紫定窑蟠虬军……余以玉杯一只易得于吾乡李良实孝廉家。”许次纾《茶疏））：“茶瓯，古取建窑兔毛花者，亦斗碾茶之用宜耳，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定窑最贵，不易得也。”明末张岱（（陶庵梦忆））卷六“仲叔古董”条载“……得白定炉、哥窑瓶、官窑酒叵，项墨林（即项元汴）以五百金售之，静日：‘留以殉葬。”均可证。陈继儒《妮古录》：“余秀州买的白定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此类带“仁和馆”铭的四系瓶，实为13世纪后期彭城窑产品（彭善国，《中原文物》，2004年第6期，页61-65），但这表明当时古董商将他窑产品标榜为定窑以高价出售，以及许多收藏家对定窑认识的局限。

四是定窑的仿烧。

定窑在明清的仿制，一方面是景德镇御窑（器）厂仿烧，源白宫中对定瓷的喜爱。《景德镇陶录》卷三《仿古各釉色》：“白定釉，有粉定、土定，厂止仿具粉定一种。”另一方面是民间仿烧，这是由当时的收藏风气及古董瓷高价买卖催生的。《遵生八笺》：“近如新仿定器，如文王鼎炉、兽面戟耳彝炉，不减定人制法，可用乱真。若周丹泉，初烧为佳，亦须磨去满面火色，可玩。”《博物要览》录其说。当时仿烧古定成风，甚至出现了如周丹泉（时臣）这样仿烧的名家。（（南窑笔记》载：“……今南昌仿者滑石合泥作骨子，纯用碪子釉，不减古釉，花样精致过之。”晚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谈及定窑仿制：“……伪者之釉或大混，或太干或大透亮，或大间淡，万难如旧者之润亮也。……明代成化仿者亦佳，乾隆以后遂无仿之者矣。”民间的仿品往往也被好事者进贡，成为清宫旧藏的一部分。

明清时期的瓷器收藏风气到民国愈演愈烈，这直接导致了古董商人主导的大规模的瓷片盗挖，一大批遗址（如钜鹿古城）、窑址被发现。上世纪20年代叶麟趾先生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定窑遗址所在，其后又经历了多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以及众多遗址、墓葬、塔基等定瓷资料的出土，对定窑的研究才逐渐脱离传统鉴藏观念的束缚，许多只通过传世品无法解决的问题才逐渐清晰。但明清以来形成的“名窑”鉴藏观的影响依然存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刊行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当时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草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均等名窑。”其说为民国三十一年赵汝珍《古玩指南》抄录，将柴窑剔出，定窑更名列第一。至20世纪后半叶，“汝官哥定钧”即所谓“宋代五大名窑”被明确提出，影响至今。这一说法从古董收藏的角度出发，颇有不合理的成分，但定窑以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名窑”称之却也十分恰当。

（责任编辑：李珍萍）